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形势依然严峻（一）
贺雪峰
一般人都以为，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负担大为下降，农村形势一定会有很大甚至彻底的好转，因为不再向农民收税，农民种田不用交钱，还有什么因为乡村干部收取农业税费引发的恶性事件？除取消农业税以外，近两年粮价大幅上涨，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种粮农户，这些都是农村形势好转的因素。
以为及预期农村形势的好转，就将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主要配套改革对准因为取消农业税所留下的乡村财政缺口。具体地讲，就是精简乡镇机构，减少乡村干部，撤乡并镇和合村并组。更有激进的声音认为，应该撤消乡镇一级建制。当前全国大部分农村，已经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取消了村民小组长。撤并机构和减少人员，的确可以减轻乡村财政压力，从而应对农村税费改革后的财政困境。
不过，当前农村形势较以上的以为或预期，要糟糕很多。以应对财政困境为中心的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改革，也是完全没有把握住当前农村的实际。具体来说，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要害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税费改革前，国家向农民收税，农民要求国家通过乡村组织为自己提供生产生活方面的服务。当乡村组织不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方面的服务时，农民就可以拒绝缴纳税费。国家也许不能直接为农民提供具体的生产上的帮助，不过，国家要求乡村组织完成收税的任务，并以此来考核乡村组织，乡村组织与农民的关系，不仅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具体化，而且成为国家来控制乡村组织的有力凭借。一旦不再收税，农民还有什么办法要求乡村组织为自己提供生产生活上的服务？国家还有什么办法来考核乡村组织是否在真心地提供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品？
在农村税费改革进行时，我在调查中就听到农民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税费改革，就是今后国家不再管我们农民的事情了。不要以为农民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来说这话的，因为他们十分清楚，离开了强有力的乡村组织，又早已失去了强有力的传统组织，他们将无法应对生产生活中的合作难题。以前农民对乡村干部说，你不调解我们的纠纷，你不解决我的宅基地问题，及最经常说的你不将插秧水弄来，秋天就别想收到税。乡村组织每年收税成为最难的工作，因为农民不只是不愿交税，而且会将一年来乡村干部所有未尽心办到的事情数落一遍，发泄一通。乡村组织在收税前为农民提供方便的多少和服务的好坏，与乡村组织收税的难易与多少，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不再可以威胁乡村干部“别想收到税”。缺少了农民威胁不交税的压力，乡村干部也就失去了帮助农民解决问题的内在动力。超出农民一家一户的合作，因为没有乡村组织强有力的介入，而无法进行。因此，农村道路更加难走，农田水利更加破败，农村纠纷更少调解，农田灌溉更难集体进行。总之，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
因为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大中型水利设施更加难以发挥作用，因为离开了乡村组织，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与千家万户小农联结起来。因此，毫不奇怪，农村税费改革后，全国普遍出现了千家万户齐上阵，各自修建小型的供自家一亩三分地使用的小型水利设施的高潮。不是因为税费改革调动了农民投资水利的热情，而是农民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再依托以前还曾依托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来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只要到农村一走，就到达可以听到无数农户自己解决农田灌溉的荒诞故事。在湖北荆门，农户每家都买了小型潜水泵，买数百上千米的电线及抽水软管，以从自己挖的塘堰或打的机井中抽水灌溉水稻，有一位村支书计算说，他们村仅仅今年用于打井和买抽水设备的支出，已经可供从邻近的中型提水泵站抽10年灌溉用水了。
