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记者与宦官
记着《隐蔽的秩序》中有这么一个描述：明朝有个小吏，是给军官记功的小科长之类，但是那些军官都很怕他。军官论赏是靠杀了敌人多少人头，但统计数字水分古来有之，那老百姓的人头滥竽充数。由于这个心虚被小吏抓住了，他常在汇报材料上做手脚：用水把纸泡一下，然后又在上面重新涂一下。这样他就进退自如：如果军官不给点好处，他就说有虚报，因为上面明显改动的痕迹；如果军官请他唱歌量饭式KTV,他就说查过了，是真的。举手之间，车马费到手。
这个与记者有什么关系呢？小吏是给领导上报材料的，体制内记者也是给体制内的领导看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成是给体制内的读者看的，和和。在这点上，小吏和体制内记者都有合法的伤害权，关键有正负之间很大的弹性空间，不过在这里变成了正面典型报道还是批评报道。前辈报人曾说：笔下性命关天，笔下财产万千，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关键在于：市场化的媒体有很大的影响，但不及体制内报纸的影响，主要是对上面的影响，这才是区别。体制内记者的关键在于“体制内”，在这个体制内发出的声音是内部的官方语言，它不仅是新闻，也是宣传，有半公文的性质，代表了一种体制内的态度和倾向。
现在的领导确实很忙，由于种种原因，信息的来源有限和“规范”。所以像李昌平的书可以引起高层重视，就不足为奇。说句厚道点的话，据我的接触，县乡和李功力不相上下者不计其数，但为什么之前这些熟视无睹的问题，上面为什么不知道呢？
去年两会以来，说领导上互联网的消息，让很多人欢欣鼓舞，以为向这样的发铁方式，领导就卡已看到自己的宏论，不免一厢情愿。
所以不要高估相关领导信息来源渠道。再想想一些官方的研究机构的经费来源、学术的独立性、干部任免体制以及部门利益，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要在打上一点折扣了。所以体制内记者的信息来源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深究一点，为什么新华社的内参大家都很害怕呢？为什么南方周末一篇稿子无论怎么猛，当地领导不是很怕，但任命日报的一个可能就不一样了。由于体制内的人更相信体制内的东西，使体制内记者成为事实上的信息垄断者。
再看宦官。这个群体的名声不大好，但不等与这个群体真的一无是处。明朝有个庞大的宦官群体。最早朱元章在当政初级阶段曾发过一号文件：宦官不许识字，更不许参政。但后来他的子孙们对这个“政策”来了个“对策”：不但从小让大学士给他们素质教育，等义务教育结束后，让他们给起草领导讲话，直到宦官专政。在他的笔下，也是性命关天，财产万千。一时间和吏部分庭抗礼，当有东厂西厂的“内参”后，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架势。
有些牵强的是，社会发展到现在，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封建的王朝早已不能和社会主义国家同日而语，分工也日渐复杂和多样，当年宦官的职能如今被更为细化：情报、行政信息通报、政策调研、日常视察准备工作等等。记者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其信息垄断者的特征仍然保留，他对体制内的杀伤力也仍然保留，正因为如此，决定了体制内记者的盈利模式是要在体制内做文章。那些在体制内有对市场化记者羡慕、不满、质疑等等，对发行量、广告份额等等颇有微词的兄弟，都是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本，是站在这山望见那山高。只要有选择做哪种记者的自由，就就不要抱怨自己所在的位子。
定位是个很有意思的词，现在越来越感到它的准确指向性。实际记者的定位都应该在更大的框架内考虑，比如个人偏好、环境、事态发展趋向，有一些是规律性的难以改变，就不要浪费时间空抱幻想。明白了这些，就要细化了：既然和宦官一样做一个信息论断者，那宦官是如何经营的？如何拓展自己的业务的？等等。
一来想不明白；二来还是想不明白，所以没说透，权当一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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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啊-呸-服！于2007-6-11 19:45:10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