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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打 2006-11-8 16:41

啊-呸-服公告：“市县改革家”系列访谈之一：宋亚平，请你提问

啊-呸-服公告：“市县改革家”系列访谈之一：宋亚平改革是件需要勇气和智慧胆略的力气活历代改革者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结果如何？没有统一的答案在大家提名的“市县的改革家”之中<a href="http://www.xyjjlt.net/bbs/viewthread.php?tid=32130">http://www.xyjjlt.net/bbs/viewthread.php?tid=32130</a>我们先采访的是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原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他陆续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两推一选、干部打工等十四项改革措施目前22个省的乡镇机构改革之发端皆是出自他手其实际影响力被低估今年“十大三农人物”如果没有他将失去代表性商人县长县委书记改革家省政策研究核心智囊历史学者集一身大家可以集中于市县改革乡镇机构改革改革和改革者本身政策探讨等等也可以在跟帖中提任何问题请宋主任选择回答访谈将刊发在《市县领导参阅》上凡是有价值的提问，将获赠本期样刊物提问截至到11月25日在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将陆续采访仇和吕日周  董阳等人请大家密切关注。以下是宋亚平先生的简历和相关报道 　　宋亚平，1957年生，湖北省赤壁市人 　　1986年，获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 　　1988年，辞去公职，到南方务工经商 　　1993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专业博士学位 　　1999年，出任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陆续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两推一选、干部打工等十四项改革措施 　　2004年1月，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align=right][color=#000066][此贴子已经被啊-呸-服！于2006-11-15 11:02:57编辑过][/color][/align]

浅草堂主 2006-11-8 16:59

他开了中国乡镇综合改革的先河。

散打 2006-11-9 12:32

<div class="NewsTitle">省委党校里的热门话题</div><div class="NewsSubTitle">——咸安区区长王玲答同学问</div><div class="font6">熊家余杨发维</div><div> </div><div id="Grid_zoom">从3月1日开学起，省委党校女干部班学员、咸安区区长王玲就成为同学们关注的新闻人物。她不时被同学围着，回答关于咸安干部沿海打工的一个个问题。     问：“请你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干部打工的意义。”     答：“过去都是工人下岗，现在让干部下岗去打工，这是向社会的一个平等宣示。”     “说细一点，可以归纳‘四个挑战’。”王玲说，首先是对咸安干部传统思维方式的挑战。在咸安许多人的眼里，好像当干部高人一等，官本位的思想很浓厚。其次是对行政干部管理体制的挑战。有利于推动打破干部能升不能降，能进不能出，工资能高不能低的僵硬状态。第三，是对沿海打工的187名干部人生的挑战。这些干部年龄大的不超过40岁，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这次打工的人生转折中，优胜劣汰，竞争无情，有的可能脱颖而出，有的可能被淘汰。第四，是对在家干部的挑战。出去打工的优秀干部，两年后回来可能要挑大梁、被重用。在位的干部不做好工作，平庸者就要让位。     问：“出去的人可能有寻到好饭碗的，他们不再回来，你们后不后悔？”     答：“有什么好后悔？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改革发展出力，有什么不好！？”     “有走出去的，也会有引进来的。”王玲补充，打工的干部中有双溪桥镇副镇长黄洋。他2月15日到深圳中原国际贸易公司打工，向台商老板刘锦福宣传咸安的自然资源、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刘锦福很感兴趣，于2月25日随黄洋到咸安考察，商定了一批投资意向，还表示要以当地台商会长身份，向入会的270多个台商宣传咸安，争取他们多到咸安投资。”     问：“担不担心外出的干部找不到工作？”     答：他们抛妻别子，的确有难处（说到此处，她眼里闪出泪花）。但一想到他们将来的前途，一想到咸安的改革发展，又觉得非这样把他们推出去锻炼一番不可。这些出去的干部，都没有向组织上讲价钱。他们做出了榜样，为全区下一步机构改革开了路。在区机关工作的干部，在即将到来的机构改革中有的将到基层去，到边远乡镇去，有的可能还要被分流。沿海打工干部能够千里迢迢外出打工，在咸安的干部就不能到艰苦的地方去，就不能分流出去从事有利于改革发展的工作么？     近日，王玲把省委党校同学们的关注打电话告诉了区委书记宋亚平。宋亚平说：“请你多向全省各地到党校学习的干部请教，征求他们对我区干部打工工作的意见，以利于我们进一步把这项工作做好。”</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咸宁之窗  来源日期：2004-2-24   </div>

散打 2006-11-9 12:35

<div class="NewsTitle">宋亚平改革：减轻农民负担</div><div class="font6">杜若原</div><div class="NewsTitle"></div><div> </div><div id="Grid_zoom">近年来，全国一些地方农民负担出现反弹，而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通过不断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着遏制农民负担反弹的有效办法——     三项措施保乡镇机构分流精简     机构精简动“手术”一条对应减负的“下降线”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享有“中国桂花之乡”的美誉。如今，年年减负，农民们种桂花的积极性更高了。     桂花镇刘祠村一组村民刘纯淦种了两亩多责任田。过去除了要承担农业税外，还要承担特产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等五花八门的税费。1999年至2000年，刘纯淦家每年负担达328元，每亩负担120元。农村税费改革送来一缕春风，2002年，他们家的总负担减至142元，每亩负担52元；到今年总负担更是减至49．3元，每亩不到18元。     农村税费改革使咸安实现了户户减负。1999年，全区农民负担总额为4473．35万元，亩平119．8元，人平160．7元；今年，全区核定的农民负担总额减少到2084．19万元，亩平和人平负担分别降至56．7元和66．6元。     农民负担一降再降，原因何在？因为咸安区有一条与农民减负对应的“下降线”：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从2000年春开始，咸安先后推出13项改革举措，由财政供养的机构、干部一年比一年少。2000年3月，咸安对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了第一次“大手术”，撤并区直行政机构14个，分流2000多人，清退编外人员214人。2001年初，改革的触角又伸向乡镇，全区乡镇办由21个撤并为12个，精减党政班子成员104人、财政供养人员484人。     这场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使全区12个乡镇内设机构精简为党政综合、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财政税务4个办公室；机关工作人员由774名减为341名，比核定编制减少132名，首次出现了编制富余的现象。据当地财政部门测算，近3年来，全区人员分流共节约人员经费3957万元，节约办公经费1080万元。     “五保合一”促保障“干部打工”闯市场     一系列保障分流的举措     有人说，咸安的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确，精减干部近半数，这么大的举动，却没有出现一起找领导说情或上访、闹事的现象。干部良好的心理素质从何而来？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说：“五保合一”这个“减震器”和“安全网”以及选派干部到沿海打工的举措，使干部淡化了官本位思想，能冷静对待个人得失与竞争。     1999年11月，咸安区率先在湖北实施“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全区所有用人单位，全面推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从而建立一个实现了统一参保对象、统一费率、统一征缴、统一发放、统一管理“五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目前，“五保合一”已覆盖全区所有438个单位的29950余名干部职工，从根本上解决了分流干部、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     “五保合一”为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2000年以来，咸安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先后有3000余名干部职工分流。乡镇农机站、农技站等“七站八所”事业单位顺利转变成社会中介组织。     有了“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障网，分流人员除每月领到210元基本生活费外，其余部分由财政或单位投入全员社会保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全区有700多名分流人员创办了90多个实体，500多人外出经商，还有200余人从事个体经营。     2001年开始，咸安区委每年选派一批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的优秀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自谋职业，为期两年。打工佼佼者归来后都被委以重任。现在12个乡镇新当选的近半数党委委员，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打工经历。落选的干部也大多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打工干部陈茂红落选后说：“我此次落选班子成员，很多人以为我会有很重的思想包袱，其实不然。经受打工锻炼后，我知道了市场经济的一个规则就是优胜劣汰。”     以服务农民、发展经济为第一责任     一块生机勃勃的热土     采访途中，记者遇到了贺胜桥镇党委书记李平，他刚帮几户农民栽完速生丰产林，手上满是伤痕和血泡。李平感慨地说，乡镇干部精减后，现在手头的工作比往年同期要翻了两三倍，压力也比以前增加了好多。咸安区委、区政府深刻地认识到，精简机构和精减干部，只是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而要从治本上着手，还必须下大力气转变乡镇职能，乡镇干部要以服务农民、发展经济为第一责任。     桂花镇因多野生桂花树而得名，但由于繁殖技术不过关，没有一户农民愿意大规模种植桂花，党委书记镇权引来了科技人员，制定了每种一亩桂花补助50元苗木费等优惠政策，自己带头搞了两亩桂花苗木示范基地。在干部的带动下，农民纷纷在地里种起了桂花树。今春咸安区共销售桂花苗木300多万株，收入400多万元。     过去以收粮收款为主要任务的干部如今走村串户，为农民充当了“宣传员”、“信息员”的角色。马桥镇濯港村村民潘明厚根据干部提供的信息，扦插了2万株桂花苗，今年这些树苗被客商以0．6元一株的价格全部收购，赚了1万多元。     负担的减轻，政府和干部的因势利导，使咸安农民信心倍增，外出打工者成群成群地返回故里。前不久，听说镇里要开退耕还林现场会，横沟桥镇付桥村党支部书记佘连生匆匆赶到镇里反映：“我掐算过，镇里分到村里的指标不到100亩，可听乡亲们的口气，500亩还满足不了要求。”镇委副书记黄小洪告诉记者：“现场会上，全镇4000亩退耕还林计划分解到各村，没一个村不说分少了。直到下午两点，各村的党支部书记饭都顾不上吃，还在争指标。”     采访结束，记者穿行在咸安的乡野田畴间，放眼望去：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一片片亭亭玉立的意杨林，一山山郁郁葱葱的楠竹……一切都充满了勃勃生机。     改革措施要配套     胡健     机构臃肿、人员膨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是乡镇机构经费入不敷出，农民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要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到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如果不同步进行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乡镇干部要吃饭，庞大的乡镇机构要正常运转，农民负担反弹又势所必然。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正是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经验。     应该说，全国许多地方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路与咸安区相同，即在“减人、减事（机构）、减支”上做文章。但其中一些地方却又出现农民负担减轻又反弹的局面。原因就在于改革没有配套措施，流于形式。如乡镇机构人员分流只是简单的减人，结果只是分流在纸上，分流出去的人员百转千回仍由财政供养。     而咸安区在人员分流上并不是简单的减少人员，而是采取了多项配套措施。一是“转”，为干部办理“五保合一”，让有一技之长的“七站八所”工作人员无后顾之忧，敢于下海办企业，或搞科技示范点。二是“变”，将乡镇的涉农部门转变为经济服务组织，既分流了人员，又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更直接的服务。三是“送”，让一部分干部出去打工，在发达地区锻炼本领。正是这些措施，使干部走出去比较“放心”、比较积极，消除了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     咸安区的经验说明，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单兵突进”，农村税费改革必须与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相配套，整体推进，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改革取得长久效果。</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03-6-9 </div>

