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猎人 2008-5-8 08:31
农村改革30年特稿：农村改革人物榜（原创连载）
[align=left][size=7][color=red][/color][/size][font=楷体_GB2312][size=5][color=purple]农村改革30年特稿[/color][/size][/font]
[font=黑体][size=7][color=red][/color][/size][/font]
[font=黑体][size=7][color=red]农村改革人物榜[/color][/size][/font]
（原创连载）
三农问题可谓上忧朝阙，下扰庶民的长期问题。农村改革至今已有30年。本人不才，在这里列出一个农村改革人物榜，
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align]
城市猎人 2008-5-8 08:33
NO.1 杜润生
[font=黑体][size=5][color=red]NO.1：杜润生[/color][/size][/font]
杜润生（1913-），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1932年10月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33年到北京。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在 “一二•九”运动中任学联代表。1936年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区队长和宣传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中共太行山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亲身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1953年初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农业合作化。1956年后，历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中共中科院党组副书记，1961年主持起草《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14条意见》。197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起草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五个一号文件，提倡小城镇发展战略。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改革开放以来，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
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文集》等 。
[font=黑体][size=4][color=blue]我的评价：[/color][/size][/font]
[font=黑体][size=4][color=#0000ff][/color][/size][/font]
[font=楷体_GB2312][size=4][color=blue]
[align=left][size=5][color=red] 三农领域的泰山北斗 农村改革的元老耆宿[/color][/size][/align][size=5][color=#ff0000][/color][/size]
[size=5][color=#ff0000][/color][/size]
[align=left]
如果说杜老是当今三农领域的泰山北斗，相信大家不会对此有疑问。作为党内资历最深的农业问题专家，杜老曾历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并曾和邓子恢同志一起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改革开放后，杜老重新回到农口。改革开放初期，在党内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下，杜老坚信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不可抗拒，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并主持起草了20世纪年代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不仅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也带来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大发展，农民从中得到了巨大实惠。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杜老离开了三农研究一线，但他仍关注那些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
[/align][align=left] 杜老对于三农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如下四方面：
[/align][align=left] 首先是对于农村改革的支持和推动。改革之初反对包产到户的阻力不可谓不强大，杜润生以其对农村现实的了解和很高的政治智慧打破现实僵局，找到了可以为各方接受的改革方案。加速了改革。杜老在主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期间，主持起草了５个中央一号文件，带来了农业和农村的大发展。
[/align][align=left] 其次，杜老把一批极具才华的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并形成了一个世界级的研究团队，不仅产生了一批既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理论洞察力的重大成果，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王岐山、陈锡文、段应碧、杜鹰等已成为国家领导人或担任高级领导工作，至今在学术界极为活跃的林毅夫、周其仁、白南生、宋国青、罗小朋、温铁军、张晓山等当年也是这个团队的重要成员。其中王岐山已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林毅夫已经成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而陈锡文作为国内最顶尖的农业经济学家之一，更是直接主持了新世纪以来五个涉农一号文件的起草过程。
[/align][align=left] 再次，杜老大力推动了三农研究的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这两大三农研究重镇的成立无不凝聚着杜老的心血。不仅如此，在杜老倡导下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已经成为中国三农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象征。这一奖项的设立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三农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对农村改革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align][align=left] 最后，杜老对于三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十分客观清醒的认识。他既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又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在国家发展层面，他认为应从国家发展高度来考察三农问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应以史为鉴；在农村发展方面，他主张要稳定家庭承包制度，要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并对阻碍农村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提出批评；在农民权益方面，他主张建立农民协会保护农民权利，让农民成为“自由人”，对于农民应免除农业税；在政治改革方面，杜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主张要有透明的民主政府，并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而这些无不体现了杜老的真知灼见。
[/align][align=left] 综合以上原因，我认为应该把杜老列为中国农村改革人物榜的第一位。[/align][/color][/size][/font]
城市猎人 2008-5-8 08:36
杜老是中国农村改革有关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内外公认的农业经济大家。个人以为杜老应该是当之无愧的NO.1。不知大家是否认同？
啊-呸-服！ 2008-5-8 14:42
杜老近年来的观点有几个新的，记忆深刻：
1、赋予农民法律意义上的承包权，也就是产权
2、主张成立农会
共楼主参考
啊-呸-服！ 2008-5-8 15:09
“温州是我的终生课题”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温州情
2008年03月26日 09:04
▲杜润生1997年10月26日在温州雪山饭店座谈会上。
杜润生简介>>>
原名杜德，1913年生于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他为倡导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了大量工作。1984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组成，杜润生后来被增补为成员。
杜润生多次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的“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为深化农村经济改革，重建农业经营主体——家庭承包制，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年6月9日离休。
杜润生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等著作，汇编有《杜润生文集》。
■“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作证，告诉永嘉的同志们，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杜润生对温州试验区的改革非常重视。全国试验区工作会议召开八次，杜润生一到会都问“温州的同志来了没？”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对“温州模式”出现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时，杜润生明确而坚定地说：温州的路子是对的。
■“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本报记者 尤成勇 沈绍真
温州的创新，让一位已95岁高龄的老人痴迷研究了50多年，还曾五次来温。
“温州是我的终生课题。”这是中国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杜润生的真情表白。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杜润生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理论先驱人物之一，杜润生对温州和温州经济，有很深的情结。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2月26日，在原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宋文光的牵线搭桥下，记者与宋文光一道赶赴北京，在杜老的办公室，进行零距离的独家采访。
（一）
杜润生与温州的第一次结缘，是在1956年。
1956年，正当中国农村处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之际，这一年5月，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针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弊端，决定在该县燎原社进行中国农村第一次的包产到户试验，并派县农工部干部戴洁天到燎原社组织包产到户实验工作。
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杜润生带队来温州搞调研“包产到户”，这是他第一次来温州。
“当时我和邓子恢部长一道提倡‘包工’、‘包产’责任制。永嘉的做法和我们不谋而合，我看了后很激动、很兴奋。”杜润生说。包产到户试点很快收到成效。不久，燎原社的经验便如星星之火般迅速燎原，到1957年春，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一千多个。
在温州农村进行这场包产到户试验的时候，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正进入第三个年头，农村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况下，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便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批人的反对。在强大的“左”的势力下，这场中国农村第一次的包产到户试验被掐灭了。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
在杜润生埋下温州情结的同时，温州人也在困难的挣扎中等待。
（二）
20多年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之一的温州，再度与杜润生结缘。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大幕拉开。1979年，杜润生再现政坛，他以66岁的年龄重新回到农口工作。那一年的2月，温州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改革开放的浪潮，给温州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活力。温州人跑供销兴办市场，把农村商品经济做得有声有色。
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杜润生，第二次来到温州。
1985年3月18日和20日，杜润生和林业部部长杨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等一行专程来到温州。他们先后视察了永嘉的桥头纽扣市场、瑞安的塘下家庭工业，乐清的北白象村镇建设、柳市的五金电器市场。看了后，杜润生称赞温州的农村商品经济搞得很活跃、很有特色。
杜润生离开后的两个月，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称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温州声名鹊起。
从挂户经营者拿着介绍信开拓市场那一刻起，温州人多年来被计划经济压抑下的热情迸发出来，点燃了温州市场经济的火花。正是温州创造的挂户经营这个“土特产”，使千家万户的能工善商者找到了打入全国市场的支点，找到了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发展商品经济的变通方式，推动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
杜润生曾说，温州的个体户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经济中的手工业主小私有者的守旧心理，我们再不宜用旧观点看待他们了。
（三）
1986年7月中旬，杜润生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温州农村改革试验问题的座谈会，收集调研资料，为推动温州成为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出力。
1987年9月16日，国务院批准温州市为全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 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政策性文件，从而使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由群众自发联合转变为政府引导的规范化建设。
“杜老对温州试验区的改革非常重视。全国试验区工作会议召开八次，杜老一到会都问‘温州’的同志来了没？‘请温州的同志多谈谈。’对温州特别地关照。”宋文光回忆，工作会议召开了八次，温州做了八次的典型发言。因为上世纪80年代，宋文光因负责温州试验区工作，而在全国试验区会议时常与杜老见面，两人更是别有一番深交。
宋文光说，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对“温州模式”出现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时，杜老总是明确而坚定地说：温州的路子是对的，并鼓励支持我们要把农村改革试验工作坚持下去。
就是这份温州试验区出的股份合作制，为中国企业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也就是这么一种思维，使温州成为改革的聚焦点，引发了温州经济领域的滚滚烽烟，在1989年、1991年，北京竟一连来了三次调查组。
而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有企业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承包制的试验和改革。直到11年后，在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温州的探索比全国的推行早了整整11年。
（四）
退休后的杜润生，仍关注着温州、研究着温州，还来了温州三趟。
“1997年10月，杜老又专程来温州呆了7天，我陪同了7天。”宋文光说。杜润生在温州调研了7天，对温州城乡十多年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深感振奋。
那一年，宋文光编著的总结温州改革试验区10年历程的专著《试验·突破·创新》脱稿，特地送到北京请杜润生审阅指教。12月，84岁高龄的杜润生来温调研时完成了长达6000字的《序》，对温州的改革试验作了高度评价，还提出了他对于温州的一个重要观点：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
1998年7月27日，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杜润生第四次来温。
在参加纪念永嘉包产到户改革42周年的座谈会上，杜润生动情地说：“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作证，告诉永嘉的同志们，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这一年的温州，好事连连。
5月26日，全国公路第一长桥——温州大桥建成通车。桥长17.1公里，其中桥梁部分6977米。
6月11日，金温铁路客运全线通车，7月1日货运列车开通。
7月6日，温州市在国外开办的首个市场——巴西圣保罗中华商城开业。
8月31日，甬台温高速公路温州段工程动工，标志着温州市“跨世纪百项工程”的启动。
12月6日，新华社在组织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报道中，向全国播放了长篇通讯《温州人民的成功创造》，这是中央新闻媒体唯一对温州人在改革开放20年中的伟大创举进行的全面、高度、总结性的报道，《浙江日报》等全国10多家省、地机关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加以转载。
2000年，87岁高龄的杜润生第五次来温。
当年5月23日，在市区雪山饭店一场学习温州、台州经验座谈会上，杜润生动情地说，温州经济确实值得研究，“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温州能有今天，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当地政府职能简化。”杜润生说。政府对微观经济及其日常经营，始终不去直接干预，而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改善宏观环境，搞好建设规划，制定游戏规则，依法实行社会监督，兴办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税收制度，充实财政实力，搞好基础建设等方面。
