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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

[size=6][color=red]《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台内幕
[size=4][color=#000000][size=3][size=4]      [/size][size=5]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胡福明有详细回忆。他说，在确定选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给“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皆知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
[color=red]         中央党校牵头讨论[/color]
           “两个凡是”提出之后，很多人开始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是非，真理标准问题被搞乱了。为此，1977年8月25日，《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风派人物”。文章是胡耀邦审定的。其中说道，这种“风派人物”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
         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华国锋和叶剑英都提到“要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他和叶剑英提出的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历史的要求，不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显然是华国锋不愿看到的，他后来因此而做了自我批评，也因此而不得不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研究这一课题。
         所谓“三次路线斗争”，一次是指刘少奇，一次是指林彪，再一次就是“四人帮”。这是当时的提法，现在看来并不科学，刘少奇显然不能算。
         这里涉及一个研究的标准问题，为此，胡耀邦提出两条原则：一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要看实践。
       可是，对于这两条原则，中央党校的一些学员却理解成两个标准。一是毛泽东的指示；二是实践。按照第一个标准，过去的冤假错案也就不能平反了。中央党校研究小组提交的有关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几乎照抄了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讲话。实际上，华国锋的讲话本身就有一些错误的东西。
        胡耀邦对这个提纲很不满意，他随即解散了这个研究小组，由哲学教研室的吴江牵头，重新成立了一个小组，不久后新的“讨论纲要”《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出台。
          随后，中央党校让在校的800名学员讨论这个提纲。在讨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提出，研究共产党的历史，要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但也有人主张以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文件为依据评价“文化大革命”。
       那么，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实践？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据孙长江回忆，他和吴江当时都认为，两个标准的说法是一种误解，应该澄清。他们打算写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孙长江在命题的时候就强调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他们把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他们又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size][size=5][color=red]       为“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
[/color]        可以肯定地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是当时参与者的一致看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谈到写作这篇文章的经过时也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正在全国开展的拨乱反正降温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要批判“两个凡是”，开始酝酿写文章。
        胡福明写这篇文章是应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主编的王强华之约。据王强华回忆，1977年8月，南京召开拨乱反正理论研讨会，他代表《光明日报》参加。在研讨会上，胡福明发言，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王强华觉得胡福明的思想比较解放。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主动找到胡福明，想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文章，内容是关于批判“四人帮”、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但没有确定具体的题目。
        “不久，大约是1977年10月，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子，一篇是批江青提出的‘女人也是生产力’的，另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认为第二篇文章立论可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战斗性不太强，于是就写信让胡福明修改。
         胡福明说，在确定选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给“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皆知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这样就不会有人反对了。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出一个同“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原理来。“两个凡是”把毛泽东的指示当做先验的东西，无需经过实践检验。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于是，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文章的主题。
        文章从酝酿到完成，共花了半年的时间。1977年于9月胡福明寄给了《光明日报》。
        文章寄出4个月后，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王强华寄来的一封信和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小样。王强华在信中说，文章已经粗略地编了一下，为避免授人以把柄，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胡福明按照王强华的建议又作了几次修改。
          但编辑把后来加的“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作标准”等几句话删掉了。这几句话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的，据胡福明推测，编辑之所以这样做，表明他们“既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又不便把话说得太明白。”
[b]          [color=red]《光明日报》准备隆重发表该文[/color][/b]
           这时，还有一个人也在写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应《人民日报》之邀，写了一篇题为《哲学和宗教》的文章，作者明确提出，不要搞信仰主义，不要提倡盲目的崇拜和迷信，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只不过没有说得那么直接而已。
4月10日，一张《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大样，按规定送到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他立刻被头条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吸引住了。
         他在详细审阅了该文后，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该放在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二是文章要进行重大修改，主题应该是针对当前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作出比较充分的论证。
         此时，文章已经修改过5次了。按照杨西光的要求，文章还得继续修改。就在这时，胡福明正好来北京开会。4月13日，胡福明来到《光明日报》社。杨西光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几个人开会商量文章的修改问题。在座的还有王强华、马沛文。考虑到孙长江也在写同样内容的文章，所以，他也应邀参加了讨论。
        “杨西光询问孙、胡二人对写这样主题文章的基本思路和重点。胡福明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理论上分清是非，而孙长江认为主题应该放在思想路线上分清是非。杨西光当场决定，你们二人可以按照各人的思路写，《光明日报》都给你们发表，谁的文章先写好，定了稿，就先发谁的，两篇都要发。”
        “五一”前夕，正当胡福明准备回南京的时候，杨西光找到他，同他做了一次谈话。此时，杨西光觉得文章已经修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工作将由中央党校的同志去做。他还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审定，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还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就是《理论动态》。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修改，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
          杨西光还告诉胡福明，文章准备在第一版发表，但要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这样可以增加文章的分量，“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胡福明爽快地答应了。
[/size][size=5][color=red][b]          胡耀邦两次审阅提出意见[/b]
[/color]          此后，文章由中央党校的几位理论教员继续修改。吴江看到文章后，觉得很有勇气，“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就让孙长江把两篇文章合到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孙长江后来在谈到文章的修改时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从一开始就有两篇原稿，不是一篇原稿。我们一个，胡福明一个；第二，文章核心在于“唯一”；第三，文章是路线斗争、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不是纯理论的产物。至于后来见报的那篇文章，就是由孙长江“捏出来的”。
         对此，胡福明并不否认，他也提到了孙长江的修改情况。他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第三，使文章精练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胡福明表示，孙长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功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这是不容抹杀的。”尽管如此，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和主要材料，“没有变化，没有增加重要论点”。对此，胡福明作了几点说明：（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加的。文章题目，经过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三）我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提出的意见。
          这篇文章在正式发表之前，经过了几个人的修改。6年之后，《光明日报》举行了一次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评为特别奖，胡福明作为文章的作者参加了颁奖大会。《光明日报》为此致信吴江、孙长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荣获特别奖，奖金一千元，其中七百元奖给作者胡福明同志，三百元奖给参加文章修改的你们二位……”
        几位当事人在回忆文章写作与发表的经过时都肯定了胡耀邦的作用。胡福明在他写的回忆文章中说：耀邦同志审定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发表起了“决定性作用”。
          沈宝祥透露，文章给胡耀邦审阅了两次。一次是在4月底或5月初，另一次就是5月6日。这天下午，胡耀邦接过稿子后埋头看起来，过了一会儿，胡耀邦看完了，就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只是有两处需要修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原稿写的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胡耀邦认为还是不提“新的理论”为好，建议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
          另一处是文章的结尾，胡耀邦提出增加一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此时，沈宝祥就坐在椅子上，迅速记下了胡耀邦的意见。第二天，他将记录整理后送给了孙长江。随即，孙长江又对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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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5]   [color=red]  为何先拿到《理论动态》上发表
[/color]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文章为什么要先拿到《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转载？因为，按照常规，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必须送审，而一旦送审，肯定通不过。所以，只有在《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转载。尽管如此，《光明日报》社的人还是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第一，《光明日报》可能会撤换一批人，但不至于停刊；第二，相关人员可能当不成编辑了，但也不至于坐牢。
         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下半部，以通栏标题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10年之后，于光远在他的纪念文章中谈到，“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作用。说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吹起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丝毫也没有夸大。这一讨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已载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史册’。”
