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雪峰 有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应该是检验早些时候高阳镇建设水利工程效果的好机会，便匆匆赶回荆门，一方面讨论明年利民工程立项事，一方面看一看当前农村水利状况。虽然一直以为很熟悉这个长期调查，且生我养我的家乡，不知是我变得太快，还是家乡变得太快，我还是越来越对自己家乡陌生起来。感慨良多，将这次回家的感受记录如下： 8月13日下午2：30从武汉出发，3个小时后到达官桥村会计，我高中和初中同学杨刚松家，在刚松家吃过晚饭，即与刚松一起到新贺舅妈家住。 从官桥刚松家到新贺四组舅妈家，有约5公里。我们租了一个三轮车前往。三轮车夫是刚松的领居，他听说我们要租车到新贺去，便让他的小孩取一件夹衣给他，并对另一位中年农民吆喝到新贺集摸奖去。 8月13日正好有一股冷空气南下，给一个多月的酷暑带来了凉意。我们到新贺集上新贺村支书家门口，正好支书陈锋在门前乘凉。我们便下车讲话。我讲此次回来的目的是为召集各村开会讨论明年利民工程项目，让他通知贺集村支书、主任和新贺村主任明天上午来开会商议这两个村项目的事情。 然后与刚松从新贺集往新贺四组舅妈家走。这时天已黑下来，走在已经坏得不成样子的路上，不久就到了拐进新贺四组的路口。在路口站着几个人，似乎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停在那里。很黑的天，但站着几个人中的路口店主认出是我，她是我以前邻居的妻子，算是本家嫂子，十分热情地说话。还有一位中年妇女也是同村的长辈（我叫小妈），问他们这么晚还站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在从水井抽水灌田，又说当前灌田多么地不容易，要经过三级、四级甚至六级提水才能灌上田。我想象不出如何六级提水，但他们话中的那种无奈却打动着我。我知道，就建在新贺四组可以灌溉1.4万亩农田的大型水利设施——新贺泵站是可以抽水也是有水可抽的，这种很廉价的从大江大河抽水的设施不用，却用很小的潜水泵从吃水井抽水灌田，的确有些不可思议。 第二天早晨，我从舅妈家到新贺集开会的路上，进一步懂得了六级提水的含义。在我们路过的田边，有些庄稼已近旱死，很多水稻田都裂了口。一路遇到很多熟人，他们与我打招呼无一不提到水。他们估计，今年因为灌溉不足，全组亩平至少减产20%，约300斤。300斤稻谷，即150元现金，这是扣出各项成本后的纯收入。以每家10亩计算，新贺四组竟因为旱情而户均减收1500元。在传统稻作农业区，农民收入是不高的，户均减收1500元这样巨大的损失，难怪会引起所有人痛心疾首地向我诉说农业用水的艰难。 但是，前面用到“旱情”一词必须加上限制，即今年新贺四组造成减产的旱情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人为造成的旱情。用当地人的话来说，2003年虽然有一个多月没有下雨，但基本上还算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江西、湖南、浙江的旱情则严重得多），就新贺四组来说，从育秧开始就等天下雨，天老爷也下了雨。只是在五月份旱了一阵，接着就又下雨了。到八月前后才出现了影响当前水稻生长的旱情。 也就是在五月的旱情中，新贺四组村主任陈井清（新贺四组人，兼村民小组长，税费改革后村民小组长已被精简）找来四组村民代表商议抗旱。新贺泵站就建在四组地盘上，泵站当然不会为难四组人。代表就决定按田亩平收20元钱从泵站抽水。 抗旱如救火，决定了的事情立即分头行动，一伙人找农户按田亩收钱，一伙人找泵站谈判，让泵站进一步减少收费。本来新贺村还欠着泵站的水电费没有还，泵站希望借旱情来迫使新贺村还债，但一是泵站也知道村里实在没有钱也收不上来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泵站对村无可奈何，二是新贺四组的狠人多，不让抽水也不行。