散打 2006-11-9 12:40

<div class="NewsTitle">跳出黄宗羲定律</div><div> </div><div id="Grid_zoom">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在湖北省是个有名的“改革书记”。为提高咸安区干部队伍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他们的改革意识，他曾将三分之一的区乡干部派到南方去打工锻炼，每人每月只发给五百元工资，其余的，就全靠自己在社会上打拚，因此，大家又把他喊成“打工书记”。     二OOm年八月，宋亚平慕名来到合肥，想亲自听一听倡导农村税费改革的何开荫谈一谈正在安徽试点中的这场“费改税”。然而何开荫开门见山的一句话，却大大出乎他的意外。     何开荫说：“‘费改税’不过给农民减轻了三四十元的负担，我们现在就是税费全免，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它也不可能引起中国农村经济发生质的变化。”     宋亚平多少有点儿诧异地望着何开荫。     何开荫说：“我的理解，改革就应该是创新，体制的创新，机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重大改革，那就应该是一场革命。”     接着，他引用邓小平早在一九A．Ik年六月七日就说过的一句话：“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的前进。”     引用了邓小平“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改革”的话，何开荫才又说道：“‘费改税’只能减轻一点农民过重的负担，并不能解决主要矛盾。自从大包干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农村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矛盾，正是因为当时的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而且，又是处在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位置上，我们才选择它作为突破口，先把农民过重的负担减下来，同时把其他深层次的矛盾，全都逼到层面上来，然后按其轻重缓急分别采取对策逐个加以解决。”     “遗憾的是，”何开荫无可奈何地对宋亚平说，“设在财政部的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缺乏了解，竟把这场改革简单化为‘费改税’，尽管这种‘费改税’在减负和改善干群关系，在安定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却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难，使得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难以顺利地深入下去，甚至在一些先行改革试点的地方，农民的负担又出现了反弹。究其原因，很简单，因为财政部只是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它不可能代替其他的部门制订政策。因此把‘费改税’视作中国农村第三次重大的改革，那是误会，重大改革的标志是把农村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为此我们曾大声疾呼，不断提出改善眼下‘费改税’方案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声音毕竟太微弱了，感到了力不从心。”     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现在，何开荫面对来自湖北省的“改革书记”，谈起农村改革的事，他差不多就把几个月才能说的这么多话，一下全说了。他说：“税费改革其实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它上连着农村户籍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连着农村基层财税体制、财务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最重要的乡镇村级机构的改革。总之，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十分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此重大的一场改革，必须由总理和分管副总理亲自领导，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把改革办公室设在国务院的一个综合部门，从各相关的部委抽调出熟悉业务并懂得政策的精兵强将从事这项工作。首先，由财政部修改和完善税改方案，使之能带动其它改革，然后，由粮食部门制订新的粮食购销政策并进行体制改革；由教育部修订义务教育法并由各省制定实施细则；由公安部制定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由人事部制定乡镇机构改革的方案；由农业部制定农村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案；由民政部制定村级机构和农民社会保障方案；由卫生部计生部门制定农村公共卫生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方案；环保与国土资源部结合农业部制定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并创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带领农民搞好农业结构调整。所有这些方案汇总到，综合改革办公室，进行协调和修订，最后形成相互配套的综合改革方案，以实现整体推进。这样才能夺取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彻底胜利，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这么一说，倒引起了宋亚平的共鸣。因为宋亚平过去就在基层工作多年，对“三农”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在这些方面，他也是早有研究的。     于是二人就如何有效地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农村进步以及农民富裕的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人都认为，对中国今天的农业首先应该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县乡两级由此导致的减收，可以通过减事减人减支的办法解决。这样，中央和省里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就能够完全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农村的卫生事业。     两人都还认为，在对中国农业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可以推行“无为而治”的方略。     将目前的五级政府逐步恢复为三级政府，并乡建镇，将现在的乡镇政府改为镇公所，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如果当前条件不具备，可以先行大规模精简乡镇机构，采取党政干部交叉任职的办法，将“四大家”合为一家，坚决压缩乡镇领导干部的职数和人员的编制，分流冗员。至于乡镇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垂直管理的之外，一律改制为中介服务机构或专业经济组织，改制后的“七站八所”只能紧密围绕农村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发展要求，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单位。村委会原则上不再赋予行政管理的职能，逐步扩大村委会的民主权利和进一步规范村委会的自治行为。与此同时，支持和帮助广大农民成立有着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内涵的各级农会组织，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坚决放开粮食的收购价格、放开粮食的购销市场；把土地还给农民，允许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序地流转；鼓励和支持农民向城市迁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发展机会面前地位的平等。这些，都十分重要。     同样还要积极探索由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结合农村扶贫政策和其他民政补贴政策，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也都必须着手去做。     还要逐步加大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还要改革农村的金融管理体制，放开搞活农村金融……     何开荫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有过多次农村税赋改革，唐有‘两税法’，明有‘一条鞭法’，清有‘摊丁人亩’的变法措施，那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收费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农民不堪重负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费为税，化繁为简，官收官解。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是可以做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曾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称其为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何开荫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过去毕竟不同了，我们多么希望，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人，能够跳出这个历史的定律。”     宋亚平回到湖北省咸宁市后，不久，就将他和何开荫商讨的意见梳理出十二条建议，上书省委书记；何开荫随后也写出十分详细的改革方案，再次直言进谏中央。</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摘自中国农民调查  来源日期：2004-2-29 </div>

散打 2006-11-9 12:42

<div class="NewsTitle">鄂187干部深圳打工:头破血流是财富</div><div> </div><div id="Grid_zoom">2月16日，本报《咸安打磨人才187名干部“变成”打工仔》的消息一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随后，本报以“咸安干部去打工”为栏题进行了跟踪报道。中宣部对这一系列报道，给以高度赞扬。     6月10日晚9时15分，咸安打工干部代表陈亚平、刘明灯和区委书记宋亚平及武汉大学教授周运清，应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崔永元之邀，一起走进央视演播厅。     现将据电视录像整理的材料节录如下:     【编者按】2月16日，本报《咸安打磨人才187名干部“变成”打工仔》的消息一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随后，本报以“咸安干部去打工”为栏题进行了跟踪报道。中宣部对这一系列报道，给以高度赞扬。     6月10日晚9时15分，咸安打工干部代表陈亚平、刘明灯和区委书记宋亚平及武汉大学教授周运清，应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崔永元之邀，一起走进央视演播厅。据楚天都市报消息，现将据电视录像整理的材料节录如下。     “头破血流”也是财富
    崔永元：今天，我们把187名咸安干部中的两位请到了现场……这个是刘明灯同志，为了到人才市场去找工作，他“伪造”了一些简历(笑)……     刘明灯：开始我给了自己一个高定位。一再失败后，有几位同学过来提醒我：这里请的是能够帮他干事的人，不是请领导啊。     崔永元：我还找到了刘明灯的日记本，我念一念。3月17日，他说“看来我必须降低标准，一周来的寻寻觅觅，虽然剩下来的是失望和沮丧，但值得总结的经验却很多。”崔永元：刘明灯说，干部打工磨炼了意志，为干部学习培训探索了一条新路。这个我倒要好好问问。     刘明灯：我过去在“家”里，参加过的培训也很多。出去看了以后觉得很感动，但回去以后自己又重新融回了那么一种环境中去。后来宋书记(指宋亚平)跟我讲，你还是到沿海去，就是碰得头破血流也是一种财富。     区委书记下过“海”
    崔永元：宋书记你这招挺高的，既让干部得到了锻炼，又腾出了一些位置———既然这个办法那么好，为什么您不去呢？     宋亚平：恰好十年前我就是这样下海的。我当时研究生毕业以后，分到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很好的。1988年，我揣着老婆给我的280元钱，站着乘火车到了广州。三天后，280块钱用了90多块。没办法，就到一个长途汽车站替别人扛包，扛了9天，第一天扛来了17块钱。     崔永元：您走过这样一条路，就觉得再用这样的方式，还可以打造一批像您这样的优秀干部，所以就让他们打着包都下去了。     宋亚平：我想出这一招，是因为我觉得一些地方不发达，无非是三大原因：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开放不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三个不够”说到底是干部问题。观众席上的“重磅炸弹”     崔永元：现在我们把剩下的时间留给现场的观众，问题不怕尖刻，哪一位？     观众：你们这样一个做法，是不是有给别人看的意思？     宋亚平：有人可能说是做给领导看的，但我觉得这个动作确实是触动了干部体制改革这根敏感的神经。一个打工干部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最近经历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他那个单位要招聘两个职位，结果六个人去试用。他就拿出了内地的老一套，想给这个老板送点儿红包。没想到，他把红包一送，老板当场宣布：你出局。     观众：两年不让回家，都有妻儿老小，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宋亚平：这个事情，最早是去年4月份提出来的，一年以后才开始操作。今年2月15日，187名干部整装出发，只是水到渠成的一种结果。社会学家的科学评价     崔永元：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周运清教授，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周运清：我一直在跟踪研究。去打工的这些干部，是落后地区的干部。在这样落后的状况下，要跟上改革的步伐，要发展，必须走向市场前沿。这不单是观念问题，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其它的问题，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完的。但是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应该培养这样的干部：以市场为本位、以效益为目的。</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大洋网<div class="NewsTitle">鄂187干部深圳打工:头破血流是财富</div><div class="NewsTitle"><hr size="1"/></div><div class="font4">【<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31440#bbs">我要评论</a>】【该文章阅读量：1182】【字号：<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31440#">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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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31440#">小</a>】</div><div> </div><div id="Grid_zoom">2月16日，本报《咸安打磨人才187名干部“变成”打工仔》的消息一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随后，本报以“咸安干部去打工”为栏题进行了跟踪报道。中宣部对这一系列报道，给以高度赞扬。     6月10日晚9时15分，咸安打工干部代表陈亚平、刘明灯和区委书记宋亚平及武汉大学教授周运清，应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崔永元之邀，一起走进央视演播厅。     现将据电视录像整理的材料节录如下:     【编者按】2月16日，本报《咸安打磨人才187名干部“变成”打工仔》的消息一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随后，本报以“咸安干部去打工”为栏题进行了跟踪报道。中宣部对这一系列报道，给以高度赞扬。     6月10日晚9时15分，咸安打工干部代表陈亚平、刘明灯和区委书记宋亚平及武汉大学教授周运清，应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崔永元之邀，一起走进央视演播厅。据楚天都市报消息，现将据电视录像整理的材料节录如下。     “头破血流”也是财富
    崔永元：今天，我们把187名咸安干部中的两位请到了现场……这个是刘明灯同志，为了到人才市场去找工作，他“伪造”了一些简历(笑)……     刘明灯：开始我给了自己一个高定位。一再失败后，有几位同学过来提醒我：这里请的是能够帮他干事的人，不是请领导啊。     崔永元：我还找到了刘明灯的日记本，我念一念。3月17日，他说“看来我必须降低标准，一周来的寻寻觅觅，虽然剩下来的是失望和沮丧，但值得总结的经验却很多。”崔永元：刘明灯说，干部打工磨炼了意志，为干部学习培训探索了一条新路。这个我倒要好好问问。     刘明灯：我过去在“家”里，参加过的培训也很多。出去看了以后觉得很感动，但回去以后自己又重新融回了那么一种环境中去。后来宋书记(指宋亚平)跟我讲，你还是到沿海去，就是碰得头破血流也是一种财富。     区委书记下过“海”
    崔永元：宋书记你这招挺高的，既让干部得到了锻炼，又腾出了一些位置———既然这个办法那么好，为什么您不去呢？     宋亚平：恰好十年前我就是这样下海的。我当时研究生毕业以后，分到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很好的。1988年，我揣着老婆给我的280元钱，站着乘火车到了广州。三天后，280块钱用了90多块。没办法，就到一个长途汽车站替别人扛包，扛了9天，第一天扛来了17块钱。     崔永元：您走过这样一条路，就觉得再用这样的方式，还可以打造一批像您这样的优秀干部，所以就让他们打着包都下去了。     宋亚平：我想出这一招，是因为我觉得一些地方不发达，无非是三大原因：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开放不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三个不够”说到底是干部问题。观众席上的“重磅炸弹”     崔永元：现在我们把剩下的时间留给现场的观众，问题不怕尖刻，哪一位？     观众：你们这样一个做法，是不是有给别人看的意思？     宋亚平：有人可能说是做给领导看的，但我觉得这个动作确实是触动了干部体制改革这根敏感的神经。一个打工干部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最近经历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他那个单位要招聘两个职位，结果六个人去试用。他就拿出了内地的老一套，想给这个老板送点儿红包。没想到，他把红包一送，老板当场宣布：你出局。     观众：两年不让回家，都有妻儿老小，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宋亚平：这个事情，最早是去年4月份提出来的，一年以后才开始操作。今年2月15日，187名干部整装出发，只是水到渠成的一种结果。社会学家的科学评价     崔永元：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周运清教授，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周运清：我一直在跟踪研究。去打工的这些干部，是落后地区的干部。在这样落后的状况下，要跟上改革的步伐，要发展，必须走向市场前沿。这不单是观念问题，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其它的问题，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完的。但是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应该培养这样的干部：以市场为本位、以效益为目的。</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大洋网</div></div>

散打 2006-11-9 13:08

<big>“海选”推荐乡镇党委成员候选人</big> 记者张双武 <hr size="1"/>【<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xjzl/readnews.asp?newsid=%7BDB7FBEF2-60C1-4F8C-9464-FC5A7F4AA5AA%7D#maillist">我要评论</a>】                        【本文阅读量：143】                          字号【<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xjzl/readnews.asp?newsid=%7BDB7FBEF2-60C1-4F8C-9464-FC5A7F4AA5AA%7D#">大</a>
<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xjzl/readnews.asp?newsid=%7BDB7FBEF2-60C1-4F8C-9464-FC5A7F4AA5AA%7D#">中</a>
<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xjzl/readnews.asp?newsid=%7BDB7FBEF2-60C1-4F8C-9464-FC5A7F4AA5AA%7D#">小</a>】 <big>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在全国率先实行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乡镇党委成员候选人须由全镇共产党员、非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海选”推荐。截至昨天，该区参加“海选”的人数达1.8万人，全区12个乡镇的108名领导成员，都经过了群众“海选”和代表直选。       与此同时，该区所有乡镇已实行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家”合一。改革后的乡镇干部人数减少了62％。       据该区区委书记宋亚平介绍，此次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两票”推选，竞争择优。该区乡镇党委成员候选人须由全镇共产党员、非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海选”推荐；委员、书记、副书记均实行差额选举，并由代表大会直选产生。二、交叉任职。乡镇党委产生后，按法律程序实行党政交叉任职，即党委书记兼镇长，一名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一名副书记兼人大主席团主席和纪委书记，一名副书记兼政协工委主任，另5名委员中有3名分别兼任副镇长。三、机构合并。乡镇内设机构合并为4个办公室，即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发展办公室和财政税务办公室。       咸宁市委书记李明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改革后出现的乡镇机构设置与市直部门不对口问题，市委已明确指示职能部门不干预、不挑剔，并要主动配合。</big>来源:中国青年报      与此同时，该区所有乡镇已实行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家”合一。改革后的乡镇干部人数减少了62％。       据该区区委书记宋亚平介绍，此次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两票”推选，竞争择优。该区乡镇党委成员候选人须由全镇共产党员、非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海选”推荐；委员、书记、副书记均实行差额选举，并由代表大会直选产生。二、交叉任职。乡镇党委产生后，按法律程序实行党政交叉任职，即党委书记兼镇长，一名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一名副书记兼人大主席团主席和纪委书记，一名副书记兼政协工委主任，另5名委员中有3名分别兼任副镇长。三、机构合并。乡镇内设机构合并为4个办公室，即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发展办公室和财政税务办公室。       咸宁市委书记李明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改革后出现的乡镇机构设置与市直部门不对口问题，市委已明确指示职能部门不干预、不挑剔，并要主动配合。来源:中国青年报