        至于文章发表后所引起的巨大反应，当时很多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是“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color=red]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color]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经发表，掀起轩然大波，“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邓小平多次表示对《理论动态》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1978年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他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color=red]一个电话成了争论的开端
[/color]       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内的7家报纸作了转载。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到1978年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
       文章一发表，招来不少人的指责。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他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严厉的指责”。
        胡绩伟当时有一个记录，大致内容是：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可是，这位副主任在随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却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自己当时也只是说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的问题，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几个月后，胡绩伟给这位副主任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不会速记，记录中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的主要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
         这个电话，被看作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争论的开端。5月13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开会。胡绩伟将那位副主任的电话内容告诉了与会者。胡耀邦颇为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斯大林曾经这么做过。于是，他建议写一篇文章，讲清楚真理标准越辩越明的道理。
         当天，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到一个电话，是《红旗》杂志总编辑打来的。他在电话中批评新华社不该转发这篇文章。后来，他还告诉别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他认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犯了错误”。
        4天之后，《红旗》杂志新上任的总编辑，当着杂志社核心小组成员的面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在一次谈话中点名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正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起草会议文件的过程中，总政治部的一位干部，对文件中的两个提法有不同意见。一是“现在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认为应该提“新的历史时期”，因为这是华国锋说的。二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他主张提解放军是“人民军队”，因为这是毛泽东说的。
         邓小平得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两个凡是”的思潮在作怪，他告诉胡乔木，有人对军队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
       邓小平觉得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还说：“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结果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后来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有人说我的讲话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表示，他准备在总结会上着重讲一讲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他的讲话稿里。
       [color=red]《人民日报》在头版突出了邓小平的讲话
[/color]       在真理标准争论的关键时刻，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召开。5月29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仍然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华国锋的通篇讲话，根本没有提实事求是。相比之下，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人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
       邓小平认为，这些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邓小平的讲话，虽然也提到了华国锋，但突出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任务和方针”。
      此前，《人民日报》于5月30日报道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也只是说他们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1941年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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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5][color=black]        [color=red]理论界两派观点对立争论不断
[/color]      《人民日报》的这种安排使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感到震惊，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更加激烈了。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位副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还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
      就在这位副主席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照例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两天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对全文作了转载。文章出自邢贲思之手，这是他对某些读者就3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来信的答复。这些读者在来信中就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了疑问。
       应该说，在这场大讨论中，理论界表现出相当大的勇气。6月20日、21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冒着很大的风险，邀请了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进行座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60多人参加了座谈。与会者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标准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背离实践观点，也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根据胡耀邦5月13日的提议，《理论动态》第70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6月30日，《人民日报》以“岳平”的署名发表了这篇文章。7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全文。
在这场大讨论中，《红旗》杂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参与，结果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于是，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那位副主席对《红旗》杂志总编辑说：“你们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他明确表态说：“《红旗》杂志不参加这场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日至24日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会，邀请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新闻单位等部门的160多人参加会议。在闭幕会上，周扬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不只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想政治问题，“这次讨论很有必要”。他还说，《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命题、观点都是正确的，站得住脚的。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驱散林彪、“四人帮”的阴魂。如果有人问，你们写这些文章干什么？“我看是做驱散阴魂的工作，这是个艰巨的工作。”
       《人民日报》报道，这次会议讨论的最大收获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责任，增强了信心。
      [color=red]邓小平表态：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
[/color]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第二天，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同胡耀邦的这次谈话，明确表示了对《理论动态》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在此期间，《人民日报》于7月22日、《光明日报》于7月24日分别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和韩树英的文章《“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
在双方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对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8月13日，他找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吴冷西谈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光明日报》5月10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他还说，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置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
      6天之后，即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的负责人黄镇、刘复之谈话。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我们做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怪得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有人也反对，说这同华主席讲的“新时期”不一样，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解脱出来。
       这年9月，邓小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天津市，一路上反复讲实事求是的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汇报工作。他在谈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时说，怎么高举……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现代化。“如果毛泽东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在谈到真理标准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可是，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他认为，根本问题就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自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他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size=3][color=blue]新闻午报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童青林 编著 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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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5][color=black][size=3][color=blue][b][color=#ff0000]-------------3（完）-------------[/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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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6][color=red]                  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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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5]    [color=red]大讨论带来思想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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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这场大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color=red]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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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并发展为一场大讨论，是因为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适应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来理解这场讨论。

