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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台内幕

[align=left][img=121,125]http://images.china.cn/attachement/jpg/site1000/20080508/001143210915098cddcc2c.jpg[/img][/align][color=gray]胡福明[/color]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胡福明有详细回忆。他说，在确定选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给“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皆知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

中央党校牵头讨论

“两个凡是”提出之后，很多人开始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是非，真理标准问题被搞乱了。为此，1977年8月25日，《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风派人物”。文章是胡耀邦审定的。其中说道，这种“风派人物”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

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华国锋和叶剑英都提到“要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他和叶剑英提出的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历史的要求，不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显然是华国锋不愿看到的，他后来因此而做了自我批评，也因此而不得不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研究这一课题。

所谓“三次路线斗争”，一次是指刘少奇，一次是指林彪，再一次就是“四人帮”。这是当时的提法，现在看来并不科学，刘少奇显然不能算。

这里涉及一个研究的标准问题，为此，胡耀邦提出两条原则：一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要看实践。

可是，对于这两条原则，中央党校的一些学员却理解成两个标准。一是毛泽东的指示；二是实践。按照第一个标准，过去的冤假错案也就不能平反了。中央党校研究小组提交的有关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几乎照抄了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讲话。实际上，华国锋的讲话本身就有一些错误的东西。

胡耀邦对这个提纲很不满意，他随即解散了这个研究小组，由哲学教研室的吴江牵头，重新成立了一个小组，不久后新的“讨论纲要”《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出台。

随后，中央党校让在校的800名学员讨论这个提纲。在讨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提出，研究共产党的历史，要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但也有人主张以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文件为依据评价“文化大革命”。

那么，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实践？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据孙长江回忆，他和吴江当时都认为，两个标准的说法是一种误解，应该澄清。他们打算写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孙长江在命题的时候就强调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他们把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他们又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

可以肯定地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是当时参与者的一致看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谈到写作这篇文章的经过时也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正在全国开展的拨乱反正降温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要批判“两个凡是”，开始酝酿写文章。

胡福明写这篇文章是应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主编的王强华之约。据王强华回忆，1977年8月，南京召开拨乱反正理论研讨会，他代表《光明日报》参加。在研讨会上，胡福明发言，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王强华觉得胡福明的思想比较解放。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主动找到胡福明，想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文章，内容是关于批判“四人帮”、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但没有确定具体的题目。

“不久，大约是1977年10月，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子，一篇是批江青提出的‘女人也是生产力’的，另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认为第二篇文章立论可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战斗性不太强，于是就写信让胡福明修改。

胡福明说，在确定选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给“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皆知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这样就不会有人反对了。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出一个同“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原理来。“两个凡是”把毛泽东的指示当做先验的东西，无需经过实践检验。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于是，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文章的主题。

文章从酝酿到完成，共花了半年的时间。1977年于9月胡福明寄给了《光明日报》。

文章寄出4个月后，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王强华寄来的一封信和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小样。王强华在信中说，文章已经粗略地编了一下，为避免授人以把柄，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胡福明按照王强华的建议又作了几次修改。