散打 2006-11-9 13:10

<div class="ftitle">咸安政改“地震”</div><div></div><div id="p_content">　　□张双武 　　刚刚告一段落的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犹如一场强烈的“政改地震”。“地震”时间是2003 年1月13日至19日和2月13日至19日。“震中”距离湖北省省会武汉市80公里，“震幅”波及咸安区全部12个乡镇“四大家”（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成员234名、乡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540名，以及“七站八所”（农机站、农技站、司法所、房管所等）工作人员771人。“海选”乡镇党委委员候选人26岁的刘琼原是咸安区横沟桥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股级干部）。1月13日，根据咸安区委、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决定》，刘琼自愿报名参加横沟桥镇党委委员竞选。刘说：“我要向群众发出一个请求，希望给我一次机会。同时，我也向群众承诺，如果大家选了我，我将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觉得，当面向群众要官总比背后向领导要官强。”像刘琼一样，横沟桥镇的程传利（原镇委书记）、朱宗德、黄小洪、杜新国、李伟、黄希元、余挺、杨海军等人，也报名参加镇党委委员竞选。他们全部符合以下报名基本条件：中共正式党员、大专以上学历、本镇机关行政干部或区直机关正式干部、35岁（1968 年1月1日以后出生）以下（原镇党委班子成员不受学历和年龄限制）。这份报名名单，经咸安区委根据《干部任用条例》进行资格审查后，被正式作为第一轮“海选”候选人，交“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镇以镇直为单位”进行无记名投票推荐。上级党委不再另外指定候选人。参加“海选”的代表为横沟桥镇的全体中共党员、非党员的村组及居委会干部、非党员的四级（省、市、区、乡）人大代表、非党的村民和居民代表（每15户农户或居民户选一名代表）、非党的乡镇企事业班子成员、非党的乡镇政府机关干部职工。咸安区委根据第一轮“海选”的得票多少依次确定程传利、朱宗德、黄小洪、杜新国、刘琼等12人，为横沟桥镇党委委员候选人（其中，程传利、朱宗德由区委指定为党委书记候选人），提交镇党代会差额直选（12人选9人）。与横沟桥镇同时试点的贺胜桥镇，也依照同样程序“海选”出了本镇的12名党委委员候选人。在这段日子里，咸安区各乡镇鞭炮阵阵。据统计，全区参加“海选”的人数达1．8万人。差额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委员1月18日，横沟桥镇新一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共三项主要议程：一、在12名党委委员候选人中，由全体党员代表（应到代表73人，实到代表70人）现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直选出9名党委委员；二、由全体党员代表在被指定的两名委员中，再次差额直选出党委书记；三、从其余的8名党委委员中差额直选出3名党委副书记。上午9：00牞横沟桥镇的12名党委委员候选人，按程序分别进行不得超过10分钟的竞职演说，然后，现场投票、唱票和公布结果。得票数名列前9位的程传利（70票）、朱宗德（66票）、黄小洪（66票）、杜新国（66票）、刘琼（60票）、李伟（60票）、黄希元（59票）、余挺（59票）和杨海军（53票），当选为横沟桥镇新一届党委委员。“小丫头”刘琼也脱颖而出，由一般干部进入了党委班子（副科级）。11：00牞程传利（原镇党委书记）和朱宗德（原镇党委副书记），开始“较量”新一届镇党委书记职位。程传利首先发表竞职演讲。在20分钟的时间里，他根据早已准备好的长达4000 多字的演讲稿，回顾了过去几年，横沟桥镇在他的带领下，农业结构调整、苗木基地建设、劳务产业链条和小城镇改造等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说：“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永远做农民的儿子。”现场投票结果：程传利获得全部70票中的69票，朱宗德获得1票。程传利高票当选为横沟桥镇新一届党委书记。中午没有休息，会议继续举行。12：30牞全体党员代表再一次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从其余的8名新当选的党委委员中，差额直选出3名党委副书记。至下午1：00牞党代会闭幕。会场外鞭炮齐鸣。2月13日至19日，咸安区官埠桥镇、汀泗桥镇、桂花镇和大幕乡等10个乡镇，也分别差额直选出了本镇（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咸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田隆建对记者说，这一轮选举的特点，一是党委委员选举的差额比例大，差额为25％；二是党委书记由过去在党委委员中选举产生变成为全体代表直选产生，而且实行差额选举；三是所有候选人必须进行竞职演讲，竞职党委书记的候选人还要进行二次演讲；四是会议一次开完，中间不休息、不吃饭、不过夜，避免可能出现的拉选票、搞串联等“贿选”现象发生。“四大班子”交叉兼职1月19日，与横沟桥镇同为第一批试点的贺胜桥镇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镇长候选人由新当选的镇党委书记李平担任，实行等额选举；副镇长候选人从新当选的党委委员中确定5人，然后差额选举产生4名副镇长，余家寿、张勤、徐全仁、徐志宏当选，吴义文落选（担任专职委员兼镇武装部长）。据统计，贺胜桥镇参加第一轮“海选”的代表共680人，占该镇有选举权总人数的62％。在参加第一轮“海选”的20名候选人中，原属“四大家”班子成员的有9人，外派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回来的干部3人，中层干部8人。这20名候选人在第一轮差额选举中，被差额掉8人，差额率40％。根据咸安区委、区政府决定，未参加选举或未竞选上的原“四大家”班子成员一律保留级别，进入中层干部序列或进行分流，原则上不另安排相应职务。据介绍，改革前，咸安区乡镇“四大家”领导职位分设，一般一个乡镇党委班子11—13人，政府班子5人，人大、政协各3人，共计22—24人。改革后，各乡镇只设9名党委成员，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家”交叉兼职，四块牌子，一套人马。全区乡镇“四大家”领导职数比改革前减少了102人，精简率44％。党政机构大幅撤并乡镇党委班子建立起来后，咸安区委、区政府又开始在党政机构的改革上，实行大幅度撤并。横沟桥镇党委书记程传利告诉记者，2月8日之前，该镇内设有党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人大办公室、政协办公室以及工业、农业、财贸、民营企业、经济环境治理、村镇建设、文明创建、计划生育、卫生、综合治理等14个办公室，还有教育组、工青妇等单位，共63人。1月19日至2月1日，根据区委、区政府的部署，通过定岗、定编、定人，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等措施，组成了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发展办公室和财政税务办公室。2月8日，这4个办公室同时挂牌成立，共36人。从事党务工作的一律称“干事”，从事政务工作的一律称“助理员”。根据改革方案，“四办”在编干部工资及办公费用统一由财政按核定编制数核拨（其中，一类乡镇编制数24名，二类乡镇19名，三类乡镇12名），一般不新追加。工勤人员实行合同管理，经费包干使用。据统计，通过此次改革，整个咸安区乡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由改革前的540名减少到了301名，减幅44％，比2002 年3月咸宁市核定给咸安区乡镇的机关行政编制433名还减少了132名，首次出现了人员缺编现象。“七站八所”政（事）企分离就在记者采访时，咸安区正在开始着手进行第三步改革：对“七站八所”等事业单位，实行政企分离、事业分离。此次改革，按照方案，“七站八所”除派出所、法庭、邮政所、供电所、信用社、工商所、国税分局（所）等8个单位外，其他站（所）将在3年内实行财政“断奶”，走向市场。如此，可减少361人，精简率46％。咸安区各乡镇新当选的党委书记们，将面临又一次新的考验。横沟桥镇党委书记程传利对记者说：“这几天最头痛的事，就是要不断地拒绝来自部分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和说情。”为什么是咸安咸安区财政局局长李建对记者说：“2002 年，全区财政总收入1．2亿元，加上中央和省、市的财政转移支付3000 万元，财政总盘子1．5亿元。”仅仅以12个乡镇为例，李建算了这样一笔账：“乡镇每年上缴给区财政的收入大约3000 万左右。区财政返回给乡镇的党政机关干部人头费1000 万元，教师工资2000 万元，垂直部门工资800——900 万元。不包括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和城建项目的开支，财政缺口已接近1000 万元。加上农村基金会负债9000 万元、普九负债6000 万元和村级负债400万元。和很多地区一样，咸安区乡级财政已告‘崩溃’，区级财政‘摇摇欲坠’。改革势在必行。”近年来，咸安区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如干部分流、企业改制、教育体制改革等，下岗人员超过1．3万人，其“涉水”之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宋亚平说，不冲破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就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通过改革建立的“五保合一”（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种保险）社会保障体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了一座庞大的保障平台。否则，咸安的今天怕没有这样安宁。（摘自《中国青年报》） </div>

散打 2006-11-9 13:12

<div class="NewsTitle">咸安政改</div><div class="NewsTitle"><hr size="1"/></div><div class="font4">【<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31601#bbs">我要评论</a>】【该文章阅读量：1333】【字号：<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31601#">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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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31601#">小</a>】</div><div> </div><div id="Grid_zoom">二十世纪的中国，其变化速度之快，超过了从前的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几乎在每一个视线可及的地方，改变都是那么显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沉淀后，我们再来回望这段历史，定会惊叹蕴藏在其中的丰富意义。但可惜的是，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只有零星而片段的影象纪录。             中国政改的路程虽然曲折但始终是在前行，特别是基层的体制改革更是在边摸索边前进，受到的各种压力显然是巨大的，关于咸安政改的拍摄从2001年就已开始，进入2004年，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咸安政改的人与事，关注机构改革发展的动态，关注当事人的命运轨迹及内心的得失变化。目前已经根据三年的素材重新制作出4集共八十分钟的内容。             中国改革已经进行20多年了。中国改革体制逐步健全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迫切待解决的问题。改革的关键问题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谁都明白的问题。但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该怎么走，却是每一个当政者面临的令人头疼而不敢跨越的雷池。湖北咸安区的区委书记宋亚平，这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却喊出了“改革就是革自己的命。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的悲壮口号。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上级领导没有部署，也没有正式发文的现实情况下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当赌注，在咸安狠狠赌了一把，成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从1998年开始，宋亚平在咸安发起全面的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有：在职乡镇干部下海打工、“海选”乡镇党委委员候选人、差额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委员、“四大班子”交叉兼职、党政机构大幅撤并、“七站八所”政(事)企分离。其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改革是在职乡镇干部下海打工“咸安政改”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上自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犹如强烈的“政改地震”。             “震幅”波及全国。宋亚平一时间成了咸安乃至湖北省都有争议的人物。这个读历史出身的正牌的博士，也许真的从历史当中读出了当代中国发展何去何从的必由之路。他的政改思路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引了一条道路，他的政改模式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五年过去了，“咸安政改”，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同和接受。宋亚平的赌博基本以胜利而告终，而这个在当地被百姓“恨之入骨”导致无数当地官员丢官，干部丢职，百姓丢饭碗的父母官，改革的成果却也没给他带来好名声。当地依然流传着各种对他的非议。诸如为了自己升官，根本不管百姓死活；做官不按传统规矩出牌，只顾自己出风头等等。但宋亚平的超前观念和传统读书人该遵循的“治国平天下”的坚定信念却使他早已把这一切世俗人情观念置之度外。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不会把改革作为我个人政治生命与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考虑。没有必要。任何一个进行改革的人，想没有不同的看法是不可能的。我在仕途到底能走多远，有许多猜测，但我内心只想过这把瘾，没有远大理想，从来没想当大官，只想过把瘾，实实在在的做点事”。             《咸安政改》片子以宋亚平政改的五年时间进程为经，以改革中选取的几个人物命运变化(宋亚平和几个下海打工的乡镇干部)和波澜起伏的改革事件为纬，交织构成。片子分为四集。</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央视国际  来源日期：2004-1-29   本站发布时间：2004-2-29 </div>

