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小文，就耐着性子批一批。
当前农村政策调整过猛
再贴一篇小文，发表于《三农中国》夏季卷，供各位批判。
2004年开春以来，农村形势一片欢腾，主要原因有二，一是2003年9月底开始的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二是在2002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基础上，中央及地方再次出台系列惠农政策。
但当前粮食主产区政策可能存在严重问题，择要有三：
第一，当前构成农民实际收入主要增量的，是粮食涨价。以中稻为例，2004年9月前中稻价格约在0.5元/斤，而目前中稻市场收购价格为0.9元/斤，除去成本因素，中稻涨价，使农民从每市斤中稻获得净收益增加一倍有余。据我们在湖北荆门调查，如此价格，农民种田亩平净收益可以超过1000元，而粮食涨价前的亩平净收益不足400元。仅仅粮价上涨，即极大地诱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下，中央一再出台诸如五年取消农业税，粮补到户，补贴种粮农户种子款等，其负面影响可能会大于正面影响。（粮价波动是周期性的，税改和补贴是长期政策的，长期来看两者关联度不大。作者说农民收入增加主要靠粮食涨价，一旦粮食降价，农民收入又回大幅度下降，说明现在补贴还太少，而不是太多，作者的论据和结论相矛盾。作者所谓负面影响就是粮食过剩，市场会自动调整的，用不着政府干预。
①在粮价猛烈上涨基础上的惠农政策，刺激了农民过剩的种粮积极性，可能再次造成粮食供应大大超过需求，从而造成粮价大幅下跌的问题。粮价大幅变动会引起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补贴太少，不足以显著影响农产品供求关系。我的意见是按耕地补贴，不按农产品补贴，既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又不会影响粮食供求关系。）
②当前以直补到户为主要特点的惠农政策，在没有中央及省市各级足够财政转移支付准备的情况下，必然会牺牲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投入和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资金投入水平。这一点在2002年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实践已经表现出来。例如，农村税费改革中，中央和地方普遍期待以乡村体制改革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其实质是希望通过减少乡村两级的支出，来弥补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财政收入的不足。（基层组织早就不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了，只是起到执行上级命令的作用，既然上级不愿意供养他们，当然应该裁减。）
③农民普遍担心粮价下跌，而不理解中央及地方突然出台的系列惠农政策。他们既不理解为何会“好事一起来”，更担心“好事一起走”。农村政策的调整，应分步进行，要防止政策的大起大落。（作者认为中央给农民的“好事”到了尽头？）
第二，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存在严重问题，核心是乡村组织缺少基本的用于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的财政收入。尤其严重的是，在缺乏乡村组织强有力协调的情况下，农村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与分散经营的家户经济交易，农民应对粮价上涨这一利好消息的普遍反应是，投入巨资修建供单家农户使用的超小型水利设施。但离开从大江大河大湖调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这些投巨资修建的小型水利设施不能解决农田灌溉的根本问题。当前以直接补贴到户为中心的惠农政策，可能进一步弱化乡村组织在协调诸如乡村水利等事务中的作用，从而降低农业抗风险的能力，从根本上损害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从来就没有不“存在严重问题”过 ，在找到新的机制前，把旧的只有付出没有收获的旧体制裁减掉，是非常必要的。正象作者所说，农民至少有能力修建超小型水利设施了，有好过无。）
第三，当前作为税费改革配套措施的乡村体制改革，以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为中心，以减少财政支出为目的，试图通过减少乡村两级的财政支出，来增加农民收益。这种办法忽视了乡村组织在农村稳定与发展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反过来说，应该牺牲农民收益来支持农村稳定？贫穷的农民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粮食价格上涨和中央强有力的惠农政策，对于解决农村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无疑具有立竿见影之效。问题是，从中长期发展前景来看，无论是粮食涨价还是以直补到户为主要特征的中央农村政策，都不能解决农村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国家也不可能通过政策调整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就业与增收问题，至多只能缓解这些问题。这个意义上，必须从中国农村长远发展战略上考虑乡村组织的作用。 （缓解好过不解，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权利公民化、土地私有化、经营企业化。）
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尤其是在中央决定分五年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出台以后，不再承担过多收取税费任务的乡村组织，正好具备了从社会和文化方面组织农民的基本条件。即使取消了农业税，也不一定要削弱乡村组织的作用及减少乡村干部的数量，而应该因势利导，实现乡村组织职能由以“收粮派款”为重点的汲取财政资源工作和以建设小城镇、招商引资为重点的经济工作，转向以乡村建设，尤其是乡村基本公共物品供给（如乡村水利）和乡村文化与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工作。 （以“汲取”转向“建设”，说明贺教授非常了解基层政权过去的弊病，但是立场坚定维护基层政权的利益，问题是贺教授不能让人信服基层政权如何能够在不转变组织形式的情况下改恶从善？除非贺教授认为过去都是乡镇干部个人太坏造成的。）
我们认为，中央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粮食涨价、农民增收的契机，着手解决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能有效解决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乡村基层组织衰败的问题。在当前的三农政策上，要偏重保守疗法，尤其要注重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国家要下决心为建立一个完整的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乡村组三级）支付费用。（既然要国家支付费用，何必趁农民增收的契机？贺教授显然不愿意与虎谋皮，还是把眼光紧顶着农民的钱袋。80年代农民增收之后，农民政权急剧庞大，于是农民再次赤贫化。今年稍有起色，难道又要搞一个轮回？80年代初城乡收入差距是2：1，现在是6：1，如果除掉沿海地区，差距还要大的多。）
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取消和削弱乡村组三级组织体系为诉求的配套改革，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离开了乡村组三级组织体系，国家将更加无力解决三农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也将更加无力解决三农问题上已经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从我们目前在粮食主产区农村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中央农村政策存在着急于求成，政策过猛叠加的问题。中央去冬今春的农村政策与前若干年的政策，一正一反，都忽视了应对农村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乡村组织必须成为农民的组织才能得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