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untitled 提交日期：2001-10-13 07:46:00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 北京文学 作者：刘郁瑞 作家张平的《天网》和《法撼汾西》让山西一位叫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声名大振并赢得了全国读者的尊敬。如今，这位曾赢得全国"普法先进个人"称号，先后受到中宣部、司法部奖励的县委书记已离退在家并不幸身患重症，但他对党和人民忠诚依旧。他强忍病魔带来的痛苦，用笔记录着自己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字里行间无不折射着他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的赤胆忠诚。本刊从中精选出一部分，以飨读者。 做官要做百姓官 这是我早就想说给大家的话。作家张平的《天网》、《法撼汾西》出版以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是轰动。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大家在关注两本书的同时，也关心着我。 期间，我先后收到1500多封信，接了数不清的电话，接待来访者300多人次，接受记者采访包括记者招待会100多人次。大家向我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深刻的；询问的情况是书外的、关切的。总之，感情是真挚的、热烈的、诚恳的，每一封信、每一次电话和来访，都曾使我激动不已。 山东省某县一名乡干部，因买不到书，便从《大众日报》上把连载的《天网》一期不短地裁剪下来，装订得整整齐齐，千里迢迢专程来找我，就为让我在上边签个名。他的淳朴，他的热诚，不允许我有半点的怀疑。想留他吃饭、住宿，他说啥也不肯，搭当天的车返回去了。 1996年春节，我收到从四川、江苏、福建、北京、河南等地寄来的瓜子6份。附信中说从书里得知我戒烟后染上了嗑瓜子的习惯，瓜子虽小，情意深重。没想到细心的朋友们，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千里寄瓜子”，我领了这份心意。 驻守在雪域高原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在信中说，边疆哨所锻炼出他吃苦耐劳的精神，边防战士的职责，使他练出一身武艺，复员后愿意到我身边工作，保卫我的安全。有两名留学海外的莘莘学子，要我调整好心情，锻炼好身体，不要有后顾之忧，他们学成后愿意为我提供晚年的生活费用。每逢节日，我家的电话很忙，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一声声问候，一声声祝贺，都使我暖流盈身，感激非常。 说心里话，我这个人很矛盾。做为农民的儿子，共产党员，我的向往是能为老百姓办点事，不辜负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追求过高官厚禄，更没刻意要当什么“青天”。我一方面认为，“青天”思想是封建残余，它使人们产生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使老百姓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能出个好官身上。这与当今清明社会的发展，同共产党的目标是不相容的。但另一方面认为，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在老百姓眼里，都应该是个“清官”，是个“青天”。绝不应成为老百姓唾骂的“昏官”、“赃官”和“狗官”。 我祖籍山西洪洞，世代农民。4岁丧父，39岁就孀居的母亲，凭着她坚韧的意志和能忍能受的性格，把我们拉扯大。虽以糠菜度日，生活艰难，但拼上姐姐、哥哥当文盲当农民，硬是含辛茹苦供我读书。没钱上中学，才上了两级师范。9岁上就提篮卖菜，后来卖过蒸红薯、卖过水果，担煤卖炭，割草喂猪养牛。生活的熏陶，母亲的甘苦，学校的教育，使我从骨子里深深地刻下对穷人、对弱者的同情，对坏人、恶人的憎恨。对本来是好人因为有了钱有了权就变坏的人，更是厌恶和不屑。这成了我的基本的性格和对人对事的本能。 视老百姓为"衣食父母"，是我为官的根本观念。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过。我鄙视那些当了个小小"芝麻官"，就自称或互称"父母官"的人。觉得他们不但颠倒了关系，还卑微、不自量，甚至是卑鄙，是无耻。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穿着老百姓的，怎么头上多了顶顶戴花翎，就要当"民之父母"，就成了"衣食父母"和"父母官"呢? 我不能理解的是当了共产党的官，为啥害怕老百姓，为啥嫌恶老百姓。对老百姓摆架子，颐指气使。他们深居简出，不愿意见老百姓。下基层前呼后拥，沿途戒严，警车开道，甚至防暴队护卫。名曰视察，视而不察；形似深入，却入而不深。鲜花锣鼓，夹道欢迎，即笑逐颜开，对这里工作就满意，于是就一切都好了。如遇群众上访，恳求反映情况冤情甚至堵门、拦车，仿佛大敌当前，或驱散、或拖开，这里的工作就算出了大问题。每当及此，下边的官们怎不吓得胆颤心惊，面如土色。以后哪敢再允许此类情况发生呢我们的伟大导师曾谆谆教导，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哪有共产党的干部害怕群众的道理。老百姓也知道见官特别是见大官是要冒风险的。大凡如此，不是有重要情况，就是有极大冤情。倾诉几句，送份材料，认为对你说、送给你顶事，能解决问题。这是老百姓对你的信任，他有什么错呢包拯遇到这种情况，是这样处理的："半夜三更，大雨倾盆，拦轿告状，必有冤情。"喝令左右："落轿，听诉。"我们为啥就不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呢? 权力是人民给的，官帽却是领导发的。升降荣辱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这是问题的实质。 有鉴于此，便有了"约法三章"；便有了常委定期轮班接待群众；便有了提前出"布告"，定时定点到边远山区接待群众。是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吗不是。是给别人难堪吗不是。是效法封建社会的"青天大老爷"，自己要当"青天"吗更不是。只是觉得我们是共产党，执掌一方百姓，应使他们"安居乐业"。"安居"是乐业的前提，"乐业"是"安居"的归宿。作为一级党委和政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还谈什么改造贫困，发展经济呢? 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县委书记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党的方针、政策要依托这个环节去落实，许多工作要依托这个环节去具体操作。