散打 2006-11-9 13:16

<div class="NewsTitle">                     选举是不是“搞砸了”</div><div class="NewsSubTitle">                     ——咸安乡镇管理体制改革透视之二</div><div class="font6">                        熊家余杨发维</div><div id="Grid_zoom">记者附记：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日前给记者打来电话，问我们怎么看待官埠桥和永安的选举结果，同时建议，最好不要“浓墨重彩”地表现这件事。记者思之再三，以为如何看待这件事恰恰是人们思想观念碰撞的焦点，新闻不应该回避。于是，我们临时增写了这一篇“计划外”的报道。 <center>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哪里</center>    在咸安的改革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乡镇党代会直选党委书记。     按改革方案，乡镇党委成员选举产生后，2名经区委批准的党委书记正式候选人要分别在党代会上作竞职演讲，然后由全体代表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党委书记。     这与以往有何不同呢？其一，党委书记不是在党委会上选举产生，而是由党代会直选；其二，候选人不是等额，是差额。     一般情况下，区委提名的2名正式候选人，是原党委书记和原镇长。同时，当选党委书记将作为镇长惟一候选人提交人代会选举。也就是说，2名正式候选人中，选上的将任党委书记兼镇长，落选的，将任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     既然是党代会直选，既然是差额选举，结果就难以预料。会不会出现原党委书记落选的情况呢？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选举之前，许多人担心，许多人操心……     然而，“问题”还是发生了。 <center>戏剧性的插曲发生在主席台上</center>    2月18日，官埠桥镇党代会如期举行。中午11时30分，9名党委成员顺利产生。随后，原党委书记和原镇长作为党委书记正式候选人作竞职演讲。接着，代表无记名投票。计票就在主席台上，由监票人当场进行。这时，会场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台上台下，人们不时地把眼光投向计票的黑板。午后1时许，计票结果递到在该镇指导选举的区委副书记周家添和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田隆建手上。     这时，只见田隆建拿出手机，拨通电话，然后递给周家添。周家添走到台后，打完电话（事后得知是与区委书记宋亚平通话），把原镇委书记叫去谈话。随后，原镇长和主席团成员都被请到台后“磋商”。台下的代表们也在议论纷纷。     1时24分，田隆建宣布选举结果：会议应到代表80人，实到78人，周文平（原镇长）获41票，当选为官埠桥镇党委书记。     随之，一个戏剧性的插曲发生了。主持人说，因选票上的副书记人选有变，需重新印制，请代表稍候。     第二天，在咸安区永安办事处的党代会上，重演了发生在官埠桥镇的一幕，原党委书记落选，原办事处主任当选为党委书记。 <center>是不是选举出了“问题”</center>    连日来，这两个乡镇的选举结果，成了咸安干部议论的热门话题。“搞砸了！搞砸了！”有人一听到这个信息，便连连跺脚。     “我就担心出问题，结果还是出了问题。”有人连声感叹。     “为什么不提前做好工作呢？”有人厉声责问。     围绕着“谁上谁下”，不少的“观察家”、“评论家”们在“细说端详”。     是不是选举出了“问题”？记者采访了区委主要领导。     “我不认为是出了问题。”区委书记宋亚平说，“2名候选人都是经区委批准的正式候选人，无论哪一个当选，都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都是正常的。”他还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会有不成熟的地方，但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和搞好制度建设。     区长王玲说，“这次选举结果，既体现了区委的意图，又反映了民意，应该看作是一种进步。”她反问，“如果选举出来的结果和原来区委任命的一模一样，那和任命制有什么区别？直选又有什么意义？”     就在官埠桥镇选举结果公布的当天，记者曾就此事采访咸宁市委书记李明波。李明波对选举结果毫无惊讶之色。他坦然地说，只要合规就是正常的。 <center>应该问几个为什么</center>    发生在咸安改革中的这一幕、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议论，在记者心中也激起层层波澜。     改革没有万全之策。特别是在扩大基层民主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还有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任何民主选举，由于受各种因素（包括代表素质和对候选人的了解程度）制约，其结果显然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公正和公平。但是，就咸安乡镇直选引出的话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在同样是经组织批准的候选人中，为什么有些人能接受“这一个”而不能接受“那一个”，为什么会认为“这一个”当选正常而“那一个”当选就不正常呢？     为什么有些人一再讲扩大基层民主，但一旦民主的结果与他们心目中的“领导意图”不能“对号入座”的时候，便会像叶公好龙一样地惊慌不安呢？     在发扬民主过程中，有些人所强调的“做工作”，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在把民主过程仅作为实现“领导意图”的“过场”？     为什么许多人对“谁上谁下”兴致那么浓，而对制度建设本身却兴味索然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荆楚在线  来源日期：2004-2-24  </div>

散打 2006-11-9 13:18

<div class="NewsTitle">宋亚平：咸安突围</div><div class="NewsTitle"><hr size="1"/></div><div class="font4"></div><div id="Grid_zoom">    2003年年底，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迎来了又一次换届选举。这个县级区已经实行了四年多的改革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基层政治体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而改革的主要发起人、区委书记宋亚平此次一届任期已满，他的去留问题因此也成为事关改革命运的敏感问题。2004年1月1日，宋亚平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任副厅级副主任。在他调离之后，改革将继续还是停滞，争议并没有结束。近日，《面对面》记者就咸安改革采访了当事人宋亚平。     记者：那可能很多关心改革者命运的人都会关心，你离开了，是升了呢还是降了？     宋亚平：应该说是省委  市委  组织上对我的这种关心，对我在咸安这几年所从事的改革的一种高度肯定，按照俗话说叫升官了，叫离拔重用了。     记者：那离开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宋亚平：这个跟我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这一届任期已经满了，五年了，按照正常的规定，就是换届了，那么作为我们呢搞满了一届，年纪也比较大了，为了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像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应该退了。     记者：你不老。     宋亚平：在下面当县官来讲，我这个年纪也不年轻了。     记者：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你内心的愿望是什么？是愿意离开呢还是愿意把改革继续下去？     宋亚平：我想我根据我个人的这种性格特点和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我想如果把我继续留在第一线搞操作可能更合适一些。     宋亚平担任区委书记的咸安区是湖北省38个贫困县市之一，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观念落后等问题已经成为当地制约经济发展的固症顽疾。针对这种局面，1999年上任以后，宋亚平就开始了他的改革，先后推出的十四项措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激起最大反响的部分，正是关于机构和人员的几项改革。     记者：四年前你在咸安开始改革的时候，你怎么给咸安改革来定位呢？  宋亚平：我们现在反映最强烈的是什么，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啊，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乱摊派，乱赞助，叫“五乱”，我们处分了很多局长，结果把这个局长撤职以后，来了一个新局长，时间不长他又继续搞“五乱”。可谓是前赴后继。那么分析他的原因在哪里呢？是我们现在政府机构太庞大，财政供养人口太多，财政不能够保持它正常的运转，只好靠它自己去创收。     记者：突破口在哪里？我相信看到这个现状不是你一个人？     宋亚平：转换政府职能，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去重新改造我们的政府。     记者：你的思路是什么？     宋亚平：我总结有这么几句话，凡是个人能够依法自律自主的事情社会就不要管，凡是社会能够依法自律自主的事情，你政府就不要管，充分发挥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充分调动社会各级组织包括中介团体，他自己管理社会事务的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就把政府从大量的具体管理事务当中超脱出来，政府机构就可以很小。     宋亚平在咸安大幅度撤并乡镇一级的党政机构，实行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交叉兼职，整个咸安区乡镇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减幅达到44%，并开始出现人员缺编的现象。对计生站、房管所、农机站等上级职能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也进行撤并或改制为服务中心，最终将实现财政断奶，走向市场。     记者：你说整个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     宋亚平：就是乡镇，我们下面不是农村，不是有乡政府有镇政府吗？成立一个乡公所，有三到五个人，起什么作用呢？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就完了。     记者：但是改革后的咸安仍然存在（乡镇政府），你没有拿掉？     宋亚平：我把它搞得差不多了，我现在咸安区大乡镇三十五个人，小乡镇三十个人。县一级政府的职能部门插在乡镇的腿，我统统把它砍掉。     记者：哪些机构可以存在，哪些机构应该撤销，是宋亚平说了算，还是你能找到另外的依据？     宋亚平：我就根据它的情况，它到底有多大的工作量，而且它所承担的这些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能，我能不能够社会化，凡是能够社会化的我一定社会化，凡是工作量不大甚至不存在这方面职能的，我就把它撤了。     记者：你这么一说上面就通了吗？就同意你了吗？  宋亚平：没有一个是自愿同意的，每一个单位都说自己的这个职能部门非常非常重要，没有我这个职能部门的管理天下就大乱了。都以各种理由要求保留它的这样一个站所，但是我们下了决心，坚决把它改掉了，它也没有办法。它只不过是在它的职责权限范围内给我小鞋穿，找我的麻烦，或者说是有一些，因为现在的有一些项目技术资金还是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的那种渠道来进行资源配置，那么这些东西就不给你了。     记者：可能你个人的目的实现了，当地的利益是不是就因此受损？     宋亚平：不能一概而言，也有些部门是积极支持我们改革的，像财政厅，我把财政所给撤销了，我当初对财政厅都是瞒着的，我不敢告诉他们，财政厅的厅长有一次在省里开会，他就跟我说，小宋你改革的魄力比较大，能不能够把这个乡镇一级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帮我们改一改，探一条路，我说报告首长我已经把你的财政所给干掉了。     记者：他的反应呢？     宋亚平：他非常高兴，非常支持。     记者：你都釜底抽薪了，人家还能高兴？     宋亚平：因为他们也在搞改革，只不过是我这个改革跟他的思路比较吻合，而且我先行了一步，所以他们比较高兴，当然也有一些部门不高兴，有些部门高兴，在这个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部门的领导人，是不是具有比较鲜明的改革开放意识。     记者：这是你对上，对下你怎么交代？这些人员裁到哪儿去，减到哪儿去呢？     宋亚平：这是一个非常尖锐复杂的矛盾问题，改革难在哪里，痛在哪里，就在人的问题上，只要涉及到具体的人员，麻烦就来了，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社会不安定。而且咱们将心比心，别人干了几十年，现在单位没了，工资没了，身份也没了，过去都叫国家干部，现在搞得身份也没了，他回去无法向老婆孩子交代，所以说我们无论站在哪个角度上，都必须要妥善去安排他们今后的出路。     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１９９９年年底，咸安区首先实行了“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全区所有用人单位、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国家干部中间，强力推行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项保险，这给下岗分流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也为宋亚平的改革措施构筑了一道“减震器”和“安全网”。     记者：经济利益确实有保证了，但是身份呢？身份是国家给我的，一夜之间你说没就没了。     宋亚平：这个身份问题也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到一个说得难听一点是面子问题。我调查过很多这些干部，尽管他们思想上不痛快，觉得当了几十年干部一夜之间就变成老百姓了，但是他们想也没有蛮大的意思，迟早要改革，就是干部空有其名，就像当年的户口一样，当年的商品粮户口是多么多么重要，现在也不值钱了，大家思想观念变了，无所谓了，通过反反复复做工作，通过方方面面来统筹考虑，所以这场艰难的干部分流战，应该说是起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至今没有一个人告状。     记者：但是我想并不意味着心里没有想法？     宋亚平：那肯定有。     记者：我替他们问一个问题，我们下岗的我们承担了责任，我们在岗的承担了责任。宋书记您承担了什么，你付出的改革成本是什么？     宋亚平：我付出的成本，我觉得这几年耗费了我大量的心血，牺牲了很多我本应该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幸福。     记者：您是自愿的，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     宋亚平：怎么说呢？也是无可奈何。因为你当这个书记，你承担着这个责任，那是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清楚的。