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期间的一件事说起。 1967年初，山东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后，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巧的很，当年山东农业“大丰收”。于是就有新华社山东记者站去“采访”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宇。记者的本意是要帮王好好总结一下——“新生的革命政权”如何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在“四个伟大”的光辉照耀下，在…………下，夺取的高产。结果这个姓王的爆发户实在不着调，张嘴就说（大意）：TNND，就两条，一是老天爷下雨了，二是俺们没有管。我是在后来批判王（这家伙比“四人帮”垮得还早）的材料中读到这一段的。当时，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对农村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正面教育”，所以，王的话对我冲击巨大——不是早就“人定胜天”了么，怎么，老天爷下不下雨还那么重要？以后，逐渐明白了。这个不着调的家伙说的这句话还真没跑调。这是一个常识或者叫经验。 远的不说了。八十年代初期的包产到户为什么能够一下子焕发出八亿农民的活力？短短两三年时间让中国从吃不饱变成“卖粮难”。 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凤阳（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农民说的很简单：“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在这里，“交、留、剩”的都是粮食。比例一目了然，而且一定就几年不变。 现在看来，包产到户取得成功（除自然因素外）主要靠两条：一是尊重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统一的基本规律，把劳动者的劳动和利益直接挂钩了；杜绝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不负责任的瞎指挥。二是当时，农民的负担比现在要不知道轻多少，而且，农民看的见、摸的着。在这里，减少对农民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干预至关重要！ 记得搞包产到户初期，有不少基层干部不理解，甚至痛哭流涕“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原来的那点既得利益丧失了，迷失了自我。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由于国家要在工业化尚未发育完全的情况下赶“第三次浪潮”，由于没有及时放弃旧有的户籍管理体制，由于人口增长，由于乡镇一级政府的确立（公社化以前的区、乡没有独立财政，类似县的派出结构，当然，也没有那么多吃民粮的），还由于…… 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仍然羁留在产出增长有限的日益细小的土地上。在北京的人少有没挤过公共汽车的。是什么情况？能够最先冲上去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在挤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可能顾及尊老爱幼，给他们让座什么的？每一个人生存（上车）都有自己的理由，或者，都能够找到理由。何况权力机构！于是，似乎基层政府（乡、镇）责任就越来越多了，人手也越来越不够了，财政收入也越来越紧张了……当然，农民也越来越倒霉了！ 于是农村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了。 国家的财政也从来没有见说钱多得没地方花的。我们搞了多少宏伟的——东西啊。能不能反哺一点给严重落后的农村？如果要“扩大内需”，除了政府强化收税、卖国债搞工程、给官员和“事业”单位涨工资以外，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办法？连外国人都看出来了中国农村“潜力巨大”，为什么中国政府自己看不见？ 说“三农”都多少年了？文件发了有多少？效果如何？……岂一个“心痛”了得？ 现在，好象看到了一点希望：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的问题浮出来了；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了；温总理刚抗完FD就一口气搞了9条改善农民处境的措施…… 所以，想提一点建议。强烈建议： 应该把解决农民负担放在第一位。 1、下决心砍掉或停掉几个花架子项目，把钱转移支付到经济困难的中西部县，把该养的官员、教师（编制内的）养住。保持3年“不加赋”。 2、同时，坚决——杜绝——这些地区再向农民收取任何税费。真正做到发现一个收费的就撤消所有有关人员的职务，同时按贪污论处。 3、至少砍掉三分之二的乡镇编制——合乡并镇，实行县派出区公所体制。 “三农问题”这一届政府恐怕是绕不开了，希望来点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