采访结束的时候，杜润生对温州提出深深的期许：“温州地区曾带头制度创新，今天还应力争上游。”
站在新起点上的温州，还要再争上游……
啊-呸-服！ 2008-5-8 15:15
杜老介绍2
杜润生：农村改革重大决策亲历者
2007年05月18日07:29 南方周末
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94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姜晓明／图
南方周末记者递纸条给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94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经济学家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党内农村问题改革派代表农村改革重大决策亲历者
每天上午八点半，杜润生都要到位于北京砖塔胡同的办公室上班。在这个陈旧昏暗朝北的房间里，扭开一个上世纪80年代样式的台灯，他要静静坐上那么一会儿。
1980年代，作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带着年轻的后生们，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生龙活虎挺进农村做田野调查。如今，这位当年农村包产到户政策最重要的推手连撕开信笺的气力都没有了。
2003年，在生日聚会上杜润生幽默地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时隔四年，94岁的他看着自己的秘书和南方周末记者交谈，布满老年斑的脸上全是茫然，他的耳朵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986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的杜润生向邓小平这样说，20年之后，在他静寂无声的晚年，他仍在说。
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杜润生两次被召到中南海。37岁的杜润生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
这一年，也是杜润生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成立农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来的农业合作化。
毛泽东当时约见了邓子恢和杜润生，听取他们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建议。
然而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们主张不要太着急。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因为思想分歧，邓、杜二人在推行合作化的过程中一直推推就就，他们无力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在执行中一直强调“稳进、稳进”。农工部更是不断强调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这一越来越表面化的分歧最终导致了邓、杜二人后来的政治遭遇。
当时杜润生非常忧虑山西长治的合作化试点。他对邓子恢说，山西试点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而且合作化对两级分化也估计高了，为发展生产，土地在农户之间有些买卖调整是自然的。
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杜润生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陈伯达非常不悦，他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他认为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陈伯达)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杜润生回忆说，毛泽东和中央将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当作对农民社会主义改造的两翼，以此来彻底隔断资产阶级和农村的经济联系。
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之后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
杜润生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是热心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支持合作经济……这种思想，实际上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而在此之前只有14%的农户入社。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
就在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之际，杜润生却跌入了政治生涯的低谷。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而中央农村工作部几年后也便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
晚年的杜润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合作化问题，我们和毛泽东表面上的分歧是速度快慢的问题，实质却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分歧。“实践证明集团农庄这种模式是缺乏生命力的。将它强加于全国，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错误的。”
苦心推动包产到户
一个唯诺的人或者一个强悍的人都无法解决相持不下的局面，而杜润生以其对农村现实的了解加上有限妥协的圆通打破了现实的僵局，加速了改革。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但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文革”开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杜润生曾说，虽然在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二十载光阴，但“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卫星”，中央开始研究粮食多了怎么消化的问题。杜润生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而在此之前，杜润生曾将其山西太谷老家的农民请到北京来了解情况。农民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
“文革”初始，杜润生是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他再现政坛是在1979年，以66岁的年纪重新回到农口，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20年岁月流逝，杜润生只争朝夕拼命工作。
杜润生说，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杜润生坚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
实际的情况是，从1956年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的提法就一直起起落落没有间断，而浙江、四川、广西一些地方早就在默默实行。但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时任最高领导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反对包产到户，而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意见严重的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为继。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
当时参与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吴象日后评价，75号文件虽没有达到万里的期望，但毕竟是农村改革突破阶段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群众乐于接受的责任制，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地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极大地鼓舞了亿万农民放开手脚进行改革。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
一年后的冬天，杜润生所在的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这场时过境迁的改革离今天已经遥远，但它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那种不同力量交锋时的激烈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杜老回忆，当时农口有一位老干部，为人正直，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这位老干部和万里发生了争论。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这段对话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杜润生。
为什么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杜润生总结，“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
著名制度经济学者周其仁曾在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过，在他看来在包产到户这一重要变革中，杜润生的个人因素非常巨大。“他是那种可以把很多看似对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
结合当时的情境，一个唯诺的人或者一个强悍的人都无法解决相持不下的局面，而杜润生以其对农村现实的了解加上有限妥协的圆通打破了现实的僵局，加速了改革。
“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
杜润生最最牵挂的还是农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奋斗。
周其仁还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杜润生。“杜老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一来二去杜老支持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
毕业后的周其仁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轻的他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不知道杜老当时是怎样考虑的，他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杜润生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党内的改革派，甚至有人干脆称他为经济学家。但他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他一生都重视调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颠簸的路上度过，即便是在古稀之年。
跟随他工作多年的姚监复回忆，1980年代中期在农研室的日子如同金子般闪亮。“1985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我们基本上一年有1／3的时间是在全国各地搞调研，1／3的时间统计、汇总、讨论，另外1／3起草中央文件。所以，当时我们对下面的情况是摸得非常清楚的。”
杜润生包容的研究态度让大家印象深刻。“我们那会儿开会讨论时，既找刚从美国回来的像林毅夫这样的，也要找那些到现在为止还依然坚持‘人民公社是正确的’这样的老同志。”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那是中国一段朝气蓬勃的日子。周其仁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
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先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1989年，这一年76岁的杜润生正式退了下来。中央农研室大部分人员转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心善意地为杜润生保留了一间办公室，这个不大的空间帮助他延续了突然中断的工作状态，延续了他仍需要思考的人生习惯。秘书说，杜老每天都来办公室，因为这是他规律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情结。
助手余展一直在帮助杜老整理文章，希望杜老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文集。在他看来，杜老晚年对历史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余展认为，杜老最核心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中国改革要过两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
而在这场改革中，杜润生最最牵挂的还是农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奋斗。90岁生日时，他说，现在我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
跟随多年的秘书说，杜老这一年衰老得非常厉害，所有的交谈都需要通过纸笔来完成。然而他的思维仍不可忽视，南方周末记者递纸条给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94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城市猎人 2008-5-8 16:22
[font=黑体][size=5][color=red]NO.2 陈锡文[/color][/size][/font]
[font=黑体][size=5][color=#ff0000][/color][/size][/font]
[font=黑体][size=5][color=#ff0000][/color][/size][/font]
陈锡文，男，祖籍江苏丹阳，1950年7月生于上海市。1966年夏在上海初中毕业，恰逢“文革”爆发。1968年9月，由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生产连队当农工、文书，后任营部书记、团政治处、师政治部理论教育和新闻干事。1978年恢复高考后，从黑龙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就读。在校期间，开始参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关于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活动。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1985年7月，随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建制划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0年7月，随机构调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任农村发展研究部副部长、部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1994年6月，被抽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仍保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2000年11月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锡文从事农村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20余年来，参与了这一期间大部分有关农村问题的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并主持了自2004年以来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陈锡文先后与人合著或独著出版专著十余本，发表论文、研究报告150余篇，曾先后四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一次国家科技进步奖。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
陈锡文担任的社会兼职有：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评审委员会委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监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编委等。
主要作品：
《中国发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选》 马洪 王梦奎 主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1年5月 第1版
《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 合著 2000年 第1版
《中国经济转轨二十年：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 外文出版社 1999年 第1版
《半个世纪的中国农业》 合著 1999年 第1版
《中国：直面金融危机》 外文出版社 1998年 第1版
《别无选择》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年 第1版
《中国经济政策分析报告》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1版
《1996年中国改革发展报告》 中国财政出版社 1997年 第1版
《中国经济大趋势 1996》 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6年 第1版
《1995年中国改革发展报告》 中国财政出版社 1996年 第1版
《中国经济大趋势 1995》 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5年 第1版
《78－94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国的道路》 中国财政出版社 1995年 第1版
《中国经济大趋势 1994》 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4年 第1版
《中国农村改革：回顾与展望》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通论》 北方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第1版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1987年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考察》，1984年合著
li3anhua 2008-5-9 02:37
这个得好好看看。先做个标记，仔细读一读
熟练工人 2008-5-9 09:13
杜老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为此他在计划体制时期曾被长期冷落。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背景就是实事求是，这也是本坛之所以叫做“真实”世界的县域经济论坛的原因。因为县乡干部哪那么多精神去吹牛哦。