风险、矛盾、工作量都非常之大。在县里当县官没有节假日，没有上班下班之说，甚至没有白天和晚上，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你必须面对。在古代县官叫亲民官，是在社会的最前沿。     记者：这是所有的县委书记都会碰到的，这跟改革没有关系，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到要改革，一定要改革？     宋亚平：不改革，我们地方县域经济就没有办法发展，很多矛盾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记者：但是书记你可以当得很好，你的县委书记不改一样可以当得很好，为什么一定要改？     宋亚平：严格来讲我是一个受传统教育影响比较深刻的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干部，在我的骨子里面，这种想为社会做点贡献，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这种思想观念几十年来，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知识准备、能力准备和思想准备。我想要是有机会能给我一个舞台，我一定不甘平庸轰轰烈烈地干一把。     1986年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宋亚平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两年后他辞职下海，成为当时湖北省政府第一个辞去公职的人。在南方务工经商的过程中，宋亚平和社会底层有了更多的接触，对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地体会，这段经历为后来他在咸安实行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生活体验。     记者：我知道你下海以后应该说在海里游得不错，什么原因又让你上岸了呢？     宋亚平：实际上下海的这几年可以说酸甜苦辣都尝遍了，后来别人觉得我还干得不错，至少今生一辈子吃饭不成问题了，但实际上当时不是这样，当时我在广州在深圳在海南打工经历非常坎坷，在社会的最底层，谁都敢欺负我，我觉得这打工的几年对我一辈子的影响非常重大，非常深远，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特能帮你去认识这个社会，认识人与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     记者：所以现在回过头上岸，要来管他们？     宋亚平：你看我当时是在社会最底层，我卖过报纸，送过盒饭，贩过蔬菜，扛过大包，谁都能欺负我，我当时对社会的认识，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形成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我就想，要是有一天让我主政一个地方，我一定对这些职能部门这些大小官吏     记者：出这口气？     宋亚平：我一定要严加管制，不让他再欺负老百姓。     宋亚平转变干部观念和作风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选派干部南下打工”。一些有素质的年轻干部被要求到沿海发达地区自谋职业，打工锻炼，两年内不许回来工作，一个月只发给150元生活费。咸安区先后有5批将近1000名干部接受了这种被称为是“生存大挑战”的锻炼。     记者：你后来这些做法，跟你打工的经历是不是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宋亚平：应该都是有关系的。我的很多改革措施和我为什么要这样敢于改革，这跟我当年打工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所形成的思考都是有联系的。有人就给我提意见，说完全是把你自己打工的这段经历，通过组织决定的手段强加给我们下面的干部。     记者：是  像。     宋亚平：讲得很有道理，是吧。我如果不是亲自去打工了，可能就没有咸阳的干部打工。所以这个确实是有直接的联系，别人批评也没有错。但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探讨一条如何使干部经受锻炼、提高素质的办法和途径，你是讨论这个问题。那跟我打工应该就没有关系了。我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觉得这种办法锻炼干部最有效果，效果最好。好在哪里？首先他自谋职业，他从干部的位置上一下子变成了社会最低层的一个成员，他在南方劳动市场和人才市场去找工作，去求爹爹、告奶奶，领受一般老百姓的艰辛。这对他的思想感触非常深刻，这是第一个。第二，市场经济的那种竞争是残酷无情的，有能力你就能生存，有能力就能够拿到高薪待遇，没有能力你就只能拿很少的钱，甚至被别人炒鱿鱼。这种残酷的市场竞争对他的思想触动，对他过去搞官僚主义，对过去的那种当官做老爷不管事，每天就是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就形成鲜明的对比。     记者：但是你派干部去南下打工的目的，除了锻炼他们之外，你还是要考察他们的表现，是作为选拔干部的一个条件。     宋亚平：对。     记者：那你怎么了解他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锻炼效果如何呢？     宋亚平：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专门组织部成立的一个外出干部打工锻炼的一个机构，专门对他们进行跟踪了解。     记者：你怎么考核呢？是看他挣钱的多少呢，还是看他经历的坎坷的程度？     宋亚平：这个我们当初定下的目标，你到沿海发达地区生存就是胜利，擦皮鞋两年回来就是成功，也行了。我不在于他挣多少钱，我在于他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最前沿，他的感受。     2003年，咸安区又改革选举办法，乡镇领导班子候选人必须经过群众代表和全体党员干部海选，才能参加党员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这种被总结为“两推一选”的选举办法，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次。     记者：那它（两推一选）跟传统的推荐干部的办法到底突破在什么地方？     宋亚平：过去传统的推荐干部只是干部内部在进行推荐，是由组织部门在组织，还是没有跳出少数人选少数人这样一个圈子。     记者：但是你现在规定的海选也并不是说所有老百姓来海选？     宋亚平：基本上能够达到70％几。     记者：怎么算的呢？百分之七十。     宋亚平：我是这样啊，全体共产党员、全体乡镇、村组的干部，百分之百的人大代表，省、市、区、乡四级人大代表，全体四级政协委员，全体乡镇镇直机关的干部，全体镇直单位企业的职工，全体街道委员会的成员，再就是除此之外，每十五户农民一个代表，我们概算了一下，覆盖率达到了74％到76％。     记者：这个74％怎么算出来的呢？我觉得十五户农民选一个代表，这就是1/15，你其它所列的都是，我们理解的权力阶层。     宋亚平：不是，它这样的，它其它的也覆盖农民，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覆盖了农民，共产党员也覆盖了农民，村组干部也覆盖了农民，乡镇企业打工覆盖了农民，除此以外再十五户一个农民代表，这个覆盖面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记者：那你都认为乡镇都可以不存在了，你还把这个看那么重干什么？     宋亚平：但是这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主权利的问题，我要发扬民主权利啊，而且对干部是一个非常大的约束。我现在由老百姓来选你了，老百姓不推荐你，你根本就成不了人代会、党代会的候选人。那么你就可能与官场就拜拜了，所以这种选举方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干部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再不是仅仅向上级负责就够了，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向老百姓负责。     对于咸安改革的顺利推行，有人说除了宋亚平的勇气和魄力外，还要归因于他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不但表现在宋亚平对于改革措施的设计上，也表现在实施操作中他所采取的手腕和技巧。（和干部关于检举信的谈心）     同期：
    宋亚平：是这样啊，关于你的信，这是第四封了，我说事不过三，这是第四封了。其它的三封信我都没有找你。     A:可以去调查，如果发现我到温泉洗了一次澡，哪一个地方洗了一次澡的话，（可以对我）双开，我可以跟你担保这个事。     宋亚平：因为我对你很了解，我觉得你是个很优秀的同志，正因为优秀，所以我会对你要求严格一点，好吧，不要影响工作。     A:不会不会，您放心。     宋亚平：继续把工作做好。     A:您找我谈也是对我放心。     宋亚平：所以说像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正确处理。好了，就这件事。     记者：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你当他面把信撕了，但是你又把撕了的东西装到信封里了。这也是一个警钟吗？     宋亚平：这个  叫他好好干，不要在工作上有什么影响，当然就把信撕了，这样就使他放心。我不撕以后，往里面一装，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存在什么时候还调查一下。     记者：如果有你就应该查清楚，没有你就应该把它（信）扔掉。     宋亚平：我问一下情况，我看他自己是个什么态度，有一些跟干部谈话的时候，就能够从他的表情，从他的言语可以发现一些苗头，但是这是凭感觉，这个感觉到底准不准也很难说。     记者：这是你的做法？     宋亚平：也不叫什么手段，我觉得我当时考虑采取比较正确的处理方法，我也警告了他，同时我又减少了他的顾虑。     记者：你在当书记的时候，你来选拔干部，你的标准是什么？     宋亚平：第一这个人要能干活，不能干活你是一个草包没有用，再忠心耿耿你不能够为我来处理事情，化解矛盾，推动发展，忠心有什么用，你给我帮倒忙，同时这个有才能有水平的人要德行比较好，否则能力水平越强破坏作用越大。这个我在当几年书记里面我是深有感触的。我们一些很有能力很有水平的干部，由于平常管教不严，结果特容易形成这种专制独裁，权力不受监督，权力不受约束，就会犯错误的。     记者：你在咸安的改革你有约束吗？     宋亚平：我跟你讲一个不好意思的话，我在咸安这么多年没有上过歌舞厅，我包括去理头发我都要起码一到两个男人陪着我。再一个女同志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你不要到我家里来，我说我老婆不在家，我说你一来以后，别人看见了还不知道我们两个在里面干什么。所以女同志到我家里来，我把门打开我说我站在门里面，你站在门外面，你有什么话，咱们就这样对着门说。     记者：改革者应该是大刀阔斧，而不是你这样谨小慎微啊。     宋亚平：大刀阔斧并不意味着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不注意自己的小节，不注意自己平常的一言一行。     记者：这些小节跟你的改革成败又有什么关系呢？     宋亚平：应该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不注意小节，我不注意我平常的一举一动，我就非常容易授人以柄，最后别人攻击的是我，受损害的是改革。     记者：您觉得人们会拿另外一套标准或者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改革者？     宋亚平：他是这样，他不说你改革对不对，绝对没有人反对你搞改革，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人都不会去反对改革，说不该改革。他是找其它的毛病来攻击你，或者是个人的，或者其它的。所以作为改革的一种策略，作为一种技巧，或者作为一个原则，都必须要求改革者千万不能够只凭勇气去大刀阔斧，还必须细心谨慎注意小节。我在咸阳当五年书记，没有收过别人一个红包。     记者：没有收过红包（我们）信，但是你把红包砸到别人脸上，这个我们不信。     宋亚平：我住在四楼，那个干部把红包塞到我的那个沙发里面，一扎钱，我说你站住，他拼命地往楼下跑，他以为我会收。结果我就从我四楼的窗帘上撒雪花一样，下面飘了一地，我说你给我把它捡回去，下面那么多干部。     记者：那你退回去就行了，也犯不着发那么大火。     宋亚平：我采取的这种过于极端的办法，既是保护我，也保护了干部，你别搞了（声音），我干了很多这个事，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干吗要送钱给你？他必定有所求，你如果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绝对，你等于说就破坏了这个游戏规则，你解决了他这个问题，你就不公平，对别人讲不公平。也不是我们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这种价值观，所以采取什么办法呢，只有采取这种过分的办法，堵住第一次，这样就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对大家都好。     此次宋亚平的调任，引发了很多对于咸安改革前途的猜测和议论。宋亚平关于咸安改革的全盘构想还没有完全付诸实施，这场带有很多宋亚平个人色彩的改革在他离任后是否还能够继续，咸安改革究竟是一个值得推广的经验还是又一次即将夭折的尝试，现在都还没有答案。     记者：你在离开的时候，你有没有给自己评价一下，咸安的改革在你的任期内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宋亚平：应该说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在咸安所推行的一共是14项重大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如果说时间还长一点，或者我的权力更大一点的话，我在咸安可能还会干几项改革的事情。     记者：比方说呢？     宋亚平：我认为一个县人民政府，有的一百人到两百人足矣，有的五到七个局就可以把所有的社会事务管下来。比如说发展计划局，这是最重要的职能部门，我恰恰认为这个局没有什么功能，为什么？你到县一级什么好计划的，县一级是个微观经济活动，它大量的是贯彻执行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政策。没有很多自主的空间，所以你说县一级的计委管什么，根本没有管什么，第二，农口的局是最多的，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特产局，水产局、农机局，农口的局特别多，实际上现在农民分田到户实行大承包以后，有什么事情值得你政府设置这么多职能部门，安排那么多干部去管呢？成立一个大农业局就行了，有个十个人管一个全县的农业就足矣。     记者：咸安做到了吗？     宋亚平：做不到。     记者：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     宋亚平：县一级人民政府，这个跟改乡镇不一样，它的牵涉面很广，这个里面涉及的就是一个改革要连动的问题，任何一个地方的改革绝对不能孤军深入得太久，否则就被别人包围起来，再以后分而治之，就把你干掉了，就是报纸上说的孤岛不突围的话，那孤岛就要沉没。     记者：突围什么呀？你走了？这就突围了？     宋亚平：不是我突围，就是必须要得到方方面面的响应，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里面同时推广这种改革，形成一种态势，这样反对的声音才会逐渐地平息下来，改革的阻力才能够减少下来。     记者：那在现有的条件下，咸阳还能走多远呢？     宋亚平：从我们的现状看，特别从一个县的地方来看，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所以不管我在这个地方当不当书记，改革已经不是个人的行为了，它必定要往前走。</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央视国际车面对面  来源日期：2004-2-28 </div>

