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社会的关爱，更应珍惜自己的未来！在社会各界还在关注“曾青一事”时，曾青“25小时”的大学路，说明了什么呢？要懂得珍惜，更要懂得争斗！ 25小时，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曾青的幼稚，不成熟！只能说明曾青对自己、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不起，曾青同学，也许我言重了，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希望你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成熟起来！学会生活，学会把“路”走稳、走好！

贺江兵先生，在下又冒犯了！本来是给你回帜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回帜总是出现什么运作上的错误，只好借您一题，再发一帜！还希望多多包容！

淡水先生：我想把你的回贴移到主题贴子上，也不行，没缘分哟！主题贴见：http://www.countyeconomy.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2137

我见《人民日报》9月15日第五版有一18岁姑娘谢仪用打工的钱圆了上学梦，想传上来，又不知道如何传。（我用笨办法传的） 9月新学期伊始，18岁的谢仪用自己打工挣的钱圆了读书梦。谢仪原是湖南省邵东县黑田铺乡黑田中学未入学籍的初一学生，4年前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只身外出打工。她省吃俭用攒够学费，又满怀憧憬地返回初中课堂。图为谢仪在专心致志地听课。　　钟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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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曾青在说谎，他在骗社会同情，骗了4，5年了！

谢仪是一个敢于与社会争斗的女孩子。意志与毅力必将为她带来更多的希望！

欺骗是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的！正如我最初所言，6次金榜题名与25小时的大学梦，只能说明曾青对自己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淡水兄是对的!

6次金榜题名难圆大学梦续 曾青退学始末　　华商报 　　 一个6次金榜题名难圆大学梦的寒门学子，通过社会捐赠解决了求学费用问题后，却又一次选择了退学。曾青此举把为他呼吁的媒体和向他献爱心的人们推到了尴尬的境地——— 　　 　　一个断然的决定击碎了一个原本可称完美的故事。 　　出乎所有人意料，曾青又退学了。只是这次有一个本质区别，已有几万元爱心捐赠款的曾青，不能再说退学完全是因为贫困。 　　对此次退学，曾青本人说的最多，在很多人看来最合理的解释是，录取他的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属于公办民助性质，而非纯粹的公办大学。然而，曾青本人又在不同场合对其退学原因作过其他解释，与曾青有过比较深入接触的人们，对曾青的退学也有着各种推测和猜想。 曾青用本报安康记者站的电话联系他理想中的学校 　　向媒体求助后，曾青得到了完全够他上大学的4万余元捐款 　　2003年8月19日，家住旬阳县段家河镇庙嘴村二组的曾青收到了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法学专业（学制4年，本科学历）录取通知书。这已是他第六次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从1998年至2002年，录取他的学校分别是西北大学公安学院（专科）、商洛师范专科学校、渭南师范学院、延安大学与西北政法学院。 　　与前五次一样，曾青又开始向各级政府、慈善机构及社会各界寻求资助。当日，旬阳县委书记马涛亲自到曾青家了解情况，资助助学款1000元。 　　8月21日，曾青到安康市寻求资助的过程中找到了安康日报社。出于实际考虑，接待曾青的记者建议他向华商报社求助。随后，曾青用安康日报社的电话与华商报社驻安康记者华明通话，讲述了自己六次被录取却未能圆大学梦的遭遇。 　　出于同情，华明约曾青当晚在华商报社安康记者站面谈。次日，华明又在曾青的带领下，到其家中实地了解情况。 　　8月23日，《华商报》刊发了《六次金榜题名难圆大学梦》一文，报道了曾青的求学经历，随后又相继刊发了《当地银行难办助学贷款》、《六次金榜题名为何难入学》等报道。 　　该系列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众多企业和个人向曾青伸出了援助之手，10天之内，各类捐款达4.36万元（其中5000元经捐赠者及曾青本人同意转赠给一名失去双臂的学子），经媒体与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联系，校方表示将对曾青的学费给予减免，求学费用问题完全解决。