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i@yahoo.com

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8个孩子）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现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而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各孩子（人口学上世代更替水平）。可见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的阶段性任务到1980年时候即将完成，不应该再强化。

现行计划生育始于1980年。“全国总人口在20世纪末不超过12亿”的控制目标是在1980年9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提出来的。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为了实现中央的人口目标，1980年郑重向全国发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中国政策生育率只有1.38。

这个“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在农村遭到强烈的抵制，主要原因是：

1)、这个政策本身过于苛刻，违背了人性。就像一个社会有保证每人每天两斤的粮食，而人们实际平均只需要1.2斤，但政府却只分配给0.6斤，这样以前再和谐的社会也会有暴力抢劫，再温顺善良的人们也会变成“暴徒”（虽然经过抢劫也不过多获得0.2斤粮食）。

2）、19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恢复了传统的农村生产单干模式，集体经济几乎完全没有，对生产力的需求，对养老的担心使得农民不得不超生。

3）、相对来说，19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和谐的一段时期。1980年代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现在已经到了0.45到0.5之间），19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1.8比1左右（现在上升到4倍甚至6倍！）。当时教育还没有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程度也还不高，农民在维持本身劳动力再生产（通过医疗服务）外，还有养育两三个孩子的能力。农民在缴纳超生罚款后还能维持基本生活。

4）、传统生育文化没有破坏彻底。文明的创造靠精英，但文明的保留却是靠普通百姓（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弘扬主要靠唐人街的下层百姓，而不是靠能迅速同化进主流社会的教授阶层；民族危机时期，精英成为汉奸的可能性更大；对美国文明威胁最大的不是移民美国的各国精英，而是从洛杉矶延伸到迈阿密的拉美移民西班牙语圈，这些合法、非法移民连英语都不会说，但是逼得美国主流人群开始学西班牙语）。在城市里已经开始接受丁克思想和同性恋的时候，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其实这些传统生育文化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是高度一致的）等在农村还大有市场。

幸亏因为1980年代的这些阻力，并使得国家在1984年开了一个小口子，整个198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还能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从城市角度看，人口结构是已经被破坏了。

1980年代国家对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从11亿以内、12亿以内、12亿左右再到13亿以内的不断调整，就是来源于农民的超生压力。

1990年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然后快速下滑，国家统计局、计生委多次客观调查数据均显示在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只有1.3左右。最为客观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22。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2004年上海只有1.1)。2002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平均生育意愿不到1.7。

由于现在中国不育不孕人群已经增加到12.5%， 加上单身、丁克等因素，在1.38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在上述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实际生育率只有1.3是合理的。

对这些数据，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感到非常纳闷。他们觉得既然生育政策没有变，为什么生育率下降这么快？对于客观的1.3左右的生育率，他们认为是因为超生隐瞒，因此每次都将客观生育率数字调整为1.8；对于中国的低生育意愿，他们认为是因为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了，为了证明这一点，计生委系统通过媒体夸张性地宣传高收入人群的超生情况。其实目前有条件的高收入者也不过生育两胎，生育三胎的罕见。而由于高收入人群大多数生育意愿比普通人群还要低，他们这个人群平均生育率还达不到平均水平，更不可能超过世代更替水平了。

其实，只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税费改革，就完全理解为什么中国生育率急剧下降。1990年代开始生育率下滑的原因如下：

1、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港资、台资和外资的引入，以及国内私营经济的发展，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开始出现民工潮，农业部的“中国农业信息网”转发的《工人日报》文章（http://www.agri.gov.cn/llzy/t20050412_353788.htm）：全国目前有2.5亿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育龄人口，9亿农民中去掉老年人和小孩外，育龄人口一共只有三亿多。就是说农村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其实在19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的时候，但城市居民不过生育2、3个；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说远比当时的城市居民好，并且农村育龄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而养育孩子的条件还不如当初城市居民（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没有根据地）。

2、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80年代初期我们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但在1990年代后，基尼系数不断增大，现在已经在0.45到0.5之间。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上升到现在的4倍甚至6倍！青壮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奔向城市，忍受廉价剥削，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3、教育产业化：在1970年代中国几乎是全民免费义务教育。而据《安徽市场报》报道：安徽省城调队的一项调查表明，教育收费已成为普通家庭一项沉重的负担。一名小学生一年开支需4580元，其中学杂费、书本费需692元；初中生一年开支5100元，学杂费、书本费829元；高中生年开支达8380元，学杂费、书本费达2730元。而一名就读四年的大学生，需一个农民18年的收入。