散打 2006-11-9 13:26

<div class="NewsTitle">咸安改革：“孤岛突围”还是“人走政息”</div><div class="font6">万静波</div><div class="NewsTitle"><hr size="1"/></div><div class="font4">【<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30448#bbs">我要评论</a>】【该文章阅读量：1760】【字号：<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30448#">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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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30448#">小</a>】</div><div> </div><div id="Grid_zoom">宋亚平在任4年多，敲掉了3000多人的铁饭碗，对干部进行强行“洗脑”，14项改革每一项都是一场地震。奇迹的是，他摆脱了“改革人物多悲剧”的命运。然而，最近有关他的去留，成了当地最敏感的话题……     11月中旬，正值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换届选举前夕。有关区委书记宋亚平的去留问题，在当地已成了一个敏感话题。     某局有名副局长，是咸安仅有的两名北大毕业生之一，1989年毕业分配下来。他能力很强，用宋亚平的话说，是“宝贝疙瘩”，在换届前却打报告要求调走。表面理由是群众基础不好——他曾在民意测评中，名列全单位倒数几位，还不如门卫。宋亚平找他谈话，他透了底：尽管他和宋没有私交，完全是凭着个人能力上来的，但还是被视为改革派，“万一你调走了，我岂不是成了牺牲品？”     从2000年初开始，4年时间里，宋亚平在咸安接连推出了十四项引起激烈反响的改革。他敲掉了3000多名干部的铁饭碗，对官员进行强行“洗脑”。“一潭死水，活生生地被强力搅动了”。     然而，人走政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这几乎成了一道铁律。人们关注宋亚平的去留，实际上是在担心，宋亚平推行的咸安改革能否继续……     “病根”     咸安辖区内京广铁路、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贯穿而过，区位优势明显，山林资源丰富。     然而，在1999年8月宋亚平被调到此地担任区委书记之时，咸安是全省38个贫困县市之一。财政赤字已达3000多万元，“普九”负债尚有9600万元。     更为严重的是，咸安有各种名目的基金会130多家，历时12年，非法高息揽储达3.68亿元。由于多年未被治理，1999年初出现挤兑风潮。上访的民众围堵政府大门已是常事，后来发展到围堵107国道，最后甚至想堵京广线，差点使这条贯穿全国的大动脉停运。要想解决这个牵涉到相当一部分咸安人的大包袱，就意味着3个多亿的坏账窟窿得去填补。     这种局面，为官一任，还怎么出政绩？有的官员甚至刚到任就主动要求调走。     宋亚平显然是个铁腕型的人物，从上任到当年底的4个月，138名干部被处分，还有30多人被判刑，最高被判到20年徒刑。几年下来，通过追债、拍卖抵押房产、申请中央专项借款等，基金会债务已接近全部化解。     但接下来，宋亚平发现，撼动基金会已不容易，想撼动咸安传统、甚至是封闭保守的官场思维，更是难上加难。     最早他经常骑自行车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调查了解情况，有人讥讽说他是“沽名钓誉”。     他主张干部都讲普通话，他自己是咸宁人，但他大会小会都说普通话，几次下来，有人讥之为：“刚来就跟我们打官腔。”     他从1990年代初期就用上了手提电脑，刚到咸安，他总是笔记本不离身。有人认为他是“故意拉开与工农干部之间的距离”，“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焦裕禄也没听说过用新玩意”。     他曾想从沿海招聘一批人才，以加快咸安发展，刚从广州引进一名专业精通的城建委主任，反对声四起：我们咸安几万干部，就挑不出一个建委主任？还要外人来当！     “咸安经济发展不够，只是一个客观现象，其‘病根’在于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开放不够，以及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深入调研后，宋亚平用三个“不够”为咸安作了个概括。     咸安的前身是1985年成立的县级咸宁市，1999年撤市为区，过去是咸宁地委行署所在地，在现今咸宁6个县市区中立市最早，经济实力原本最强。但十多年下来，已被赤壁市等周边县市超过，1998年咸安的GDP为十多个亿，几乎只是赤壁市的一半。     有两个例子被当地干部广为流传：从1990年代初开始，咸安一直力争一个4亿美金的火电厂项目，却被中途杀到的赤壁市一把抢去。如今这个火电厂已进入良性循环，二期工程投入又是50亿，全部建成后仅年利税就将超过6个亿。     更大的一次错失良机，是生产富康小轿车的神龙公司最早曾想选址于此，到最后，却因征地费用等枝节问题而谈崩了。     一位咸安区政府领导亲口告诉记者，直到最近，对以优惠条件吸引外地客商投资一事，还有人在区政府会议上讲：为什么要把钱给外地人赚走！     有人感叹：要不是靠着京广线，咸安还会不会被外人遗忘？     改革     从2000年初开始，宋亚平开始了他的改革尝试：     2000年，以产权民有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启动，先后有9600多名工人下岗；     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按照竞争上岗、末位淘汰的方式进行人员分流，2353名干部离开岗位；     2001年，教育系统全部撤销教育组，整个教师队伍实行竞岗制度，又有550名不合格教师被分流；特别是2003年初推行的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将乡镇一级的党政机关“砍”掉60％，财政供养人数减少44％。     机构改革，问题最多在乡镇。以前一个乡镇总有派出所、农机站、水利站等“七站八所”20多个。今年5月，咸安除保留了派出所、国税所等机构外，其余的“摘牌、收章、改制、走人”，全部改制为“服务中心”，3年内逐渐“断奶”，最终推向市场。     这场改革涉及面之广，牵涉人数之多，力度之猛，震动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在咸安前所未有。     改革人物历来命运多艰。这方面的悲剧人物，仅本报近年来报道的就有董阳、夏一松，无一不是在改革中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围攻、中伤和强烈反扑，最后不得不“败走麦城”。而作为咸安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尽管宋亚平亲手敲掉了至少3000名咸安干部的铁饭碗，但他居然“活了下来”，连他都自认是“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此中原因和经验，值得深究。     咸安改革之顺利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在宋亚平看来：“改革不仅需要勇气和魄力，更需要智慧和技巧。”     这种智慧和技巧，就是不要把裁掉的人逼上绝路，给他们以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转变他们的观念。为此，宋亚平做了两件事：一是“五保合一”，为在职干部、退休职工、下岗分流人员构筑了一道社会保障体系；一是“选派干部南下打工”，促使“官本位”思想坚冰的松动。     过去，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只施用于合同制工人，国家干部的退休养老，仍由财政统包起来。2000年4月，咸安区委决定在全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广泛推行“五保合一”，为干部职工统一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五项保险。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干部每人每月要扣除工资额的5％缴纳保险金，本来工资就不多，一下又少了几十块，任谁都不舒服。有人急得跳脚：“搞了一辈子革命工作，本该由国家供养，这下可好，又要自己养自己。这不是年三十玩龙灯，越玩越转回去了？”     一些单位也确实缴费困难。一位区委常委就向记者直言，他所在的部门只有十多人，本来就是清水衙门，“五保合一”后，且不算个人，光单位一年就得缴2万多元。在农业局、文化系统，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     但宋亚平仍强力推行。单位暂时没钱的，区财政先垫资。仅此一项，区财政就一年拿出1300多万，占全区可支配财力的近四分之一，3年共缴纳五保费用4000万元。     强硬的态度，再加上财政垫资，抵触情绪慢慢消解了。参加了社会保险的分流干部、企业下岗职工，一个月可以领取210元的失业保险，起码不会饿死。这个被俗称为“劫富济贫”的政策为全区所接受，到当年底，咸安有438个单位、3.1万多人参加了社保，参保率达90％。     “五保合一”成为了维持咸安社会稳定、推动改革顺利进行的“减震器”和“安全网”。     “洗脑”     2001年初，咸安又推出了“选派干部南下打工”制度：把一批有素质的年轻干部推向沿海发达地区，打工锻炼，两年内不许回来工作，一个月只发150元生活费。宋亚平想通过这种“极端体验”，强力逼迫干部“洗脑”，扭转咸安干部过去根深蒂固的“官老爷”思维。     这一举措，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的关注，有人很形象地称之为“生存大挑战”。     区委宣传部的一位科长坦言，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后，“胆战心惊，几天都睡不好觉，觉得天都要塌了”。他说，“许多青年干部都阴沉着脸”。当时连区委班子成员中都有人不理解：“这简直是不把干部当人看！”     最后，全区有187名干部被推向市场。其中，已当上乡镇长、党委书记正职的有4人，副科以上干部十多人。     其中还包括区委书记和区长的秘书。这些干部一出去，马上感受到了压力。到深圳人才市场求职，“妈呀，黑压压的全是人，都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英语至少四级以上，会电脑操作”，很多人半个月找不到工作。     更大的震动来自于观念。过去，干部身份让他们感觉良好，在深圳却完全失效，“人家一听说你原来当干部，看都不看一眼，认为干部就是光说不干”。     原麻塘乡党委宣传委员杨海军是个帅小伙，最早填求职表时，把“乡抗洪抢险突击队长”、“办公室主任”等资历都写上了，后来又偷偷拿掉。     原石桥乡党委书记刘明灯同样多次修改求职简历：先写“党委书记”，找不着工作；划掉“书记”，只填“乡长”，还是不行；最后只能“造假”，给自己编了一段企业工作的经历。     2001年5月，央视《实话实说》栏目把宋亚平和几个打工干部请去做了一期节目。就在进演播厅前，宋亚平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干部在深圳竞聘一个岗位，他按照内地惯例，偷偷给主考官递了一个红包，结果被当场取消候选资格。     有人给区委组织部写信谈感受：“在这里，拿到上万元月薪的人，也没见他们搓麻将、‘斗地主’（一种纸牌游戏）。”     还有干部写道：“回想过去的生活，就像是只米缸里的老鼠，有吃有喝，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还以为自己很快乐，现在知道发愁了，米缸里的米总有吃完的那一天，那时怎么办？”     3年来，咸安先后派出4批干部，共计600多人。     头两批共220名打工干部中，没有回来的，回来又走的，占到了30多个。在他乡，他们也许已找到了更合适的人生舞台。     改革，过去只是宋亚平等少数人推崇的理念，现在，正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桂花镇有条街道，一下雨就成了淤泥坑。最严重一次，一天摔倒了20多辆摩托车。要修路得100多万，镇里却掏不出这笔钱。打工干部镇权当上书记后，没要政府掏一分，就把路修好了，而且还赚了十多万。他用的是“城市经营”的思路：谁修路，谁得道路两边的商业开发权。结果，投资商自己找上门来。     整个经济环境也在好转。近几年来，咸安已出现了几家利税过千万元的企业。     评说     提咸安改革，不能不提宋亚平。     刚到咸安时，各区直单位、乡镇负责人不断登门“看望”他，有的直接就是送礼，动辄成百上千。开始宋亚平婉拒，后来实在烦不过了，就黑着脸把花花钞票向对方砸过去，直到对方灰溜溜地拣起来偷偷走掉。在采取了几次如此“极端”的行为后，射向他的“糖衣炮弹”才算减少。     他在全区大会小会上讲：“改革确实会影响你们中不少人的利益，但你们想想，这场改革，从根本利益上说，谁的损失最大？不是你们，而是我宋亚平！区委书记过去集人权、财权、事权于一身，你们想升官发财，就得来找我，现在一改革，把我自己的权力革掉了，说到底，咸安改革，首先是把我自己的命革掉了。”     据说有一次中央某部到咸安调研，找他座谈县（区）委书记的用人权问题，他问：是说场面上话，还是说我自己的话？在得到“后者”的答复后，他说了：“要我说，区委书记的用人权可以不要，只要有监督权就行了，把全部位置公开，实行‘海选’，由群众说了算，你看他干得好不好？”     有人说，宋亚平的改革作风和他的性格有直接关系。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政研室。这本是份让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工作，两年后他竟然不干了，成为当时湖北省政府第一个辞去公职者。     后来的“干部打工”，其实是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当年他揣上妻子给的280元，南下广东找工作，几天后眼瞅着要断粮了，他一咬牙到广州火车站当起了搬运工。第一天汗流浃背下来，赚了“17元”，“这是我这辈子含金量最高的收入”。就这样，他足足扛了20天大包。知识分子不好意思讲价，本该要5元，别人给3元，他也不吭声地接过。     这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对社会底层的接触，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了解，后来使他甚至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凡是干部和老百姓发生矛盾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干部出了问题”。     经商赚到钱后，1990年，他又考回武汉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时，他为改革家江上舟的理想和勇气所折服，奔赴海南洋浦，作为江上舟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了后来名闻全国的“洋浦实验”。这段实际操练的改革经历，给宋亚平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98年，湖北省到沿海发达地区选拔干部，正要寻找一个舞台的宋亚平决定回来，“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     应该说，他是幸运的，他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不仅没有败走麦城，还得到了来自上层的支持。今年，宋亚平被评为湖北省“勤政廉政典型”，全省6人，他是惟一的区（县）委书记。     问号     实际上，表面看起来一切顺利的咸安改革，后面仍隐含着漩涡。     今年2月，一直关注咸安的湖北省委机关报在一版连续推出系列报道，其中一篇的标题赫然是：《咸安会不会成为“孤岛”》。     咸安搞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一些站所被撤销了。有些上级职能部门频频给区里打电话，《湖北日报》的那篇报道写道：     有的话绵里藏针，“机构改革是好事，但不能影响工作。你机构都没了，我能把项目往你那儿放、能把经费往你那儿拨吗？”     有的话听来让你直冒汗，“改革我们不反对。但这个工作事关国策，是要一票否决的，到时候进了‘笼子’，咸安的干部都要受影响。”     区委宣传部精简机构，将文艺科并入宣传科，但在上级检查中，却因此被扣了4分。     改革，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上下协调的配套措施，会不会最后触礁搁浅？     现任横沟桥镇党委委员杨海军讲了两次赞同宋书记改革举措的话，都在公开场合，就有人揶揄他：“好会拍马屁呀！”     咸安有条连接3个乡镇、十多万人口的路，过去一直是条简易的乡村路，人大代表提了十年意见，十年没修通。宋亚平上任后，农民出劳力，全区干部先集资垫资，“干起来再说，工作开始了才好去要拨款”，结果被人告状，说他“劳民伤财”、搞“政绩工程”。     上级派员核实，最后表态，“你们是在干好事”。省里拨款，他又到北京争取了1000万，终于把路建成了。他很感慨：“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扯淡的。不改革，按部就班，一切都好，你要做事，那就啥都来了。”     现在，咸安正面临着换届的关键时候，当地不少支持改革的人都在关注同样的问题：宋亚平会不会走？咸安的改革会不会就此终止？     事实上，今年第四批打工干部选拔外派时，就遇到了困难。不少年轻干部讲：“宋书记，你把我们送出去了，万一你走了，我们还能不能回来？”     还有人评论说：咸安改革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如果没有宋亚平的强力推动，改革能否搞得起来？更有人尖锐地发问：目前的改革是动下不动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你把改革对准区四大班子试试看？     咸安经验可学不可学？咸安改革是否有推广意义？在采访中，有些人表示出谨慎的疑问。     记者听到了三种比方：一种说，宋亚平是在与一辆惯性行驶的火车抗衡。     另一种说，他是在削蜡烛，看表面上划了一道印痕，但不久新流下的烛泪又会把印记覆盖了。     还有人说：他确实把土翻松了，但土壤之下，却是水泥。     求证于宋亚平，这位多次拒绝记者采访、“只想默默做事”的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不是非要这顶乌纱帽不可，信任我，我就拼命干，不赞同了，我就拍屁股走人。”     这一届任期里，他说他有两个没完成的遗憾：一是他一直想搞的广场对话，推动基层民主，直接与民众见面，听取意见解决问题，却因种种原因没有搞起来；他还曾设想把农民的赋税全部取消掉，但由于区财力不够，实施条件还没有到来。     他说：“只要改革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那就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南方周末</div>