此外，还有几家企业表示可以解决曾青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曾青的电话本上记有多家媒体记者的电话 　　有了学费，曾青还是选择了退学，并在不同场合作出多种解释 　　9月12日上午，曾青在一位长辈亲戚的陪同下抵达武汉，受到了校方和当地媒体的关注，多家媒体记者到车站迎接并跟踪采访了曾青。9月13日，武汉多家报纸刊发了曾青这名特殊学生来武汉求学的消息。而就在这天中午，曾青背起行囊离开了武汉，于次日返回了安康。 　　退学之前，曾青在武汉和华明通电话时表示：“这个学校是一所公办民助的学校，我不想在这里上学。” 　　华明闻讯，立即与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办公室工作人员龚华锐取得联系，询问学校的情况。据龚华锐介绍，该校是2001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统一招收本科学生的，毕业证国家认可，毕业时如果通过武汉科技大学的考试，可以获得学士学位证，也可以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华明得到这样的信息后，劝曾青安心在校学习，并鼓励他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在此之前，一家企业已经承诺，只要曾青能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期间的费用他们全部承担。 　　然而，曾青坚持说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不好，不是他理想的学校，并说要回旬阳复读，一定要考上理想的大学。在与校方工作人员的交谈中，曾青也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并决然中止办理入学手续。 　　从武汉回到安康后，曾青仍旧说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的性质让他心里结了个疙瘩，这个疙瘩解不开，他就不可能在该校上学。他还说：“我志愿上也没有填，谁知道咋把我录到了这个鬼学校！” 　　问他有没有想过捐赠者的感受，曾青说：“他们捐助我是希望我能成才，可在这个学校，我不可能成才！” 　　通过记者先前的了解和与他多次深入持久的交谈，9月16日晚，有了以下的这段对话。 　　记者：曾青，是不是你现在压根儿就不想上大学？ 　　曾青：怎么不想上啊，看你说的……记者：那你为什么要从武汉退学回来？ 　　曾青：学校是个民办学校，我死都不愿意去！ 　　记者：为什么一定要上政法类大学？ 　　曾青：出来后当警察和法官，看那些坏人还敢不敢欺负我家！ 　　记者：你有复仇情结？ 　　曾青：复仇谈不上，但一定要让别人害怕我，到时候来巴结的人自然多了。 　　记者：你想明年再考，谁来负担你的补习费和生活费？ 　　曾青：我会想办法的，别人会同情我的。 　　记者：怎么你老想得到别人的同情而不自强自立？ 　　曾青：这没办法，谁让我家这样。 　　记者：你年纪也不小了，家里又这样贫困，现在放弃这个可以顺利上大学的机会，想再重考重点院校，你觉得现实吗？ 　　曾青：……我也感到挺累的，上大学也难，以后还可能找不到工作。但我不知道该咋办，我脑子有病，身体也有病…… 　　多次交谈中，曾青说了至少四个退学的原因：嫌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不好；自己适应不了大城市的喧闹；武汉当地人似乎很“阴险”，很难打交道，他很害怕；自己这些年下来心力交瘁，已经不想再上大学。 　　无论提到什么原因，曾青似乎总能找到论据，甚至讲出了他一些很难查实的隐私，令记者很难判定他退学的真正原因。也许，所有这些都对曾青作出退学决定起了影响。 　　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曾青的决定确实令为他献出爱心的众多捐赠者不解而失望。一位捐赠者说：“我们是同情他上不起大学而帮助他，现在他上学的问题解决了，却又开始挑剔学校，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任何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必须站在现实的基础上！” 　　一位给曾青提供了大额捐赠的企业负责人说：“如果曾青不上大学了，我们希望他能主动将钱退回来。” 　　一位到过曾青家的捐赠者说：“他当时表示到大学后会努力学习，将来继续深造，如果是这样，学校的性质根本就不能成为退学的原因。” 曾青解释他的退学原因 　　曾青让报社帮他联系另一所高校，说：“你们帮我联系一个好学校，你们也好收场！” 　　从武汉返回旬阳县城后，曾青又一次造访他去了不知多少次的旬阳县信访局等有关部门，说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不好，他不在那里上学了，各部门对此自然无能为力。 　　9月15日下午，曾青从旬阳赶到华商报社安康记者站对记者说，他想转到甘肃政法学院法学系，因为该校属于纯公办，且收费较低，现在正在进行补录工作，请华商报社帮他联系。 　　咨询有关专业人士后，记者获悉曾青这类已被统招录取过的考生根本不可能再参加补录，何况甘肃政法学院今年录取分数线为480分，曾青的成绩仅为464分。但曾青对此答复却不接受，反反复复只是请报社再帮他这一次忙，说即使甘肃政法学院联系不上，其他的纯公办高校也可以。但当记者与他谈起安康本地一所高校时，曾青竟然说：“这学校倒找我5万元也不上！” 　　从9月15日下午至9月16日上午，在陆续10多个小时的交谈中，曾青始终坚持让报社帮他联系甘肃政法学院，甚至让报社采用非常规的方法。