狗尾巴草 2008-5-9 14:33
万里
安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起始与成功，得益于万里主政安徽。
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主政安徽后，首先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农村，看农业，看农民，跑遍了全省大部分地区。在调研中，他发现安徽作为农业大省，农村问题远比城市问题严重得多。他认为，农民吃不饱，生产搞不好，主要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根本原因是党在农村的政策脱离了实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以极大的胆识，大胆纠“左”，破除旧的框框，支持改革，推进改革。
万里在主政期间，出台了哪些重大的政策措施呢，他是怎样支持农村改革的呢？
首先是制定“省委六条”，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突破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框框。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六条规定”的中心内容是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贯彻“六条规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规定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却成了禁区，成了“唯生产力论”，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批，要割，要砍的。历史地看，这六条政策规定，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可以说，它是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诞生的第一份关于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开拓性文件，在全国率先突破了农村既定政策“左”的框框。《省委六条》的产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它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起了启动和开拓的作用。
《省委六条》明确提出农村工作“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率先实现了农村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2月14日至16日，万里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指出：“‘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把思想搞乱了”，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接着，在4月3日召开的全省各地市生产电话会议上，万里又对“以生产为中心”进行了强调。
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即响亮地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这对跃跃欲试要走改革之路的安徽农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对此，《人民日报》3月初给予报道，并指出以生产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口号……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的行动，对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作用。”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罕见的旱灾，大部分地区10个多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旱情造成全省受灾农田6000万亩，400万人缺乏生活用水。入秋以后，旱情更趋严重，田地干裂，禾苗枯黄，秋种无法进行，干部群众忧心如焚。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省委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当即做出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而且引发了“包产到户”。
1978年10月初，安徽省委提出了“农业十条意见”即《农业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不要提普及大寨县口号；不要再搞穷过渡；尽快把农工商联合企业搞起来；建立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办、办好农业机械化；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让农民进入市场，得到实惠；“以粮为纲”的方针有片面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应予改变；农村不能再搞政治运动，要集中精力搞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当省委制定并出台这些政策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符合广大农民意愿的农村政策，对于人们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和历史偏见的束缚，对党中央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出现，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姓资姓社的问题。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信中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编者按”还提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安徽农村引起震动，不少地方的干部和群众深感不安。
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广播的当天，万里正在合肥。他听到广播后，说糟糕了，这跟省委“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得赶快给全省各地打招呼。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对他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根据万里的指示，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向全省各地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
针对“张浩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万里理直气壮地说：“报纸像公共汽车，他可以打票乘车，你也可以打票乘车，他写稿登了，你也可以写稿！”根据省委的指示，省农委的辛生、卢家丰两位同志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信。信中说：“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的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就瓦解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封信，同时配发了题为《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编者按语，承认3月15日刊登的张浩来信及按语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要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人民日报的明确表态，避免了“张浩来信”可能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
张浩来信发表的第二天，万里就出发去了基层。他首先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稳定干部、群众情绪的工作。万里一再向干部群众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经过他紧张的、大量的工作，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了。
1979年5月21日，万里驱车来到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此时正值农民开镰收割，一派丰收景象。万里紧紧握住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的手，问道：“搞包产到户，你怕不怕？”王立恒说：“是有点怕。”万里说：“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搞错了，不要你负责。”在和小井庄群众交谈中，万里果断地对群众说：“大胆地干吧！省委支持你们。”并再三嘱托：“一定要把生产搞好，待秋季取得大丰收，再来山南看望大家。”万里这次山南之行，给坚持搞包产到户的干部群众，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万里说话算数，这年的12月13日，他第二次来到山南，了解了山南包产到户一年来的实际效果，用赞许和肯定的口气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看来怕这怕那都是不必要的。”
1979年6月初，万里乘车前往凤阳考察。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大包干的情况，并引用了农民歌谣：“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万里听后，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陈庭元反映有些人还有顾虑，主要是干部怕错，群众怕变。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都不要怕！”“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农民有利，群众愿意，就要坚持下去。”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凤阳县小岗村，挨家挨户看了一遍，看到户户粮满囤，十分高兴，在场的人告诉他说有人指责小岗村“开倒车”，他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1980年1月2日至1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总结一年来全省农村改革、试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万里做了《要敢于改革农业》的讲话，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增产效果更明显。”“支持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一切从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这就是我们敢于坚持实行联产责任制、敢于坚持按需分配的各种形式而不动摇的根本所在。”会议对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做法和经验做了充分肯定。指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的意愿，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1980年3月，中国农村伟大的改革家、中国农民的知心朋友――万里，调离安徽，到中央工作。从1977年6月至1980年3月，在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万里的心里一直装着安徽农民的命运，一直为安徽农民的温饱解忧，一直为安徽的农村改革，运筹操劳，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安徽的农村改革，万里,功比山高，彪炳史册！
关键时刻，邓小平出面支持
万里在安徽能够大刀阔斧地搞农村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位改革家的背后有一座巍巍高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 “六条”的诞生，引起全国关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做了报道。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制定的这份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六条”规定，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在出访的途中路经四川，向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做了推荐。不久，四川省委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四川两省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火把。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万里到北京参加了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这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表态支持。万里受到鼓舞，信心百倍。回安徽后，他以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有人在报纸上对我们的新办法做了批评。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上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经营落后地区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十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人对安徽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符合不符合中央政策的规定？持反对意见者的主要论点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与社会主义不沾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们武断地说，包产到户调动的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大方向。国家农委的领导也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办，“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次会议之后，公开批判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指责包产到户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宪法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的声音日嚣尘上。这种有“来头”的对包产到户的批判，对安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引起了省内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分歧。
1980年3月，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安徽又出现了一次全省范围的争论。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叹息：包产到户导致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心有余悸，表态说：“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正当全省围绕包产到户、大包干进行争论，很多人对生产责任制何去何从感到迷惘之际，邓小平站出来说话了。他在1980年4月2日，特地把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找去谈话。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这次谈话，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次表态支持。
邓小平第三次表态支持是在1980年5月31日。这一天，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着重谈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这番谈话，无疑是对安徽搞包产到户、大包干、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莫大支持与鼓舞，一下子给决心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干部和群众吃了定心丸，为几年来围绕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画上了休止符。
1980年9月，党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红头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初步为包产到户定了性。1982年1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1号文件形式发出的农村工作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是中央以文件形式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明确肯定它姓“社”又姓“公”。
由于有邓小平坚定地站在从中国农村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有邓小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的思考，有邓小平对安徽肥西包产到户、凤阳县大包干的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安徽的农村改革这才大功告成。从此，发源于安徽的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沿着邓小平指引的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的社会主义轨道，健康地向前发展。
安徽农村改革成功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诞生，彻底冲垮了高度集中的、违背农民意愿的人民公社体制，这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包产到户、大包干变“集体劳动”为“家庭经营”，变“记平均分”为“联产计酬”，农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这一变革，就其内容来讲，首先是农村经营形式的变革，即由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方式，逐渐改革为农户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逐渐赋予农户相对独立的自主生产和经营的权利，从根本上再造了农村经济的微观组织结构，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没有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万里说过，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同人民公社的时代毕竟大不相同了，有了历史性的变化。发生这个变化的关键性一条，就是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产品丰富了，市场供应充足了，这对保证物价稳定，进而保证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个根本性的因素。“因此，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