单家独户打井挖堰，不能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因为离开了从大江大河大水库引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农业就又进入建国前的“靠天收”，农户巨额投资建起的小水利，经不住小旱，更不用说大旱了。
大旱之下，农业生产就是灾难。农民面对大旱，心急如焚，他们又无法组织起来，因为农民的利益已经分化，搭便车行为无法克服。农民要求乡村组织介入进来帮助解决自己的问题，乡村组织缺少积极性。农民成群结伙找到县政府、市政府，农民的困难，反映到了更高层的省政府、中央政府。
自上而下解决农民生产困难的行政要求传达下来，但乡村组织有什么积极性来回应这个自上而下的要求？上级又有什么办法来考核乡村组织是否积极回应了这个自上而下的要求？在缺乏有效考核办法，农民事实上也没有了威胁乡村干部“别想收税”的最后武器以后，乡村干部有足够多的对策来化解自上而下的行政要求。
当乡村组织变得消极，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公共品供给成为难题时，农民不得不各自为战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留下的难题，因此不得不付出较以前多得多的代价。农民各自为战，不可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因此国家不得不花费更大代价来提供农村的公共品。
问题是，国家有足够财政能力为九亿农民提供所有公共品吗？更严重的问题是，离开了有着内在积极性的乡村组织，国家有能力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吗？
只要到农村一走，就会发现，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形势依然严峻。
2005年7月26日晚
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形势依然严峻（二）
贺雪峰
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环节的事务，农民凭借自发的组织，来解决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因为不同生产环节对农民合作要求的差异，及不同地区农村可以提供的农民的不同合作能力，乡村组织退出农业生产环节后，不同地区农民在应对取消农业税后的状况大不相同。不过，从总的方面看，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在生产环节尤其是农田灌溉方面的合作状况十分糟糕，农村不只是出现了诸多怪诞的新情况，而且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乱象。最近几年，我们在湖北荆门五个村做乡村水利建设的实验，对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水利和农田灌溉的状况尤其深有感受，以为当前农村形势之严峻，甚至超过了税费改革以前，如果不采取得力措施，事情将不可收拾。
当前荆门农村普遍出现的问题，是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从大江大河大型水库引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其原因并非是这些大中型水利设施已经毁损而无法使用，而是千家万户的农户无法与这些大中型水利设施相对接——因为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为单家独户农户提供灌溉用水。当农户无法组织起来，或有人想搭便车时，农户就无法与大中型水利设施进行交易。一旦无法从大中型水利设施中获得灌溉用水，农户必须起来自救，具体办法就是挖堰打井，自买潜水泵抽水。在荆门农村，几乎每户都买有几个潜水泵，买有数百上千米电线和抽水软管。到了灌溉季节，农村到处都是小型潜水泵抽水的状况景象。因为水源离承包地距离较远，而普遍搞三级四级提水。潜水泵的水量小，前面抽水，后面就被蒸发，如果有上十亩耕地要用潜水泵抽水灌溉，在灌溉季节，农户就不要想再睡一个安稳觉：他必须整日整夜用潜水泵往自家承包地抽水，才勉强可以让水稻田里有水。有农民开玩笑说，到了灌溉季节，天天在承包地抽水，都影响了夫妻感情，因为男性户主晚上根本就无法在家里睡觉！
农民不只是无法使用大中型水利设施，而且无法使用任何超出农户范围的水利设施，更不用说无法建设这样的水利设施了。在某些水源条件好的地方，一个村民小组20—30户，建有一座小型机台，安有一个10KW的电机和水泵，凭借这个机台和水泵，就可以为整个村民小组的农田提供低成本的、快速的、少务工的灌溉。不过，这个机台及水泵无法使用了，因为有村民不愿交抽水的电费。只要有一户不出钱，这个10KW的水泵就无法使用，村民就得每家每户买电线、潜水泵和水管来各自抽水。日夜守着潜水泵抽水的农户，十分辛苦，抽水成本很高，心中抱怨无比，愤怒无比，又无奈无比。这种抱怨、愤怒和无奈，又转化为对村中其他各种事项的情绪化反应，又变成对村中其他人的不信任、不满意和不合作。农户之间相互埋怨、诅咒、赌气。农户之间相互赌谁先死、谁死得更惨，而最终让本来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事情办不成，而让所有农户都倒了霉。
