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乡村合作社的实验
关于农业合作社，一般人的认识在中国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是1944年春天，在华北冀中平原诞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创办人就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其实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过乡村农业合作社的实验。
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事乡村教育，以乡村教育推动中国的乡村的变革。著名的乡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教育1926年12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短文批判当时乡村教育的方向，他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从事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把乡村教育推向乡村改造运动。
教育家刘百川先生在有一篇《中国乡村运动的概观》的日记。这篇日记写于1936年12月21日，是根据陈秩先生的演讲写成的，这里已经把乡村教育的问题推而广之，成为乡村运动。而陈秩先生的演讲是依据孙晓村的先生的意见把全国的乡村运动分为七种：
（一） 比较进步的理论作基础，用实际有效的方法，去改善农民的生活。以语文教育化除农民的“愚笨”；以公民教育化除农民的“自私”；以健康教育来治疗农民的“孱弱”，以生计教育来治疗农民的“贫穷”。这种乡村教育应以河北定县中华教育促进会作代表。（最近中华教育贫民促进会，已决定南迁，定县事业，已移交冀察政委会接管）
（二）以教育的方法，来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将自治与教育打成一片，最高的理想，政、教、养、卫合一，将行政机关变为教育机关，县以下，只设乡学、村学。以乡学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村公所，这种乡村运动，应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做代表。
（三）从贫民自卫入手，先把自卫办好，其他一切工作，都建筑在民众自卫上。这种乡村运动可以河南镇平淅川内乡三县做代表。
（四）从改革县政入手，完全以政治力量，由上而下，办理土地调查，人口调查，整顿田赋，充裕岁收，推广教育，与办道路水利等建设。这种乡村运动，可以江苏江宁、浙江兰谿两实验县实验先做代表。
（五）从组织并推广合作社入手，他们以为组织合作社，是该改善农民经济的唯一途径，而一切教育、自治、自卫、都可籍合作的组织而推行。这种乡村运动可以华洋义振会做代表。
（六）以实验并推广优良的农业品种为主要的目的，籍推广改良品种兼作其他的各种乡村工作，这种乡村工作，可以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农学院做到表。
（七）是要纯粹以教育的力量，做些乡村改进的工作。并不要行政力量来协助。如这种乡村运动可以中华教育研究社及无锡省立教育学院做代表。
由此看出推行乡村运动在当时几乎被所有的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的人士所接受，其中，中华教育贫民促进会是晏阳初先生创办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是梁漱溟先生创办，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教育实验区是俞庆棠先生创办；还有原江苏教育学院院长童润之先生，这在当时推动乡村运动的主要人物。据考证华洋义振会在中国西部大力推广农业合作社，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6月制定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于是西北农村合作社很快发展起来。据李云峰，曹敏在《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一文中考证，这些合作社主要在陕西，规模相当大。“1934年8月，全国经济委员会首先会同陕西省政府成立了陕西省农业合作事务局。该局主要以"介绍银行资金流入农村为原则"。但在银行尚未投资的情况下，"全国经委会拨款30万元，陕西省政府拨款40万元，共70万元作为贷款基金"（注：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建设事业概况》，1937年7月。），先行办理劝农贷款，指导组织承借农户的互助社，作为设立合作社之初步。后通过介绍，银行向农村贷款，作为合作贷款，扩大了贷款渠道。并在咸阳、三原、大荔、武功、凤翔等关中5个地区成立了办事处，办理贷款事宜。据统计，仅这5个地区成立的互助社就有1882个，合作社1688个，申请贷款总额1881741元，已贷合贷390631元，劝贷510587元。”“到1938年5月，国民政府再拨款350万元作为甘肃省第3期农业贷款，农贷的发放区域，普及全省67个县（局）。到1941年10月，甘肃省农贷发放额达3200余万元，全省合作社也达6000个。（注：吴文英：《甘肃之合作经营》，《甘肃合作》第18-20期合刊，第23-25页。）” 如此巨大的发展西部农业，促进合作社发展都是由华洋义振会和檀香山华侨首先出资推动，然后受到国民政府重视，于是得到更大的推动。
刘百川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博来众家之长的重要标志就是进行合作社的实验。也是在华洋义振会的影响下实施的。
1935年身为江苏省教育厅科员的刘百川先生，自愿接受比科员低的工资待遇来到由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镇江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工作，任实验区主任。他剃光了头，自称为这是“从‘头’做起”。他认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事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到了大港他不穿西装，不穿皮鞋，生活俭朴，克己奉公，不用公款请客送礼，不用公家邮票和朋友通信，与同事们同吃同住。并提出“约法三章”：1．“今后遇苦不说苦，而说“还好，可以锻炼锻炼”；遇难不说难，而说‘在想法子，研究研究’。2.对内每人每天：①要有一个新希望，出一个新主意；②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③要写一点心得。3.对外实行“三不主义”：不贴一张标语；不照一张照片；不发一篇新闻稿。”由于不发新闻稿，国内并没有报道，近年来也没有人研究。