第二，农村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求经营形式的多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选择。邓小平在农村改革遇到阻力，围绕姓“社”还是姓“资”议论纷纷的时候，旗帜鲜明地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邓小平所持的态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代表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根本利益的态度。
第三，农村改革是使农民摆脱贫困、解放农村劳动力的根本途径。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说：“长期以来，我们70%至80%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平均只有一两亩土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农村一搞改革，一搞承包责任制，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就可以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邓小平说：“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
第四，农村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先导，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能为全面经济改革提供借鉴。邓小平认为，我国的改革必须从经济方面着手，首先又必须从农村开始。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
第五，邓小平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时，高瞻远瞩，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与发展“两个飞跃”的光辉思想。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重申了这个思想，并指出：“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既充分肯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又指出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六，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固有内涵，是发展农业、繁荣农村、造福农民的战略决策。如果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无从谈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村稳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农业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说：“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从直接意义上说，农村改革的成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中国农村改革从起始到今天，已经整整30年了。江泽民1998年到安徽视察时说过：“如果在议论纷纷中，我们领导干部没有胆识，不出来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产到户就出不来。实际上，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产到户在安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村就在冒，但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和右倾思想压下去了。这个教训极为深刻。”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邓小平革命家、改革家的勇气和胆略，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极有可能重蹈60年代的覆辙。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说过：“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里，邓小平把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功劳深情地记在了农民的头上。是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只有思想解放了的人民群众的大创造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英明领袖的大智慧结合了起来，才能创造出辉煌的不朽的历史篇章！
啊-呸-服！ 2008-5-9 14:41
草版主的材料很好，大家可以多提名，共楼主抉择
72098989 2008-5-9 17:10
[b][font=宋体][size=9pt][b][font=宋体][size=9pt] [/size][/font][/b]
[b][font=宋体][size=9pt][/size][/font][/b]
[b][font=宋体][size=9pt]站在苦心经营的横店前，“暮年”的徐文荣仍踌躇满志。[/size][/font][/b][size=9pt][/size]
[/size][/font][/b]
72098989 2008-5-9 17:10
在“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宽敞的办公室里，73岁的徐文荣拿过一张纸，趴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很认真、很专注地写下几句话，递给记者。“苦难童年，风雨青年，奋斗中年，成功老年，伤感暮年，劳碌终年。”字迹工整。他说，这是自己对一生的总结。
这是腊月二十四，窗外雪花纷扬，江南又一场暴雪的前奏。远处隐隐传来辞岁的爆竹声。
虽然五年前，徐文荣从横店集团董事局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由其子徐永安接棒；2007年11月，徐文荣又卸任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会长一职，但在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仍有着不少头衔：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主席，浙江横店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高级经济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农民企业家，浙江横店集团的创始人，此时此刻的落寞神情让人有些始料不及。
徐文荣写过一篇叫做《横店雄心：追赶好莱坞》的文章。“我现在64岁了，不但不觉得老，不害怕死，反而感觉像30多岁，越活越年轻。”“我当支书时曾许下诺言：要把横店建设得跟西湖一样美，这一理想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我为此而欣慰，我还要加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而九年之后的今天，为了建设圆明新园而处于各方争议之中，这个曾经雄心万丈的人说自己正处于“伤感暮年”：“我的伤感，都是因为文化产业。”他又解释自己对于老年、暮年、终年的定义：“老年是60岁到65岁，暮年是65岁到75岁。75岁以后，我就是风烛残年了。”
但显然，这种落寞并不符合徐文荣的性格。他很快又谈笑风生，豪情澎湃起来。“我不怕，我就是从风头浪尖过来的！搞文化，是我的梦想。”他挥着手，说得很坚定。
72098989 2008-5-9 17:11
从化肥、化工到文化：“三化”历程
徐文荣的文化梦想，说来话长。
借用徐文荣的一个朋友的说法：“他是跟‘三化’干上了，搞农业时和化肥打交道，搞工业时和化工打交道，现在和文化打交道。”这个说法形象地描绘了徐文荣和横店走过的奋斗之路。1935年出生在浙江东阳的徐文荣，40岁时带领横店百姓，从一个简陋的缫丝厂起家，开工厂、办企业、建学校、造医院，走上了以工富农的道路。横店的工业先后涉足化纤纺织、磁性材料、电子机械、医药化工等领域，2005年，在“中国企业500强”排序中，横店集团名列第173位。横店也因此在经济学界有“东方太阳城”之称。
但横店在中国拥有较高知名度，是由于徐文荣的“文化”梦想——在横店集团因工业崛起之后，徐文荣搞起了“文化”产业。
其实，最初的“文化”是算不上产业的，只是源于徐文荣最朴实的想法：“文化，就是对我们横店的装修。”横店富起来了，可是横店没有休闲玩乐的好场所，没有健康文化生活的好去处，无法满足人们越来越迫切的文化需求，也不利于吸引、留住人才。于是，徐文荣建了影剧院、体育馆、歌舞厅、文化村等设施。“这叫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徐文荣说。在建文化村的过程中，徐文荣发现周边人民格外感兴趣，灵感顿来，因地制宜，搞了神话荟萃、封神宫等建筑。这些如今看来还很粗糙的项目，在当时却产生了轰动效应。“这成为横店发展文化产业的第一次尝试，是在无意中促进了产业启动，完成了整体营销。”横店影视城有限公司总经理殷旭如此看待这个“无心插柳”的开端。
“无心插柳”或许是偶然；但若想“柳成荫”，却决不能只靠偶然。如今回想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地很多县城其实是刮起了一阵“文化设施”风的，所谓神话宫之类的项目也不在少数，并在周边文化生活贫乏的百姓中产生了热潮。但这种热潮来得快、去得快，等到周边百姓都来看过了新鲜，也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横店的文化产业没有走上这条路子，源于1995年，一个人对徐文荣的一次造访。
72098989 2008-5-9 17:11
从谢晋到陈凯歌：两位大导演打开了一扇门
1995年底，徐文荣在横店见到了一个人。徐文荣看着他，不认识。别人介绍说：“这是谢晋。”徐文荣仍一脸茫然。“你是干什么的？”问得莽撞。“我是拍电影的。”谢晋答得也简单。“你拍过什么电影？”谢晋一一数来，徐文荣却听得一头雾水，干脆开门见山：“你这次来做什么呢？”“我要拍一部电影《鸦片战争》，需要搞一个拍摄基地，我跑到上海、杭州，都没人支持我，听说你这里有很多旅游景点，都是很快搞起来的，你能不能帮我？”
谢晋来到横店，多少是有些“病急乱投医”的心态的。为在香港回归之际给全国人民献上一份厚礼，谢晋积极筹拍《鸦片战争》，但因资金难以落实、工程时间难以保证等原因，拍摄基地一直无着。但话说回来，要不是没有办法，谁会到这个不通飞机、不通火车、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只有荒山滩涂的偏僻山村来？
除了几部战争片，几乎没怎么看过电影的徐文荣并不知道“谢晋”是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叫“谢晋”的人给横店带来的机遇。
“横店山多荒坡多，由于土质差、自然条件不好，搞种植业成本高，得不偿失，更无法形成产业化。如何充分利用荒山荒坡资源，让它既产生效益又改善生态环境？广州街拍摄基地的建设，使一直苦苦求索的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如果把横店的一个个荒山坡改造过来，建成一个个适合拍摄各种影视片的外景基地，既有利于保护和改造环境，又可以促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并能带动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也是农村从实际出发的产业化的新途径。”在署名“徐文荣”的一本叫《破解世纪难题——横店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和实践》的小册子上，有这样一段话。
一扇门就这样轰然打开了。通往一条未知的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
一拍即合。当天是下雨天，徐文荣陪着谢晋在横店走了一圈，这里不满意，那里不行，总算走到一个由几个荒山头组成的地方，谢晋点头：“好！”徐文荣问：“你们给多长时间？”谢晋：“两个月。”徐文荣大惊：“120座房子，怎么可能？起码六个月！”“来不及！”讨价还价，三个月成交。
徐文荣是一个优秀的指挥者，他很清楚，120座房子的建筑按常规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完成，既然是非常规，就得按非常规操作。他同时拉进120个工程队，同时施工。于是炸山、整路、建房，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停地干。终于成功了。由横店集团出资建造，建筑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的“19世纪南粤广州街”拍摄基地落成。北京电影制片厂美工张先春说，当时他就住在这里，每天听到开山施工的爆炸声，亲眼见到了这里改造山河的进展。“有一天清晨起来，我见到一群大的白鸟，这是以前在这里从未见过的。中午破例喝酒，心情大好。”
从此，张先春把徐文荣看作挖山不止的“当代愚公”。一年后，从北影厂退休的张先春被徐文荣请到了横店。“影视是手段，旅游是目的，但这两者不能颠倒，影视是第一位的。加强管理，形成规模，成为一个小‘社会’。”这是曾参与拍摄《末代皇帝》、《霸王别姬》等五六十部电影的张先春对徐文荣的肺腑之言。“我们两个老头儿志同道合。”张先春说。以横店集团影视城总设计师的身份，他参与了横店几乎全部景点的设计，至今，在横店已呆了将近13年。
第二个来到横店的大导演是陈凯歌。陈凯歌要拍《荆轲刺秦王》，遇到了和谢晋类似的难题——秦王宫外景图纸设计好已经4年，却一直找不到地方建设，也找不到建设的人。张先春、谢晋都建议陈凯歌找徐文荣。
陈凯歌与徐文荣见面了。“我是这个时候，听别人介绍，才知道来横店的这两个都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导演。”徐文荣告诉记者。按照徐文荣的估计，秦王宫建成最快要一年，但陈凯歌等不了一年，讨价还价后，徐文荣承诺8个月完成。8个月后，秦王宫建成。那个美工面对恢弘的秦王宫，大哭了一场。激动啊。
戏拍完后，来采访报道的外国记者有140多名，为“横店”做了一次大大的广告，徐文荣尝到了甜头。
一发不可收。香港街、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江南水乡……从点到线，从线到面，“横店影视城”规模渐成。1999年，美国杂志《好莱坞报导》称横店为“中国好莱坞”。2000年，国家旅游局授予横店影视城国家首批4A级旅游区称号。2004年，横店被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为国家影视产业发展基地，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正式挂牌。从1996年到2005年，共接待影视剧组300多个，拍摄影视剧近万集。
如今，随手打开电视，常能听到关于“横店”的消息。“本台记者在横店报道。”“这是记者在横店探班发回的消息。”《无极》、《英雄》、《汉武大帝》等影视剧都是从这里走出，昔日横店，今非昔比了。
72098989 2008-5-9 17:12
“文化产业最艰难，但有后劲”
在采访徐文荣的过程中，记者一直试图探究一个高小毕业的农民对“文化”情有独钟的内在原因。
虽然，在横店，能看到徐文荣题写的景点名称；在他的办公室里，专门有一个悬挂了各式毛笔的架子，这是他写书法时用的；横店影视城所反映的中国历史跨度有2500年，他对每个景点背后的历史都比较清楚，还常讲给记者听；但这些显然都还只是表面的关联。
况且，他自己也明确地告诉记者：“我是农民。我不是文化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以他自己所说的“我就是一条蚯蚓，要从泥里钻出一条路来”的干劲，搞起了庞大的文化产业。
或许也正是因此，在他当初转型文化产业之时，阻力重重。
“那时连省委大院都在议论纷纷，好好的工业不办，不想着把工业做大做强，搞什么文化？这是一个农民能干的事吗？我找一个领导签字，他不批，和我争论。领导说，你总是不听话，我是为你好。我说，为我好就应该支持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可农和工我也没有丢啊！领导说，大院里都在骂你呢！我的硬脾气也上来了，说，我不在乎，你们有一半人说我好，我已经满意得不得了了！我们关上门，吵了两个半小时，中间有人进来，领导吼一声：出去！关上门我们继续吵。”
人们的偏见对徐文荣不构成障碍，但影视城的生存与经营压力，却使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000年底，当时在省旅游局当处长的殷旭，被徐文荣动员加入横店之时，影视城近30亿的投资，只有几十万游客，举步维艰。“当时连集团高层都不太看好，前任各老总走的走，免的免，很多朋友劝我：你怎么敢去那里？”但徐文荣却坚信：在2010年前，一定能达到500万游客的目标。
在一次专家论证会上以自己的发言得到徐文荣欣赏的殷旭，放弃公职，去了横店。2000年，横店影视城宣布，所有场景对影视剧拍摄免收场租。2001年底横店影视城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02年正式营运，形成整体有序发展，首抓营销问题，迅速见效。当年游客量128万。2003年非典，全国大部分景点游客量下降，横店上升到158万。2007年，达到478万。营销模式被浙江所有旅游景区模仿，得到省旅游局高度认可，提出“横店模式”。
当年徐文荣从传统轻纺工业转型高科技产业时，也曾遭到许多不解与阻力，但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一个采访过他的作者如此形容：“他甚至还不能完全搞清楚他的横店生产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依据什么科学原理生产出来的，但是他相信他的思想是对的，那就是依靠高科技让横店人富起来……他对科技的重视看来主要出于一种精明。”
细想来，徐文荣与文化的缘分，也大致同理。他说：“我搞过三种产业，农业、工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最艰难，但我觉得这是一劳永逸的，有后劲。”
若干年后，当年关上门和徐文荣大吵的领导又来到了横店，看了又看。这次，他说：“他这样搞，是好的。”
农民旅游节：创造农民自己的节日
“那边就是八面山。”徐文荣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小山，向记者介绍。八面山是横店的“地标”，当地曾有“出门看见八面山，薄粥三餐度饥寒”的民谣。在根据横店旧貌建设的“老街”，他特地走下车来，指出自己当年的老宅。
这是徐文荣开着自己的奔驰500，带着记者在横店转悠的情景。据说，许多客人来到横店都能享受到这样由老总驾车当导游的待遇，而向外来者指点江山，叙说横店的前世今生、山川建筑，也是徐文荣的一大乐事。明清宫苑红墙碧瓦，江南水乡小桥酒肆，国防科技教育园里，从神五、神六的缩微模型，到现代军事装备，让人目不暇接，而顺着山坡的蜿蜒走势，老山界、大渡河、毛儿盖、大雪山等红军长征地也在这里重现。走在这里，很难让人想象横店曾经的荒芜。
徐文荣对每个景点的来龙去脉都如数家珍：“从策划到开建，每一个景点都不会看不到我徐文荣，除非我出差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春节临近，影视城人踪稀少，但记者在一个上午转悠的过程中，仍碰到了《少林寺传奇》、《红星1935》等三个剧组。据说，平时这里能有二三十个剧组同时拍片。“我们现在要争取做到本子、导演、主要演员进来，片子出去。这里还能审片。”这个最初连“谢晋”是谁都不知道的老人，又问我们：“审片，你们懂吗？”
“我们是从一无所有到无中生有到无所不有。”徐文荣说得很是自豪。
或许有人敬佩地说这是大手笔大胸怀；或许有人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无知者无畏；但在殷旭眼中，这只是因为“老爷子”对横店的热爱。“我刚来时，他经常自己开车，带着我去转悠，给我比画，这里要造什么，那里要造什么，我现在对横店的了解，就是他那时手把手带起来的。2003年非典，外边大多都在想收缩，他带着干粮和我爬山，就是现在红军长征博览城的那山，爬到山顶，说，我要搞大景点，区域性的开发。有一天夜里，他在家里和我讲得激动起来，连夜开车带我去工地，天黑，栽到沟里了。爬出车，二话不说，继续走，继续讲。本来后半夜是有点疲惫的，但他一说起来就眉飞色舞。这使我这个外乡人也受到了感染，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他曾跟我说，他有一个梦，要让横店变成非常富庶的城市，子子孙孙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东西，从经济到文化。”