4、中国农村医疗在1960、1970年代辉煌一段时间后，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合作医疗彻底崩溃。尤其是随着医疗产业化，农民已经逐渐丧失了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能力。比如以前生一个孩子之需要花费几元钱，但现在需要数千元。不要说大病，连普通的感冒都不敢上医院，普通的阑尾炎手术都得付出数月甚至一年的劳动所得。

5、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把财力向中央集中（国家有财力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大城市有财力发展基础建设），却继续让基层政府承担农业基础建设、义务教育（而国家又提高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只好打白条拖欠教师等的工资）、卫生医疗等开支，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乡镇政府面临“破产”（赵现波《崩溃的边缘--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债务危机》）。而基层政府为了运转，就通过各种途径“搭车收费”将压力往所有农民身上转移，但是中央又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禁止“搭车收费”，结果只有计划生育这个合法的“捞钱”途径了，由于计划生育又是“一票否决”、“一把手亲自抓”，捞计划生育的钱捞的光明正大，成了维持农村基层政府运转的重要财经来源。虽然1990年代的计划生育从手段上并不比1980年代严厉，但是罚款数额却是数倍增加，远超出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在缴纳罚款（后面改称社会抚养费）后，就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了。打个比喻：一个塑料袋装满水，主人将上面的口子封住，并且往下挤压，塑料袋就面临破裂的危险，好在底部有好些漏眼，水就通过这些漏眼漏出去以缓解压力，主人又将这些漏眼堵住，只留下几个漏眼（计划生育、农业税等），结果水都往这几个漏眼流，由于压力太大，这些漏眼很快就破了。每次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就意味着生育率的又一次下降。基层工作已经是围着计划生育转了，计生大楼成为一些地方最为豪华的建筑。现在开始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村最后一个可以“搭车收费”的借口没有了，要是农村机构不能缩减的话，基层政府肯定会在计划生育上做文章。据我所知，很多乡镇干部到数百里外的城市找该乡镇打工的育龄妇女（尤其是年关等着发工资的时候）。

总结：1990年代之后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育意愿不断下降；贫富差别加大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使得农民养育孩子的能力不断下降；而分税制改革使得计划生育成为维持基层政府转运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计生委却高估了百姓对抗政策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改革是否完全成功，并不能单纯凭GDP，也不能靠媒体宣传的“政绩”，更不能凭借培育出一些世界级的富翁。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这首先是人口本身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平均养育三个孩子）。因此改革成功的金指标是：主流家庭能够轻松地养育三个孩子。

为了国家长远利益，我们可以容忍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可以容忍牺性整整一代人的利益，但要是结果是主流家庭连三个孩子都养不起，社会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们就不得不反思改革的方向。

2003年之前，媒体都还是关注“民工潮”，然后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几年逐渐严重，甚至湖南、四川等人力资源丰富的内地省份也开始出现“民工荒”了，“荒”得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促手不及。目前经济学家还是浅层地从劳动待遇问题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从“以人为本”角度是很容易看出“民工荒”的深层原因的：

1、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生育率降低，“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进入劳动市场，而他们人数相对于197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要少，就是目前“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2、由于整个198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还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因此在2010年之前民工“荒”的程度还不至于非常严重；

3、由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201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短缺程度将增加；

4、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3的超低水平，意味着2015年或202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将关闭，然后就是无法承受的老年化压力。

水寒博客专栏：

http://www.blogchina.com/new/member/_%D2%D7%B8%BB%CF%CD

光明日报《光明观察》周刊水寒文集

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东亚经济评论》水寒人口专题：

http://www.e-economic.com/special/s54.htm

农民不愿生孩子？

坛子里的基层网友来说说自己那边的情况

中山水寒先生是有名的计划生育反对者

但这个判断下得太武断了

有什么好说的

以下是引用网文观止在2006-3-13 19:48:00的发言：
有什么好说的

网文说说你们那边的情况

给学者补补课

是啊，看到这个题目，内容就不想看了。

以下是引用网文观止在2006-3-13 19:48:00的发言：
有什么好说的

网文说说你们那边的情况

给学者补补课

现在确实不太愿意生了,2个以上孩子的家庭的太少太少,没有孩子的家庭太多太多.