但编辑把后来加的“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作标准”等几句话删掉了。这几句话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的，据胡福明推测，编辑之所以这样做，表明他们“既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又不便把话说得太明白。”
[b]《光明日报》准备隆重发表该文[/b]
这时，还有一个人也在写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应《人民日报》之邀，写了一篇题为《哲学和宗教》的文章，作者明确提出，不要搞信仰主义，不要提倡盲目的崇拜和迷信，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只不过没有说得那么直接而已。
4月10日，一张《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大样，按规定送到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他立刻被头条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吸引住了。
他在详细审阅了该文后，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该放在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二是文章要进行重大修改，主题应该是针对当前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作出比较充分的论证。
此时，文章已经修改过5次了。按照杨西光的要求，文章还得继续修改。就在这时，胡福明正好来北京开会。4月13日，胡福明来到《光明日报》社。杨西光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几个人开会商量文章的修改问题。在座的还有王强华、马沛文。考虑到孙长江也在写同样内容的文章，所以，他也应邀参加了讨论。
“杨西光询问孙、胡二人对写这样主题文章的基本思路和重点。胡福明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理论上分清是非，而孙长江认为主题应该放在思想路线上分清是非。杨西光当场决定，你们二人可以按照各人的思路写，《光明日报》都给你们发表，谁的文章先写好，定了稿，就先发谁的，两篇都要发。”
“五一”前夕，正当胡福明准备回南京的时候，杨西光找到他，同他做了一次谈话。此时，杨西光觉得文章已经修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工作将由中央党校的同志去做。他还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审定，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还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就是《理论动态》。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修改，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
杨西光还告诉胡福明，文章准备在第一版发表，但要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这样可以增加文章的分量，“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
胡福明爽快地答应了。
[b]胡耀邦两次审阅提出意见[/b]
此后，文章由中央党校的几位理论教员继续修改。吴江看到文章后，觉得很有勇气，“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就让孙长江把两篇文章合到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孙长江后来在谈到文章的修改时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从一开始就有两篇原稿，不是一篇原稿。我们一个，胡福明一个；第二，文章核心在于“唯一”；第三，文章是路线斗争、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不是纯理论的产物。至于后来见报的那篇文章，就是由孙长江“捏出来的”。
对此，胡福明并不否认，他也提到了孙长江的修改情况。他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第三，使文章精练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胡福明表示，孙长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功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这是不容抹杀的。”尽管如此，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和主要材料，“没有变化，没有增加重要论点”。对此，胡福明作了几点说明：（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加的。文章题目，经过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三）我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提出的意见。
这篇文章在正式发表之前，经过了几个人的修改。6年之后，《光明日报》举行了一次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评为特别奖，胡福明作为文章的作者参加了颁奖大会。《光明日报》为此致信吴江、孙长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荣获特别奖，奖金一千元，其中七百元奖给作者胡福明同志，三百元奖给参加文章修改的你们二位……”
几位当事人在回忆文章写作与发表的经过时都肯定了胡耀邦的作用。胡福明在他写的回忆文章中说：耀邦同志审定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发表起了“决定性作用”。
沈宝祥透露，文章给胡耀邦审阅了两次。一次是在4月底或5月初，另一次就是5月6日。这天下午，胡耀邦接过稿子后埋头看起来，过了一会儿，胡耀邦看完了，就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只是有两处需要修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原稿写的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胡耀邦认为还是不提“新的理论”为好，建议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
另一处是文章的结尾，胡耀邦提出增加一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此时，沈宝祥就坐在椅子上，迅速记下了胡耀邦的意见。第二天，他将记录整理后送给了孙长江。随即，孙长江又对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b]为何先拿到《理论动态》上发表[/b]
[align=left][img=171,253]http://images.china.cn/attachement/jpg/site1000/20080508/001143210915098cdd4926.jpg[/img][/align][color=gray]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color]
文章为什么要先拿到《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转载？因为，按照常规，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必须送审，而一旦送审，肯定通不过。所以，只有在《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转载。尽管如此，《光明日报》社的人还是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第一，《光明日报》可能会撤换一批人，但不至于停刊；第二，相关人员可能当不成编辑了，但也不至于坐牢。
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下半部，以通栏标题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10年之后，于光远在他的纪念文章中谈到，“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作用。说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吹起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丝毫也没有夸大。这一讨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已载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史册’。”
至于文章发表后所引起的巨大反应，当时很多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是“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经发表，掀起轩然大波，“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邓小平多次表示对《理论动态》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1978年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他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b]一个电话成了争论的开端[/b]
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内的7家报纸作了转载。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到1978年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
文章一发表，招来不少人的指责。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他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严厉的指责”。
胡绩伟当时有一个记录，大致内容是：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可是，这位副主任在随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却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自己当时也只是说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的问题，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几个月后，胡绩伟给这位副主任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不会速记，记录中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的主要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
这个电话，被看作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争论的开端。5月13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开会。胡绩伟将那位副主任的电话内容告诉了与会者。胡耀邦颇为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斯大林曾经这么做过。于是，他建议写一篇文章，讲清楚真理标准越辩越明的道理。
当天，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到一个电话，是《红旗》杂志总编辑打来的。他在电话中批评新华社不该转发这篇文章。后来，他还告诉别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他认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犯了错误”。
4天之后，《红旗》杂志新上任的总编辑，当着杂志社核心小组成员的面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在一次谈话中点名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正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起草会议文件的过程中，总政治部的一位干部，对文件中的两个提法有不同意见。一是“现在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认为应该提“新的历史时期”，因为这是华国锋说的。二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他主张提解放军是“人民军队”，因为这是毛泽东说的。
邓小平得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两个凡是”的思潮在作怪，他告诉胡乔木，有人对军队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
邓小平觉得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还说：“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结果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后来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有人说我的讲话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表示，他准备在总结会上着重讲一讲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他的讲话稿里。
[b]《人民日报》在头版突出了邓小平的讲话[/b]
在真理标准争论的关键时刻，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召开。5月29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仍然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华国锋的通篇讲话，根本没有提实事求是。相比之下，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人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
邓小平认为，这些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邓小平的讲话，虽然也提到了华国锋，但突出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任务和方针”。
此前，《人民日报》于5月30日报道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也只是说他们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1941年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b]理论界两派观点对立争论不断[/b]
《人民日报》的这种安排使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感到震惊，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更加激烈了。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位副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还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
就在这位副主席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照例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两天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对全文作了转载。文章出自邢贲思之手，这是他对某些读者就3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来信的答复。这些读者在来信中就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了疑问。
应该说，在这场大讨论中，理论界表现出相当大的勇气。6月20日、21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冒着很大的风险，邀请了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进行座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60多人参加了座谈。与会者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标准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背离实践观点，也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根据胡耀邦5月13日的提议，《理论动态》第70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6月30日，《人民日报》以“岳平”的署名发表了这篇文章。7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全文。
在这场大讨论中，《红旗》杂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参与，结果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于是，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那位副主席对《红旗》杂志总编辑说：“你们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他明确表态说：“《红旗》杂志不参加这场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日至24日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会，邀请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新闻单位等部门的160多人参加会议。在闭幕会上，周扬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不只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想政治问题，“这次讨论很有必要”。他还说，《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命题、观点都是正确的，站得住脚的。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驱散林彪、“四人帮”的阴魂。如果有人问，你们写这些文章干什么？“我看是做驱散阴魂的工作，这是个艰巨的工作。”
《人民日报》报道，这次会议讨论的最大收获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责任，增强了信心。
[b]邓小平表态：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b]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第二天，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同胡耀邦的这次谈话，明确表示了对《理论动态》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在此期间，《人民日报》于7月22日、《光明日报》于7月24日分别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和韩树英的文章《“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
在双方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对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8月13日，他找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吴冷西谈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光明日报》5月10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他还说，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置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
6天之后，即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的负责人黄镇、刘复之谈话。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我们做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怪得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有人也反对，说这同华主席讲的“新时期”不一样，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解脱出来。
这年9月，邓小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天津市，一路上反复讲实事求是的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汇报工作。他在谈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时说，怎么高举……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现代化。“如果毛泽东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在谈到真理标准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可是，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他认为，根本问题就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自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他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新闻午报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童青林 编著 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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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6]这里漏了一个字：[color=red]关[/color]“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