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到几节，不算侵权吧

权力不自由》之一 滥用权力 原性解放

　　滥用权力实质上就是指官员在没有刚性约束的情况下随意性地运用权力，通俗地讲可以概括成三句话，即人们所常说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滥用的关键在于权力运用的随意性，而随意性的“意”，根据程度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五个层次：

　　1、意志

　　随意的“意”有时可以特指意志，滥用权力也就是指官员按自己的个人意志来使用权力，而不是依据群体或民众的公共意志来行使权力、制定决策。如果官员正确运用权力，就应体现群体意志，按照程序设计进行分权、论证和公示等方式来制定政策，以最大限度地遏制权力主体的个人意志。而滥用权力者则正好相反，他们在行使权力或制定决策时，恰恰把权力当成了体现个人意志的工具或手段，以官员的个人意志来代替群体意志。这种按照官员个人意志来行使权力的现象，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所常说的“长官意志”、“家长制”、“一言堂”等。

　　2、意思

　　随意的“意”有时也可以特指意思，滥用权力就是指官员依据自己的个人意思行使权力，我们有很多的用词都是形容这种方式之下的权力滥用，如“主观臆断”、“一意孤行”等。如果说意志中还不排除有某些理性成分的话，那么意思中的理性成分就非常少了，基本上是按照官员一时一地的想法或习惯性的思路行使公共权力。

　　3、意念

　　随意的“意”有时也可指意念，所谓滥用权力，就是指官员根据自己的意念来行使权力，想到哪就是哪。这种意念用权，俗话讲就是决策时的“拍脑袋”、“一闪念”、“跟着感觉走”，决策的随意性更高，理性成分几近于零。

　　4、意愿

　　随意决策的“意”有时就是指意愿，滥用权力就是指官员按自己个人的想象或愿望来进行决策，而不是在分析据实际的情况后作出决策，如“想当然”、“美好蓝图”等。

　　5、意气

　　随意的“意”有时还可以指意气，滥用权力就是指官员顺着自己个人的情绪、脾性、好恶等来运用权力，即我们常说的“感情用事”、“情绪化”等。

　　以上无论是官员的主观臆断，还是感情用事，都是在程序之外、规则之外随意用权，是随着官员个人的意志、意思、意气等在行使权力。从对随意性“意”的五个层次的分析中，我们对滥用权力者的滥用行为还可以归纳出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主观性。

　　滥用权力者在行使权力时往往旁置应有的目标对象，回避客观实际，无视具体情况，而只在自我意识的小圈子内、甚至只在自己的主观想象内来进行所谓政治决策或为民服务，运用权力时是从自我、从主观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想老百姓所想。客观决策的成本很高，很吃亏、很吃力，而随意决策的决策成本可谓极低，几近于零——当然，效果也是极差。

　　第二，感性。

　　在随意用权中，除了按照官员个人意志来行使权力时略带理性色彩外，其他四个层次上的随意用权，权力基本上都只在官员的感官层面运作，而未进入理性层面，虽然也把脑袋拍了一下或几下，却只及皮毛而没有拍进去，没有真正深入到大脑皮层。滥用权力时，决策者往往是以自己的感觉、想法、想象或个人好恶等来作为决策的依据，因而决策中的理性成分很小、感性成分极高，有时不但情绪化，甚至还显得浪漫化。

　　第三，极端性。

　　人的感官或情绪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很高，波动性很大，如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指理性被遮蔽后所产生的感官错觉。在理性隐入、缺失的情况下，如果人们只跟着自己的感觉、意愿走，就容易由波动而至冲动，把主观性和感性推向一个极端水平，如有些官员的现场办公、当场拍板等行为，事后可以非常清楚地显现出它们只是某些官员情绪上心血来潮、兴来所至，甚至是思维上天马行空的产物，把非理性推向了一个极端水平。

　　无论是决策的随意性（包括五个层次），还是决策的主观性、感性和极端性，滥用权力实际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完全顺着自己的本性在行为，用权无所顾忌、无所约束，而不是在刚性的原则、规则下行使权力。简单地讲，滥用权力仍然可以概括成人们常说的三句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随意用权可以带来原性解放，从而获得高度的人性收益，我们再反过来看看，一个官员若不滥用权力，适度用权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痛苦或焦虑呢？也就是说，官员们如果要正确运用权力，会给自己在心理上带来哪些“麻烦”、“不愉快”。

　　如果一个官员要适度行使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他就必须把为民服务当成自己的行为宗旨或行为目标，而一个真正以为民服务为宗旨或目标的官员，很显然，他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为民服务的高尚和欣喜，而是要因为这四个字承受“四大焦虑”：