以下是引用网文观止在2006-3-13 20:34:00的发言：
现在确实不太愿意生了,2个以上孩子的家庭的太少太少,没有孩子的家庭太多太多.

水墨烟云:

原来你是这里的版主。上次你在凯迪反驳我，并且要我来你的大本营（真实世界的县域经济论坛），我没有来。这次是你们论坛的邀请。我也想听听县乡干部的意见。

中山水寒 多发高见

山中水寒，这么凉的名字，清神醒脑啊？呵呵，欢迎你多发热贴，相信这里是你激扬文字的舞台。

劳动力再生产的三种方式(医疗、教育、生育)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由于人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社会要持续发展，要使劳动力资源生存和繁衍，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必须对其进行投资。医疗、教育、生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三种方式，这也是目前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几个方面。

1、医疗：

医疗保健是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相对于劳动力完全更新来说，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我国卫生工作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由于大众是劳动力的主体，因此中国的面向大众的医疗方针是正确和卓有成效的。而过去二十多年，由于经济和教育的某些失误所引起失业率高，劳动力一直过剩，政府没有意识到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性，反而实施了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改革方案。与此同时，贫富差别不断增加，但掌握社会财富的不一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医疗市场化后医疗服务重点从过去面向财富创造者的普通大众转而面向财富拥有者的富裕阶层。由于这些富裕阶层的医疗需求与普通大众的医疗需求是不一致的；而“预防”几乎没有现实市场意义（但其意义长远），自然遭到忽视。导致现有医疗卫生体制脱离了“预防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恢复”的主道，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市场跟着财富走，老百姓感到“看不起病”，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使得劳动力不能得到及时再生而过早丧失。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坦承：“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
----1960--1981--1991--1999
--------------------------
中国47.1--67.7--69.3--70.0
印度44.0--53.9--59.0--63.0
--------------------------

在1970-1975年时候中国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现在比韩国短5.4岁。

现在本届政府提出了新型医疗改革方案，力求降低医疗成本，可短时间内就再生一些劳动力，有利于本届政府和今后政府。

2、教育：

教育是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途径。生产力的提高取决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指出：“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的途径。教育周期性导致这种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滞后性，因此“教育产业化” 有利于本届政府，但却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大提高，加剧了劳动力再生产低水平的重复和恶性循环，不利于今后政府。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储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决定了各国角逐的胜负，这基本上也已形成了一个共识，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完全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国家长期性的战略投资。解放后中国也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基础教育仍然做得令人刮目。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有限的教育经费却大量投入到高等教育，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人员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结构性民工荒已经开始。中国社科院的资料显示：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是18～25岁的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连续多年的低生育率加上青壮年农民工进城，现在农村正沦落为老弱病残的基地。可见中国现在就业压力大很大程度归因于教育投入低和结构不合理。请参阅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农村离免费义务教育有多远？》（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5/fmwz.htm）。其中一段如下:“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届政府对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这一提法非常重视，在2003年的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表的周洪宇将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直接上书温家宝总理时，立刻引起了总理的重视，“农村免费义务教育”陡然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并且现在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免费义务教育的尝试，如江苏省苏州市面向市区特困家庭上初中的子女，开办了“免费教育班”。这让人看到，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虽然仍有许多困难，但它毕竟离现实并不算遥远，关键是要看怎样去实现”。

改革教育体制，降低教育成本，本届政府不一定能受益，但却有益于今后政府。

3、人口政策：

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就必须通过生育加以补充。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才能防止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由于人口更新的周期更长，成本更高，限制人口增长，不但减少培养成本，又增加妇女劳动时间，绝对是有益于本届政府和今后几届政府（就像医学上的预防一样对本届政府没有好处，反而耗费本届政府的财力，今后社会才能受益）。但却使得再后面的政府面临危机，使得现在的劳动力老无所养（现在全国13亿人通过纳税或者其他途径给四千万城市老年人提供养老金；今后城市化达到70%，全国四亿老年人都得靠国家提供养老金）。