他说：“我知道我这次从学校回来对你们报社是个重大打击，能帮我联系一个好学校，我去上学了，你们也好收场！” 　　见记者仍未允诺帮他联系学校，曾青便不再就其本身的一些问题与记者交流，说：“只要你们帮我联系好甘肃政法学院，你们问啥我就说啥。” 　　沉默10多分钟后，曾青开始用记者站的电话联系甘肃政法学院及省招生办等相关部门。联系无果，曾青称要找人商量一下，独自离开了记者站。 　　当日下午，曾青到记者站后说了自己的最新打算，他决定自己到西安找省招生办联系甘肃政法学院，如果成功，他就安心去读书，如果不行，他准备再复读一年，明年考个重点院校；如果政策不允许他继续参加高考，他就回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他认为这对他是不得已的绝路。 　　谈到怎么才能让省招生办给他开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特殊绿灯时，曾青说：“我去死缠活缠，求他们同情我！” 　　央视记者说：“他在镜头前的感觉比某些官员还要好，他清楚地知道政府重视什么和媒体关注什么。” 　　要探究曾青事件真相，就不得不回顾和调查他自1998年以来至今未能圆大学梦的根由，并深入了解曾青本人。就此，记者近日在安康市、旬阳县诸多部门、曾青家及所在村组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走访，听到了多种说法。 　　在旬阳县委宣传部文明办、县信访局、县教育局等部门呈给有关上级单位的调查中指出，“曾青上不了大学不全是因为没有钱”。据悉，曾青多年的“高考—补习—高考”的循环过程中，境遇并不像其起初说得那样无助。每年录取通知书下来后，他就频繁地向当地各个部门求助，于是就会得到不同程度不同数额的贷款或爱心救助，最多的一次达到4100元，基本凑够了曾青的学费，但结果是曾青返回旬阳复读。 　　在旬阳县招生办，记者看到庙嘴村村委会出具的一份证明，称曾青系1974年6月22日生。曾青的母亲也亲口对记者说，曾青是属虎的，这从年份上与村委会的证明一致。而曾青常常自称是24岁。 　　记者还从旬阳县招生办了解到，曾青并不是从1998年才开始参加高考，而是在1996年就第一次参加了高考，但当年和随后的1997年都接连落榜，这一点曾青从未对人说过。 　　今年，世界宣明会准备给考上大学的部分贫困学生提供资助，安康市有关负责人得知曾青的一些情况后极力推荐，要求给曾青留一个名额。但在填写调查表的时候，曾青却把年龄写成了“20岁”，家庭年收入填的是“50元”，这明显不合实际的数字让世界宣明会的资格审查人员当即生疑，随后到当地实地了解，最终取消了对曾青的资助决定。其后不久，安康市有43名考上大学的贫困生获得世界宣明会提供的共50万元的资助。 　　9月初，央视得知曾青事件后，赶赴旬阳采访曾青。采访结束后，央视记者向旬阳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这样评价曾青：“他在镜头前的感觉比某些官员还要好，他清楚地知道政府重视什么和媒体关注什么。” 　　9月13日，曾青到达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引起了武汉当地媒体的关注。当日下午，有5名记者在校内对曾青准备采访时，曾青坐在椅子上表示“我很疲惫，不想接受任何采访！”武汉一名记者说曾青“颇有明星气派”。 　　返回安康后，曾青在向记者讲述武汉媒体采访他的情景时解释：“不想搞得太大，让谁都认识我不好。”又说：“你们《华商报》的报道一直捧着我，捧得我在全国都出名了！” 　　9月16日下午，曾青在本报安康记者站借用办公电话频频给省招办及一些热心读者打电话，其中有一次对方问他是谁时，他竟说“我是华商报的，我是华明”，而当时华明就在他身边不到一米的地方。 　　曾青决定继续复读参加明年高考，并希望好心人能继续帮助他 　　9月17日下午6时许，曾青赶到西安，开始联系自己理想的学校。 　　9月19日上午，记者接到曾青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称自己先后去了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公安学院，想试试能不能到这两所学校上学，但被拒绝。他又去了省招生办，但想转到甘肃政法学院上学的愿望也没有达到。省招生办工作人员说，像他这种情况仍然可以参加高考，所以他决定再复读一年，明年继续参加高考。 　　如果有学校接收，按曾青自己的说法，这应该是他第七次读高三，而实际上这是他的第九次。 　　毋庸置疑，曾青有权决定自己的路该怎么走，包括他从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退学。然而，对于他继续复读的决定，记者不知是该佩服其毅力和恒心，还是该为其偏执感到惋惜和遗憾！ 　　此前，当曾青表示要继续复读时，记者问他即使明年考上了理想的学校，他的学费从何处来？曾青回答，希望记者能与他的捐赠者协商，将捐给他的钱由华商报社代管一年，等他考上理想的大学后再提供给他做学费。记者又问他，如果捐赠者不同意怎么办？曾青说，到时候他再另外找人，说自己弄来几千块钱不是问题，还声称他有制作香烛的技术，每天可以挣100多元钱。记者追问既然如此，为何以前每次都要申请资助，又自称因贫困而不能入学？曾青回答，没有心思去挣钱。 　　说到今年获得的数万元捐款时，曾青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华商报》也就能给我捐几千块钱，没想到能把事情弄这么大！” 　　