　　（一）从属焦虑

　　官员要适度用权，首先就必须把为民服务作为自己行使权力时的基本宗旨或基本目标，牢记行使公共权力的目的是要用它为国民带来福祉，而不是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正确用权就必须把权力统领在为民服务的这个基本目标之下，权力只是从属于这个基本目标的一种手段、一个工具，和民众利益相比，权力只处在从属、附属的地位上。而权力的这种从属地位也就相应地决定了官员的行为是服务型、从属型的，角色是做老百姓的仆人、而不是老爷。

　　然而，人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我意志和自我价值的彰显，所喜欢做的正是老爷，而不是仆从。 一个本来应是有权有势的官员，现在反而要让自己屈身为仆、被老百姓来“挑鼻子挑眼”，这就会给官员带来更为明显的压抑感和失落感。

　　（二）利他焦虑

　　既然权力是用来为民服务的，那么，民众利益就是所有政府行为应最终指向的主体和对象，因此，对政府官员来讲，如果不只是把为民服务看成一句口号，那么为民服务就是要为他人服务、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带来好处和利益。而人的本性首先又是自利、而非利他，即胳膊肘都是朝里拐、而不是朝外拐的，利他就会让人心理难受，即便是如让座、让利等这种简单的利他举动，因与人本性相冲突也往往会给人带来焦虑感受。官员要为民服务，抛开自利本性而利他，同样会与人的本性相冲突而使官员内心痛苦。

　　利他与自利相对，既然人性自利，这说明人本性中不存在利他意识，要产生利他意识，就只能从自我意识、自利意识中强行分离出来，不停撕扯、压制自我原始本性，从而强迫自己生成一个利他意识。人类的利他意识是一种后天的 “嵌入”——要把利他意识根植大脑中，实质上就好比在人的脑颅中做一个开颅手术、强行“打入”一根“木楔”一样痛苦。

　　（三）程序焦虑

　　适度用权同时也是理性地对待权力，而权力理性的一个根本要求就在于按程序办事、走程序，其基本内容又可以分成三点：

　　（1）分权。走程序就必须分权，即把一个完整的、混沌的权力分成几个部分或几个阶段，分别由不同的人或职能部门来承担，这种分权机制，大可以是国家结构中的权力三分，财政收支两条线，小可以到一个公司中会计和出纳之间的管钱不管帐、管帐不管钱。如果不分权，大权由一个人独揽，那么一步就走完了，无程序可言。（2）滞时。走程序就得一步步来，该走的每一步都要走到，虽不能过慢，但也快不起来。因此，走程序就会导致决策的相对迟滞和延缓。（3）公示。也就是说，讲程序就不能实行“暗箱操作”，由于涉及公共利益，因而民众对政府的公共行为和所发布的公共信息具有知情权，官员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甚至官员部分的私人信息都必须进行公示，把各种真相大白于天下。公示制度就是破除“暗箱”，使人产生一种难受的“裸露感”，即“裸露焦虑”。

　　权力体验的本质在于把一个完整的权力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快速释放，但在程序理性中，通过分权、滞时和公示后，官员的权力释放受阻，焦虑感大大增加。因此，官员多喜欢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而不喜欢走程序，一旦走程序权力的体验感便大为下降，甚至不再有权力感。

　　（四）“鞭子”焦虑

　　适度用权的另一面是：如果权力被不适度地运用了，结果就会遭到适度的惩罚。

　　要真正让官员适度用权不能靠自觉性，而必须依赖于刚性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在这种监督机制中，民众、舆论和其它方面都会被赋予对官员进行监督、批评、弹劾和罢免（尤其是罢免）的权力，官员必须老实为官，否则，一旦违规用权，如此广泛的监督主体使官员随时面临被罢官免职的危险。这种监督效果，就像一根“鞭子”高悬在官员头上，高高举起，随时落下。

　　由此可见，如果官员要适度用权、在刚性规则下行使权力，以上种种焦虑加在一起，对官员的性情压迫非常大，即使当官可以带来一定的权力享受，如力量感、优越感等，这种享受程度也会很低，因而在有些国家中，即使总统贵为一国之尊也并不是人人争当。但是，如果官员在行使权力时不必受到约束，对权力可以随意使用，那么官员在滥用权力的过程中，因其任性和恣意，不仅完全摒除因正确用权而带来的种种人性焦虑，反而借用权力这种高能量载体，使自己原始本性中的意志、情感、想象等得到极大的舒张、解放，不但在人性上消除了适度用权所带来的种种焦虑或压迫，反而用权力给自己带来了高度的原性上的快感体验，因而即使官不大、权力很小，人性上的享受值也会很高，有时一个芝麻小官也会引发很多人的激烈争夺。

