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应网友思绪之邀，打算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农作一些比较研究。需要说明二点：一、这里说的东中西部不是以地理划分的，而是根据经济发达程度来区分的；二、我不拥有详细的数据资料，这里的比较分析是概念性的、轮廓型的。仅供各位参考和讨论。） 　　一、差距有多大？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农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活水平上。由于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三农的收入差距历来就存在，但是过去的差距并不大。改革开放前，三地农民人均年收入大体为800、600、400元，而目前约为6000、3000、1500元，三者的比例已从原来的1:1.5:2扩大到了1:2:4（以西部为基数）。如果以县（市）为单位进行比较，东部农民收入高的县级市人均约为1万元，而西部农民收入低的县人均不足1000元，二者相差10多倍。也就是说，西部比东部落后了20年，中部比东部落后了10－15年。　　从收入构成来看，农业收入的差距并不大，差距大的主要是非农产业、投资性收益和非经营性收入。 　　1、在农业收入上，东中西三地差距不太大。种植粮食的收入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每年每亩都在二三百元左右。中西部地区劳均土地面积相对多于东部，因此种粮农民的人均收入还略高于东部。农业结构调整的地方，农民收入比结构调整前有了显著增长，但是缺乏持续增收的后劲，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比结构调整之初减收、亏本的情况。　　2、在非农产业收入上，东中西三地差距极大。东部地区的农民当老板的多，就业率高，在二三产业上形成的农民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上。中西部地区当地的二三产业形成的农民人均收入不足500元。二者相差8倍左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外出打工的多，目前各地都将打工者的收入记入了当地农民人均收入，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收入已在打工地就地消费掉了，真正带回去的钱，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拉动当地人均收入的直接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　　3、在投资性收益上，东中西三地差距更大，而且在东部各地区之间也有很大差距。除了通过个人兴办企业、合伙兴办企业，表现在二三产业上的投资性收益外，东部地区农民还有两笔较大的投资性收益：一是来自集体的二次分配。例如，深圳通过将村组集体资产量化到人，成立社区股份合作社，年终按股分红所形成的农民收入每年平均达到4000多元，从而使农民年收入达到了9600多元。苏州已实行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地方，农民每年可分得1000元左右的红利。二是出租房屋收入。中西部地区的城郊农民也有这类收入，但能够取得这种收入的农民不多。东部地区不仅在城郊，而且在镇、村工业小区附近的农民几乎都有这方面的收入，一般每年每人可达1000－2000元。　　4、在非经营性收入方面，东中西三地差距也很大。一是利息收入，东部农民大多有较多的利息收入，中部农民也有些，而西部农民在这方面几乎为零。二是财政转移支付，东部大多数地区已经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得到的即期或延期收入每年人均在1000元以上，中部则没有这方面的收入，而西部虽然得到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但这些钱大多用到了公务员和教师工资上去了，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　　从上述收入构成来看，可以预见未来三地农民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这是因为：　　1、随着个体私营经营的发展，东部农民在二三产业上的收入将显著增长；中西部农民外出打工的人数几乎到了极限，打工收入又不可能有过大的增长，并且随着东部户籍放开，打工者将在东部定居，从而依靠打工者寄钱回家而拉动农民增收的力度将显著减弱。也就是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在二三产业上的收入将呈反方向运动，于是差距必然拉大。　　2、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东部农民的二次分配将显著增长，而中西部地区不具备这个条件，在这方面不可能得到多少收益。　　3、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发展，东部农民的投资性收益，包括单纯投资、不参加劳动而取得的食利性分红收入将显著增长，而中部农民在这方面的基础较差，西部农民在这方面几乎为零。　　4、随着城市化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推进，东部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将进一步提高，而中西部农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未来东部农民的收入结构将以投资性收入和非经营性收入为主，而且这两个方面的收入可以呈跳跃式、几何级数式增长。保守地预计，到2010年，东部农民的年收入将达1万元以上。中部农民的收入将仍以农业为主，局部地区将以二三产业为主，但是三次产业的经营性收入的增幅都非常有限，预计到2010年可达4000元左右。西部农民仍将以农业为主、打工为主，即使收入有所提高，但是随着打工者在东部定居，因此总体平均收入将有可能仍然维持在目前的1500元水平上。于是，到2010年，三地农民的收入差距将从目前的1:2:4扩大到1:3:7以上。 　　二、差距来自哪里？ 　　人们通常把农民增收难归咎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人权产权、公平待遇等方面。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方面固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同样的宏观政策环境下，为什么东部发展较快，农民收入开始出现加速增长态势，而中西部地区则发展较慢，有的地方甚至越来越穷？我感到，从发展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造成三地农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在于：　　1、经济基础不同。一个地方、一个家庭的经济要发展，首先取决于原有的经济基础。从地方经济的角度来看，所谓经济基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财力，二是农民家庭的经济实力。各地提出的“富民强市”的口号，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的。　　地方政府的经济财力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吃饭需要，即所谓的“吃饭财政”；第二层次是发展需要，即投资建设；第三层次是公共福利需要，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过去讲“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就是指的上述第一、第二两个层次。目前，东部地方财力不仅能够解决第一、第二两个层次需要，而且正在向满足第三层次需要方向发展。