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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茅于轼先生，高校收费多少就可以救助贫困生了？

[size=5][b]请问茅于轼先生，高校收费多少就可以救助贫困生了？[/b]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中说：“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此论一出，立即引来许多批评。茅于轼先生还是非常在意人们的批评，因此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了一篇《从高校学费谈起》作为对各种批评声音的回应。我非常仔细的阅读茅先生的大作，也做了一些思考。我想提一个问题，请茅先生说一下今天的大学将学费提高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救助贫困生入学了。因为经济学家不能凭空想象，无论是宏观的设想，还是到具体的学校、学生一定要把学费指标确定下来，并且说明这样一来学费增加了，贫困生救助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能说得明白我就给你鼓掌，不然的话还是有人会批评茅于轼。
认为现在大学学费不够高，增加学费有利于穷人还是上学的论点最早是2007年11月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一高端经济论坛上提出来的，他说：“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是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茅于轼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诠释张维迎的观点。
茅于轼说：“一般群众关心的是当前的利益，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经济学家要考虑更长远的，更广泛的利益。一般群众希望政府更多的补贴，而经济学家还要考虑补贴的钱从哪里来。”
茅于轼说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群众觉得学费高，是群众只顾眼前利益，而经济学家是有一个长远的眼光；第二层意思是群众不关心这钱从哪里来，这是经济学家考虑的问题。
中国大学学费究竟高不高？除了老百姓说高，还有人说这学费高吗？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显然茅于轼不愿意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他不知道这个真相。
去年5月23日教育部部长助理杨周复在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2000年以后一直到去年秋季，高校学费的总体标准是稳定在2000的水平。将来也不会因为物价上涨来提高收费。杨周复指出，如果有的地区学校违反规定，提高收费标准，将按教育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国内物价在上涨，教育部却要稳定大学学费，说明当初学费标准定得太高，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也认为：“大学收费有点高，超经济承受能力”。他说：2005年“在校大学生人数由1998年的340多万猛增到今年的1400万。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差额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学费填充的。”
知道张保庆副部长这个讲话的大学校长如果看到了茅于轼的这篇博客，一定会去找教育部算账。因为茅于轼说：“拿高校收费来看，现在公办大学的收费标准，大约只占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靠政府的补助。”
中国有多少高校能像茅于轼所说的那样从教育部手中获得三分之二靠政府的补助？
全国2007年在校大学生已经增至2000多万。国内大学生的学费从3000元到5500元甚至更高不等，平均按每年4000元计算，一年学费总计约为800亿元人民币。按照茅于轼的算法，国家投入经费应该是1600亿。2005年的时候国家对大学的投入仅仅只是800亿，两年之后翻了一番变成1600亿，你说有谁会相信？我不怀疑国家对重点高校的投入会远远超过学费的两倍，因为科研、设备经费的投入是一个大头，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投入远远高于学费收入的两倍。但是更多的学校从国家手中得到的经费是很少的。
我们必须客观分析平均一个大学生一年4000元学费究竟算不算高？茅于轼说：贫困生“在东部地区一般是10-15%，在中西部就有20%，个别地区甚至超过30%，比如青海师范学院。就全国而言，说10-20%是差不多的。”这个说法也是含糊其辞，没有依据。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国家统计局1月24日宣布，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就业增加较多。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比上年增长1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
许多资料介绍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上住宿费，书本费以及生活费用大概是1万元左右，在城镇居民供养一个大学生几乎要用掉一个人一年平均收入；在农村两个人的一年收入也不够大学生一年的费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平均数，分布频数并没有说公布，一般说低于平均数的城乡居民是绝大多数，可见城乡居民供养大学生的困难有多大？
茅于轼一定是混淆了一个概念，他把在校大学生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比例说成是贫困生，这个说法显然不对。因为许多家庭是把许多年积蓄都豁出去培养自己的孩子，有的人是依靠向亲戚朋友借钱供孩子上大学，这些孩子没有申请助学贷款，这些孩子是不是贫困生？
茅于轼说：“富人的消费高，交的税也高，但是他们有较大比例的钱存在银行里，或锁在柜子里，这部分钱是不征税的。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的税负轻，穷人的税负高。让税收补助大学生，是有较高比例的穷人所纳的税在用于补贴。其合理性就更值得探讨了。”
这几乎是茅于轼建议提高学费的杀手锏，可是这位经济学家好像把一些基本问题都搞颠倒了，中国银行确实有不少钱在睡觉，这些钱是穷人的还是富人的就值得讨论了。富人有钱用于投资，穷人有了一点个结余的钱都存银行，这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因此茅于轼的这个说法几乎是颠倒黑白。现在CPI指数居高不下，据说元月份会达到7%，钱在银行睡觉会贬值。富人们用钱做生意，炒股，做房地产用钱生钱，他们才不会让钱在银行睡觉，甚至让它贬值。税收收之于民，用之于民，重要的意义是实现社会的二次分配。如果认为初次分配中资本回报过高，以至富人缴的税还不够高的话，这正是中国贫富悬殊加大的原因，用税收的钱投入教育，实现受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可惜茅于轼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
茅于轼说：“经济学家还要考虑补贴的钱从哪里来。”我想这是大家应该讨论的问题，不只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茅于轼的文章没有说到中国教育投入的问题，因此他并没有真正的关注过“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我不得不提到的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是199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一个振兴中国教育和发展的纲要，这个纲要中首次明确：“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
我国大学学费过高的原因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指出：“1991年，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比重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1％，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4.6％，印度为3.5％；最不发达国家为3.3％。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NP的比重为2.3％。”直到去年财政部长才说2007年有可能突破3%。这才是中国高等学校收费高的根本原因，经济学家对中国教育经费的来源确实是动了不少脑筋。例如被誉为“高校扩招之父”的汤敏先生在直谏高校扩招的意见中就提出：“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元。”
现在高校的这个高收费就是从这里来的，汤敏默认自己是“高校扩招之父”，却不敢担当“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教育的高收费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更严重的是由此还产生教育乱收费的现象。
从2003年之后，教育乱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高校的乱收费行为也受到遏制，由于教育投入依然比较少，所以现在许多高校的经费并不是很宽裕，有人担心如此下去一些高校会破产。茅于轼和张维迎关于多收费可以资助贫困生的说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可以算一笔帐，如果现在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就会增加2466亿元，教育经费的问题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如果是2000年就实现4%，现在如果实现了4.5-5%的话中国教育经费问题就有可能突破1万亿，情况就大大的不一样了。
究竟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投入不能实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目标，政府是需要反省的，经济学家更需要反省。
我这样说不是把责任都推到经济学家的身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这些年来主张的是“效益优先”忽视的是“效益与公平的和谐”，忽视民生问题导致的不仅是教育投入不足，医疗的投入也同样是严重不足。
两会即至，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必然是民生问题，教育投入必然也是热点话题，对于这一点我充满信心。不过还是请茅于轼先生认真的回应我的质疑：高校收费多少就可以救助贫困生了？
2008-2-15[/size]