1999年，横店举办了首届中国农民旅游节。徐文荣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城市市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可农民旅游的人到底有多少呢？适合农民旅游的项目又能有多少呢？富裕起来的农民也要富而思乐、乐而思玩。于是我们就有了创造我们农民自己的节日的想法。”
另一个家喻户晓的中国农民也应邀参加了农民旅游节，他就是华西村的吴仁宝。1979年，徐文荣去江苏买机器准备办工厂，路过当时已经是“名村”的华西村，羡慕不已，这次与吴仁宝相见，感慨万分。吴仁宝恭喜徐文荣实现了农民的梦想：“我一直也想搞，没有搞成功。”徐文荣开
玩笑说：“你现在不能搞了，这是我们横店的专利了。”吴仁宝“不服气”：“我比你发展早啊！要不，两千万，你把专利卖给我？”徐文荣笑了：“两亿也不卖！你想搞，可以换个名字嘛！”吴仁宝也笑了：“你这个名字最好啊！我们都是农民嘛！”
中国农民旅游节至今办了7届。以“新时代、新农民、新风采”为主题的旅游节得到国家旅游局称赞，认为是中国农民做出的一大创举。
“牛是一根绳，人是一个名”
“牛是一根绳，人是一个名。”徐文荣用这句当地俗话来解释自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动机。
他喜欢看武侠小说。“金庸的全看完了，梁羽生的看了三分之一。”“你最喜欢哪个武侠人物？”“太多了。我不喜欢《西游记》，有些是乱来，我觉得武侠小说健康，没有乱七八糟的，有正义感，不乱来。”
有趣的是，20年前，黄翁版《射雕英雄传》风靡之时，东阳民间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个绰号分别送给当地的四个名人，冠在徐文荣头上的是“南帝”。徐文荣听后哈哈大笑：“做好事这点我们相似，可我没有小老婆啊！”
在他办公室的书柜里，书不算多，除了几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跟历史有关的书籍引人注目：《中国现代历史演义》、《红军长征追踪》、《感受西柏坡》……他宽大的办公桌上，除了三部电话，最先进的是一部和一本书差不多大小的DVD机。他有时会打开DVD机看部片子，换换脑筋，现在他正在看的是《南京大屠杀》，边看边发出咬牙切齿的恨恨声。
他说，他搞的这些文化产业，横店集团赚一块钱，周边老百姓就可以赚五块。出租房屋、当群众演员、做演员游客的生意……“以前，横店有的只是农民，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很多农民进厂当了工人，第三产业的兴旺，让老百姓找到了更广阔的就业门路。例如，岩前村、杨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演员村，村里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几乎都上过电视剧镜头。只要有劳动力，就有出路，这点我很欣慰。横店现在人均年收入一万多，在金华数第一。”
徐文荣说起自己的一个叫王大良的邻居。这对老夫妇有四间房子，自己住在楼下，把楼上租出去，一年能收入32万。
在横店，徐文荣享有崇高的地位，农民对他感恩戴德。在一次农民旅游节的游街活动上，徐文荣看见一个腿有点跛的农民赫然举着自己的头像。徐文荣赶忙去阻止他：“这是搞的什么东西？你不拿走我就跪着求你！”农民说：“这是我自己愿意的！”
徐文荣说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满足感的。“牛是一根绳，人是一个名。做人总要做好人，先做人，后做事，做好事。”
东阳市委一位人士这样看待徐文荣所做的事：“第一，以前农民办企业的很多，但现在很多不行了，而徐文荣还在办，而且办得很好。第二，徐文荣始终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得到老百姓的高度认可。从某种程度上说，东阳一些老百姓是通过徐文荣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的。”
在一本名为《一个企业家的心声：关于横店的哲学思考》的小册子上，徐文荣有一段夫子自道：“有人说，徐文荣是企业家，但又不仅仅是个企业家。因为我带领农民办企业，但又绝不仅仅是在办企业，我把很大一部分心力花在了办企业之外。可以说，办企业只是我的手段，通过办企业，解决千百年来困扰横店发展的三农问题，让横店的老百姓永远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办企业的目的，也是我的追求。的确，称我是企业家，那只代表了我的一种职业，而我的理想，是做一个‘社会企业家’！”
“圆明新园”：最后一个梦想
每天早上，徐文荣4点半即起，用一个小时做一套自编的运动操，东拍拍，西拍拍，各拍60下。“没什么章法，就是看见别人做，觉得好，自己又想了一点，连起来做。”这就是他兼收并蓄的本事，就好比当年去了一趟深圳，就有了把民俗村搬到横店的念头。
做完自编运动操，徐文荣通常会开车在横店转悠，看自己的事业，想事情。碰见当地人，常有人熟络地上来打招呼。记者曾看到一辆要办喜事的婚车停下来，请徐文荣吃喜糖。
“老板挺有人情味儿的。走到哪里都和老百姓关系密切，有时老百姓直接来办公室反映情况。”当地人说。当地人都叫他“老板”。
但他的“说话直，得罪人”也是有名的。当年有一位领导不同意横店的发展思路，总是为难横店，趁着一次大会发言机会，徐文荣当众说，横店不欢迎他。其时，那位领导就坐在主席台上。
在他的办公室桌子里，藏了好几块木头牌子，分别写着：上午上班下午休息、上午休息下午上班、出差、周末休息的字样。这是老伴允许他工作的“约法三章”，按照不同的情况，挂在办公室门上的铁钉上。但徐文荣肯定没有照此办理。
“我每天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晚上常常做梦，昨天晚上睡不着，又打了安眠针剂。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话，其实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情。”徐文荣边跟记者说，边拿起桌子上一块为过年备的麻糖放在嘴里。
他血糖高，顿顿饭要吃药，本该忌食甜食的，这个时候，却有点像控制不住自己的小孩。“医生不让吃这吃那，不管他！”他一挥手。
他就是这样一个不愿意受成规约束控制的人。不仅在横店的发展大局中体现了这点，即使在一些细节上也常体现出农民式的智慧与变通。比如说，在建造秦王宫时，为了解决炸药渗水的爆破难题，他们想出了用避孕套包住炸药的土办法，挺管用，以至于附近四个县的避孕套都脱销了。建造大佛寺时，有人以“搞封建迷信”的名义反对，他就灵机一动，把法制教育融进了景点设计中。
他曾说，“很多人说我是现代企业家。可我自己很清楚，在我的现代思想意识里面，是夹杂着许多传统文化色彩的。这也许是我们出道的那个时代打上的烙印，也许是个人思维习惯的作用。”
那么，这种不愿受成规束缚，是他自己说的“传统文化色彩”，还是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然而，他却把自己的“暮年”——他现在的年龄还不应该到暮年吧——定位为“伤感”。
起因是“重建圆明园”的惊人之举。2006年9月，徐文荣向媒体宣布：他将在横店异地重建圆明园。一言既出，波澜顿起，在此后至今的两年多中，徐文荣关于“圆明新园”的每个举措，都立刻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其实，建设圆明新园的念头，对徐文荣来说早已有之。“心里早就想了，20年前就想建圆明园。北京圆明园遗址仍然记录着1860年的屈辱史，那么多文物被抢走，那么多宝贵的建筑艺术毁于瞬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惋惜的呢？我筹划异地重建圆明园，想尽可能重现它往日的辉煌。”
城市猎人 2008-5-9 23:55
[align=left][size=5][color=red]农村改革核心干将 三农问题首席智囊[/color][/size]
作为三农问题首席智囊，关注三农的人们对于陈锡文并不陌生。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风起云涌，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对此杜润生先生主持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功不可没。当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可谓是风云际会，群星灿烂。那时的陈锡文就已经是杜润生先生最为倚重的核心干将之一。时过20多年，当年的群星已各奔东西，有的甚至已经离开三农。而陈锡文至今仍在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言献策，并从幕后推动着三农问题的解决。2004年至今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在陈锡文的主持下起草的，而加大对于三农投入、废除农业税、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的出台，无不体现着陈锡文的对于三农问题的深刻洞见。从这一点上来说，陈锡文是杜润生先生最优秀的学生。
作为三农首席智囊的陈锡文，同样继承了杜润生先生那种注重调查研究，而又深刻了解现实的优良作风。不仅如此，陈锡文同样也善于从相互截然对立的观点和认识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近年来中央废除农业税，提出“城市支持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等重大战略决策的背后，无不有着陈锡文的身影。
作为学者的陈锡文是国内最顶尖的农业经济学家之一。他曾四次获得国内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一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他对于中央涉农政策、农村土地制度、劳动力转移等许多问题的论述时有神来之笔。而这些观点和认识正在逐渐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极为深远而又积极的作用。
因为种种原因，尽管陈锡文没有走向中央涉农部门的领导岗位，但他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贡献却是举世公认的。[/align]
城市猎人 2008-5-10 08:3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是单纯以名气或者贡献论英雄。如果说名气和贡献，当年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对于农村改革的贡献和影响要比杜老强的多。笔者选定的标准是以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贡献，特别是对于三农领域的制度变迁作为依据。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仅仅用农村改革人物来衡量他们是远远不够的。
城市猎人 2008-5-10 08:40
[font=黑体][size=4][color=red]NO.3 小岗村民[/color][/size][/font]
小岗村
小岗村位于凤阳县东部，距县城40公里，隶属小溪河镇，由小岗、大严两个自然庄组成，距京沪铁路5公里，省道307线13．5公里，明光、临淮两个淮河航运码头20余公里，现有108户人家，476人，劳动力180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50人，其中大学文化5人，耕地面积1800亩，人均耕地4．85亩，其中承包耕地面积为1070亩。
1978年12月，小岗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颗红手印，搞起了“大包干”，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由此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1993年，小岗自然村与另外一个自然庄——大严村民组合并在一起成立为小岗村。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小岗村全面加强了道路、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为小岗村创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并全面实施了改水改厕和绿化美化工程，建起了“大包干”陈列室、村民图书阅览室、档案室、卫生室、有线广播电视、农民科技文化学校和一座完全小学。
2005年6月19日开馆的大包干纪念馆由安徽省委、省政府，滁州市委、市政府，凤阳县委、县政府共同投资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著名建筑学家、东南大学齐康教授设计。占地面积30亩、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题写馆名。
馆内分为主展厅、多功能厅、附展厅、餐厅等。主展厅由《抉择》、《追梦》、《关爱》三个展区和大型群雕《十八颗红手印》以及实物展台、展柜组成，真实再现了当年大包干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其中部分珍贵图片和史料属首次公开。
大包干纪念馆已被列为全省和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狗尾巴草 2008-5-10 11:16
赵紫阳的资料找不到。
狗尾巴草 2008-5-10 11:17
郭凤莲
大寨，是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大寨的地形是由一道道深浅宽窄不同的山沟和沟与沟之间的一道道高低长短不一的坡梁组成，大寨人种的地呢，不是挂在那些山梁上，就是挤在沟边上。号称700亩土地，东一巴掌，西一簸箕，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沟八染一面坡”。黄土高原，荒山野岭，十年九旱。平常，人畜吃水困难，到了雨季，山洪暴发，沟壑惊呼，立时成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大寨人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治山治水，搬山填沟造平原，把往日零碎贫瘠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片错落有致的梯田和保水、保土、保肥的“海棉田”，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粮食亩产由以前的不足百公斤，提高到了500斤。这对那个时代来说，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霎时间，大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了中国农业的圣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汇聚于虎头山。国家领导人，乃至一些来华访问外国首脑、政要，也抑制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千里迢迢地到这个小山村里领略一番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力量。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恰恰在大寨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寨是当时中国农业高高飘扬的一面红旗。
这面旗子飘扬了近二十年后就失色了，因为集体经济已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代替。
从中国农业现代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大寨以种植粮食为主的经济结构，整齐划一的社会内涵，与天斗，与地斗的精神风貌，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铸就的模式，而大寨则是这种农业模式的精装缩影，是当时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思想实践。
郭凤莲是传奇式人物。1946年生于昔阳县离大寨不远的武家坪村，三岁失去了母亲，寄居在大寨村的姥姥家。1962年完小毕业后在大寨务农。1963年参加了大寨的抗灾自救，同当时的“铁姑娘”们一道投入到了“先治坡后治窝”的劳动。1964年，年仅十六岁的郭凤莲，任铁姑娘队队长；她与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员一样战天斗地斗，改造家乡落后面貌，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曾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接见和赞扬。也正是如此，郭凤莲头的的光环越来越耀眼。从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间，她虽然在大寨工作，但身兼数职，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委员，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此期间，她还随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日本、美国、墨西哥、罗马尼亚等国家。这在那个时代，一个小山村里的农民能代表中国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出访，的确是让咱们这些“修理地球的人”敬佩的五体投地。
正当郭凤莲在大寨大展宏图的时候，历史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980年4月，郭凤莲被免去大寨党支部书记职务，调到晋中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后又在昔阳县公路段任职。1991年被任命为中共昔阳县委常委，挂职回大寨担任党支部书记。1992年当选为昔阳县政府副县长。1994年兼任山西省妇联副主席。1994年改任昔阳县委副书记。
如今的大寨是什么样子的呢？从昔阳县城出发，向南行驶五、六分钟的工夫，“大寨”两个大字就闯入了眼帘。不过，您先别进寨门，驱车向右拐。这是通往虎头山的路。从山脚到山顶，是清一色的柏油路。这是郭凤莲回大寨后修的。这是大寨森林公园。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虎头山还荒山秃岭。经过大寨人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这里已成为大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登临大寨森林公园，就进入了绿色的国度。郁郁葱葱，如流如泻，山连山，岭连岭，绵延数公里。大寨展览馆、陈永贵墓园、周总理纪念亭、叶帅吟诗处、郭老诗魂碑，以及亭台廊榭、水池曹渡，掩映在万绿丛中。
整个大寨，依然喧闹，无论在森林公园，还是在山脚下的大寨村，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十个一伙，二十帮儿随处可见，不过他们不再是来此取经学习的参观团，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据传，大寨原为一个较大的山寨。在虎头山东北角约三公里处，有一座关隘――虹桥关，古代时有军队在此把守，并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寨由此而得名。
走进大寨村，一排排青石窑洞依山而建，窑洞上面瓦房相接，窑房相间，似楼非楼，造型别致，风格独特。这些大寨式的居民楼是六七年代建造的。1998年，村里统一规划，在村东侧建起了一个二层楼的居民小区。全村180多户，500多人就生活在这里。
大寨的村子非常卫生，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根本就见不到垃圾。每天早上有专人打扫街道，这是其他农村无法比的。
大寨人的生活水准在当地农村是很领先的。有些平房或窑洞虽然旧了一些，但村民家里都自己进行了装修，窑洞用水泥重新做过墙面、地面。家家都有电话、有线电视、自来水、卫生间。过去，这里水资源奇缺，头两年，家家虽然卫生间里有浴盆、抽水马桶，但由于缺水，大家都不舍得用。现在好了，96年村里打了一眼600多米的深水井，用水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大寨人的生活很好。主食有米饭和面条，他们种玉米，但早就不吃玉米了。大寨人吃饭很有特点，他们不是围着桌子吃，而是把菜放在饭上，端着碗到处走着吃。旅游的人多的时候，大寨人就不出院门了，在家吃，但总是不用饭桌，。
