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和现代化的概念出发，探讨了农民现代化的本质和内涵，试用“剥葱式”分析法，分析农民现代化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作用、农民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以及如何加速农民现代化等问题。 关键词：农民现代化 现代性 价值体系 教育 一． 提出问题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社会现代化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社会变迁在当代呈现的新形态，是制度与价值的综合变革，也是对“过去”的解构和对“现世”与“未来”的重新建构。 在社会学中，社会现代化是指这样一个特殊而复杂的转型过程，即社会在日益分化的基础上，进入一个能够自我维持增长和自我创新、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全面发展过程。（郑杭生）正是由于它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国各届政府在各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上都把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作为重中之重。略知中国国情的人都深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而是棘手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仅仅只有城市的现代化而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平衡的；仅仅只有城镇居民的现代化而没有中国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全面的。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中国人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发展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实现公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当今中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价值观念不合理，身受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特别是政策制度、上级的过度汲取以及恶势力侵害等结构性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处于极为不利的弱势处境，由此严重制约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使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难以实现（刘鹏 2001）。 使用“个人——社会——文化”的范式去认识中国的农村现代化，首要的是要从一个个的个体着眼，让个体带动群体，以个体的现代化促使群体的现代化，进而推动文化的变迁和重构，即以农民的现代化来推动农村的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现代化。 二． 分析问题 农民现代化，本质上是把农民怎样从传统人变为现代人的过程，是怎样把农民变成融理性、科学性和制度性于一体的过程。农民现代化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既存的，它的变迁与定型是机械的，价值观念的变动和磨合由于外力作用而呈弹性，突然使农民的价值观念达到现代化的要求，尚须对此作深入探讨和分析。 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从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把人的现代化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 乐于考虑新经验，欣然接受革新和变革；动辄对他周围的许多问题和争端提出看法；对待别人的意见态度民主，承认意见分歧；眼光不是朝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与未来；随时修正计划以适应新形势；相信人能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控制自己的情绪；深谋远虑；举止端庄；相信科学技术；赏罚分明，即论功行赏。 由于深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小农经济的束缚以及建国以来种种限制和相对剥夺农民的政策，中国农民绝大部分还是一个传统群体，是时代的落伍者和现代性的旁观者，他们仍是传统社会的主体，仍保持着传统社会的特征，即：传统主义的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向往过去，缺乏文化能力去适应新的环境；安土重迁，“煤炉心理”难断；世系门第制度是经济、政治、法律控制的主要工具，缺乏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世界观上宿命论占据主导地位，逆来顺受。这些显然与英格尔斯所提的10个方面相背离。 这种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与现代社会的不协调，模糊着农民现代化的方向，严重阻碍着农民现代化的进程。以社会为背景，以文化为平台，单个的农民若没有极强的理性工具、独立的进取精神和合理的价值体系，农民现代化这个缺口就不可能填补，农村现代化也就可能是空中楼阁。 三． 解决问题 如何填补这个缺口，归根结底是如何解构农民的传统意识、建构农民新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如何进行价值整合，如何心理适应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一种输入与输出的交换，农民现代化也就是新元素的输入过程，当新理念、新价值的输入大于旧观念、旧体系的累积时，农民现代化的进程是良性的，成功的，否则，这个缺口会愈加扩大。 这里必须指出，农民现代化主要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 强调价值体系、个人的进取心的作用，认为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仰是决定社会类型的关键，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前提。因此，必须把农民作为现代化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 第二， 现代化首先是一种文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接受那种与探险家的雄心、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的合理性、追求业绩取向相适的价值观和态度，并以此去反对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至此，农民现代化的关键是如何对农民进行再社会化和角色再分配的过程，从管理学上说，也就是如何进行农民人力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本的积蓄和释放的过程。“人力”即人的能力、潜力、创新力、想象力等的综合。中国堪称是人力资源大国，但称不上是人力资源强国，人力资源的潜力是明显的，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以及人力资本的积蓄却是弱势的，在中国农村尤其严重。这种状况严重束缚着农民现代化的进程。 要解决这种状况，也就需要寻找一种“动力机制”和“衔接链”。这种机制必须能满足让农民现代化所需的元素自由地输入与输出，不但能使农民自觉地进行再社会化，而且还要能使农民清醒地认识到所应承担的现代化角色，并能形成长久的惯性；“衔接链”也必须能有效搭建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文化能力和农民现代化三元之间的桥梁，既要能帮助农民成功解构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又能足够构建现代社会所需的现代性。能满足以上需求的机制和衔接链综合起来也就是必须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能力、文化适应能力、文化变迁能力和独特的人力开发功能、人力升级功能与教育导向功能。追根溯源也即必须有合理的农村教育体制、充裕的农村教育资源和发达的农村教育网络。 目前，中国农村教育却投资不足，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村人口素质较低，农村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浪费严重，难以形成满足以上功能的“动力机制”和“衔接链”，也难以在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形成英格尔斯所主张的10个方面。中国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并且把相当的资金缺口通过摊派和收取高额学费的方式转嫁给农民，出现了“农村的学杂费比城市高，财政困难的地方收费比富裕的地方高”的怪现象，可怕的“马太效应”已在农村蔓延，个别地方农民子弟读不起书，存在着严重的辍学现象。如1999年，农村的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81.12%，初中毕业生升普通高中的升学率仅为6.18%，并最终导致了农村的人口素质偏低。（杨军 汪文 2003）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的严重割裂，使得农村人口拥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微乎其微，这种局面抬高了农民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门槛， 放慢甚至停滞了农民现代化的步伐。 要想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加强农村教育体系建设，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引导农村教育与市场化接轨。义务教育的经费，应由国家、省、地（市）、县统筹解决，改变目前由农民和乡镇、县主要承担的状况。此外，还要大力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把农村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打造中国特色的农民文化，加速开发农村的人力资源，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文化功能对农民的嵌入，强化农民的文化能力，塑造农民的现代性，以适应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