　　另一方面，滥用权力往往与各种各样的工程、项目有关，喜欢滥用权力的人总是喜欢借助工程来实现，或者说工程决策往往是滥用权力的高发所在。为什么滥用权力往往与大的工程建设项目联系到一起呢？

　　其一、工程出气魄

　　一个涉及千家万户利益，或涉及千万亿万资金的大工程项目，一般要研究调查数月、乃至数年，通过反复论证才敢下结论；而官员可以不加思索，当场拍板，或稍加思索，一锤定音，并且还没有人怀疑其错误性，如果没有超群的“气魄”和过人的“智慧”，显然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尤其是在演艺性决策中，前呼后拥，指点江山，足以显示出决策者英明过人。

　　其二、工程出民心

　　积极筹建各种所谓民心工程，必然也会让一部分老百姓对此感激涕零，从而彰显出自己一心为民的崇高品德，赢得比金杯银杯还重要的口碑。

　　其三、工程出政绩

　　工程投资巨大，往往一个工程投下去，只要不完全变成“豆腐渣”，当地GDP总要升一两个点，即使基本被吃喝掉，也可以拉动社会消费，因而政绩总是有的。很多工程事后被老百姓戏称为政绩工程等就是明证。

　　其四、自我实现成本外部化

　　人们不但有做大事、成大业的先天欲望，而且从启蒙教育时起，后天也经常性地被告知或灌输一生要立大志、树雄心等。这种成大事、成大业，实质上是一个人渴望通过成就大业来向社会证明自我的存在，并在他人的肯定或赞誉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对常人来讲，要在成就自己的大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心血代价和物化成本，有时为了成就一桩大业，甚至要玩命般把自己一生都豁出去、抵上去。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为了实现自我人们必须付出极大成本，成就自己大业的成本和风险是内部化的，必须自我承担、自我消化。

　　官员也渴望成就自己的大业，官员的大业往往另有一种特殊说法，即“大手笔”，但“大手笔”不是自己去投入，而是利用国家的工程，通过决策工程，既成就了自己的“大手笔”，证明了自我价值，又在工资奖金等收入照领之外，不用花自己一分钱，不必承担或可以旁置成本和风险。

　　通过对工程的信手决策，不但能带给官员原性解放上的快感体验，而且还为自己拍得了民心、政绩，拍出了好形象及人生“大手笔”，从中产生的巨大精神收益，往往是一种身心灵的全面快感，比起单纯的原性解放来，其身心奔放程度要高得多。所以，官员在滥用权力时往往首选工程，或不由自主地用工程来作载体或途径，以强化自己随意用权的广度和力度，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官员并不贪拿卡要却很喜欢拍工程的原因。

　　摘自公全过河理论丛书《权力不自由》第一章第一节。

《权力不自由》之二 权钱亲和性

　　贪官傍大款，当然不是因为官员眼里的大款比其他人更“可爱”，而是因为大款有钱。大款要傍上大官，也是因为大官手中有权。官商之间的人际亲和力不是来自于双方人格上的相互吸引，主要是来自权力与金钱的相互吸引，或者说，是由权力与金钱本身所固有的“亲和性”所致。权钱之间的亲和性在没有刚性制度约束下，必然导致官商合流，权钱交易；

　　权钱之所以有强烈的亲和性，主要原因是因为权力与金钱都各自存在功能上的不足。权力尽管能量很大，但在很多方面它也无能为力，获得权力对官员来说只能算“半捺子”成功，成功的“另一半”是权力无法直接达到的，它已经超出了权力的能力之外。而权力的短处正是金钱的长处，在权力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金钱正好可以大显身手，恰如其份的弥补权力之不足。所以，常人一当官，接下来就想发财，只有既当官又发财，“成功”才没有缺憾。

　　因此，权力将会本能地趋向金钱，金钱在一定环境里也会本能地趋附权力。权力与金钱两者都有互相吸引、彼此靠近对方的本能，即两者都具有相互趋向于对方的亲和本性。

　　（一）权力阈限

　　权力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有很多东西是权力所无法带来的。拥有了权力，并不意味着拥有了一切，它的作用有一个上限，一旦超出了这个上限，权力就会失效或消失，等于没权力。这个上限内就是权力阈限，即权力所能发挥作用的最大疆界和权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效能。在权力的阈限之内，权力是趋向万能的，效用是充分的，而一旦超出这个阈限，权力就软弱无能。