要抓的事很多，但具体到每个老百姓身上还有他们的大事，比如承包土地、建房子、娶媳妇，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生命财产要有保障等等。这些在他们看来，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事。你认为我修路让你方便，让你脱贫致富，这是大事。他认为有人欺侮我，我连日子都无法过，这还不是大事根本的矛盾往往从这里产生。官们眼里的大事，老百姓从来不说是小事。老百姓的大事，官们不仅认为是小事，而且可以说成是"鸡毛蒜皮"，"陈谷子烂芝麻"。"大事都忙不过来，哪还顾得这些小事"。不接见，是因为忙大事；推和拖，是因为事情小；找多了，斥之为"纠缠"，下跪、哭诉、拦驾，那就是"无理取闹"，"不稳定因素"，而要采取必要措施了。甚至当着老百姓的面能说出"我不管"、"我管不了"的话。老百姓咋能不凉心，不绝望呢县委书记绝不仅仅是个具体的人，它是个位子，是个形象。党的方针、国家的政策、法令，老百姓都从县委书记身上看。 说实在的，我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县委书记，家有妻儿老少，也具七情六欲。同样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一生在党政机关工作，也深谙官场的滋味。我何尝不想仕途顺畅，前程远大呢。何尝不知道惹恼领导，得罪同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的至亲挚友曾好心地劝慰告诫说："所以能为老百姓办点事，是因为有现在这个位子。如果连自己也保护不了，连这个位子也保不住，还能为老百姓办事吗如果有个更高的位子，不就能在更大的范围里为更多的老百姓办事吗"这话说得对，但我怎么也做不到。我总觉得做官是为做事，而不能做事是为了做官。做官不做事，做一点事就是为了做更大的官，我是不会取的。 你要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吗一边是基层组织的书记，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强占集体和群众的财产，凌辱群众的人格，践踏公民的权利。一边是受欺压的百姓，家破人亡的孤老，他们只求有个安生日子过而不能。这样的现状摆着不去抓，还说什么党建呢是维护党纪国法，维护党的威望和形象呢还是迁就放纵同僚，照顾后台的面子呢泾渭分明，我必须做出选择。 你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搞普及法律常识，用法律规范干部群众的行为吗一边是法盲遍地，因不懂法而犯法，甚至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一边是执法犯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徇情枉法，贪赃卖法。执法者自己不学法、不懂法，还怕老百姓懂法。"干部学法是为了执法，群众学法是为了守法"。百姓犯法是一人，执法者犯法是一片。要抓就得抓执法者犯法。而我们的现行法律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如果不拿出共产党的"杀手锏"，打出党委这块金字招牌，还有谁能管得了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抓不抓，敢不敢抓，同样要做出选择…… 还有那场官司，事先曾有人找我，说事情都是真实的，但作家有些地方用词不当。只是状告张平，绝对不牵涉你刘书记。欺骗干部签名也是说此事绝对同刘书记无关就这绝大多数还是代签的。官司打起来了，一边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财政拨款，有工作班子，有大人物支持，有雇用媒体的强大的原告集团；一边是身单力薄，靠稿费养家糊口，正在创作《孤儿泪》毫无准备的但敢于直面现实，敢于为老百姓说话的年轻正直的张平。我要不要站出来，要不要揭露真相，要不要维护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做出选择。 所有这些，我必须也只能是毫不含糊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接踵而来的就是因"工作需要"我被免职调离，在家"待业"14个月，被"平行位移"安排到地区商业局。1997年初，以"档案年龄"到龄退下。我要欣慰地告诉朋友们，这个商业局长我还真当得不错。虽然不懂业务，却正好抓了商业改革。有关国有商业改革的论文还拿了全国优秀论文奖。退下来之后，门庭虽冷，倒有了难得的清静，车马稀疏，免去了许多庸俗的应酬。有这么多朋友关心着我，我心情坦荡，活得潇洒，自然无怨无悔" 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 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就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想提出这个口号的背景，是针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出现的法律不平等。达官贵人、公子王孙犯了法，或以权枉法，或以钱买法，或徇私枉法，都可不受法律的制裁。而庶民百姓犯了法，则要杀一儆百，以律行事。这样就出现了庶民百姓要求"法律公平"、"法律公正"的呼喊。口号中为啥特别提出"王子"呢因为王子不怕犯法，倚仗其父的权势、凭借其父的钱财，犯了法也治不了罪。他们就目无法律，无视法律，可以任意犯罪。这是说的过去，说的封建社会。在当今的共和国里，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应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出现"王子"与庶民犯法不同罪的事情。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现象"，"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无损大局。真要如此，就该谢天谢地了。 我说的事情可不是古代，也不是现在，它是发生在公元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的时候。 在洪洞县工作时，我是三把手，坚持日常工作，不曾介入严打。战役还未结束，调汾西县主持工作，自然成了总指挥。上任伊始了解和掌握战役发展情况，即成了重中之重的事了。 据副总指挥---公检法三长汇报，汾西县的严打战役进展顺利。该杀的杀了，该判刑的判刑了，已经胜利结束。正在总结经验，休整队伍，听候第二战役命令下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