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民朱正亮自焚的前世今生 陈永苗 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年前揭起社会主义的大旗。社会主义的大旗允诺了让每一个人都过着富足，幸福的日子的梦想。它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延续。民生问题是革命的核心和终极目标之一。这个许诺让多少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激动不已，加入革命，共同奋斗，力图使梦想实现。 这些承诺都是现世的，已经无法用世俗其他目标代替。统治的合法性只能依赖于能否将这些承诺兑现。 承载着幸福使命的新国家，被看作是全能的父亲的统一体。在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比喻之中，无疑暗示着父母和子民的关系。国家为公民个体提供生存资料，公民个体依附于国家。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尤如一个家长，首先把社会资源控制起来，再由它自己为工人提供这些资源，并因此把工人束缚特定的政治制度之中。也就是说，在国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一个默示的契约。按照这一契约，工人接受这种政治制度，作为交换，国家提供终身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大体平均的工资。这是社会主义的父爱主义体制。 工人还是国家的亲生子，农民却可以说是被国家抛弃的私生子。农民接受国家的控制，终身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大体平均的工资等却与农民无缘。但农民和国家之间的“父子关系”还是存在的。 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终于将自己的双足站立在地上。改革开放中的主要观念之一，也就是经济发展观念。经济增长成为救世主，在经济增长的快感之中，国家继续扮演全能父亲的角色。 发展似乎会最终导致均衡，从而实现平等。发展已经成为世俗宗教，实际上这是幻象，或者说是鸦片。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目标都无法实现；少数可能实现目标的人来说，可以改变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但是他们获取的利益是以损害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也就是说，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和发展，大多数人还是处于社会底层，没有造就什么新格局。成为国家新主人的，不过是原来社会底层的一小部分人。这似乎是一个摆脱不了的无形锁链。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提出民生问题一百年了，仍然如旧。 发展观念使社会底层相信眼前的牺牲是暂时的，从他们自己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看，这种牺牲也是必要的，因此应该拥护发展措施。因为对一些接连不断的牺牲本身利益的不良改革政策默许，社会底层最终成为了替罪羊。那么社会底层肯定有要进行抗争的心理冲动。 当底层群体面对国家的威权，其抗争的心理冲动因为压抑和挫折而扭曲和畸变，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群体反抗的对象可能不再是国家，他们会将整个社会作为渲泄对象，指向无辜的其他民众或同类弱者，甚至指向自己或家人。但是必须指出这些打击都从心理上最终指向国家。 当幸福的目标无法实现，反而陷入苦难之中时，会直接产生道德愤怒。当国家作为父亲露出失败的真相出现后，儿子就发生了怀疑，并抵抗。在怀疑之后，父亲尚未退场，儿子在痛苦和折磨之中徘徊。 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自焚，可以折射出对这种复杂的“父子”关系。 天安门广场是政治中心的象征，也就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天安门广场也就是在“父亲”的眼皮底下。那么朱正亮不在安徽自焚，而在“天子脚下”以死抗争，以求“震动龙颜”的背后，有一种惨淡的凄苦心理。儿子对父母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报复，是自我毁灭给“父母”看，把“父母”的孩子毁灭了，让“父母”心痛。在天安门金水桥毛泽东的眼皮底下自焚，就是要死给“父母”看。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心理。朱正亮无法对抗当地政府的非法拆迁行为，所以讲毁灭的欲望指向了自身，同时这也是对国家“父亲”的心理打击。 这里存在一个社会的基本底线问题，也就是一种朴素的正义观念。传统社会的农民革命认为，在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时候，保障最低生活的要求是正当，也是必需的，他们忍受剥削的极限是他们的生计有所保障。失去生活保障、生活水平下降到“安全线”以下，可能激起怨恨和抗议。这种朴素的正义观念仍然在中国人的脑袋之内。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陈峰先生的《下岗工人抗议和道义经济学》也认为中国国有企业职工的抗议行为也是与这种朴素的正义观念类似的。 只有父亲要彻底抛弃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儿女才彻底抛弃父亲。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自焚，可以看出农民虽然有着抗争行为，但是对国家“父亲”尚未完全丧失信心。 撰写《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一文的于建嵘博士认为，农民在法律框架下的有组织抗争，可以说明目前的政治合法性尚未完全丧失。 所以虽然乌托邦梦想已经衰竭，但是还有扭转乾坤的余地，应该抛弃那种经济发展观念，进行攻坚战，把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所有啃不下的硬骨头啃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乌托邦国家软着陆为世俗国家或宪政国家。如果拒绝如此，又将是转入那种持续了二千多年的“治乱循环”，那么自焚的不仅仅是安徽农民朱正亮，而是整个民族和国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