物质和金钱的捐赠解决不了贫困和依赖思想 　　虽然只是客观地讲述了曾青事件的经过，直白地记录了曾青从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退学后的言行，但记者仍觉得这是一件冷酷而残忍的事情。毕竟曾青出生于一个不幸的家庭，他的家境确实贫寒，他的遭遇比常人更加坎坷，他个性中的很多缺点也与其经历有关。而作为媒体，似乎应该更加宽容。 　　正是因为这些，记者此前的报道对曾青的性格缺陷予以了过多的包容，并怀着善意的目的与富有爱心的好心人一起，努力去帮助曾青圆他的大学梦。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件事情上，媒体过多地被同情心左右，部分失去了冷静和客观。 　　另一方面，曾青本人非常清楚他的遭遇中值得同情之处，并将其夸大甚至故意扭曲事实，谈到自己的将来，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求人同情我”。而在过去，曾青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他一次次向政府、向社会求助，几乎每一次都能得到某种资助，这是否就让他形成了“我可怜就应该得到别人的同情”的逻辑，进而养成对社会和政府的依赖思想。从年轻力壮且自称有一技之长的曾青口中，记者尚没有听到一句能表现出自立自强精神的话。从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退学，到让华商报社帮他联系其他的高校，他的这种想法让人心痛又心酸。 　　对于曾青来说，单纯物质和金钱上的捐助，很难帮他解决所有的问题。本报记者　刘安　谢正罡／文　谢正罡／图 C18

媒体，请不要越位 新华网 （ 2003-09-26 12:10:06） 来源：华东新闻 “有困难，找媒体”，这句话表面上是对媒体社会作用的肯定和褒扬，实际上是反映了社会救助体系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是越俎代庖，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是值得媒体思考的问题 　　“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想来大家并不陌生。可现在，这句话似乎也可以这样说：“有困难，找媒体”。 　　远的不说，近的，操刀卖肉的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如此；7次考上大学，却无力圆大学梦的陕西旬阳农村小伙子曾青也是如此。不过，与陆步轩最终皆大欢喜的结局不同，曾青却与曾帮助他的媒体产生了矛盾———原来，曾青前7次退学并不完全因为贫困，还有其他诸如所上学校、专业不理想等因素在内。7次退学背后，隐藏着一个复杂难言的故事。 　　一场媒体号召的“献爱心”活动，就这样被推到了一个尴尬境地。 　　我们不好指责媒体的不负责任，在没有把一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就呼吁公众为曾青献爱心———新闻调查毕竟也是一项技术活儿，干得是否彻底、干净，要看调查者的新闻敏感和采访技巧。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媒体在积极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同时，是否需要身体力行，积极地去充当慈善家，去协调、去组织，甚至去筹款？ 　　在信息时代，媒体对于公众的影响力显而易见。人们通过媒体看世界，媒体引导着社会潮流，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价值判断产生影响。正因为媒体之于社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人们对媒体的要求也有理由更高———在客观、真实、负责任的原则上，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 　　针对曾青个案，媒体的公众影响力对这件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正由于这种公众影响力的存在，使得本应该有一套系统、按照一定程序严格运作的社会慈善活动，产生了相当大的随意性。媒体代替了慈善机构，记者在履行新闻报道之职的同时，还肩负了“慈善大使”之重任，“爱心”捐助难免因此陷入尴尬。在曾青事件中，最初的《六次金榜题名次次失之交臂主要原因是家境贫寒》的新闻见报后，媒体又为曾青设立读者热线，吸引社会关注。有报道说，湖北一位老人带着儿子和外孙坐出租翻山越岭赶到旬阳看望曾青，后又给送了5000元钱。而曾青第7次退学之后，媒体又再次深入调查，将其前6次退学背后的事实披露，旋即就有企业要求曾青将捐款退出。可见，捐助者和受捐人，以及其间的操作者———媒体，对这一场社会捐助活动都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受捐人的实际情况如何，整个捐助过程是否有一套科学的管理、控制体系跟进，捐助资金该如何合理支配等等，都是模糊不清的。 　　有人也许要问，如果没有媒体参与，那么，孙志刚案也许不会有今天的结果。这句话不假，但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孙志刚事件中，媒体的角色并没有变，媒体坚守着自己客观报道之职，它调查、叙述、追踪、判断，但它没有也无法“越位”，代行法律之执行。换而言之，在孙志刚事件上，媒体基本是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之上的。 　　“有困难，找媒体”，这句话表面上是对媒体社会作用的肯定和褒扬，实际上是反映了社会救助体系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是挺身而出为确有漏洞的社会救助体系越俎代庖，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值得媒体深思。（郝洪）