原《江苏教育》资深编辑杨汝熊先生曾是大港实验区的教员，上世纪80年代他在《江苏教育文史资料》上发表文章介绍说，当时大港实验区的乡村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把乡村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者和成年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导师，乡村教育应发挥在乡村中的优势。”这个理论出现的背景是“乡村学校社会化”，并由社会化的概念演变为“乡村运动”。刘百川在1936年6月10日的日记中，曾提出“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的理念，正是在把乡村的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的教育观念指导下，使得大港实验区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里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也加深了他对我国乡村教育理论的认识。刘百川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客观地评价了当时中国的乡村改造运动，他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以及全国各地的试验区都作了全面的分析，而自己的观点是要博采众家之长。刘百川指出教育本身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他在1936年8月25日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乡村教育的思想：教育是政治的一个部门。教育是政治手段的一种，中国的教育，应当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我们的乡村教育也应当是三民主义的教育，这是我们应当认识清楚的。”在1936年11月21日的一篇题为《乡村教育的根本认识》的文章中他明确地提出：“要解决乡村问题，有许多根本问题，须先为解决，如政治及经济的组织，农村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的分配，以及抵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等，这都是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我们办乡村教育或是乡村改进工作，便觉得非常困难。”
刘百川先生对乡村教育理论建立的认识是非常先进的，处于那个时代的前沿。而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对乡村教育的理论问题是重视的，这个实验区经常进行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讨论。1936年12月3日实验区在袁巷里开了一个保甲长会议这个会议上由振元先生发表了题为《一个理想的乡村》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进一步讨论实验区兴办合作社的设想。
这是一个同仁的演讲中所说的，不是试验区的正式文件，他把它写到自己的《乡村教育实施记》中，这个理想中渗透了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现了五四运动以来这些思潮构成了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格局。理想并不是现实，刘百川先生的思想是明确的，这就是教育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1936年8月25日的一篇日记中写了乡村教育的几点认识，这是他根据梦男（梦男，即杨汝熊先生）的一个报告写的日记。我手中现存的这本《乡村教育实施记》中，他在第五点，关于“乡村教育的思想：教育是政治的一个部门。教育是政治手段的一种，中国的教育，应当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我们的乡村教育也应当是三民主义的教育，这是我们应当认识清楚的。”他把这段话用钢笔画出来了，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明确的。
《乡村教育实施记》中比较翔实的记载当时大港试验区兴办合作社的情况，其指导思想是：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中大力推行生计教育，提倡组织合作社，把各种副业经营都纳入合作社中经营，并争取通过救灾委员会拨款由试验区经办兴修水利；由实验区各个学校推动乡村的合作社的建立，这也是解决乡村农民贫困的根本办法。
当时最大的工程是车岱河的疏浚，整个工程实行实施、管理公开，重大的问题都有民众大会决定。这个工程解决当地排水不畅所经常引起的洪灾。
到1936年11月试验区的合作社已经初具规模：
聂家滩菜麦生产合作社，社员29人，社股158股，股金632元，开垦熟地31.8亩；
车碾口白石生产合作社，社员28人，社股52股，股金245元，另外有股金52元没有到位，已经生产白石3000余担；
岱河桥白石生产合作社，社员40人，社股128股，股金236元，另外有股金20元没有到位，已经生产白石3000余担；
赵家庄养鱼生产合作社已筹备成立，社员51人，社股69股，已缴股金138元，共计有鱼塘17处，意警方养鱼苗9385尾；
姜湾白石公司改组为白石生产合作社，预计社股100股，股金能收足500元；
田家存桃鱼生产合作社，社员55人，已认股55股，预计收足股金110元，并选择荒地20亩作为中桃园地；
祝家港养鱼生产合作社股金正在筹集，已放下鱼苗930尾；
大港试验区于1937年镇江轮沦陷之前解散，大多数教员随刘百川先生经徐州到西安，后组成甘肃教师服务团，继续从事乡村教育的推广。
上个世纪80年代，刘百川先生当年在扬州中学师范班的学生刘大卫先生，为了彰显老师一生，时年已过七旬，自己出路费到镇江大港考察，然后写成一篇回忆文稿《自强不息的教育家刘百川》刊在《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文中介绍：“据《丹徒县文史资料》第三辑专文记述：他倡导并贷款筑蓄水池，使当地取得丰收，深受其益的赵家庄群众后来特立两块石碑，刻着：‘战胜自然’，‘人力胜天’ 作为对大港实验区同仁们的永久纪念。”由于时间久远，刘大卫先生也并没了解到大港试验区兴办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在国内与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大港的合作社的实验是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的，于抗日战争期间停止。
在此期间刘百川先生的专著除《乡村教育实施记》（1-3集）外，还有：《乡村教育的经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 ）、《乡村教育论集》（上海新亚书局，1937．6）等。在此期间他还与同仁组织了“中国教育研究社”，该社曾刊发一套“小学教师丛书”，共20余种。他为该丛书写了“丛书编辑缘起”。他还亲自主编了一套“实际的小学教育丛书”，这套丛书共有十几种。在大港期间他还主编了《中央日报》的教育副刊。
刘百川先生是中国三十年乡村教育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所推崇的乡村运动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平民教育思想的全部精华。
2005-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