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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3anhua 2008-5-7 13:10

时评：国家不幸个人幸

<DIV id=artical_topic>国家不幸个人幸</DIV>
<DIV id=artical_sth>2008年05月07日 08:31南方都市报</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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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界近年来有一种“西政现象”，全国政法、法律教育研究以及行政管理领域，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十分强势。原因说来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全面恢复法学教育，西南政法学院于1978年复校招生，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东、华北、中南几所政法院校1979年才开始招生，短短的一年就让西政的毕业生占了先机。
    “西政现象”只是中国社会“77、78级现象”的一种缩影，《北京日报》5月5日刊发专文《中国政坛77、78级现象:“文革”中成熟的一代》论述之。本来，人事有代谢，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一种社会规律，但由于“文革”十年的浩劫，人才凋零，1977、1978年凭考试进入高校的群体，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领域，显得风景这边独好。可以说，无十年“文革”对中国各方面事业的耽误，也不会有77、78级大学生如此惹目的成绩。阮籍发牢骚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其实哪一代没有俊杰？只是如果一代人成英雄的机会被耽误了，那么下一代人成名的机会自然更大，因此说77、78级的大学生，是国家不幸个人幸也无不可。
    如果将1949年以后的干部培养选拔放在中国的大历史视野下考察，我们会发觉77、78级大学生恰逢一种政权转型，当政者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而各级官员也从以革命者为主转向有专业技术的官僚。汉代开国后不久，统治者就明白“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这种传统政治思想其实和改革开放后不久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暗合。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后，刚开始必然会有论功行赏式的官员任命，但若希望长治久安，这种官员选拔制度必须让位于系统的文官制度，无论是汉代的察举，还是隋唐开始的科举，王朝必定会遵循一种规范的官员选拔制度。因此往往新王朝开始转型，采取科举制选拔人才之初，恰逢其时的读书人总会占便宜。明代和清代初期，许多文墨欠佳的人都能进入仕途，而到后期，官员的培养、选拔和更替途径固定后，新科进士出头越来越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前十几年干部选拔很有论功行赏的味道，大批军转干部进入政府管理层是很自然的事情。新的文官集团还没有培育成，又碰上了十年“文革”，直到改革开放，韦伯所说的现代官僚体系才开始形成，无疑，77、78级大学生是这个体系中最活跃最容易脱颖而出的一群人。
    这群人今天的成功，是中国的大命运和他们个人的小命运聚合而成，回首他们的成功之路，我以为自己不值得自豪，别人也不用艳羡。靠社会剧变而获得的机遇，是很难以重复的，一个人的成功或一代人的幸运，靠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时运决定，在现代社会本身就不正常。
我以为，更年轻的一代人，不要希望因前一代人被耽误或者社会出现动荡，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机会，这非国家之福，况且谁能保证上天不会安排你这一代人给别人做垫脚石呢？机会均等、程序公正的制度才是最可靠、也最值得期待的。</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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