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之外的挑战
有些小事常常意味深长。比如：
郑老板是上海滩的生意人，每年加工消化45000吨大豆；他又是个性情中人，每当东北老乡到上海，定亲自陪同，必尽兴而归。但郑老板就是不买进自己老家的大豆，虽然东北家乡盛产优质大豆。对人对物差别巨大，需要一个解释。
郑老板的解释有些出人意料：问题不是出在大豆的质量和开价上。即使东北的大豆很好，他也会从上海定货，购买南美大豆。且听其中是非曲折：
从国外买大豆，只需在上海找家做代理的外商，你把价格、等级、到货时间选好，键盘一敲，在网上合同一定，交货款总额10％的保证金，代理公司会按照国际贸易惯例办事，包括具体细节他们都会搞好，货就会定期交割结算。从东海岸需35天到货，走西海岸只需18天，前后误差不会超过10天。
如果时间延误或者质量不行，他们会严格执行国际贸易通行规则，占货款总额20％的违约金一点也不含糊，马上到帐。外商之间竞争也很厉害，谁的信誉丧失，谁就别在上海滩混了。
但购买国内的大豆，从订合同到运到上海，就要三个月。期间，你要选一家粮食部门，他们再从农民那儿收豆子，筛选、入库、包装、上火车，最好都要有自己人看着，否则质量难以保证。既便如此，扯皮的事还很多。
等到货后发现水份超标，杂质过多，再找到对方处理，对方说，就这豆子，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因为按照合同，预付的200万他们已经到手了。虽然订了合同，但实行不了，因为必须回到当地，精力、财力、时间应付不起，地方政府也会出面袒护的。来回折腾，得不偿失。
有一次发往大连的40节车皮中，整理出整整2车皮的石头瓦块。也难怪，当年农民没有什么组织和单位，没有什么品牌，不用担心什么信誉，又加上当年大豆价高，他们都抱着“一锤子买卖”的心理来做的。
做亏一次、上一家的当不是问题，问题是每同国内做生意，都需面对这些可能的风险。所以10年下来，郑老板共和国内客商做了5笔生意，每笔200万的金额，其中就有一笔不按合同办，损失了15万，以后再不敢做；同国外做了20笔，合同笔笔都兑现，每笔金额1000万。也就是愿和外商做大生意，与国内却连小生意也不敢做。
应该说，郑老板面对的选择，是大多企业家共同面临的经营环境问题。三年前，我国是大豆出口国，时至今日变成进口国，这一转变，正是那些有选择国内外客商自由的公司共同促成的。
问题正是出在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其实，大豆从生产出来到买卖成交，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郑老板担心的麻烦，实际就是搜寻合作伙伴，实施合同的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以及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不直接发生在产品生产中的种种费用，经济学家常将此统称为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即使再念乡情的生意人，也会理性地选择国外的大豆。
现在国人谈到入世，都提到了质量的挑战。而除此之外，更深刻的问题是要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背后是交易方式。因此，转变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是中国入世之后更为深远、更为隐蔽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