好啊！多对经济学家们问些为什么，有利于他们提高，因为他们和有些人不一样，他们听得进去意见。

对于茅老，我算是有一面之缘的。所以近年来一直在关注他的言论和书籍。近期也很意外地买到了他的那本《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书名可能有所误差。）

茅老对于楼主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于张维迎观点的诠释，而且与去年另一房产商任志强说的房地产是给富人住的是一个道理。都是说了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拿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来说吧：政府所谓的经济适用型房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到底每年按没有按国家的政策去完成各地的经济适用房，或是真正将经济适用房分没有分到真正需要他的人手里，可以这样说，包括楼主你，都已经不再相信那一套面子上的报导或数据了。对不？

茅老说的也是那样的。中国高校的情况是国家再投入多少，再怎么样的偏斜，那些学校大佬们都说钱少了，所以变着法子收费。以至于今天高校的费用真的成了三座大山之一了。那么政府再怎么样的三令五申，为什么年年总是年年，问题却总是存在呢？

不仅仅只有高校收费，还有三农、国有企业等等。那么这就是现实。

所以茅老们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非理想主义的东西。是切实能够解决目前高校收费高的办法。所以，他想到了西方的一些现代管理制度。不需要理想的状态，而是直面现实的。那就是平衡。从能够入校的子弟那里收到的高费用，用80%做为贫困生的补助，这是资金的转移。是一种间接的援助与平衡。

当然这只是办法之一。但是还是能够起到作用的。你要看到：那是80%的奖学金。

关于你谈到的教育经费投入问题，说到那《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里提到的，同时你说到07年的东西。然后你就算。但是你别忘记 了，你永远只能站在算算数的位置上。实际政府到了那时打算如何，你没有表决权。甚至连参与投票的权力你就没有的。

当年日本失败后那么穷的情况下，都能够实施义务教育，并且提供孩子的午餐。而今天的一些非洲，在教育上的投入，为什么能够那么大度大方咧？其实这里我们只是说明一个事实：是否真正关心教育、重视教育，真正以教育强国富民的政府，不是算数给你听，而是用行动的。即使政府明天可能连午餐都没有吃了，但是教育该怎么投入还是该怎么投入的。这和GDP无关。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孩子们能不能读书，这个民族的素质要不要提高，那都放在后面。最前面的是我们这个集团需要去更高档次的酒店和开更高档次的车。所以，对于06年35万亿财政收入的分配时，当然教育经费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公务员巨大费用的不争事实，却是默默认同。不能割舍。

那么，这对比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所以茅老等实干的人，与其抱希望于未来那不可及不确定的饼，不如就拿今天已经存在的事实，进行可操作性的重新分配。80%用于奖学金。是很高的比例。这是可见的钱，是可以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