　　一、时效局限

　　1、任期制

　　现代国家一般都实行任期制，任期制的内容主要包括届时限制和连任限制。官员谋求连任成功，其持续拥有权力的最长期限通常也只有八年或十几年。无论权力者拥有了多大的权力，只要占有时效已到，就会“人一走茶就凉”。因此，很多官员发出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感叹。基于这一“认识”，很多官员就倾向于在任期内趁着手中还有权，过度用权，越是任期临近，越是抓紧时间运用权力。很多官员在任期临近或即将卸任交班时因东窗事发而落马，“五九”现象之所以普遍，就是因为官员日渐意识到自己手中权力的时效将过，而导致其心理上的焦虑感日渐加深，为了解除这种焦虑，官员就必须在自己权力所剩不多的时效之内尽可能地运用权力，使权力的效用极大化，以弥补因即将失去权力而导致的心理落差。

　　2、年龄限制

　　年龄对当官是个条件，但不知从何时起，年龄成了“硬杠杠”，若满足不了年龄条件这个“硬杠杠”，即使其他条件再好，在官场竞争中往往也会处于不利地位。如很多国家规定参与总统宝座角逐的总统候选人最低年龄不得低于三十岁等。还有的“土政策”，如年过三十五岁就不得升任乡长，年龄超过四十岁处级大门就关死了，哪怕这些官员能力很强，完全符合其职务要求，但年龄杠杆却可能成为他们无法跨越的“铁门槛”。

　　3、意外中断

　　意外中断，即由一些意外事件，或一些不确定因素对权力占有时效所导致的不可预期的影响。虽然权力在握，并且也在其任期之内，但由于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而导致权力中断或彻底丧失，这些意外事件一般包括渎职犯罪、权争失败、失宠和人身意外等。

　　二、范围局限

　　1、行政界限

　　在行政领域，按照地理位置的不同可以分成横向的“块”，按照职能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纵向的“条”，“块块”之间、“条条”之间、“条块”之间往往有明确的界限，原则上不允许交叉和重叠。如A省省长的权力仅仅只在A省范围内有效，一旦出了A省地盘，省长的权力就不再有效，对B省的一个普通百姓也难指挥。

　　2、组织权限

　　科学管理需要科层化的组织结构，权力者只能在组织所给定的职位和组织权限内行使权力。如果权力者想突破组织权限，越级指挥，则是对统一的指挥链和命令链的破坏，越级指挥的结果往往是导致组织的正常功能受损和指挥系统紊乱。为了保持权力系统的稳定和安全，通常都禁止越级指挥或越级上访。

　　三、功用局限

　　公共权力的基本功能就是管理公共事务和协调社会关系，其用途即维护国家权威与为民谋利，简言之，权力的功用就是“权力为公”。

　　“权力为公”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或底限规范。这一要求具体又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从授权角度而言，官员必须对给予自己权力的人负责，为授权者做事，也就是“谁给权，就对谁负责。”授权者可能是民众，也可能是皇帝，但无论授权者是谁，授予权力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官员能更好地为授权者服务，为授权者做事，并对授权者负责。

　　其次，从俸禄角度而言，官员必须向发给自己俸禄或薪水的人负责。官员如果吃的是皇粮，就理应向皇帝负责。如吃的是“财政饭”，给官员发薪的“老板”是全体纳税人，就理当向纳税人负责。 “端谁的碗，就必须服谁的管”，若拿人钱财，又不与人办事，反倒为自己办事，或为自己挣另一份钱，即获得俸禄之外的收入，这不仅有违道义，而且违法。

　　最后，从官员角色而言，官员是国家一员，必须对国家效忠。 “红道”上的职业道德，即当官为公、以权谋公。

　　然而，官员在本性和理念上是不是也倾向于一心为公呢？恰恰相反，自利是人的本性，官员当然也不例外。

　　第一，权力强化私欲。获得权力之后，官员将会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更大的力量或能量，控制力和力量感都会随之增强，而这种感觉上的变化将唤醒官员蛰伏的原始本性，激活其私心私欲，并且使私欲不断膨胀，其占有欲、控制欲和垄断欲也会由此而增强。

　　第二，权力由目的变为手段。获得权力前权力是目标，一旦当上官拥有权力之后，权力就由目的变为手段。是手段就一定要趋向于某一目标，服务于某一目标，权力成为一种手段后，目标通常就是金钱。

　　第三，幸福一般以物质条件为基础。人与生俱来就有追求幸福的本能，而以大量化、奢侈化的消费来满足物欲则是产生幸福感的根源之一。官员经常同富人们发生频繁互动，受到富人们奢侈消费行为的影响、暗示和刺激，很容易因此而“临渊羡鱼”——对民间的各种奢侈消费行为产生羡慕和向往之情。加之官员亦有自利欲，同时手中有权，拥有了谋取私利极为有效的手段，因而官员往往比一般人更难以拒绝奢侈享受的诱惑。