国家助学贷款为何难获得? 有三大因素相制约 2003-09-28 14:30更新 来源：中国新闻社 金秋时节，又一批大学新生走进校园，贫困生入学再次成为焦点。国家助学贷款是国家资助贫困学生顺利入学的主要途径，然而这项措施自1998年实施以来进展缓慢。一方面国家和高校渴望国家助学贷款能为贫困学生雪中送炭，而另一方面银行却迟迟不肯行动，国家专项拨出的贷款贴息也无法支付。需求贷款的学校、学生都感叹：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怎么这么难？ “弱势高校”何时能与贷款牵手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有限，众多学校欲分得一杯羹 ，竞争激烈。中央部属高校助学贷款工作情况比较好，据记者了解，从1999年至今，华中科技大学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有8948人，贷款金额达1.08亿元，基本满足了困难学生对国家助学贷款的需求。 但地方所属院校的情况却不甚理想，专科院校申请贷款更是难上加难。郧阳师专副校长程明安透露，该校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贫困生人数多，学校、学生急需助学贷款。然而，校领导四方奔走，四年下来总共才得到20万元的助学贷款，500多名学生申请只有十多人获批，占到申请人数的2%。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同时也影响了学校正常的开支和教学秩序。 国家规定本科、专科贫困学生均可申请助学贷款，但当前就业形势严峻，银行对专科院校的毕业生还款能力没有信心。程明安呼吁，包括专科学校在内的“弱势高校”贫困生更多，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让他们享受到更多的助学贷款。 银行提高贷款门槛为哪般 “不让一名学生因为贫困上不起大学。”这是政府的庄严承诺，但银行在具体实施中却慎之又慎。助学贷款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单笔金额小，牵涉人数多，难以形成规模经营效益。对银行来说，发放助学贷款最担心的莫过于贷款后能否收回本息，而目前一些借贷人恶意拖欠贷款行为让银行忧虑不已。虽然国家明文规定：银行有关国家助学贷款的呆帐、坏帐可以核销。但是这些呆帐、坏帐并不是马上可以核销的，而要银行去追，追不回来要写书面报告，得到批准才能核销，这样一来要等上好几年。而呆帐、坏帐达到一定数额，银行负责人将面临被撤职的危险，因此，大多数银行不敢冒这个风险。于是，银行只有提高贷款的门槛，附加各种条件，消极防御风险。 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张继年认为，国家助学贷款首先是政府行为，其次才是商业行为，国家应该制定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扶持、引导。不能因为个别学生拖欠贷款就放弃贷款，这些贷款培养的都是人才，这种投入对国家绝不是浪费。 各经办银行要积极主动地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尽可能多地给符合条件的学生发放助学贷款。对于积极发放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和经办人员，国家可以适当给予表彰和补偿。 大学生需要提高诚信度 对于广大贫困学子而言，制约国家助学贷款的瓶颈依然是诚信度问题。 国家助学贷款是大学生跨入社会的第一笔记录，国家积极鼓励大学生使用信用贷款来完成学业，大学生也应该用履约交出走入社会的诚信答卷。去年，华中师范大学创下了贫困生还贷率100%的全国纪录，全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合同违约率仅为4%，为今年湖北高校获得3亿多元助学贷款打下了好的基础。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确实有学生恶意逃避还款，学校和银行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效果不明显。看来，在巨大的还款压力下，仅靠道德约束远远不够。有专家提出，有必要以大学生为主要目标，通过银校合作建立借款学生的信用档案库。把不讲信用的借款人姓名、身份证号和违约行为公开曝光，将来纳入全国个人信用信息系统，让违约者举步为艰，这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助学贷款难的问题。(来源：《光明日报》作者：肖辉夏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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