大寨村有一个康乐场，这也是近两年刚建的，每到早晨和晚上，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们到这里康乐一番。一来松松筋骨，二来，老人们为了大寨出了不少力，生活上也该上上档次了。这设施的档次与城里的玩艺儿不分上下。
大寨的道路修得很好，村里村外都铺上柏油路，山路则是这样的石头阶梯，可以脚不沾泥地浏览整个虎头山，还可以到地头。
这几年，随着大寨旅游业的发展，这里的不少农民办起了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农家特色的小饭店、窑洞小旅店，具有大寨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小摊点比比皆是。今年七十四岁的老英雄宋立英退休后，也在家里门口开了一个旅游纪念品商店。她在卖给旅客有关反映大寨的书籍时，还不忘了在书的菲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子。这也是名人效益吧。
这个只有200多人的大寨村，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近二十万人，去年门票收入就达到600多万元，是继农业、加工业之后的第三大支柱产业。
咱再来看看大寨的工业发展情况：郭凤莲回大寨后，就带领全村人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在大寨羊毛衫厂投产的9个月后，大寨中策水泥厂宣布成立，紧接着大寨工贸园区、大寨酒业有限公司、制衣公司等企业也相继揭牌。到目前，大寨有各类企业11多家，他们生产的产品如核桃露、羊毛衫、服装、水泥等，都统统打上了“大寨”牌商标。生态农业、煤炭、建材、针织制衣、酿造贸易、旅游已成为这里的八大支柱产业，2002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000 万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430多倍；2002年全村人均纯收入4000 元，是十年前的21倍。
如今全村又实现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报。也就是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免费上学，考入大学的村里每年发放奖学金；村民全部实行集体发放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五十五岁以上的妇女和六十岁以上的男人都能领到养老金。大寨新了，大寨变了。过去的大寨已经渐渐地在人们的视线内消失了。
狗尾巴草 2008-5-10 11:18
说农村改革，大寨是绕不过的。
狗尾巴草 2008-5-10 11:26
邓小平
《财经》：您是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的倡行者。我们想请您回忆一下，邓小平在这场关键性改革中，发挥了哪些指导作用。
杜润生：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是个禁区，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农村的改革当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应该说是肯定“包产到户”。
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探索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这个重大的变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邓小平在这一变革中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以他坚决的支持，为这个变革铺平了道路。
1980年初，国家准备要搞长期规划，这一事情交由姚依林负责。长期规划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粮食供应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贫困地区，大约有两亿五千万贫困人口。几乎是完全由外地来调进粮食。那就有个运输问题，但有的地方甚至连车都进不去，粮食要靠人背。粮食就这样在路上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在会议上我们提建议，与其给他们粮食，不如叫他们搞“包产到户”，就是现在的家庭承包制，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姚依林拿着这个建议，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这个办法好！可以试一试！试的结果如果没有效用，还可以改嘛！”
《财经》：听说“黑猫白猫”的论述，就是他在农村改革中提出来的？
杜润生：那是更早的事情了。最初说的是黑猫黄猫，不是白猫。(笑)早在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地区的汇报。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不让地区农民自发搞“包产到户”。在那次汇报上，支持和反对“包产到户”的人，基本上是各占一半。邓小平在会上引用民间谚语：“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在总结各地农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其实，在后来我们向邓小平建议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浙江、安徽与四川等地“包产到户”，已经受到农民欢迎。邓小平也已经得到来自实地的信息，也可以说，正是农民的大胆实践，为邓小平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和开展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认识基础。
《财经》：“包产到户”，实际上与当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体制，是有矛盾的。小平同志是怎么下决心的？
杜润生：人民公社制度，实质上是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扩大版本，它难以解决人民温饱，反而形成短缺经济。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曾使人民付出生命代价。农民“包产到户”，四起四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种种无情打击。小平同志为了纠转局势，不怕承担风险，这正是伟人风范。
《财经》：为什么在中国搞“包产到户”这么难呢？
杜润生：主要是涉及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机和条件问题，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类大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在中国“左”倾思想、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已经过去，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但在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还是指明“不要包产到户”。
可以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长期贫穷的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历史性地摆在了所有中国人民面前，更是摆在了主持工作未久的邓小平面前。面对各方的疑惑与分歧，邓小平的态度鲜明而坚决，积极支持这项改革。他在一次次的批示当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支持态度。在1980年5月，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当中也明确提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这样一段态度鲜明的讲话，在当时对消除一些人的疑虑，统一认识，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结果，在贫困区，一搞这“包产到户”，贫困人口就大量减少，国家的负担也减轻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而且，这“包产到户”，不仅是贫困区的农民欢迎，一般区的老百姓也觉得比过去的人民公社好，于是乎就在全国展开了。
根据形势变化，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发布政策性文件，我们受委托起草第一个以农村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草稿在送到政治局去讨论前，我们先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邓小平当时就批上“完全同意”，陈云同志也表示“积极支持”。
邓小平同志后来曾说道：“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发展，从长期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这当然是很长的过程。”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对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概括。
《财经》：看来当时邓小平的支持对推进这场改革很关键了
杜润生：是呀。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包产到户”的做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可以想像，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强力支持，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很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者被大大推迟，并和农民长期顶牛。这就会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邓小平非常重视中国的农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非常关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但他的这种关心，似乎与单一的“以粮为纲”的农业观念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他同时重视发展多种经营。
《财经》：请您谈谈多种经营的问题。
杜润生：1986年在听取汇报的时候谈到过：“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要避免过几年后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
但他同时也说到：“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还要靠多种经营”，“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
这个思想把多种经营与农业翻番联系起来，与农村分工分业联系起来，与发展商品经济联系起来，对于开拓农业发展空间，扩大农村经济容量，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财经》：中国农村改革的欣欣向荣，还有一个群体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乡镇企业。在发展乡镇企业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当时是什么态度？
杜润生：邓小平坚决支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多次赞扬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萌芽、60年代的徘徊、70年代的复苏，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壮大起来，就总体而言，在1978年前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基本上是曲折中增长的。
但乡镇企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失衡的城乡关系，尽管还不足以打破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邓小平说：“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就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目前，乡镇企业已吸纳了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人多地少，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隐蔽性失业，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要靠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解决。
《财经》：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邓小平的农村改革的理论思想，在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中的影响？
杜润生：中国农村的改革，可以说几乎始终是按照邓小平的理论构想来逐渐展开的。
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中，关于发展的三步目标，关于“一国两制”，关于引进市场经济的论述，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设置特区开放政策，都直接间接有助于解决农村农业现代化，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生产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资源禀赋匮乏，改革深度不够，目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还会继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需要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加以指导，要有自己的理论思维。而20多年改革的实践中，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学习。■
城市猎人 2008-5-10 23:32
赞陈锡文
青年鞠耕黑龙江，
求学人大见识长。
风云际会农研室，
巧解三农美名扬！
城市猎人 2008-5-10 23:38
赞杜老一
早年抗战太行山，
也曾转战淮海间。
襄助子恢农工部，
屡经磨难志更坚。
铁牛 2008-5-10 23:47
没有邓小平谁都 白扯。
城市猎人 2008-5-11 00:05
[size=5][color=red] 甘冒杀头搞包干 小岗勇为天下先！[/color][/size]
很多思想家将农民与懒惰、愚蠢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更是认为农民眼光狭隘、自私自利、愚蠢守旧、封闭保守。事实果真如此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而小岗村的村民恰恰以行动证明了中国农民并不是愚蠢落后的代名词，他们是一个极其聪明、极其具有创造力的群体。
30年前以严宏昌、严俊昌为首的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签下了“包产到户”的承包合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由此起步。“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就这样以极其朴素的语言文字避开了各种意识形态的阻力。包产到户在全国的推广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业大发展。在不触动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巧妙确立了农民经营耕地的权利。经济学家周其仁甚至将其称为“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
时过30年，小岗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似乎并不能够令人满意，但这并不能掩盖小岗村民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农村改革的巨大贡献。如果不是他们甘冒生命危险的探索行为，我们也许不得不在农村改革的道路上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的探索不仅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找到了中华民族通向繁荣富强的复兴之路！
城市猎人 2008-5-17 23:00
[size=6][color=red]NO.4 吴仁宝[/color][/size]
时代先锋:“天下第一村”致富带头人吴仁宝
[url=http://www.xinhuanet.com/]www.XINHUANET.com[/url] 2006年01月13日 08:07:35 来源：工人日报
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在一个只占国土面积千万分之一的农村，创造了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五百分之一的销售收入。这里的村民，住别墅，坐小车，吃饭不花钱……小小一个村落，吸引了50000人生活、工作，这就是有“天下第一村”之誉的江苏无锡华西村。
在这方神奇的 土地上，出现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当过县委书记、40多年的村党组织书记，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这棵不老的青松始终扎根在华西这片土地上，造就了一方理想的乐土。
他叫吴仁宝，一个在华西村生活了78年的老农民，一个真正的大地之子。
“天下第一村”的致富带头人
华西曾是个出了名的穷村。当年，全村667人，只有800多亩地，12个小自然村落破破烂烂，混垛墙、茅草房，泥路弯弯曲曲，田块七高八低……“高的像斗笠帽，低的像浴锅塘，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
贫苦出身的吴仁宝，对干部描绘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向往不已。他不止一次地对穷兄弟们说：“城里人的好日子，我们乡下人也要过；城里人有的，我们乡下人也要有！”
机会终于来了。1961年，吴仁宝担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不高的吴仁宝的理解是，人民幸福才叫社会主义！
可是，怎样才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地少人多，光靠种田肯定不行。吴仁宝和大伙算了笔账，算出了一个道理：仅靠种植业，农民再出力流汗，也只能混个温饱。“无工不富”！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吴仁宝悄悄办了一个地下小工厂。
为了保密，吴仁宝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蒙上厚布，对外守口如瓶。这个小五金厂隐姓埋名10年，为华西村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华西村由此完成了第一次资本原始积累。
尝到甜头的吴仁宝明白，发展是硬道理。
这是又一个发生在吴仁宝身上的传奇故事：一个会议赚了一个亿！
1992年3月1日凌晨，钟声已经响了两下。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消息刚发布，一夜无眠的吴仁宝突然从床上起来，抓起电话说：“总机吗？请你通知村、厂领导，三点钟开会！”
原来，凭着多年经验，吴仁宝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即将到来，抓住机遇就能赢得发展先机。
“借钱！进原材料！”会后半个月，华西人借到2000多万元、吸收个人资金400多万元，购进一大批原材料。有人事后算了一笔账，这个会议，让华西村赚了一个亿！