    十年“文革”中，把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都搞颠倒了。历史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人民期盼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粉碎“四人帮”，人们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党内党外议论最多的是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否定批邓、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一个是要求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

    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当时领导者的态度，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按照这“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打倒刘少奇、批邓、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把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等等，都是毛泽东定的或是他同意的，这些，都要“坚决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不能改变。

    很明显，“两个凡是”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跨出新的步伐。

    那时，总的局面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要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需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适应了这种客观的需要。

    “两个凡是”，一个是“坚决维护”，一个是“始终不渝地遵循”，是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标准提出来的。“唯一标准”针对的就是“两个凡是”。“唯一标准”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争论不可避免。

    [color=red]大讨论局面的形成和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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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发展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严厉的指责。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硬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中央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人则一再召开会议，点特约评论员，点胡耀邦的名，进行批评指责，一再下禁令，要求“下不为例”。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深刻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这个讲话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的有力支持。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即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同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全面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这篇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于25日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这个讨论的又一次有力支持。

    与此同时，理论界通过开研讨会、发表文章、进行演讲等方式，大力推进这个讨论的发展。

    从1978年8月开始，一些省、区、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谈话，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使更多的领导干部认识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

    胡耀邦依据讨论的进展情况，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推进讨论。

    这个讨论发展到1978年的八、九、十月，就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一个热点。二百多与会者结合实际，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与会者以实践为标准，议论了“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议论了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在与会者讨论的基础上，党中央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消了中央关于批邓的文件，提出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平反。这次会议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他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是对这个讨论所作的最好的总结。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取得了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size]结束。(沈宝祥)