　　四、权欲悖论

　　“没当官想当官”、“当了官想升官”，此属人之常情，很好理解，但当了大官仍然不满足、以及“升不了官还不如不当官”就会令人费解了，这就是“权欲悖论”使然。权力往往使许多人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没有权力，人会想权想到心疼；有了权力，人还是不快活；权力小了焦虑，权力大了仍然焦虑——这就是权欲边际值上升的规律，即权力刺激力越大，权欲也“水涨船高”，亦随之增大，而不是随之趋于弱化；或者说，官当得越大、升得越快，往往并不让人心满意足，而是渴望更大的权力，渴望官职升得更快。

　　人的心理、精神和生命，这三个方面在应对权力刺激时具有高度的共通性、一致性，即边际无限化，权力的刺激度越高，其边际泛化性越强，这三个方面的边际几乎可以无限延伸——

　　第一，心理无限性：人们常言“人心深似海”，实则“人心比海深”，正如人可以“心比天高”，也可以“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就是一个漫无边际的“无底洞”。

　　第二，精神无限性：同人的心理世界的无限性一样，人的精神王国的疆域也具有无限性，其疆域可以无限延伸、无限拓展，而不会存在固定不变的“边疆”。

　　第三，生命追求无限性：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然而有限的个体生命却存在与生俱来的无限意识，渴望超越有限，追求无限。皇帝要臣民山呼其万岁尤嫌不足，还要称万万岁，其真实意思就是无限岁。

　　由于权力能对人产生刺激作用的这三个方面都具有无限性，因而这也决定了无论权力的刺激度有多大，这三个方面接受的刺激量都不会有上限或封顶，而只能是“水涨船高”。权欲被满足的越多，权欲不是随之减小，反而是更趋强烈，渴望更大的权力更快的升迁来刺激。

　　（二）金钱对权力的补缺

　　与权力相比，金钱几乎不存在权力那样的局限性，权力超过其阈限就无能为力，而金钱却可以在权力的阈限之外继续发挥作用，并且其所发挥的作用正好弥补了权力在功能上的不足。

　　1、长效性

　　从来没有一个被人山呼万岁的皇帝做到了“万寿无疆”，而黄金白银却能做到“万寿无疆”。与权力所受到的严格的时效限制不同，“金钱”几乎没有时效限制。同权力相比，金钱具有令权力垂涎的长效性，它没有“任期制”，也不存在年龄限制，更不存在权力那样的“年龄歧视”，“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金钱效用也不会发生像权力那样的“意外中断”，即使改朝换代，被改变的往往也只是金钱的“表现形式”，如由铜币变成银币，或由“乾隆通宝”变成“袁大头”等。在国家形态出现以前，金钱就已经出现了，国家消亡之后，金钱一般也不会随之“失效”。

　　2、广泛性

　　与权力往往要受到空间范围的刚性限制不同，金钱的广泛性有时甚至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在空间上最广泛流通的一些货币往往就被人们称之谓“世界性”货币，如美元等，即使一些持强烈反美立场和怀有仇美情绪的民族或国家，在排美反美的同时，却又不约而同上下一致地偏爱美元；一边反美，一边却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所持有的本国货币兑换成美元。金钱超越了地缘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等的约束，借助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推进到了一切可能推进的空间，而贸易全球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金钱的全球化。

　　3、物用性

　　“权力不能当饭吃”，但金钱却几近可以当饭吃，通过金钱与其他物品的交换直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金钱可以直接用来交换人们所需要的物品，即直接购物，而权力要带来“物”，必须经过一系列转换，即需要权力者去主动地“寻租”或“谋私”，使权力首先转换成金钱，金钱的这种物用性使金钱显得很实际、很实用，金钱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实际和最实用的物品。

　　4、物欲相对满足

　　与权欲不同的是，物欲通常会随着人们占有“物”的数量的增加呈现出一种边际下降的趋势，强度也随之边际下降。金钱本身是“一般等价物”，通过交易行为所得到的主要还是物品，它们主要都是通过刺激人的生理机制发挥其“效用”，而生理机制的刚性局限使人的物欲有了相对满足的可能。即使占有金钱的多寡已经成为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但许多人对金钱的占有欲并没有随着不断成功而不断地增强。相反，当拥有的金钱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其精神就会在物欲的满足中获得升华，也就是说当人们有了足够多的金钱时，往往会超越金钱转而开始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正是因为金钱具有权力所无法替代的功能，而且金钱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幸福，对于官员而言，一旦有了权，金钱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加之权力与金钱在功能上的反差，而且官员也盼望过上幸福生活，对金钱的重要性更能深刻领会，所以，以前新官上任还有心放三把火，之后很多官员都懒得去烧，而是向着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奋斗。