散打 2006-11-9 13:34

<div class="NewsTitle">踏平坎坷成大道——透视咸安改革</div><div class="NewsTitle"><hr size="1"/></div><div> </div><div id="Grid_zoom">22年前，当“改革”这两个靓丽的字眼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曾使多少人为之激动，为之亢奋，为之泪花闪烁。     22个过去，人们再来打量这两个字，眼光里已增添了许多复杂的情愫。     但是，无论如何，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问题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摸”了20多年，知道前面的路该怎样走了吗？     咸宁市咸安区，近几年陆续推出13项改革，“涉水”之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而且，每项改革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效。     他们的改革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核心是把“计划人”变为“市场人”。搭建适应人的身份转变和岗位流动的平台，是保障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     1996年12月，原咸宁市化工厂停产。当时，该厂资产负债率为200%，700多名职工靠贷款发生活费。眼看着恢复生产希望渺茫，有关部门着急了，提出让该厂进入破产程序。消息一出，全厂一片反对声，理由只有一条：破产后，700多只“铁饭碗”到哪里盛饭吃？没有办法，有关部门只好眼睁睁看着厂子一天天衰败，债务一天天增长。     无独有偶。1998年，区粮食局按部署进行机构改革，人员分流。当时局机关在岗53人，核定编制22人，按规定，将有31人从机关分流出来。哪知，分流尚未到人头，机关早已炸开了锅，这个吵，那个闹，弄得几名局领导白天不改进办公室，晚上不改回家门。万般无奈，局里只要打个“马虎眼”，名义上分流了部分人，实际上，“户口”、工资关系原封不动留在了局机关。     改革，一涉及到人的流动，便无法进行。原因何在？     1999年，这个历史性的课题摆在了新一届区委面前。大家逐渐认识到，为什么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无法流动？因为这些人是“正式”职工，“正式”干部，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手里就有了一只“铁饭碗”，一只“铁饭碗”，犹如横卧在道路中间的一块巨石，各项改革举措到此只好“刹车”。     改革不能“刹车”！常委们统一认识，既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这个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那么，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就必须进入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把“计划人”变为“市场人”。     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区委提出，要搭建一座适应人的身份转变和岗位流动的平台。这座平台，就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2000年6月，一项前所未有的改革举措在咸安推出：原由区有关部门分散经办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种保险，按照覆盖全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所有干部职工及民营企业员工的要求，实行经办机构、政策标准、参保对象、征收管理、待遇支付五统一。这项改革称为“五保合一”。     此举推行一年，效果极为显著。至今年上半年，全区已有438个单位的2995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了社会保险，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95%，下岗职工按月领取基本生活保障费，失业职工享受失业救济。     一着棋激活一盘棋。去年，咸安区大规模推行国企改革，共有9000余名职工下岗；紧接着，党政机关实行竞争上岗，先后有2400余干部被分流；今年教育系统改革，又有550余名教师被淘汰。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改革并未引强烈震荡。     原因很清楚。由于有了社会保障这座平台，推进其他改革便可以“任凭风流起，稳坐钓鱼台”。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边际效应与横向程度成正比，与纵向程度成反比。只有综合设计，整体推进，才能获得预期效果     1996年7月，咸安区就干部任用制度作了一次改革尝试。当时，区教委正副主任6名，核定编制4名。人选怎么产生呢？在原教委正副主任中竞争上岗。说穿了，就是要下来两个。     按说，这在当时已不是什么新招，但由于其他部门都没动，实施起来阻力不小。教委的同志讲：凭什么偏拿我们开刀？其他单位不少人则暗自庆幸，甚至是坐在黄鹤楼上看翻船。竞争过程中，有说不公平的，有说不公平开的；上的人心里打鼓，下的人心里不服。区委本想借此推动教育系统的全面改革，结果落下一大堆矛盾。其他单位见此情景，也自然不也贸然进行这项改革。     “三乱”曾是咸安一大顽症，区委、区政府也曾用铁的手腕加以治理，今天通报城建，明天处罚工商，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问题得不到根治。     实践使区委认识到，事物是普遍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改革，若采取单兵突进、孤军深入的方式，没有相关措施与之配套，不能形成良好舆论环境和改革氛围，常常会使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过于集中地裸露在旧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传统观念的“排斥反应”中，从而难以见效，甚至归于失败；同时，改革也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体制环境的系统性，决定了改革工程的系统性。     基于以上认识，咸安近几年改革从一开始就注重综合设计，整体推进，使之互为条件，又互相促进。比如1999年下半年大规模整顿农村基金会，是为实施其他改革打好“外围战”；建立“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为全面推进改革构筑“安全网”；干部实行竞争上岗，是为改革提供组织人事保证；改革统计制度和统计方式，是为了科学地评价干部的政绩，革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微观组织形式的创新，则把改革引向更深、更广的领域。     目前，咸安已先后推出13项重大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范围覆盖全区城乡各方面。由于改革环环相扣，形成了浓厚的社会氛围和整体联动的效应，一场革命性变革几乎是在“静悄悄”中进行。     以前，下来两名干部，许多人会认为不正常；现在，下来2400多名干部，大家反而觉得很正常。     以前，通报、处罚一个接一个，就是管不住“三乱”的黑手；现在，建立了统一的行政规费征管中心，一招就堵住了“三乱”的源头。     改革越向深层推进，与人文环境的相关度越高。要把改革引向深入，必须下工夫改造社会土壤和舆论环境     咸安的改革，表面看来，风平浪静，但在人们思想深处，观念的碰撞却来得异常激烈；即使在领导层，也并非每项改革在开始时就认识一致。     建立“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意见提到区委常委会上，开始几乎是一片反对声。反对的理由似乎也“充分”得很：一是中央没下文件；二是省里没作部署；三是左邻右舍都没搞。你说沿海者是这个搞法，但咸安是欠发达地区，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呀！     区委、区政府拿出几个正局级职位，面向社会招聘，其中城建委主任一职拟聘用来自广东的一名干部。这件事在领导班了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咸安这么干部，难道都不中用？为什么不相信我们自己培养的干部？似乎引进一个外地人才，就意味着对本地人才的全盘否定。     曾在沿海开放地区工作多年的区委记宋亚平，习惯于随身携带电脑笔记本。开会记录、思考问题，随手打开手提电脑，既方便又快捷。然而，他的耳边常传来这样的声音：你这个洋博士可不要脱离群众呀！     在城建委进行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一次民意投票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得票率最高的是看大门的老头；和票率最低的是，是全区惟一的北大本科毕业生。     种种现象使区委领导深深认识到，咸安发展不够，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不够，改革意识不强。有的干部甚至公开讲，搞改革，就是要左顾右盼，前瞻后顾；有的说，在改革上谁当先谁倒霉。改革缺乏良好的舆论环境，而与改革相背离的思想观念却很有市场，看来，要想在欠发达地区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必须下大力改造当地社会环境，否则，改革将难以深入。     宋亚平曾打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把社会环境比做土壤，把人才比做种子，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土壤”比“种子”更重要。“土质”差，即使有良种，也如同烧红的木柴被扔进一堆湿柴中，只能化作一团浓烟；而好的“土质”恰如一大堆烧得正旺的柴火，即使丢几根湿柴进去，也会很快被烤干而随之燃烧起来。     咸安，需要一大堆能燃烧的干柴。怎样造就这一大堆“干柴”？区委经过反复酝酿，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选派干部到沿海打工。     于是，一条引起国内诸多媒体普遍关注的消息不胫而走：今年3月，187名咸安干部以打工者的身份登上南下的列车。在深圳、在海南，这些干部通过生存的体验，在全新的环境中重新打造自己。     他们失去的，将是旧观念的束缚；他们得到的，将是新机制的活力；他们带回的，将是全新的理念和改造社会土壤的能力。     改革，实质上是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的调整，既要以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要最大限度地顾及人们的当前利益和现实利益     改革，说到底，是对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尽管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在具体的改革举措实施过程中，往往会触及甚至会牺牲部分人的眼前利益；而且，每一项改革举措的实施，也不可能给社会成员带来均等的实际利益。改革，常常是在人们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之间进行选择。     如何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多数人受益的程度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也是一门艺术。咸安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制定各项改革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出台改革措施时，最大限度地顾及多数人的现实利益，使广大干部群众能够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就是这种艺术的体现。     实施“五保合一”的保障体系之初，不少干部职工不理解，采取观望态度。政府克服财政困难，先期投入启动资金1072万元，确保参保单位与参保人受益，使社会参保面迅速扩大。     在农村组建新型经济合作组织时，部分农民怕吃亏上当。政府派工作专班到武汉、上海等地与农产品贸易公司和加工企业洽谈，拿回生产订单后，又敦促有关职能部门就合作组织的生产、储存、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做好社会化服务，确保农民利益的实现。     对教育办学体制进行民营改革尝试时，许多人担心贫困学生读不起书。政府用精简机构、分流冗员节省下来的钱设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选派干部到沿海打工，有关部门规定，对被派选人两年内发基本生活费。     这些措施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     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咸安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区长王玲给记者算了几笔帐：通过改革和环境整治，全区化解农村基金会债务3.18亿元，“普九”负债减少了3700万元，解除由政府直接或间接责任的债务1.47亿元；近年来，本级可用较大增长，完全实现了收支平衡；两年来，全区招商引资达5.8亿元，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和税收分别增长24.5%和12.3%，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咸安改革有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最重要的条件是省委、省政府和咸宁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区委书记宋亚平说：回顾改革的历程，每走一步都离不开上级领导的支持。没有省市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就没有咸安今天的改革成果。</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中国政策网 </div>

散打 2006-11-9 13:36

<div class="NewsTitle">“咸安改革”为何“人走政不息”</div><div class="font6">陈永苗</div><div class="NewsTitle"></div><div> </div><div id="Grid_zoom">据《新京报》报道，2004年1月1日，“咸安改革”的推行者、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咸宁市委书记李明波决定，从3月份起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咸宁模式”，同时他反复叮嘱新上任的咸安区委书记王玲：“咸安改革的旗帜不能倒，力度不能减，措施要完善，经济要发展”。     人走政息，这在一些地方几乎成了一条规律。咸宁市委书记李明波的行动就涉及了这个问题。     客观上说，咸安改革之所以成为旗帜，产生很大反响，与原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个人有着较大的关系。《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报道《“孤岛突围”还是“人走政息”》可以证实这一点。     对于亟须改革的地区来说，有了“宋亚平”式的领头羊，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推进改革。然而“宋亚平”式的领头羊获得成功被提升调离以后，就留下一个悬念：改革将继续还是停滞，甚至会不会产生倒退？     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宋亚平”式的领头羊去留这个事关改革命运的敏感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可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人亡政息”。可是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呢？     其实“宋亚平”式的领头羊离开以后，并不是说绝对不会再产生和他相似的人。只是因为不确定因素较多，这种人产生的几率较小而已。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人们担心改革无法继续，甚至会倒退。所以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是解决“人亡政息”的关键所在。而只有优良的制度才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优良的制度形成依赖于社会的共识，也同样依赖于“宋亚平”式领头羊的推动，这是咸安改革已经证明的。所以，“宋亚平”式领头羊在主导全局时，要致力于制度建设。他们要通过个人魅力来推动制度的建设，并且在制度建设中“祛魅”，让制度独立运行。这样，制度和个人魅力共振，不但“宋亚平”式领头羊在任期间能够加快改革的步伐，而且因为完善了制度建设，在“宋亚平”式领头羊离开以后，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将会保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     根据制度学原理，制度是可以无数次使用的，也就是说等于还有无数个“宋亚平”。其实这个道理邓小平同志很早以前就已经指出，他说，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这里的“稳定性、长期性”，也包含着这个道理。     制度不是仅仅有约束功能，还有培训功能，也就是它可以对后继的潜在的“宋亚平”们进行培训。这样可以连续不断地培养出新的“宋亚平”，改革发展就有了稳定的推动力。</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新京报  </div>