[size=6] [color=red]解放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color][/size]                      [size=5]         ——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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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size=4]杨春贵　发布时间： 2008-05-08 来源：光明日报[/size]

[size=5]     30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停滞、徘徊、迷茫的中国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思考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 思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推进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推进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观念更新,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个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同时代发展同进步、同人民群众共命运的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东方兴起。30年沧桑巨变,使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结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size][size=5][color=red]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解放思想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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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在我国重大历史关头发生的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其实质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就是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那就只能使中国继续陷入混乱和动乱。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强调“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绝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而要“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本身的鲜明针对性和它不同寻常的发表方式,使它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先河。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领导下,从理论界到实际工作部门,从高层到基层,从城市到农村,一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

　　思想的变革成了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成功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在这次全会上重新确立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为推进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为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历史意义:“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深刻论述了当前解放思想对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现实意义,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这篇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标志,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

　　[/size][size=5][color=red]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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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我们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首要基本问题解放思想的30年。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解放思想使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前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破除长期以来超阶段的“左”的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破除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破除”和“坚持”,集中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真正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解放思想把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我们在深刻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曲解、误解和教条化理解,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科学认识。我们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精神文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解放思想使我们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不搞“全盘西化”,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其中,基本路线是总纲,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总体布局是基本内容,必须全面系统地加以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解放思想使我们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size][size=5][color=red]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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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标志我国的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决定我们必须把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作为解放思想的新起点。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我们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奋斗。在这四个“坚定不移”中,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基础,没有解放思想的“坚定不移”,就没有其他的“坚定不移”。

　　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实践在发展,事物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向前发展。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时候就要犯错误了;什么地方思想僵化了,什么地方就要落后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机会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许多新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许多新矛盾需要我们去处理,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思路、勇于创新,以新的思想解放促进新的发展,夺取新的胜利。

　　解放思想贵在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先进的活力源泉。要全面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工作创新。首先是理论创新,它是其他一切创新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我们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的理论成果,又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理论的新起点,我们要紧紧围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并且以理论创新为指导大力推进各方面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

　　解放思想重在实效。思想的解放要落实到事业发展上来,在现阶段,最主要的是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来,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要紧紧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要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坐而论道、流于空谈;要注重开阔视野,从国内外的比较中吸收营养、拓宽思路,不能闭目塞听、坐井观天;要注重总结经验,从成功和失败的分析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把已有的认识和做法绝对化、神圣化。从领导的角度说,要努力创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鼓励探索,允许失误,保护创新。关键是发扬民主,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的关键是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要有在实践中进行探索的勇气。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不把别人的本本和经验当做教条,也不把自己以往的经验和做法当做桎梏,一切由实践作结论,一切“拿事实来说话”。要把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统一起来,把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我们认识和发展真理的源泉,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衡量是非得失的标准。胡锦涛同志说:“尊重人民实践、从人民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思想营养并上升为理论,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30年解放思想的经验告诉我们: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党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强大动力和源头活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自觉地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收丰富的养料而使自己的思想永远富有活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生命力之所在。[/size]

[size=6][color=red]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示
[/color][/size][size=5][color=black]                          ——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
[size=4]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邢贲思　
                                发布时间： 2008-05-10 来源：光明日报
[/size]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30年前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讨论,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color=red] 一
[/color]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四人帮”被粉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峰回路转,迎来一个重大转机。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抛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当时的现实情况也令人十分担忧:“文革”虽结束但各项工作持续徘徊,“天安门事件”得不到平反,连清查“四人帮”时也不忘提出继续“批邓”。这一切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极大不满。“两个凡是”成为套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成为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不破除“两个凡是”,党没有希望,社会主义没有希望,中国没有希望。于是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大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场讨论之所以选择“真理标准”这个哲学命题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是因为“两个凡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挑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一种认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决策和指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其是否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而“两个凡是”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指示当作了真理标准,它无需接受实践的检验,相反,实践倒要受到它的裁定。这就完全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弄颠倒了。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但真理和真理标准不是一回事,真理是正确的认识,真理标准则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依据,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说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标准,丝毫也没有否定它对实践所起的伟大指导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真理标准,表面上是对它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对它的歪曲和损害。

　　真理标准虽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只是一场理论是非之争。它关系到我们党应当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它也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今后将怎样发展,是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弃旧图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理论本身的范围。