　　摘自《权力不自由》第二章。

权力不自由之四 “草民”必刁
人们常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刁民未必尽出在穷山恶水中，刁民的产生与自然环境关系并不大，反而与另一个“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刁民实际上是缘于恶劣的社会环境，缘自于统治者把民众当草看，而只要统治者视民如草，“草民”就迟早会变刁。
草即植物，“草民”其实就是“植物人”，是没有思维、没有行为能力、完全依赖权力主体的看顾和照管的人。而刁民，简单讲就是“刁钻刁滑说怪话”，这些人在统治主体看来是行为刁滑、不服教化，相对来讲更接近于暴民。刁民正是由其“草民”地位与“草民”角色所逼迫和演变而来的。
如果我们稍微探究一下刁民成长的逻辑顺序，就会发现刁民并非生来性“刁”，而是因为被预先做了“草民”，所以才成为了刁民。
刁民的生活态度，其实质是在不触及、不冒犯极权主体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恢复或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既思有所“进取”，又似乎有所不为，他们的生存方式或者说生存策略，是介乎在顺民与暴民之间讨生活，虽然在统治主体看起来，这种生存策略是比较“刁”，但对刁民自身而言，这种“刁”只是自己不甘心成为“草民”的一种必然反应而已。
一、压力转移
人本没有贵贱贤愚之分，任何一个人都天然具备与其他人同样多的人性空间和生存空间，人都是人，而非“草”。但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权力目标，为了方便统治，却希望把人变成“草”，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从四个方面对民众进行种种的限制或控制，施之以高度的压力。
（一）人身控制
在统治体制下，民众一般不能自由流动，行政管理者对社会成员的迁徙、流动往往有严厉的控制措施，如连甲保甲制度、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刑事处罚上的株连制度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制度都是为了对民众进行人身控制，以便把民众固定在某个既定区域内进行静态管理，化动态控制为静态控制。我们知道，相对于变量多的动态控制，按部就班的静态管理则要容易和有效得多。因此，在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之后，一个萝卜一个坑，控制、调动起来就显得非常简单、方便。统治者在希望人员流动时就强制迁徙，而不希望看到他们移动时，则基本上可以画地为牢，固定在某个狭小区域内，使之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人当然也就具有了草的一些特点。
（二）财富限制
财富是一种经济力量，而经济力量具有很强的可转化性，在必要时候完全可以转化为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等其他力量，因而极权主体为了便于人际控制，必然要严格地限制民间财富的增长，把整个国家中的主要财富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以全面控制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并进而垄断国家的政治命脉。
没有人身自由和交易自由，进行财富积累已经很困难，加之统治主体的抑富行为，限制民间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这就使得民间更难以积累起财富来。
（三）思想钳制
思想不仅是精神产品，同时也是意志的载体，还往往是行动的先导，因此，统治者对民间思想非常慎重，一般都采取十分严厉的手段来加以钳制，从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到历代“文字狱”，统治主体无一例外都极力对民间思想或异己思想进行排斥和打压，使之连发芽的机会都没有，还不如草。而能留在允许范围内的所谓的民间思想，一般只能是在不触动、不冒犯统治者根本利益的时候，稍微讨论一下诸如日月消长、天圆地方之类的问题。
（四）人性压制
统治者为了消除人们的反抗意志，还总是在人格地位上或社会形象上对民众进行贬低和压制，把人比拟成各种“物”，如牛马、小草、河水等。这些东西很受统治者喜欢，极力把人与之相比，实质是有意无意把民众的人格往物化、奴化方面挤靠。显然，视民为物的下意识是不把人当人看待，并在潜意识中诱使民众进行人格上的自我否定和人性上的自我消解。
人性压制的其他方式还包括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不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并且还动用最为严格的礼仪制度、处罚制度来保障这种等级思想得到贯彻落实。极权体制崇尚特权，认为当官就是做官老爷，为民则是做奴仆，上可以欺下，下则不可以犯上，因此，位于这种等级制度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就必然要受到位于上面官僚集团的层层压制。
由此，对在全面统治下生存的一般民众，其生存状况我们可以有以下三个推论：
A、生存空间狭小
老百姓在社会中一般仅有立足之地，留给老百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很小，可供选择的生存机会、发展机会少而又少，而且成本极高。
B、生存空间极小化
极权统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权力不受制约，可以单向度无限延伸，因此对老百姓的控制，必然会由开始时的非直接、非全面的控制，一步步地转变成为直接的、全面的控制，即统而治之。在极权主体实现自己权力极大化的同时，“草民”的生存空间却趋向极小化。
C、生存空间随时丧失可能
在极权之下，最终一定还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任何人随时都有被剥夺财产与生命的可能。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对自己的生存状况不能形成稳定预期，包括作为最高权力主体的皇帝，也必须高度警惕随时可能发生的政变、造反等情势。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缺乏安全感，今天难料明天，也管不了明天。尤其是底层民众，这种盗贼蜂起、人心思乱的局面，就使得他们本已小无可小的生存空间更随时可能彻底丧失，仅剩的一点口粮可能随时被征、被劫，甚至性命可能随时不保。
从以上三个推论可知，极权社会的民众处在高度的生存压力下，生存空间一定会被统治者挤压得越来越小，生存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确定。因此在“统而治之”之下，人们普遍感觉压力过大，有些人会由于人性被高度压抑、扭曲，以及由贫穷无助等沉重压力而频频引发各类抢夺、抢劫、凶杀等暴力恶性案件。