图片：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562812451626130.jpg

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就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要是有真正的、有社会良知的人口学家，就应该在1980年代后期就提出调整方案，不至于在15年后的2005年还实行以限制人口增长为标志的计划生育，这近20年的时间内有谁真正强烈地呼吁过（不关痛痒的建议不算）？胡主席意识到人口学界和计生委的思维缺陷，明确提出“要创新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路和机制”，足可见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和担忧。2004年启动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从目前透露的情况看，好像“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重点还是放在“耕地、粮食、淡水、能源”等方面，不是放在“以人为本”。人口发展战略组好像还是在为过去人口政策歌功颂德或者寻找辩护依据。“耕地、粮食、淡水、能源”固然非常重要，但正如孔子所说“尽美矣，未能尽善”。比如1981年多位学者提出中国最适人口为7亿，那么如何将人口降低到7亿？ 当时中国总人口10亿，其中1950年以前出生的有3亿，就算一个小孩都不生，也要等2023年左右1950年以前出生的人基本去世才能降低到7亿。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2023年时候中国最适人口早就远远超过7亿了，这个时候最年轻的人也已经42岁了，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比例微乎其微，中华民族也即将灭绝。1981年中国最适人口为7亿时，政府无力降到7亿；以目前1.3的生育率到2070年人口真的降到7亿的时候，人口容量已远超过生育能力，老年化程度早就超过了社会承受力，人均抚养比已经创历史纪录，生育愿望已经非常低了，政府使尽一切鼓励措施都难以提高生育率了。

何况相对于日本、韩国、英国、德国、荷兰、印度（中国耕地比印度少，但中国草原面积比印度国土面积还多），中国在人均耕地、粮食、淡水、矿产资源上并不处于劣势。

图片：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581416313740946.jpg

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最多只能达到1.8的生育率，经济结构决定了即使鼓励生育也难以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峰值人口连15亿都难以达到。现在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都能养活13亿，今后只要调整发展模式，可以很从容地养活、养好15亿人口。“天不老地不荒”，耕地、粮食、淡水等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但人寿却缺暂，尤其是生育时间是很短的，生育政策再继续几年，将使得一代人错过生育季节，给个人留下终身的遗憾，给民族留下历史的遗憾，并彻底改变全球民族构成。

从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看，有些学者和计生委官员意识到计划生育的错误，但却缺乏纠正的勇气，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比如上海生育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了，在其他国家的话，市长应该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了，但是上海现在连二胎都不敢放开。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毕竟是基本国策，要改起来哪有那么容易？”，说要想确定无疑地证明计划生育是错误的，恐怕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但就像用人工喂养代替母乳喂养才需要非常慎重一样，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才需要慎重，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人口问题本身就是慢性问题，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科技进步增加人口容量问题、老年化问题）。停止计划生育就相对于恢复母乳喂养，天经地义！母乳喂养短时能研究透吗(通常情况也用不着研究透)？问题是，等经过周密研究发现人工喂养确实不好，想改回母乳喂养时，已经吸不出奶了(孩子隔了几天不吸奶就会断奶的)，计划生育的宣传已经将生育愿望折腾得只有这么高了（中国社科院和国家计生委两次调查农村1990年代的生育意愿只有1.8左右了；越南文化、体制背景与中国类似，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几年，国民收入只有中国一半左右，生育政策远比中国宽松，但生育率也从1960年代的7.0降低到1970年代的6.0， 1989年的3.8，再降到1999年的2.3，现在只有1.94了 ）。亡羊补牢，越快越好。人口学界应该将功折过有所作为，否则就是一错再错。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就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要是有真正的、有社会良知的人口学家，就应该在1980年代后期就提出调整方案，不至于在15年后的2005年（自1990年代中期起生育率只有1.3左右）还实行以限制人口增长为标志的计划生育。现在开始反思计划生育，又有一些“人口学家”加以阻拦，耽误的20年谁来负责？现在名不见经传的人口学家，今后从历史角度看，却可能是著名的民族罪人。

图片：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58618152859546.jpg

这次国务院能给医疗改革一个客观的评价：“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之所以能给出这样的客观评价，一个重要原因是前几年的SARS流行，国家更换了卫生部领导，圈子外的铁腕人物吴仪主管卫生部，现任卫生部长高强也是圈子外人，他们没有卫生系统的习惯思维，也没有个人利益冲突，在吴仪和高强的主导下，得出客观评价是不让人感到意外的。“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要是换成卫生系统的人主导这次评估，结论可能就不完全一样了。

