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言之成理在2004-10-16 18:34:00的发言：

贺雪峰讲的有些方面虽片面，但他的有些担心是有道理的，余以为的有些反驳有道理，有些却没道理。

（补贴太少，不足以显著影响农产品供求关系。我的意见是按耕地补贴，不按农产品补贴，既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又不会影响粮食供求关系。）

让中央政府拿出许多钱给农民耕地补贴是不可能的，农民拿到耕地补贴不种地怎么办？如果粮价过低，农民完全有可能荒地而领取耕地补贴再打工糊口。中央粮补是以粮食安全为主，农民收入其次，还有稳定农民情绪因素在内的方针制定的政策。

（基层组织早就不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了，只是起到执行上级命令的作用，既然上级不愿意供养他们，当然应该裁减。）

乡村道路的建设维护、教育、医疗、敬老、联防、计划生育、调处村民事务纠纷、如今帮助组织村委换届是不是公共服务？防火、救灾、防非典、去给农民发粮补是不是公共服务？应该说前些年乡村许多公共设施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建设的，如今乡级财政的空虚造成了乡村许多公共服务的欠缺也是事实，但说基层组织早就不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了却有些太绝对。

1、对耕地补贴不对农产品补贴就是为了让农民不过度种地，以防粮食过剩造成浪费。给农民补贴，是为了补偿农民为保护耕地而付出的代价。只要有足够的耕地，就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央保护耕地意愿有多高，就支付给农民多高的耕地补贴。如果中央拿了全国人民的税收，又不愿为粮食安全支付足够的耕地补贴，那就它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2、为了立场鲜明，讲话是有些极端。但成理兄所列的很多是政策，而不是农民需要的服务，比如计划划生育。村委选举也不是服务，这是对剥夺农民土地私有产权的小小代价，村委主要功能就是代理耕地集体产权。医疗公共服务现在才刚刚开始，教育到现在还没有免费。一些道路水利等公共建设，农民当然需要，但是过去效率太低了，通俗点说就是不合算。这需要创新机制，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0-16 19:07:48编辑过]

我的检讨，只是套话，并不是真的检讨，所以余以为先生不必收回被斑竹删除的话。

且我仅以为需要向战斗在三农第一线的同志们学习，余先生生活在城市小区，与我一样，所以不在我学习的行列。

虽然都是在城市，有些人俯视农民，有些人为农民代言。

虽然工作在农村，有些人靠寄生生活，有些人想说话，别人听不到。

关于"乡村组"组织的问题确实是中国现实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这一话题又刺激了我的神经，看来我以后不能停止研究三农的各种话题了。

我认为现有三级组织只能暂时留作看

粮补所产生的效果并没有带来农民种田积极性的提高，因为每亩20元补贴实在算不上什么。不过目前导致了政府征地成本越来越高，困难越来越大。

再一点就是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提高也不会导致种田面积的增加，事实上因为建设不会停止，田地的绝对面积已经越来越少！

或者通过三级组织的不同时期的症状表现，来诊断深层次的问题，让人们看个明白

你说我的评价也有道理，也是套话吗，我想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们得明白需要三级组织干什么，这样的一个三级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人为设计的强制性组织，还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自然和自由选择过程呢

政治学往往容易制造“恐惧”陷井。

再次请贺教授指教

与余以为先生开个玩笑。

余先生应该保持批判风格，这样有益于讨论。

在为农民利益说话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国家机构的统治性。

以下是引用言之成理在2004-10-16 20:11:00的发言： 在为农民利益说话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国家机构的统治性。

本就应该全面考虑问题，但是农民利益不能长期受到不利影响，这应当放在第一位，否则谈什么统治的代表性呢。

当然，事物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什么不好就要改什么，不只是某些个人认为的不好。

贺教授能够虚心讨论问题很难得，不过我们立场差别太远，给旁人看的意义多过求共识。

成理兄和贺雪峰是一个意思。我请两位考虑何以农民利益会和国家机构的统治性相冲突？

卢立先生关于补贴的看法也在理，但也似乎属于思辨性的在理。

不过中国应该允许试错，而且要快速试错。因此从这点说，我反对“政策”的稳定性。

大政策大方向当然应当是稳定的

法制是政治稳定的保障，法的基础是民意。

以下是引用闻新国在2004-10-16 20:29:00的发言：

卢立先生关于补贴的看法也在理，但也似乎属于思辨性的在理。

这并不是一个思辨性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政策的综合性效应的问题。实际上，一项政策如同一种药物一样，总有它的正作用，而有它的副作用。从正作用来说，有时可能只有一种正作用，有时可能有多种正作用。因此，制订一项政策时，必须考虑如何提高它的正作用（包括一种为主的正作用，以及其他方面相关的正作用），同时又得考虑如何将其副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

　　然而，今年的粮食直补，除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少数地方采取按规模进行补贴的方法外，大多数地区都是平均补贴的。于是也就只能起到一个正作用－－刺激所有农民都种粮，而无论你种的是口粮还是商品粮；但是没有起到其他正作用－－比如促进规模经营、促进土地流转，乃至促进农民非农化转移，解决好离农户兼农的问题。但是，又带来了许多副作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农民工返乡、离农户返农，以及要求收回流转出去的土地、要求实行“非转农”等一系列逆城市化倾向的问题。

　　附：上海、北京、广州的做法：

　　上海：补贴对象为本市范围内种植水稻的农户，按实际种植面积实施补贴。补贴标准为：种植规模在5亩以下（含5亩），每亩补贴60元；5－15亩（含15亩），每亩补贴70元；15亩以上，每亩补贴80元。补贴期限为2004－2006年。

　　北京：补贴的主要是对本市郊区种植小麦、玉米的农户实施种植面积和良种的补贴。具体的办法是小麦种植面积在10亩以上(含10亩)的农户，每亩补贴60元；种植面积在10亩以下的农户，每亩补贴50元。玉米种植面积在10亩以上(含10亩)的农户，每亩补贴40元；种植面积在10亩以下的农户，每亩补贴30元；而种植良种的补贴办法则是按照良种使用面积，小麦每亩补贴10元，玉米每亩补贴5元。对于小麦、玉米良种补贴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局另行制定公布。

　　广州：对全年水稻播种面积达到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在享受省规定每年每亩20元补贴标准的同时，市再按本办法给予补贴。市补贴办法所需资金及省补贴标准中应由市负担安排每亩补贴10元部分的资金均由市财政负担70%，区（县级市）财政负担30%。

当然，他们为什么补贴这些，并没有科学的依据，仅仅是根据地方财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