有一个乡镇长向我描绘，因为无法集体抽水，数十台潜水泵都从这个10KW水泵所在机台，用数千米的软管抽自家承包地的灌溉用水的“壮观”景象。因为潜水泵太多，潜水泵的电线挂在10KW电机的三相变压器上，造成偏相，很快就将变压器烧毁。
在农村调查，可以听到无数此类“故事”。因为不能合作及所有人都可以算出来的合作好处，农户心中的无奈和不满，就会变成仇恨。当所有潜水泵都抽水时，用电负荷太高，而都抽不成水。这时没有农户会主动下线，而是偏将潜水泵挂在线上，让所有人都抽不成，“要死一起死”。有农户因为承包地离机台的水渠近，想用机台抽水，这本来不影响其他农户的利益，但其他农户不会让这些承包地离水渠近的农户可以用机台抽“便宜”水，他们在自家将电线接零，就使同在一条线上的机台的电机无法运转，抽不成水。
有农户用三个潜水泵从小河中向自己承包地三级提水，他安装好一级提水的潜水泵，然后再安第二、第三级提水的潜水泵，等他安好第三级提水的潜水泵，回来却发现第一级提水的潜水泵及水管的电线，均已被人偷走。有一农户整夜在外抽水，十分辛苦，便在深夜回家睡了一会，再来承包地，潜水泵早已不知去向。有一农户要安很长的水管抽水，他安好第一节水管后，再安第二节，等第二节安好后，却发现第一节水管又被偷走了。要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没有外人可能进入的农村社会内部，农民当然知道这都是“自己人在搞自己人”。
用潜水泵抽水的关键还在于要有水可抽，小溪小河很快就会干涸。没有小溪小河的农村，又不可能从大江大河抽水过来，就挖堰打井。堰塘蓄水不能解决水稻灌溉所需，便大规模打井。一户打井，必然户户打井，原因是一户打了井，他就更加可以不指望大中型水利设施来提供灌溉，他可以骄傲地说：就是压稼要旱死，我的庄稼也是最后旱死。因为他可以凭借打井抽水来维持一阵子。打井的后果很严重。打一口30米的抽水机井，就让周边所有供人畜饮水的压水井压不出水来。麻烦远不止于此。一户打井，户户打井，30米的机井很快抽不出水来，就需要打40米的机井，都打40米的机井，又很快都抽不出水来，便要打50米机井。井越打越深，代价越付越高，原指望花几千元打一口打井可以管10年灌溉，现在却一年不到就抽不出水来。这样的结果，是血本无归啊！在我们调查的农村，有的村民小组，户户借钱打井，却仍然不能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形势比人强，形势急死人！其实，所有农户都知道，打井如何可能解决水稻的灌溉问题，但除了打井，单家独户的农户还有什么办法？
取消农业税以后，很多人认为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农民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要相信农民，让农民自己说话，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要给农民自主权利。所有这些说法都对，因为这些说法可以作各个层面的解释，也是一些永远正确的空话。问题是，我们要如何相信农民及如何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若以为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的事情就可以万事大吉，农民自己都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未免是太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了。当前农村，一种弥散的、难以控制的、破坏性的无序力量，正在快速地生长，这种力量的生长，将原本清澈的农村之水搅浑，使我们不再能知道农村在生长着什么，正孕育着什么。黄仁宇曾评价毛泽东说他的伟大贡献是将中国基层社会组织起来了。但今天中国基层最大多数的农村，却又在散漫。毛泽东主席说农民要组织起来，“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重温毛主席的话，当前中国农村的无序力量，正在彻底破坏农民自己对他们未来的预期，农民都在用“我死你也不能好活”的绝望心态来玩着没有希望的游戏，这个时候，再不真正介入到农村中去，恐怕时机就要错失了啊！
有人以为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问题就大体可以解决。我则以为，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问题刚刚开始，这个刚刚开始的农村问题，其严峻程度，甚至超过取消农业税以前。这个农村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村无序力量正在破坏着建国以来尚存的农民组织化的对未来尚存的预期。当前农村的无序，是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从来未曾有过的危险力量。