而做刁民、采取“刁钻刁滑说怪话”的方式，就是一种很好的转移、减轻这种高度的精神和生存压力的方式；并且，这种“刁钻刁滑说怪话”不仅能转移压力，也是一种适度妥协的生存策略。
“草民”们通过与统治主体的多次博弈和试错以后，最后总结出一条科学定律就是：暴民决不能去做，或者除非万不得已才上梁山；而顺民则难做长，时间长了就会有人格变形、生命消解之苦，做“刁民”——从暴民上退一步，但也不是完全做顺民；在顺民上进一步，适当恢复和释放自我本性，又能让自己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为统治者所接纳。这种选择，尽管是迫不得已，但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官民博弈中广大民众总结出来的一种生存策略，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这种适当妥协的生存策略，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下面三种形式：
1、软性进取，或曰刁钻
简单讲，软性进取就是“钻空子”，回避正面博弈，采取迂回、侧击等软性方式去达成目标。做暴民是一种硬性进取，硬性进取对统治者采取的是直接否定、正面博弈的方式，因此极易导致统治者的反戈一击。软性进取则不与统治者正面博弈，并不直接否定、甚至不否定其统治地位，但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做顺民，看到空子还是要钻一钻。软性进取一方面以适当的方式扩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为自己寻求到了思想表达和财富获得的机会，或降低自己人身的被控制程度，另一方面，又尽量把这种博弈风险降低到最小化的程度。
皇权主体虽然视权力为生命，把权力看成是自己的最高利益，不能容忍有人对自己权力进行正面博弈和正面挑战，但是，如果不触及皇权主体的这个最高利益，则不妨有某种适当的“宽容”。另外，无论极权下有多么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监控体系，总有其疏漏和鞭长不及的一面，存在可供刁民软性进取的空间。因此，在皇权体制下，官民之间实际上也还存在某个潜在的利益平衡点，只要“刁钻”到位，总还是有空子可钻的，并且也能够为极权主体有条件地容忍，如在禁止民营的领域，通过钻营达到官商合办或者官督商办。
2、风险规避，或曰刁滑
虽然皇权主体喜欢以道德、诚信等示人，但其用权随意性很大，往往反复无常，老百姓仍然对他们的行为很难预期，如果某一天皇帝忽然由于身体不适、心情不好而食言失信，连软性进取也不能容忍。对此，“刁民”又将如何应对呢？他们的应对策略就是，变“刁钻”为“刁滑”，以“耍滑”来进行风险规避，“碰到黄灯赶快走，碰到红灯绕着走”，或者干脆“脚底抹油——开溜”。
软性进取是非正面博弈，主要表现为“钻空子”，你不让我用嘴说我就用眼神交流。风险规避是“惹不起、躲得起”，采取全面回避博弈的态度，包括非正面的博弈。只要是统治者忌讳的，只能规避、滑开，否则就可能成为暴民，付出极端的身家成本。
3、话语博弈，或曰说怪话
人有思想表达和思想交流的本能欲望，极权主体无论如何去压制它，实质上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当人们正常的表达渠道被钳制、管制之后，就只能导致其寻求某些曲折含蓄的形式来表达，而很难将它彻底禁锢住，因此，话语博弈往往成为调节生活压力和曲折表达思想意见的极佳方式。所谓话语博弈，即通过调侃、戏谑、自嘲、说风凉话、嘀咕等形式，用讽刺或者黑色幽默等手法，以曲折委婉地方式表达出自己的立场观点，既不激怒、冒犯和否定统治主体的权威，也适当地抒发出自己的心绪心意，如奉旨填词、痞子文化、风、怨、野曲等等，都可以归为“怪话”一类。
三、刁官的示范效应
官员总不忘自比为百姓“父母官”，却容易忘记另两句常言：“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其父必有其子”。刁民的“刁”，往往就是从这些“父母官”那儿直接仿效、“批发”过来的，总是先有刁官，然后才有刁民。
尽管官员们在官场上欺上瞒下、假话连篇，如果放到平常情况下，人们对“欺瞒捂骗”等可能会表示憎恶，但如果它们被上升社会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官场之上的欺瞒行为就不再是道德瑕疵，而是一种个人“能耐”，不但被底层民众所认同，甚至会被推崇。所以刁民效法刁官的做法，往往如东施效颦，并不以之为耻，而反以之为荣。
官本位文化同化了民间文化，使得人们确认成功的标准是用官职大小来衡量的，官职高低是表现人生价值、意义的最重要的载体或形式。现实中，官员在社会中不但地位和声望都很高，而且物质收益丰厚，因而，老百姓都普遍渴望当官，哪怕耗费十年寒窗、无数银钱，也一定要博个封妻荫子。这种功名心态往往对民众造成一种“拜官心理”：即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对官员的种种行为加以效法，习惯官员的言行举止，认可和效法官场中的秘笈，包括欺上瞒下等。
刁民的做法只不过“刁钻刁滑说怪话”，而刁官更胜一筹，是“欺上瞒下说假话”，二者本是同质而异构，只是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刁官往往只指责刁民为“刁”，却不去考查其中的“类我效应”：有多少成分是来自于自己的言传身教。
刁官的示范效应，为人们的这种“学坏”提供了一个理由，甚至是一种“激励”，从而大大减轻了他们的从恶压力，不自觉地将自己人性的一些消极、负面因素释放出来。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自我的角度，认为学坏还是很不光彩的，但如果已有“刁官”示范在先，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就会大为减轻，比如不讲诚信、赖账，如果官员赖账在先，那么下面的人也就会跟着赖，觉得这理所当然、名正言顺，从而使得各种债务链不断拉长，没有钱不还，有了钱也不还。
总之，在皇权统治之下，民众本来就生存压力过大，需要转移压力，希望能有机会适当释放一些自己的本能原欲，即渴望“使坏”；再加上众多“榜样”的鼓励、激励，和学习的安全性很高，因而人们往往就不自觉地效法刁官的种种行为。一旦上面的在“欺上瞒下说假话”，下面的人就不自觉地与之保持一致，即“刁钻刁滑说怪话”。
此贴摘自公全过河理论丛书之《权力不自由》第四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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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之前也想买过，但不知是不是好书，所以等到今天才买。那天去帮英强搬家，发现他那里有一本，虽然没有问他这书怎样，但还是多一个判断，如果这不是好书的话英强是不会买的。