富裕的华西村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参观旅游者，吴仁宝又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他将农民要翻新的住宅改成“农家宾馆”，盖起了全国最高的金塔，塔内集购物、餐饮、住宿、娱乐、商务为一体，还可登上塔顶，鸟瞰华西全貌，远眺田野农庄。从此，华西村的一个重要经济支柱———以旅游为主体的农村第三产业诞生了。
1999年，“中国农村第一股”华西村股票在深圳上市，筹资2.9亿元，成为华西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0多年过去了，华西村已拥有钢铁、纺织、旅游等多个优势产业群，去年销售达300亿元，村级集体资产达30多亿元，人均资产130多万元，真正成了“天下第一村”。
坚持真理的农民思想家
吴仁宝是个农民，他有着农民的独特智慧，更有着农民的执着，认准了的理，想好了的事，“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几十年不懈探索的心得。
他当过乡官，后来又精简到村里；当了村书记，作出成绩又被人误会是假典型；当过县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又曾落选……起起落落的经历，磨练了他的坚强。他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要问华西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吴仁宝的回答肯定是：“实事求是”！
1979年，正是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吴仁宝从华西实际情况出发考虑，提出了一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这一做法一宣布，立即遭到了四面八方的议论和非难。
华西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吴仁宝发动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讨论。获得群众支持的吴仁宝，心里有了底。他说，“人家那里土地多，分田是为了调动大家种田的积极性。我们这里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实，分田反而分了众人的心。人家分田是实事求是，我们不分也同样是实事求是。”
前些年，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乡镇企业改制也进入新阶段。吴仁宝认为，改制本身不是目的，是通过改制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改出大家积极性，改出企业的高效益。他在民主会议上说，“抓大放小”主要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乡镇企业面广量大的是中小型企业，正是这些企业以它灵活的机制，撑起了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吸纳了农村大部分劳动力。
吴仁宝提出了切合华西实际的改制方案，一手“抓大放小”，一手“抓大扶小”，必要时还“抓大放大”。对那些关系到华西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抓住不放继续花力气深化改革，一些效益较差的小企业则转给个人经营。在这同时，对那些有发展前景的小企业加大扶持力度。
不管什么方式，“让华西发展起来，让华西农民富起来”是吴仁宝始终坚持的原则和目的。当年学大寨、发展农业是这个目的，冒风险办小五金厂是这个目的，企业改制不跟风也是这个目的。
在吴仁宝的坚持不懈探索下，一批华西特色的做法涌现出来：“少分配、多积累”的分配制度，举贤不避亲的干部制度和用人政策，致富更要抓教育的精神文明建设……
大爱无私的老共产党员
华西村398号，一间陈旧的住宅，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建造的。如今住这种房子的华西村村民已经不多了，可吴仁宝仍然住在这里。
地板破裂，墙壁开花，几乎看不到什么家具、家电。惟一引人注意的，是墙上挂满的照片，那是他几十年来与到华西视察的领导的合影。
思想上始终与时俱进，生活上却大大落伍。“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不过吃三顿饭；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不过占一张床。”这是吴仁宝用来告诫自己的话。
一碗烂糊面，一点豆腐、青菜，他就吃得很香了。吴仁宝从不陪吃，那天看望客人时，举起的右手，让人们无意间看到了毛衣袖子上的破洞。
当村民中出现许多千万富翁时，吴仁宝家还只是几十万元存款。原来，这些年，他把上级批准应得的5000多万元奖金，全部留给了集体。“有富民享，有难官当。”他说，“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
将爱心洒在中华大地，洒在华西，有着52年党龄的吴仁宝，从中得到了崇高的力量和永远的青春。 （记者王伟）
一位老党员的赤子情怀
本报评论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诞生了华西村、南街村等一批“明星村庄”。他们是如此耀眼，以致观者云集、赞美如潮。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吴仁宝正是这样一个“非常之人”。他凭借独特的人格魅力、出色的工作能力以及敏锐的市场判断能力，走出了一条世人瞩目的“华西之路”，使华西从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发展成工农商并举、年营业收入300亿元的“天下第一村”。
他是党的好干部。积极推行企业合作制、厂长负责制、经理监管制、工代议事制……一系列机制创新使华西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活力，走出了一条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混合型经济发展新路子。他勇挑重担、富有激情、思想敏锐，始终自觉地走在发展进步的前列，创造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奇迹。
他是群众的贴心人，心系群众、致富百姓的为民情怀从未改变。“有福民享，有难官当”，“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这个“村官”始终把服务群众、致富百姓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和毕生的追求，尽心尽力为群众谋利益。
更令人感动的是，吴仁宝历40年而弥坚的精神动力。作为一名“老先进”，他从未停止过自我加压，他的内心一直深藏着高尚信仰。在担任华西村党组织书记的40多年里，他认定“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信守“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是我最大的幸福”。
他从未忘记，要做群众发展致富的带头人。这是一位老党员的赤子本色，这也是一个优秀基层党员干部的人生精髓所在
城市猎人 2008-5-17 23:21
[size=6][color=red] NO.5 袁隆平[/color][/size]
袁隆平 (1930.9.7 -) 籍贯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生于北京。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代神农”、“米神”等。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稻专题的责任专家，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及杂交水稻研究。1980－1981年赴美任国际水稻研究所技术指导。1982年任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1991年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71年至今任湖南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这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祖居江西省德安县城南郊，世代务农，其父袁兴烈读书求学，任过小学校长，后又谋生在外，并投身抗日战争。隆平的母亲高小毕业，任过教师，常以多读书、求进取、做好事的思想教育孩子。
袁隆平1930年9月1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9•18”事变，日本侵华，并逐步侵占华北和中国内地。1953年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教书，隆平一家和全国千千万万同胞一样过着逃难生活，曾易地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几十个地方。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空袭，尸横遍野。这些悲惨景象，给袁隆平童年的心底，留下深深的民族创伤，也在他脑海里产生了一串串的问号：为什么中国百姓如此被人欺侮，任人宰割？为什么外国强盗在中国如此横行霸道？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上的高小和初中。他学习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兴趣爱好广泛，学会多种姿势游泳，可以横渡长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父亲迁回汉口上高中，曾获汉口赛区男子自由泳冠军。1948年，隆平又随父迁到南京，并在南京中大附中读完了高中全部课程。
高中毕业以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为隆平全家议论的焦点。他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生气盎然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对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慈善的母亲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经过家庭民主协商，最后让孩子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袁隆平上的农学系，经合并、调整，成为农业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农业大学。1953年夏，结束了大学学习生活，他服从分配，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开始了他长达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听、写、阅读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
进校第二年，他又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生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他深感以前学得不深，既已任教，就边教边学，边学边教，教学相长。
1954年，他教普通植物学。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一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也是他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进行了解放后10年来的回顾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1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他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到60年代,他从阅读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在育种方法上他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大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仍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在漫长的19年教学生涯中，袁隆平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城市猎人 2008-5-17 23:23
【杂交水稻之父】
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隆平的5尺之躯也直接经历了饥饿的痛苦。
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睡。他想起旧社会，人民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受战争的痛苦，缺衣少食，流离失所。今天，人民当家作主，但仍未摆脱饥饿对人们的威胁。他决心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800斤、1000斤、2000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他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对试验田里的退化植株仔细进行观察和统计分析，不仅论证“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而且从其第一代的良好长势，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交优势现象，试验结果使他确信，搞杂交水稻的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可是，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自花授粉，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这样就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这是一个难解的世界难题。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了水稻的莽莽绿海，去寻找这从未见过、而且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时间一天天过去，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袁隆平欣喜若狂。
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他和妻子邓则，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和科学数据的分析整理，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文中还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 （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 （恢复雄性可育能力），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又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袁隆平公开声称现阶段培育的杂交稻的缺点是“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并组织助手们，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心中再一次萌发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大胆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试图解决更大范围内的饥饿问题。
1985年，袁隆平以强烈的责任感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提出了选育强优势超高产组合的四个途径，其中花力气最大的是培育核质杂种。可是多年的育种实践，却没有产生出符合生产要求的组合。他便果断迅速地从核质杂种研究中跳了出来，向新的希望更大的研究领域去探索。
袁隆平凭着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认真总结了百年农作物育种史和20年“三系杂交稻”育种经验，以及他所掌握的丰富的育种材料，于1987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高瞻远瞩地设想了杂交水稻的二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理论发展的又一座新高峰。
在袁隆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继湖北石明松1973年在晚粳农垦58自然群体中发现一株不育的光敏核不育材料之后，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不育期在安江稳定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关于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的进展，也使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景，充满必胜信心。
随着杂交水稻在世界各国试验试种，杂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袁隆平近年来，先后应邀到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8个国家讲学、传授技术、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技术合作研究等国际性学术活动19次。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国内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从1985～1988年的短短4年内，又连续荣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从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里走来，从一个山村中等农校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名人，登上了“杂交水稻之父”的宝座。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方兴未艾，正朝着袁隆平新的战略设想的方向迅猛发展！
【艰辛研究路】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0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于是，袁隆平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在1964年到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袁隆平总结了６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认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于1970年11月23日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一株雄花败育株，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1986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９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目前，国家“863”计划已将培矮系列组合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加大力度在全国推广。