散打 2006-11-9 13:40

<div class="NewsTitle">宋亚平的咸安政改能否燎原</div><div class="font6">李楠</div><div id="Grid_zoom">“这次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用桑塔纳送客人了。”     4月20日，记者在湖北省咸安区汀泗桥镇的采访结束时，天色已经渐晚，该镇年轻的副镇长周大勇在送记者离开的时候这样说。就在当天晚上，这个镇将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干部公务消费货币化和撤销村民小组组长等问题，并要确定最后的方案。方案确定以后，该镇的两辆公车将被拍卖，镇干部享受专车待遇的历史将终结，以后干部按标准享受交通补贴，至于买车还是打车下乡将完全成为干部自己的事。     这只是咸安区乡镇继续推进改革的一个细节，却意味深长。专车向来是中国官员身份的象征，排量的大小和官位的高低直接相关。另外一个不应该被忽略的细节是，汀泗桥镇用车制度的改革并非上级强令推行，在咸安区针对乡镇改革的框架下，各乡镇都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台具体措施。在谈到将要拍卖公车的时候，周大勇的语气中流露出的不是对特权的迷恋，而是走在改革潮流之前的自豪。在咸安，改革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了干部的思维当中。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是该省38个贫困县之一，在过去的5年里，成了全国知名的改革明星。谈到咸安的改革，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咸安前任区委书记宋亚平，正是这位拥有独特的经历和抱负的书记，在咸安先后推出了“五保合一”、干部外出打工、乡镇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七站八所”等一系列动作，被视作中国基层政权冲破“黄宗羲定律”的成功尝试。2003年底，湖北省委发布了名为《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的第17号文件，将咸安经验作为样板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咸安的大胆改革     1999年，宋亚平在湖北省枣阳市当了10个月的常务副市长之后，调任咸安区任一把手，直到2003年底，他被调往省委政研室担任副主任。期间历时近5年，完成了到咸安之初他对省委组织部门提出的“让我踏踏实实干满一届”的愿望。     初到咸安，他便开始按自己的想法对陈腐的地方吏治进行整治。当时，咸安有各种名目的基金会130多家，非法高息揽储达3．68亿元。由于多年未被治理，1999年初曾出现挤兑风潮。上访的民众开始围堵政府大门，后来发展到围堵107国道，甚至想阻断京广线。宋亚平先从清理基金会抓起，历时几年，终于使基金会债务接近全部化解。     整治基金会并非宋亚平的目的，当时在他的脑海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改革思路。作为整个计划进行的基础，他于1999年11月组建了咸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这一时间比湖北省建立对口机构还要早半年。2000年，咸安率先建立“五保合一”的社保体系，为在职干部、退休职工、下岗分流人员统一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五项保险。     “说起来谁都拥护改革，但改革改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是很痛苦的，这是人的天性。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天性，否则改革不可能成功。”宋亚平说。建立“五保合一”的目的就是为可能被改革触动利益的人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至于将这些人推向改革的对立面。事实证明，“五保合一”为整个改革提供了操作基础，保证了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出现激烈的矛盾冲突。     “五保合一”的建立历时半年以后，宋亚平走出了他的第二步棋，让干部外出打工，这项措施引发的轰动最为广泛。宋亚平对记者说了他的考虑，让当地的干部接受改革思想，一般可选择的措施无非就是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或者组织参观考察，但挂职锻炼时间有限，别人拿你当客人，结果就是陪着开会、陪着参观、陪着吃饭，成为“三陪干部”。而组织起来到沿海地区参观考察事实上就是一次公费旅游，效果更差。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干部们走出办公室，自己到市场中谋生。这个想法提出之后，在常委会上多次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决定。之后宋亚平又在干部中一次次地动员，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当时咸安区的干部本能地排斥这种做法，宋亚平将他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谈话，做思想工作。最终，第一批187名打工干部在2001年的正月十五启程出发。咸安区对打工干部每月发放150元的生活费，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归个人。宋亚平对这些人的要求是，必须走出咸宁市，对留在咸宁不走的，一经发现便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工职的严厉处分。到2004年初，现任咸安区委书记王玲送走的已经是第五批打工干部。     送走一批之后，宋亚平接着拿留在咸安的干部开刀。他先拿出6个重要的被视为肥缺的区直局机关，公开选聘局长，然后放权让竞争上来的局长组阁，对人员进行分流。先后有2300多名区直机关的干部被推向社会。     但是机构改革进行得最彻底的还是乡镇一级。宋亚平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基层政权没有必要实行党政分开，分开的结果只能是互相扯皮，有功互相抢，有责任却互相推脱。于是他大胆尝试由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直接推举党委委员候选人，然后由党员代表差额选举党委成员和党委书记，书记产生后作为乡镇长候选人推举给人大进行等额选举，从而达到党政一肩挑的目的。乡镇内设机构全部撤销，重新组成党政综合、财政税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四个办公室，分摊原有工作内容。对于乡镇下设的“七站八所”，除保留财政所之外，其余全部和财政脱离关系，推向市场。一举将乡镇一级由财政供养的人员减少了近半数。     宋亚平给咸安留下了什么     咸安区有一个小有名气的镇党委书记，这个人就是向阳湖镇的郭冰生，他有名的原因是他的年龄，1975年出生的郭冰生在咸安区的乡镇党委书记中是最年轻的。     郭冰生是咸安区第二批外出打工的干部。在第一批打工干部离开家乡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原向阳湖镇的镇长（现在的向阳湖镇由原宝塔镇和原向阳湖镇合并而成）的郭冰生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这个新鲜事持观望态度，但第一批打工干部在出去三个月以后纷纷传来捷报，郭冰生于是主动报名参加了第二批。在深圳漂了半个月，郭冰生终于在一家物业管理公司找到了一个职位，2002年底返回咸安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培训部主管。他说，如果不是已经结了婚，他肯定就不回来了。     打工回来之后，他又回到了向阳湖镇。2003年初，在改革后的第一次公开选举中，郭冰生当选为镇党委书记兼任镇长。打工经历让郭冰生更深地了解了市场经济，理解了企业，他说在企业工作让他明白要发展经济首先要让企业在当地赚到钱，而不能像以前那样搞竭泽而渔。     咸安的改革造就了一批有市场意识的年轻干部。由于领导干部人选的推荐扩大了范围，被提名的人基本上是在党员和群众中口碑较好、能力较强的，资历不再重要。前文提到的汀泗桥镇的副镇长周大勇出生于1974年。在高桥镇，记者了解到，该镇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也在30岁以下。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周大勇说出了“感谢改革”的话，他说如果不是改革，像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出头的机会。     选举过程中民主因素的增加，迫使乡镇干部负责的对象由原来的对上转变为了对下，这些经过真刀真枪竞争产生的干部们相对以前由上级直接任命的干部，有了强烈的职业荣誉感。“现在做的工作能够得到多数党员和群众的认可，我就觉得值了。”周大勇说。     宋亚平搞的改革使改革的精神在咸安区已经深入人心。“七站八所”撤销之后，高桥镇在分流了原农机站、农技站和水利站的部分人员后，剩下的8人合起来组建了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有偿的技术服务，这些人员由以前的财政养活转向自己赚钱养活自己。这8个人经过讨论决定推举原农技站副站长李建军为服务中心的经理，但李建军当上经理之后，立即将人员精简为3人，其余5人在领取政府发给的生活费的同时，自谋出路。对于这种有点不近人情的做法，李建军却能做到平静地看待，“改革就是这样”，他说。他的设想是，随着服务中心业务的开展，会有一天需要更多的人，那时被迫下岗的人还可以回来工作，但现在他养不起这么多人。     改革孤岛走出重围     人们一度担心咸安的改革会形成孤岛，也担心一旦宋亚平离开咸安便人走政息。但目前看来，这种担心并没有变为现实，宋亚平虽然离任，但咸安改革“大旗不倒，力度不减”，并且其影响力正在向湖北全省蔓延。     咸安之所以能够做到继续改革，与这场改革得到了湖北省最高领导的支持直接相关。2002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注意到了咸安的改革尝试，并亲赴咸安调研，对改革给予了肯定。2003年底，湖北省委下发了《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以咸安的乡镇改革为蓝本，在全省推行，宋亚平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和讨论。2004年3月，俞正声第二次来到咸安，明确表态赞赏咸安的改革，还要求随行的税务、国土资源、计划生育等有关系统的领导当场表态支持改革。     咸安的一位干部说，有一种看法认为，将宋亚平调到省委政研室担任副主任，就是要让他参与推广咸安的改革经验。但是，正在洪湖调研的宋亚平说，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其中，只是充当了顾问的角色。他手上刚刚收到一份麻城市方面转来的关于乡镇改革的方案，请他提意见，该方案设计几乎和咸安的做法一模一样。     难以复制的咸安政改     虽然宋亚平自认为他和江苏宿迁的改革人物仇和不同，因为他从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但无法否认的是，咸安政改带着宋亚平个人的深刻烙印。     独特的经历和内心的政治抱负造就了宋亚平。1988年，在机关工作了两年多的宋亚平辞去工职下海，在广东和海南等地做了10年多的商人。在这段时间里，他形成了对政府职能的看法，一直设想：如果有一个可以施展的舞台，自己会怎么做？1999年，他终于等来了机会，湖北省到南方公开招聘领导干部，通过考核后他得到了枣阳市常务副市长的位子。在枣阳，他制订了一套系统的改革方案，准备在枣阳实现。但是“推行改革必须要当一把手”，在出任咸安区委书记之后，他终于得以施展，需要重新做的只是将方案中的“枣阳市”改为“咸安区”三个字而已。     经过多年的商海沉浮，宋亚平积蓄了可以使他后半生衣食无忧的财富，这让他能够做到为实现政治理想而改革，可以将乌纱帽放到一边进行改革。     宋亚平自己认为，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借鉴咸安的改革经验，但很少有人看到咸安改革的精髓。他认为他开创出来的“咸安精神”是一种以改革统领全局，以改革求发展的精神，其意义不在某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湖北甚至全国其他地区学习咸安不见得要照搬咸安的经验，而应该学习这种改革的精神，开创出有自己特色的改革模式。     咸安改革难以复制，归根结底在于难以复制宋亚平这样的官员，能够为了长远的发展利益而改革。     目前，咸安改革模式在湖北省的推广已经如火如荼，从省里到县里一级级地开会贯彻。让人担忧的是，一旦改革变成了一项任务，改革将不再是目的，目的将被完成任务取而代之。     咸安的改革虽然走出了孤岛，但能否成为燎原之势成为新的期待。</div><div class="viewNewsContent">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04-5-8   本站发布时间：2004-5-8 </div>

散打 2006-11-9 13:47

<div class="NewsTitle">                     咸安改革可复制否？</div><div class="font6">                             玛雅 </div><div class="NewsTitle"></div><div id="Grid_zoom"> 　　试点一直是中国改革方法论的重要部分。没有试点的改革是灾难性的改革。对于积极的改革探索，我们不应过于苛刻，成功的改革需要呵护。但有了部分的经验而不能正确地对待、合理地利用，成功就会成为失败的诱因，把整体“成功”地带入沟壑。　　4年前，当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悄然起始，这场改革的始作俑者、当时45岁的区党委书记宋亚平并没有“非分之想”。　　然而，咸安改革的影响很快超出了宋亚平的意料。2003年12月，宋亚平升任湖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一个月后，以咸安改革为模本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湖北省乡镇全面推开。随后，全国26个省、市级政府考察团先后访问湖北和咸安，其中一些省、市已开始推行“咸安改革”。　　尽管咸安改革正在呈现燎原之势，作为它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宋亚平并没有博得满堂掌声，却自始至今受到压力。　　“非常难的。”宋亚平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咸安，我认为当初所走的这条路非常正确，但是非常艰难。”　　咸安走了一条什么路？这条路出了咸安走得通、走不通？俗话说，十里不同风。如果其他省市的移花接木，意味着咸安改革已经开花结果，那么，在如此广大的中国农村乡镇，这花、这果究竟能不能漫山绽放，遍野生根？　　政府“买单”与民选镇官　　咸安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可以概括为并乡并村和转制转换。咸安第一步先将乡镇和行政村合并，随后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行转制，对人员身份实行转换。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的乡镇站所改革。　　所谓“以钱养事”，用一句话说，就是政府花钱，从社会上购买有资质的服务组织或专业人员的劳务，向农民提供三农服务。　　改革前，一个乡镇有农机站、派出所等“七站八所”20多个。咸安除保留税务、国土、公安、交通、林业等机构外，其余的“摘牌、收章、改制、走人”，全部走向市场，转制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服务组织。原来“七站八所”的人员，按工作年限一次性领取经济补偿后转换身份，由“公家人”变为“自然人”。对于长期性的三农服务项目，政府采取“以钱养事”的方法：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实行合同管理，考核由农民签字，结算由政府“买单”。　　在横沟桥镇的街上，陪同我采访的镇党委委员刘琼叫住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小伙子姓徐，原来是镇农技站的技术员。小徐告诉我，改革前，农技站共有13人，他每月工资500～600元。改革后，镇上通过公开竞标聘用了4人，负责农作物保护，聘用合同期为一年。镇里将全镇4万亩农地平均划分为4片，4名农技员每人承包1万亩，劳务费为每亩田1块钱。小徐现在的“固定年薪”，就是这1万元劳务费，比改革前多了2000～3000元。不过这份“年薪”并非旱涝保收，镇上每月只给承包人300～400元基础工资，其余为考评工资，年终总算。如果一个承包人年终考评只得70分，不但1万元劳务费被减至7000元，下一年的聘用合同也可能告吹。　　“‘以钱养事’的改革对老百姓的好处最大。”小徐说，“改革前，农技站的人整天坐在‘家’里。现在一到虫季，我们4个人不管有没有人通知都要下去，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害。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改革的受益者，横沟桥镇的老百姓对“以钱养事”是有认知的。“当然是改革后服务好。”在孙祠村，一名抱小孩的妇女对我说，“什么事都服务上门了。比如计划生育，服务站的人上门免费为我们做检查。”　　从三农服务质量的变化，横沟桥的农民看到了政府行为的转变。“改革前，政府以行政方式指导工作，现在不同了。”孙祠村农民钟俊国说，“以钱养事，政府出钱买服务，有技能的人竞争上岗，没技能的都被淘汰了。”　　“老百姓不但对服务的满意度高了，对改革的满意度也很高。”刘琼介绍说，以前的“七站八所”，真正有专业技术的人并不多，成了干部安排亲属的地方。这些人没有技能有靠山，政府必须养着他们。“老百姓说，改革改得好，改革就是改腐败。这话说得挺在理。” 　　刘琼今年30岁，原来是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2002年公开竞选，当选镇党委宣传委员。我们见面时，她的鞋跟上沾着泥。她告诉我，头一天在村里，帮助一名上年纪的农民种了一天油菜，是镇上打电话叫她回来“接待”我。我在孙祠村采访时，刘琼在一旁和几个农民聊天。她跟那些农民很熟，叫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我们现在不光要把政府的工作干好，还要经常下乡接触群众。”采访回来的路上，刘琼对我说，“现在是农民选镇官，我们的选票握在农民的手上。改革后，一是体现民主，二是干部竞争，这两样结合到一点，就是我们怎样改变工作作风，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　　“农民选镇官”，是咸安改革的另一举措。咸安将乡镇党政班子统一定编9人，一律通过“两票推选，竞争择优”的方式产生。参与“第一票”推选的选民为全镇的党团员、市(县)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劳动模范，还有“每10户推举一名”的农民代表。“第二票”为镇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选举。　　当晚，我们在镇机关吃食堂：米饭、大锅熬菜和菜汤。刘琼要了两个煎鸡蛋，算是给我“开小灶”。“今天就让你吃食堂了。”她直率地说，让我感到挺亲近。　　刘琼胸前戴着一个红色徽章，上面有“共产党员”4个金字。我问她是不是规定要戴，她说没规定，但是提倡，其他同事也有戴。她告诉我，有一次搭公交车，她给一个老人让座，老人看着她那枚徽章笑道：“你是共产党员。”　　走访横沟桥，我有一个感受：横沟桥改革的成功，与当地的民风民情和共产党组织的作用不无相关。这里民风比较和谐，党的组织也比较健全。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换一个地方，咸安改革可能不会推行得这么顺利，或者效果不会这么好。　　“很有可能。”刘琼说，“我们这里群众也好干部也好，精神状态还是很好的。”　　宋亚平则认为，是改革带来了风气的转变。“咸安在改革前的局面和其他地方没什么差别，这是乡镇‘海选’的结果。”　　咸安区委2005年6月一份总结称，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推进，达到了“两提高”——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谁来支付改革的成本？　　对横沟桥的良好印象，并没有解答我的疑问：在“十里不同风”的中国广大乡村，一项改革在某个地区取得成功，究竟有多大的可复制性？一哄而上跟风效仿，究竟有多大的可成功率？现实是，即使是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帷幕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在出现短期的繁荣后，今天已证明遇到了新课题——“包产到户”只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却无助于农民闯市场。当独自耕种、提篮小卖的小农在谷贱伤农、圈地毁农的激烈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地遭受贫穷和衰败，华西、南街、大寨这些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再度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明星。　　对于咸安改革的可复制性，宋亚平乐观地认为：“咸安的经验在中西部地区具有普遍意义。中西部各地的情况带有共性，咸安改革能搞成，其他地方也能搞成。”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观察是：横沟桥是咸安改革搞得最好的乡镇之一。横沟桥的成绩并不能说明整个咸安，更不能说明全国农村乡镇。　　据湖北省南漳县某乡镇一名副镇长介绍，虽然“以钱养事”的改革，把传统“七站八所”的包袱甩掉了，“但完全靠市场化的方法，由服务中心提供服务，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