2005年7月27日下午
合村并组 遗患无穷
贺雪峰
前不久到安徽肥西县和绩溪县调查，发现乡村普遍以合村并组、精减村组干部的办法来应对税费改革后的财政困境。肥西县主要通过合村来缓解财政支出的压力，以S镇为例，2004年将全镇21个村合并为7个村，村均达到4000人，S镇小庄村与刘老庄村合并，原来两村共有11个村干部，合并后只留下4个村干部。绩溪县Z镇也是两个村并为一个村，并要求合并村民小组。Z镇宅坦村11个村民组，要求合并为5个村民组。
合村并组并非安徽省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应对措施，而是全国各省区普遍的应对办法。湖北省一些农村在前两年全部取消村民组长，目前正计划合并村委会，减少村民小组数量，从而减少乡村财政支出。
合村并组的好处很容易计算出来。合村可以减少村干部，并组可以减少村民小组长。村组干部减少，就可以减少村组干部的报酬。农村税费改革前，村组干部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协助乡镇收取农业税费，取消农业税后，村组干部的工作量大为减少，留下太多村组干部也用不着。这样来看，适当减少一些村组干部，并因此减轻乡村财政支出的压力，真是好处多多。全村有约70万个村委会，约700万个村民小组，以每个村民小组设有一个小组长，每个村委会有5个村干部来计算，取消村民小组长，即减少了700万个组干部报酬的支出，两个村合为一个村，即减少了350万个村干部的报酬支出，村组干部合起来，合村并组竟可以减少上千万的村组干部，这该是多么巨大的好处！
不过，这个好处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计算。我们在安徽Z镇调查，村民组长的年报酬为50元，S镇村民组长的报酬高得多，也只有300元/年。即使全国村民组长年报酬平均有500元，全国700万个村民小组组长一年的报酬也只有35亿元。35亿元，相对于700万个村民小组，及实际上存在的村民小组建制，其境界差异，真是有些大了。合村减少了村干部，但合村以后，村干部的工作范围扩大了，工作量增加了，如果还是合村前的报酬，村干部的积极性就会成为问题。要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就必须提高村干部的报酬。S镇合村前，主职村干部的年报酬约为2000元，合村后主职村干部的年报酬提高了一倍，达到4000元。换句话说，合村减少了村干部，但并没有减少村干部报酬支出的压力。合村前后的差异是，因为村委会的范围扩大，以前村干部是在较小的地域，很熟悉的社区，做不脱产的工作。现在则要到较大的地域，不很熟悉的社区，做脱干的村干部。
村组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行政建制。村民小组是由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演变而来的，取消了村民小组长，村民小组就没有了代表人，村民小组作为一级建制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取消村民小组长，就等于是取消了中国农村最基层的一级建制，将中国行政建制的基础由村民小组提升到了村委会一级。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因为村民小组是由生产队演变而来，村民小组实际上是一级土地所有权单位，又是农田灌溉和农田水利的基本单位，还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场所，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农民的纠纷要在村民小组内调解，人情要在村民小组内往来。农民需要在村民小组有一个代表来解决内部的事务，乡村也需要在村民小组找一个代表来与农户联系。因此，取消村民小组长以后，就需要安排村干部代理村民组长职务，来管理村民小组的事务。
村干部必须应付村里的事情，且村干部往往不是本村民小组的人。他不住在本村民组，不参加本村民组的人情往来，也不十分地熟悉本村民组的人、事。更重要的是，兼任组长的村干部没有参与村民小组事务的动力，很多原来通过村民组长来解决的事务，不再能够解决，村民小组需要有人及时出面办理的事务，也往往拖着无人办理，并最终发展成为大的麻烦。
合村会进一步减少村干部数量，扩大村干部管理范围，从而增加村干部了解农村最基层社会的难度。取消村民小组长后，一个村干部要兼任很多个村民小组的组长职务，村干部更加不可能有效地处理每个村民小组作为熟人社会需要处理的那些事务。村民小组以前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建制，因为村民小组长由村干部来兼任，而逐步被取消掉了。