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有关专家对48亩实验田的超级杂交水稻晚稻的实测结果表明：水稻稻谷结实率达95%以上，稻谷千粒重达27%以上，每亩高产847公斤。这表明“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又取得“四大突破”：目前超级杂交水稻晚稻亩产量高；稻谷结实率高；稻谷千粒重高；筛选出适合华南地区种植的两个中国新型香米新品种。在场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对这位卓越科学家取得的新成功而欣喜不已。这标志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再次超越自我，继续领跑世界。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城市猎人 2008-5-17 23:24
【野稗】
1970年秋季，袁隆平带领他的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进行研究试验，向该场技术员与工人调查野生稻分布情况。11月23日上午，该场技术员冯克珊与李必湖在南红农场与三亚机场公路的铁路桥边的水坑沼泽地段，找到了一片约0．3亩面积的普通野生稻。当时正值野生稻开花之际，因为李必湖对水稻雄性不育株有很深的感性知识，他像当年导师袁隆平寻找不育株一样，在野生稻群中一株一株地仔细观察。奇迹终于出现了！就在他们找到野生稻之后20分钟左右，李必湖和冯克珊发现3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他们惊喜交加走近野生稻雄花异常稻株，进一步观察发现这3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稻蔸上，由此初步推断为由一粒种子生长起来的不同分蘖。除这3个稻穗以外，还有大量的匍匐于水面生长的后生分蘖。
为了弄清这蔸野生稻不育株产生的原因及其研究利用价值，他们将它连根拔起，搬回试验基地进行研究，并命名“野败”。1971年元月，又采用无性繁殖分蘖的办法，供试验用。“野败”的发现，为水稻雄性不育系的选育、三系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打开了突破口。
袁隆平1971年2月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为加强和协调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1984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后又成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均由袁隆平任中心主任至今。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0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于是，袁隆平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在1964年到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袁隆平总结了6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认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于1970年11月23日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一株雄花败育株，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九十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下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1986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9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目前，国家“863”计划已将培矮系列组合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加大力度在全国推广。
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亩产达到800公斤，并在西南农业大学等地引种成功。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两大心愿】
袁隆平有两个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合成；二是让杂交稻走向世界。
这是袁隆平的心声，一种博大的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从成绩与荣誉两个“包袱”中解脱出来，超然于名利之外，对于众多的头衔和兼职，能辞去的坚决辞去，能不参加的会议一般不参加，梦魂萦绕的只有杂交稻。他希望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国家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袁隆平把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稻当作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事业。他还受聘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记者离开三亚基地的时候已是4月7日的黄昏，北国还是春寒料峭，这里已经袁隆平把记者送至路口，说：“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 ”
满载着袁隆平的梦想与希望，杂交水稻在中国和世界的大地上播种和收获，创造着一个个神话般的厅迹。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写了一部名著，叫《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中写到“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中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现在，已有20多个国家引种杂交稻，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在全球范转内推广杂交稻技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90年代以来专门立项支持在世界一些产稻国家发展杂交水稻。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这些年他每年都出国指导，还派出了许多专家担任顾问，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并为这些国家培训技术专家。从1981年至1998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38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15个以上国家的100多各科技人员。
1998年，越南和印度种植面积已分别超过了10万公顷和20万顷，并且取得了每公顷增产1吨----2吨的效果。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城市猎人 2008-5-17 23:24
【荣誉一览】
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授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袁隆平院士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这是首次以国家名义对为科学技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最高荣誉奖励。奖金500万元。
2、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7年4月29日，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出席了有世界数百名顶级科学家参加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年会。据悉，袁隆平院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惟一当选者。
美国科学院有着14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顶级的科学院。每年美国科学院在世界各国评选出在世界某个科学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为科学院外籍院士。本年度全世界有18位顶级科学家被评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袁隆平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纳米技术专家白春礼先生共同当选。
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在新当选院士就职典礼上介绍袁隆平院士的当选理由时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3、其他国际荣誉
（1）1985.10，创造与发明奖章(杰出发明家)金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下同）
（2）1987.11，科学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3）1988.3，农学与营养奖，英国Rank基金会
（4）1993.4，拯救世界饥饿(研究)荣誉奖，美国Feinstein基金会
（5）1993年获美国菲因斯特基金“拯救饥饿奖”
（6） 1994，何梁何利基金奖
（7）1996.5，日经亚洲奖，日本经济新闻社
（8）1997.8，杂种优势利用杰出先驱科学家称号，作物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国际讨论会，墨西哥
（9） 1998.11，越光国际水稻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事务局
（10）2001.8，拉蒙•麦格赛赛奖，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基金会
（11）2004.5，沃尔夫奖，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
（12） 2002年获越南政府“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荣誉徽章
（13）2004.10，世界粮食奖，世界粮食奖基金会
(14) 2008.03.30 中国著名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获颁“2007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袁隆平精神和品质】
1.创新，是中国杂交水稻第一人；
2.时刻关心人民，他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
3.不重名利，如果他申请专利的话，或许他现在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可是他却把专利无私的贡献给国家；
4.对艺术的追求，他擅长小提琴，平时喜欢广博群书；
5.简朴，即使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他的生活依旧简单。
城市猎人 2008-5-17 23:26
【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袁隆平（开场白）：我在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袁隆平爱自由散漫，的确，我喜欢自由自在。与记者见面，我感到压力非常大。人怕出名，出了名之后自由度越来越小，隐私权越来越少。
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我得的奖很多，国际性的奖也不少。1997年我在墨西哥得了一个荣誉奖——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先驱科学家，这个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代表我们国家、代表中国人民，也算是给中国人民增添了一点光彩。
这么多年您获得了这么多的国际性大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奖？很多网民尊称您为人民科学家，您喜欢吗？
袁隆平：我的确得了很多国际性奖，很难说喜欢哪个，我认为这些奖都差不多，都是国际上的荣誉，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农民科学家，我是科技工作者，顶多就是农学家，科学家谈不上。
20年前农民日报报道就称呼您为“杂交水稻之父”，您怎样看这个称呼？
袁隆平：这个“之父”呢，也可以说是创始者，杂交水稻的创始者。最开始是国际水稻所的所长给我取的称呼，叫“杂交水稻之父”。后来在国际上的影响大了，慢慢就这么尊称我，开国际会议介绍我的时候就说“杂交水稻之父”，我认为这是很高的荣誉。
您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一些报道也称您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您怎么理解农民？
袁隆平：农民是非常朴素、勤劳的，农民身上一些好的东西我还学不到，很惭愧。有些人瞧不起农民，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农民的那种朴素、勤劳、节俭的精神，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我对农民非常尊重。他们很朴实，非常重感情，非常好客，你到他家里，他再穷也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请你吃。所以说，农民科学家也好，现代农民也好，我认为是一个美称。
您是研究粮食的，有没有体会过饥饿的滋味？
袁隆平：你们年纪轻可能不知道，饿肚子是非常难受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3年困难时期，每个人吃饭都定了量，总是吃不饱，刚刚吃完饭，肚子又饿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饭。有时候用糠来替代，越吃越饿。我那时候在农村实习，根本吃不饱，双脚松软无力。冬天到了晚上，睡觉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放到被窝里面，又是冰凉的，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
您怎么看现在学术界存在的腐败现象？另外，现在中国不存在粮食短缺的问题，您研究水稻对中国来说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袁隆平：关于学术腐败，少数地方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剽窃人家的成果，搞虚假的东西等等。但总体上来看，学术界还是好的。弄虚作假的现象有，包括个别院士也弄虚作假，但毕竟是少数。
关于粮食问题，我觉得太重要了，全国13亿人口，国家虽然储备了一些粮食，但我认为目前不能够盲目乐观，不能掉以轻心。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要适当地有点储备，不能因为粮食多了就不重视它的生产。要适当提高粮价，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再好的技术，再好的品种，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也出不来。所以政府出台的粮食最低保护价政策是件好事，对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好处。但现在最低保护价是72元一担谷，太低了，如果提高到100元，这样农民就有较多的利润，种粮积极性就更高了。而这对城市居民只增加了极小的支出，完全负担得起。
城市猎人 2008-5-17 23:26
您做过很多科学实验，也经历过许多失败，您有没有想到过放弃？
袁隆平：当时是一边倒，什么都向苏联学习，我当时迷信苏联，就按米丘林学说搞无性杂交，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面，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面，搞得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后来才醒悟过来，便偷偷学孟德尔经典遗传学。
您怎么看待科研中的成功与失败？
袁隆平：搞科研课题的方向对不对，这是前提，如果方向不对，再努力也是白搭。只要方向是对的，尽管有挫折和失败，通过努力，最后还是会成功的。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小到细菌，大到人类，都有杂种优势，有没有优势决定到两个亲本遗传的差异度。天然杂交稻优势很明显，我们对此坚定不移。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但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怕失败就不要搞研究。
我知道您这些年特别关注人才培养，您自己过着这么朴素的生活，却把很多钱捐出来培养年轻人，您这么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袁隆平：年轻人搞课题研究没有经费，我就适当地资助他们一点，奖励在农业方面有贡献的年轻人。过去有些课题经费，很多年轻人申请不到，没有钱你怎么搞研究？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就资助他们3万元、2万元，多的一年资助5万元。还有培养博士生，原来每年给我1个指标、一些经费，我们设立了基金会，我就可以多带几个博士生。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我们基金会可以解决。
您曾说过您上学的时候很淘气，是一个学习不怎么好的差学生？
袁隆平：差是差一点，说老实话，我不是很好的学生。我小时候就喜欢游泳。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在重庆读书，日本飞机天天在轰炸，我们就跑到河里游泳躲避轰炸，后来干脆就逃学，不上学。我喜欢的课成绩就好，不喜欢的就只求三分好，我现在最遗憾的就是数学没学好，初中学正负数的时候，负乘负要得正，我不懂，就问老师为什么？他不解释反而要我呆记，我从此不感兴趣。结果数学就没有学好。我同桌的一个同学（后来也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得了科技进步特等奖）数学成绩很好，但他不会游泳。我们就搞交易，我教他游泳，他帮我解习题。他倒是学会了游泳，后来在游泳比赛中得了第二名，我对数学还是一头困惑，还是不懂。
您对名和利怎么看待？
袁隆平：追名求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有些人没有干多少事就去争名夺利，得什么奖，发表什么文章，都要去争。有些老实人做了很多事反而没有在乎什么名利。我认为，把名利看淡泊一点，不要去争名夺利，心里就会好一些。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点不如意，受了挫折，心里反而很难受。
现在的青年人渴望成功，也不免追逐名利，心高气躁，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袁隆平：我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把名利看淡泊点，把工作和事业放在第一位。完全不讲一点名和利，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以把名利放淡泊一点。
大家对您追求科学的精神和勇气肃然起敬，如果有人对您的权威提出质疑的话，您会有一个什么的看法或态度？
袁隆平：我认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百家争鸣，这是正常的。在学术界是经常的，大家来探讨。比如常规育种和杂交水稻的观点就不同，水涨船高，常规育种是800斤，我就可以到1000斤，常规育种1000斤，我就可以到1200斤。有些搞常规育种的人就不相信，广东有一个很有名的老育种专家，他育了很多的好品种，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常规育种会超过杂交水稻。虽然观点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搞科研、搞试验，最后在对比结果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认输，最后自愿加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