泵站将抽水费由以前每小时260元的国家定价降到每小时180元，也够便宜了。 新贺四组连续抽了20多小时的水，除极少数偏远耕地外，都灌满了水。但这时候麻烦也来了。少数耕地未灌上水的农户要求将按田亩收上去的抽水费退还，而收上来的钱已经全部用掉，无钱可退。有极少数农户因为耕地在全组其它耕地灌水必经之处，而不愿意交钱，或不愿全交。有一农户甚至说，我的田不要水，你们放水不要从我田里走，水最好从天上飞过去好了。他将自己田的田梗筑好，水流经他的田块，就满满灌了一田水，他却不交亩平20元的抽水费。 有人的田灌了水却没有交（或少交）抽水费，有人的田没有灌到水却交了抽水费，这下子引起全组村民的哗然，无奈“人心不古”，这种哗然的“舆论”打动不了那些不交钱的农户。村民代表没有办法，陈井清更没有办法。村民指责陈井清没有用，陈井清说未必要我去与人“斗狠”？次次“斗狠”，全村人都不恨死我了？！ 因此，到了八月这次旱情，无论是村主任陈井清还是村民，都不再有信心组织起来向泵站抽水了。井清和村民都说，只要亩平收10元钱，就可以抽水灌满四组全部农田，也就可以等到八月底收割了。但没有人愿意交钱抽水，因为这样做没有办法做不公平。只要没有外在强制力，而又有村民想搭便车，就无法做得公平。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旱情，四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自救。一是请打井队来“洗井”，即将以前挖的吃水井打深，以可以用潜水泵抽水灌田。水井的水很少，抽几个小时就没有了。抽上来的水还得屯在池塘，不然水温太低会影响水稻的生长。池塘早就干枯裂口，屯在池塘的水过几个小时就消失大半。赶在池塘水自然消失前将水放到田里，最多可以灌几分田。这样的自救没有效果。但这样“洗井”抽水，使其他吃水井的水位大降，以至无水可吃。二是用潜水泵从新贺泵站的进水港抽水。新贺泵站扬程有20多米，用潜水泵抽水，非得多级提水。一级一级，最多达到六级。好在现在四组户户买了潜水泵，很多潜水泵抽水的场面甚壮观。只是潜水泵毕竟抽水量太小，六级提水费用又高，除极少数耕地旱情得到缓解以外，四组绝大多数水稻减产渐成定局。 税费改革后，不再允许乡村组织插手农户生产环节。不允许乡村组织插手农户生产环节是有理由的，因为最近10多年来，无论中央文件如何规定，乡村组织都可以想出办法来加重农民负担。在水稻产区，本来主要用于灌溉的共同生产费，乡村组织收上去后大部分用在其他方面，真正用于共同生产的反而只占了小部分。沙洋县有一个村的共同生产费竟收到亩平180元。中央不相信乡村组织，因此就规定乡村组织不得插手农户生产环节。然而，乡村组织不插手其中，共同生产的一些必需环节就无法完成。农民因为乡村组织没有搭（共同生产的）车收费而降低了生产性支出，却因为一些必要共同生产环节的缺失而更多地降低了生产性收入（比如今年新贺四组亩平减收150元），增加了生产性支出（如“洗井”费用，购买潜水泵费用及六级提水的电费）。 新贺四组今年可以算作农村税费改革后第一次按税费改革精神，依据“推受益谁负担”精神组织的共同生产。税费改革的初衷当然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没想到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性支出，而且减少了农民的生产性收入。 新贺四组的情况在我们实验五村来说，并不算极端，却是十分地典型。今年贺集村和新贺村共有八个可以从新贺泵站抽水灌溉的严重干旱的村民小组，每一个村民小组都遇到了与新贺四组同样的问题。不仅村干部，而且村民，都已失去了对集体合作的基本信心，也找不出任何其他有效的办法。农村这种无奈、消极、得过且过的心态，已经破坏了农民基本的预期，农村衰败首先在心理上开始了。 看来，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合作能力，一味沿着“减轻农民负担”的路子走，也不是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