中部大多数地方本来可以满足第一、第二两个层次的，但是由于有些地方投资不当，不适当地将有限的政府财力投入到了政绩工程上，结果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于是就难以为继了。西部大多数地方本来就只是“吃饭财政”，因此也就不可能满足第二、第三两个层次的发展需要了。　　农民家庭的经济实力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基本生活需要，即满足日常开支；第二是发展需要，包括培养子女，购买和使用电视、电脑等了解外部信息，接受新知识等；第三是创业需要，包括投资兴办企业，或向其他企业参股等。目前，东部大多数农民不仅能够满足第一、第二两个需要，而且增强了投资。中部农民大多可以满足或基本第一、第二两个需要，但还没有能力进行投资，或者即使有一定能力也缺乏投资意识。西部农民大多数还只能满足第一需要，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第一需要也解决不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农民，由于三地原有的经济基础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努力方向和发展速度必然各不相同，于是三地农民的收入差距也必然会越来越大。　　2、思想观念不同。经济基础决定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又对经济发展具有能动作用。思想观念的更新，不仅产生于内部，并可以来源于外部，来源于上级的布置要求，来源于外地的先进经验，来源于自已的积极探索。因此，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也可以产生先进的思想观念，从而也可以在原来较差的经济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两种人的思想观念形态十分重要：地方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具有创造性的农民。　　从地方领导角度来看，东部大多数地方的主要领导的思想观念比较解放。早在六七十年代，苏南经济基础较差时，就是依靠干部解放思想，才发展起了乡镇企业；温州的民营经营是农民自发发展进来的，但当时的地方领导能够冒政治风险，给予默许和鼓励，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再如搞新农村建设，过去村干部比的是谁的投入大，以此显示本村的实力；而现在比的是谁的投入少，以此显示市场化运作的本领。这就是由于观念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我见到的市场化运作本领最大的一个村，村里没花一分钱就建起了一个拥有几十幢多层公寓房、几百套住房的花园式的农村新村。可以说，现在从东部、中部到西部，不仅是经济发展程度呈梯度递减状态，而且思想观念也是如此。　　从农民角度来看，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都有观念解放者、创新者。许多好的做法、成功的经验都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农民。然而，由于立足点不同、出发点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创新后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在举世闻名的安徽小岗村，农民创新体制的目的和最终实现的结果仅仅是解决温饱。广东农民创新的社区股份合作制则是为了世世代代分享自己历年创造的公共积累，以及解放初共产党分配给自己的土地资产。昆山农民创新的富民合作社，本质上是一种合伙制企业（事实上也领取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但他们却给它戴上了投资性合作社的桂冠，从而既符合市场经济，又符合社会主义，得到了上级的认可支持，避免了可能会产生的政治风险。与小岗村农民相比，昆山农民虽然不如他们勇敢和风光，但却比他们智慧和实惠。　　3、方式方法不同。要发展地方经济，不仅要更新观念，还得有好的方式方法。农民创业也是如此。然而，好的方式方法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借鉴外地经验，结合本地实际，经过嫁接、改良、创新才能形成的。可以说，别人成功的经验，如果照抄照搬用到你那里并不一定成功；别人失败的教训，如果经过改进用到你那里也未必不能成功。但是，现在简单模仿的情况相当突出。这种情况不仅基层有，高层也有；不仅中西部有，东部也有。区别在于，高层、上层如果简单模仿只是体现在讲话中，而基层简单模仿就会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损失，或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东部简单模仿东部，因为毕竟小气候还相似，因此虽然未必能取得成功，但也能有些小成效，而中西部地区如果简单模仿东部的一些做法则必然是不成功的。　　目前，东部解决三农问题采用的方法是，既用“老三靠”（靠农村自我发展，靠农民自我努力，靠集体自我积累），又用“新三靠”（靠市场化推动、靠城市化带动、靠新三资拉动）。当然这是总体上的，还有许多具体的操作办法，关键是看你如何灵活地运用和创造性地发挥。　　然而，中西部地区往往简单模仿东部的一些具体做法，而且模仿的又往往是过时的东西（实践已经证明不太理想，东部已经放弃或者已经改进了的东西）。例如，东部的小城镇建设大体经历三个阶段，采用了三种方式：一是以苏南为代表的以集体经济为主体推进城镇化；二是以浙江龙岗为代表的农民投资建设“农民城”；三是主要由城市化带动农村城镇化。目前，前两种方式都不用了，或者已经改进了，龙岗也不愿意再叫“农民城”了。但是，中西部地区有不少地方还在这么做，有的甚至不顾实际条件，强迫农民拆迁房屋建设“农民城”。 　　三、差距能缩小吗？ 　　如果按照现行的做法，那么预计在2010年前，东中西部农民收入的差距不可能缩小，能够保持现有的1:2:4水平已经很不容易的，搞得不好极有可能出现1:3:7的较大差距。理由如下：　　首先，从东部来看，农民收入已经经过多年的低幅增长，去年以来开始摆脱这种局面，出现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找到了新的增长源，这就是增加农民的投资性收益和非经营性收入。最近，苏州市已经宣布不向农民收取农业税。据悉，东部其他一些地方也准备这么做。更重要的是，东部各地都在根据十六大的要求，开展两个率先（率先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因此，东部地区力争到2010年农民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的目标是不可能改变的，是必然会出现的。　　第二，从中部来看，目前农民收入大体在3000元的水平，在东部确保达到1万元目标的前提下，中部要与东部保持1:2的水平就必须达到5000元，在未来8年中（包括今年），农民人均收入每年必须递增6.6%，平均每年增加250元。应该说，努力一把还是能够实现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农业结构调整的后续增长效应。如果解决不了后续增长问题，那么这个目标就很难实现。　　第三，从西部来看，目前农民人均收入在1500元左右，要与东部保持1:4的水平，就必须达到2500元，以后8年中平均每年要增加125元，每年递增6.6%。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较大。主要是今年受SARS影响，民工回流较多，而且西部打工者大多从事的是临时性的劳务工种，因此即使很快重新外出，一时之间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不仅影响今年的收入，还将影响来年的收入。　　综上所述，如果继续延用原来的老观念、老办法，不采取强有力的新对策、新措施，那么在2010年前能够保持现有的差距已经不太容易，也可以说是一大成绩了。