合村还有更大的麻烦，因为不同的村有着不同的集体资源或不同的村级债务数量，合村必须对不同的集体资产进行量化处理，否则，就不仅是不公平，而且破坏了村民对作为一级经营层次的村集体的信任关系。村集体的产权，是本村所有村民的，随意合村，使村民对村集体已经形成的认同大打折扣，还有谁愿意将村集体与自己建立联系？产权是形成的，合村破坏了产权发挥作用的基础，改变了村民对村集体的预期，也使村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村集体的认同遭到破坏。
合村并组的出发点是要减少村组干部的报酬支出，从而缓解乡村财政困难。支持合村并组的理由似乎是税费改革以后，不再需要村组干部协助收税，因此就不再用得着这么多的村组干部。这种理由忽视了，当国家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农业税费，退出农村社会的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后，农村大量的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就更加没有办法来予解决。在农村税费改革前，村组可以搭着农业税的便车，来收取共同生产费（水利费用等），从而部分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税费改革以后，指望农民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实践的结果却很不理想。“一事一议”不能解决问题，又取消村民小组长，减少村干部，连出面主持召集村民进行“一事一议”的召集人都被取消，就更加使农村公共品供给没有了希望。
国家不可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所有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问题，有些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必须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村组是当前农民可以组织起来行动的一个重要单位，这个基层的单位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牵头人出面组织对全体农民有益的事情，我们却偏偏要将这些需要出面的牵头人取消掉，农村的公共品供给还有什么希望？
当我们都以为村组干部什么事情都没有办，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的时候，村组干部恰恰构成了我们这个巨大转型社会中国家权力渗透进入最基层农村社会的有力体系。离开真正熟悉农民、并与所有农民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的村组干部，国家不可能真正了解农村在发生什么事情及发生了什么事情。离开村组干部，国家也就缺少了一个可以随时动员起来应对危机的强有力体系：我们不知道农村中邪教在如何传播，传播到了那里，我们不知道农民如何亲亲相隐，也不知道暴力如何在细微之处发生着作用，黑恶势力从何处生长及如何生长。我们无法应对诸如“非典”一样的危机，我们也无法将一项惠民政策实施下去，我们甚至不能将国家给农民的粮食补贴有效地发到农民手中，因为我们不知道农民是如何实际耕种土地及他们是如何进行土地调整的。
一句话，当我们以为合村并组，取消村民小组长，减少村干部，就可以减少村组干部报酬支出时，我们往往忽视了村组干部实际上发挥着的作用和他们还可以在危机及动员时期发挥的作用。有着强有力的村组干部队伍，我们感觉不到他们存在的价值，而一旦没有这个队伍，一旦这个队伍的作用被决定性地削弱了，而国家事实上又不可能真正介入到最基层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既不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彻底解决农民的公共品供给，又不能通过普遍的规则（法律）来解决农民之间的纷争，更不能有一套离开村组干部来应对可能发生社会危机的现代体系时，合村并组必将后患无穷！
当前农村，取消了农业税，粮食价格也还不错，加入WTO以后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也还不错，总之是好事一齐来了。这个时候，村组干部队伍这个行政体系最末梢的力量似乎很不重要，因此要趁机将其削弱、撤掉。削弱乃至撤掉一个体系是很容易的，只要时机恰当，决心很大。但是，要重建一个体系却非常困难。我们在农村好事一齐来的时候“轻易”地合村并组，减少了村组干部，撤掉了村民小组，那么，当这些好事都一齐走了，当各种危机来到时，我们还能轻易地建立这个村组干部队伍吗？
万事不能过急。其实，当前的合村并组，大可不必急于去做，因为合村并组并没有减少多少乡村财政的支出。冷静思考村组实际上还在发挥着什么作用及村组还能够（尤其是在危机情况下）发挥什么作用，也许比急于去做要明智得多！以前我们已经有了太多仓促坏事的教训，做什么事情都是匆匆去建，匆匆去撤，撤了再建，建了再撤，这样一建一撤，损失很大啊！
我担心目前的合村并组将会后患无穷。在合村并组上，我们能否冷静一些？！
2005年5月18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