　　在讨论中,《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引导这场讨论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是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他最早在党内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他明确地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也是他指引这场讨论既批评了“两个凡是”又维护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它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脱了出来,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成果。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color=red]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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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已过去了30年,但它在当时所引起的思想震撼,使人至今记忆犹新,这说明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确实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用好这个法宝,而要用好它,就必须正确认识它。

　　首先要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和实事求是相脱离,二者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应一以贯之。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可见,解放思想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有人把解放思想归结为一个“破”字,这种认识不全面。照这种说法,只有破是解放思想,立就不是。其实,只要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无论是破还是立,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现。我们既要有摧毁旧事物的勇气,也要有创造和发展新事物的勇气,两者都是解放思想所必需的。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既有大破,也有大立。我们破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渐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正在扬弃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向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纠正了片面强调发展速度的不正确观点,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破旧和立新相统一的过程。改革开放不能没有破,更不能没有立。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立,就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理论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破其所该破,立其所该立,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要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和解决问题相脱离,二者也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他指出,思想解放不能停留在讲现成话、讲空话上,而是要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解放思想同样十分重要。现在,解放思想是一个热门话题,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谈论,但关键是要把功夫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因为口头上谈论解放思想易,而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难。而且,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解放思想,又怎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呢?毛泽东同志多年前就曾说过:“实践出真知。”因为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知道问题的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得真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体现,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必由之路。与其关在书斋和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地探寻解放思想的门径,不如到实际中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也许打开解放思想之锁的钥匙就在其中。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解放思想对于我们党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通过解放思想,能够切实推进工作,真正解决问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离开这个基点,所谓的解放思想,就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解放思想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就是今天我们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好的纪念。[/color][/size]

一[size=6][color=red]场关系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
[/color][/size]                                         中国记协名誉主席邵华泽　发布时间： 2008-05-09 来源：光明日报
　[size=5][color=black]一个伟大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示出来。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前景,我们深深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30年前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大讨
论。就其内容而言,这场讨论不过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即真理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谁认定的,一个认识、一种理论或根据这种认识和理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但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更由于这场讨论是在粉碎“四人帮”，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动乱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我们党正处在如何认识过去、总结过去,认识未来、规划未来,把中国引向何方的关键时刻,人民企盼着改变危难局面、开辟新的征程,历史呼唤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却极力阻碍党和人民反思过去,继续维护党在一段时间里指导思想上严重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和在实践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因而这场讨论就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了特殊重大的政治意义。

　　共产党人改造世界是否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正确政治路线的制定要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前提。这已为我们党80多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就是两条思想路线之间的争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一个常识性问题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当时的一个重大课题,是由其实际上承担的作为重新确立正确思想路线、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的突破口这一神圣使命所决定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的意义和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大大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人们的思想,从而为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争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解放思想的运动,也是一场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其涉及主题之重要,规模之大,意义之深,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这场讨论给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一、重视正确理论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以极大注意力关注理论,在理论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积极推进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保持理论的先进性,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胜利的关键。

　　二、树立实践标准的权威性。密切关注实践的进程,时刻倾听实践的呼声,充分依靠亿万人民在实践中的创造,坚持任何理论和认识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是我们党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完善政策、创新理论的基础。

　　三、用科学理论武装群众。正确的理论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但这种理论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变为自觉指导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武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

　　四、创造理论探讨的良好氛围。理论探讨需要思想活跃,需要独立思考,需要畅所欲言。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万马齐喑的窒息空气是理论创造的大敌。因而,形成和保持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激发理论创造的活力至关重要。

　　今年,也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联系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联系我们党在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历程,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意义和影响。3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恢复并丰富发展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保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出来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无所畏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一切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否定错误的理论,抛弃不合时宜的观念,不断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束缚,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党和人民之大幸,国家和民族之大幸。30年来,正是由于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我们党才能够保持并不断增强对改革发展各项指导的正确性和权威性,调动和汇聚蕴藏在亿万人民中的积极因素和创造活力,成功地应对各种严峻考验,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党的理论越来越符合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越来越符合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要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去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今后顺利发展的最大希望所在。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困难不少,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繁重。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珍惜、坚持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去夺取党和人民事业的新胜利,就是我们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好纪念。[/color][/size]

大地震使国人陷于极大哀痛之中，几乎没兴趣研究很多重大问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怎么继续，其实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思考和研究，重温“真理标准讨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很有意义！

重庆在行动！
全面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