《诸安平与<观察>》，谢泳著

——在很多人的博客中看到有人提及此书，应该值得看，看了应该长见识。

《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念——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小詹姆斯·R·斯托纳著，姚中秋（秋风）译

——这题目我感兴趣，而翻译者是秋风，这让我认为这会是一本好书。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薛涌著

——这次薛涌争论，在邮件中他建议我买书来看看，然后再“作个系统的批判”，确实，我看了一下目录，里面很多观点是我无法赞同的。但我可以断定，这书会卖得很好，这就是另外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嘛。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杜润生著

——周其仁教授在课堂上郑重其事地向同学们推荐的一本书，看这样的书会长见识是毫无疑问的。

《和谐经济论》，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巴斯夏！巴斯夏！很早以前就看到这本书，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巴斯夏这个大名，而后来看了《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翻译）之后再去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起码有十个月吧。不过，今天非常幸运，我终于又看到这本书了，于是，买下来啦。

《财产与自由》，詹姆斯·布坎南著，韩旭译

——布坎南，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与领袖，薛兆丰的老师，能碰到他的书当然要买了！

《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董书慧 王昶 徐正源译

——唉，这个是被迫买的，被秦轩逼迫买的，他说既然我逼迫他买了《经济学的争议》和《财产·法律与政府》，就也应该接受他的逼迫买一些“历史或社会学”方面的书。其实，没有他的逼迫我也会买这方面的书的，只是没有他的逼迫，我不知道哪个版本会比较好，也不会在今天就买而已。另外，今天他其实还逼迫我买了另一本，《光荣与梦想》，但后来没有买，理由有二，一、我知道这书在其他地方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二、我结帐的时候他又不在，呵呵。

唉，最后谈一下感受，以上除了某一本之外，可能全部是好书，能买来这么多好书，真好啊。这钱花得真值！不过我又想起了兆丰兄的教诲：人类大部分文化精华都是以英文的方式记载的，对喜欢读书的人来说，不懂英语太吃亏了。唉，我是该好好学一下英语了。唉，有这么多好书，我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

周克成

以下是引用啊-呸-服！在2006-2-23 18:19:00的发言：

不要笑了，一样来一本吧

帝国的惆怅 我老师说起过的

帝国的惆怅 开始在论坛部分连载

加一本

中国农村改革的创始人之一，现在在任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他的学生，比如陈锡文 林义夫 杜鹰 等

上面这个脱销了，发现的赶快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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