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主要成员似乎还是以前人口政策制订者或者计生委官员。我并不怀疑他们主观动机，但我担心他们很可能被习惯思维所左右。古人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人口战略组能够本着胡锦涛主席提出的 “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全力去做，凡是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改”精神，重新审视中国人口问题。

4、谁应该为近年矿难负责？

近年中国矿难频发，有人认为是本届政府的责任。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本届政府在为前两届政府背黑锅。近年矿难增多是因为电力短缺，市场需要加速开采煤矿。为什么会电力短缺呢，是因为几年前学者判断失误，政府在1997年后限制电力投资。从更长远看，法国核电占40%以上，德国、日本占20%左右。而中国是个能源短缺的国家，但核电发电量仅占我国总发电量2%。要知道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在核能研发上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改革开放以来在核能利用上几乎停滞。现在还得很大程度依赖煤电，谁应该为每年死去的矿工负责？请看《光明日报》:“核”之聚焦：从毛泽东的远见到中国能源安全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20096.html。要是这样一届一届地背黑锅，怎么持续发展？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只能是掠夺经济。

唐代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宿命。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才能结束这种宿命。

可见，劳动力再生产的三种方式(医疗、教育、生育)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低层次必须改革医疗制度；

中层次必须改革教育制度；

高层次必须改革人口政策。

以下是引用啊-呸-服！在2006-3-14 9:37:00的发言：
中山水寒 多发高见

谢谢论坛的厚爱！不知道怎么发图片？标字体颜色？有没有发贴说明？谢谢！

以下是引用中山水寒在2006-3-14 10:32:00的发言：

谢谢论坛的厚爱！不知道怎么发图片？标字体颜色？有没有发贴说明？谢谢！

http://www.xyjj.net/bbs/boardhelp.asp?boardID=0 论坛帮助

1990年代后为什么农民不愿意生孩子了？
——如此乐观的定论不知是如何得出的？怕是某些专家找不出研究课题坐在办公室里发妄想症吧！若干年后的情况不敢说，现在有胆量在农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试试？！

我们得感谢那些超生的父母，谴责吝啬的父母。

我暂时只有一个孩子，正在犹豫要不要再生一个，实在心疼那笔养育费用。大学同班同学刚有一个生了第二胎，把我们佩服坏了。

部分农民不愿意生孩子，有一个原因是养活不起。

以下是引用实在是高！在2006-3-15 13:36:00的发言：
部分农民不愿意生孩子，有一个原因是养活不起。

如果象养畜生那样养，怎么会养不活养不起？

是因为经济发展了，对生活条件要求高了，才有养不起的感觉。这也是经济发展自然会降低生育率的原因，所以即使从降低生育率的角度看，计划生育也纯属多余。

不喜欢那些文字的游戏。

说以下看到的现实情况：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1、计划外怀孕不断增加；2、外来人口怀孕人次不断增加；3、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到位。

农民不愿意要孩子吗？错误。他们愿意要，并且还希望要第二个孩子，他们不怕养不起，也不怕挨罚，他们知道孩子长大后，上学要一大笔钱，但是他们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教育没有多大的信心，他们知道孩子大了学点技术就能养活自己。这是最基层的心声，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离的太近了。

以下是引用秋窗无雨在2006-3-17 16:48:00的发言：

不喜欢那些文字的游戏。

说以下看到的现实情况：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1、计划外怀孕不断增加；2、外来人口怀孕人次不断增加；3、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到位。

农民不愿意要孩子吗？错误。他们愿意要，并且还希望要第二个孩子，他们不怕养不起，也不怕挨罚，他们知道孩子长大后，上学要一大笔钱，但是他们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教育没有多大的信心，他们知道孩子大了学点技术就能养活自己。这是最基层的心声，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离的太近了。

对于现在正常社会来说，要保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不增加也不减少)，妇女平均需生育2.1-2.2个孩子(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考虑到单身人口的存在和显著上升的不育人口比例(我国不育不孕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已从上世纪70年代的2%上升至现在的12.5%，接近发达国家15%到20%的比率。娼妓、婚外情、性病、人流比例不断增高是其重要原因)，主流家庭应该生育3个孩子（由于相当部分家庭只愿意生育一两个，就需要另外相当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而中国由于自从1980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性别比失衡，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还不能保证世代更替。

主流农民家庭需要生育三个孩子，相当部分家庭需要生于四五个孩子才能保证世代更替。说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愿意生育四五个孩子的农民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