楼主讲的很对 是东部农民的好趋势 掩盖了西部农民的困境 过高估计农民收入和发展情况 所谓的全面“小康” 掩盖了扶贫和避免返贫问题的严峻现实

[此贴子已经被啊-呸-服！于2003-7-19 19:46:38编辑过]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农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活水平上。由于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三农的收入差距历来就存在，但是过去的差距并不大。改革开放前，三地农民人均年收入大体为800、600、400元，而目前约为6000、3000、1500元，三者的比例已从原来的1:1.5:2扩大到了1:2:4（以西部为基数）。如果以县（市）为单位进行比较，东部农民收入高的县级市人均约为1万元，而西部农民收入低的县人均不足1000元，二者相差10多倍。也就是说，西部比东部落后了20年，中部比东部落后了10－15年"(1500和1000）不准确是（不足1500和1000）

土地流转的含意我理解它是指能够通过流转让农业从单一的种，变成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去搞围绕农产品搞“产、供、销”的企业。也是促进城镇化的一种方法。着些被“流转的土地”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改造和租赁

卢老师，你的数据与官方的很不相符.东部农民的收入远远达不到6000元的水平，就江苏来说也只有4000多元，而山东河北广西都不到3000元，只有浙江上海北京的农民收入超过5000元,而中部省份农民的收入没有一个超过2700元的

5楼：我在帖子一开始就说了：需要说明二点：一、这里说的东中西部不是以地理划分的，而是根据经济发达程度来区分的；二、我不拥有详细的数据资料，这里的比较分析是概念性的、轮廓型的。

愚顽、巴山草 来自中部中国台州 、明明白白、白鸥 来自东部还有来自西部的 我们有这个条件来对比一下东西部的收入差距请大家把自己县市的收入数字帖上来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