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级市将要被撤销! <南京晨报>北京讯: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而要做到这一步，一种比较理想的思路是：在现有条件下实行“市县分置”，即“市”只管理城市自身，县改由省直接管理；在改革先行的浙江省，“虚化”乃至考虑逐步撤掉地级市，已经是政策的下一步目标。 　　有关专家介绍，在这轮改革中，将根据“属地原则”，由市县政府更多地直接管理公共事务；而在经济领域，凡是中央有法律法规的，地方只能执行，不能再加码，例如企业设置、企业投资经营、市场准入和一些资格资质认定等。 　改革“市管县”体制 　　一位参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研究的专家透露，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的短期目标是：逐步取消计划单列市，或者转变为直辖市，或者变为省辖市；城市除了直辖市，均由省政府管辖；市管县体制除了郊区县，要逐步取消，由“城乡合治”改为“城乡分治”。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说，《宪法》规定行政区划分省、县和乡镇三级，但没有条例说地级市可以管县。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既是政治管理机构，又是经济管理机构，审批等各项权力都限制在政区范围内；而行政层级多，行政成本高，影响办事效率。　　束缚区域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如苏锡常地区、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市管县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区域经济发展。一些市将县视为“附属行政单位”，要求其经济发展从属于市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先“虚化”地级市 　　经济大省江苏省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正在积极探讨市管县体制改革问题，实际上为实行“市县分置”做准备。在改革先行的浙江省，“虚化”乃至考虑逐步撤掉地级市，已经是政策的下一步目标。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在主持制订“扩权”政策时，也包含了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方面的思路。当时根据调研情况曾提出一种方案———经济强县直接划归省上管辖，形成“直辖县”。 　　“将来虚化甚至撤掉地级市，使它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城市，在行政级别上和县平行，实行省县两级政府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浙江最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浙江大学财政研究所所长朱柏铭教授说，目前，浙江在财权和人事权方面，实际上接近于“省管县”行政体制。

早该如此了，节约了多少成本和民脂民膏呀！

难啊

不是说撤销就撤销那么简单！

不可能的。。

广东好像相反,流行县改区.

这样一来，恐怕行政割据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省管县，你知道，一个省有多少个县吗。广东起码有上百个，怎么管？开个会，就开死你。就现在而言，广东21个地级市，开个会，还要分东西两片来开。除非把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方法改变了。一个县基本上都可以解决本地的所有问题。可现在不可能。专家有时候是很笨的。因为专家根本没有实际的行政经验，不知道具体行政作为如何开展。

市级、乡级早应该取消。减少中间层次，减少多少工作量。把一部分市边的县改成区，扩大市的行政规化区域，把其它的县全部改成由省直管。

恐怕改革的结果会变在成将所有的县变成区。这是非常可能存在的。因为，地级是厅级，县级是处级，省级如何直接管理处级，这是一个难题。而且干部很难处理。我想的更多的是实际问题。

这样很难,这样很好,这样是长远之计.

引用:

以下是引用明明白白在2003-10-30 14:47:53的发言： 恐怕改革的结果会变在成将所有的县变成区。这是非常可能存在的。因为，地级是厅级，县级是处级，省级如何直接管理处级，这是一个难题。而且干部很难处理。我想的更多的是实际问题。

的确如此,更变最困难的恐怕就是如何处理行政级别问题.

二、县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城乡纽带、火车头的作用 　　《县域论》高度重视县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认为它在"国家行政管理、国家经济发展中承上启下、沟通城乡、总揽农村全局的战略地位日益稳定、突出，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和调节者，也是国家政治行为和经济发展的聚结点。""县级行政管理直接影响到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交流，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和精神面貌，这是关系到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大问题。"严格地说来，县做为一个单元行政区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是以一个人口聚集的小城镇（在古代中国这个小城镇周围有城池）为行政中心，在方园百里左右，几万人口中，负责征调兵役、劳役、征收税捐、审理狱讼、管理、教化、组织协调小农经济下较为简单雷同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生活。 　　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已到农业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几，随着农业人口的转移，原来农业社会意义上的县，已被日益增多和发展的城市取代了它的地位。它之所以在一些发达国家还存在，如美国，完全是一些地方守旧势力的坚守，但总的走向是日趋没落。（３）由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具体行政建制不一，县的内涵也不同，有的国家如德国，县下辖市，县仍是一级必要的行政区，而且长期由州政府直接委派职业文官执掌县政。 　　随着现代化进程，在联邦德国县级行政长官逐渐改由民选，但直到７０年代仍有少数州政府直接向县委派文官。（４）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严格地说，单从人口的城乡比上看，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化国家。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因此县在中国的功能短时间内不可能脱离开《县域论》的界定。但是，由于人类文明的成长，世界已踏入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近１４０年的现代化努力，已奠定了进一步现代化的众多条件，如全国的铁公路网、通讯网、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网、电能输送网、金融网、电视信号覆盖网和众多的媒体等，在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和中国进一步与世界接轨的形势下，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已有较快发展的条件。关键是国家决策层和各地执县政者，有无这种历史的大眼光，积极主动地引导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通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完成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县域论》的作者认识到了县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火车头"式的重要作用，并在这方面提出重大对策。一是改革农村现有的土制度，明确土地产权，使现有的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并可进入市场。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土地改革，也就是重新均田后，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进行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失败后的一种过渡过性模式。国家对现在土地承包使用权一次宣布十五年不变，再次宣布三十年不变，说明这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暂时性办法。一个国家在土地问题上，不能仅仅宣布一个几十年的政策，在准备依法治国的今天，更应建立一种稳定的制度。目前的这种土地政策说明国家决策层在这方面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知道农民不长期拥有土地，农民不愿在土地上投入，另一方面如果将土地产权再次还原给农民又担心，一两代后，随着土地向有效使用者手中的集中，城市无力吸纳剩余的农业劳动人口，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同时还害怕土地撂荒造成耕地浪费，因此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害怕农民离开土地后不能成功转移到城市经济中去，又想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的二难境地，与之配套的现行的粮食流通政策也是两难处境的产物。这种两难境地也透露出了国家决策层对近几十年内几亿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否成功转移到现代城市的二、三产业持有怀疑。《县域论》在土地制度上的对策确有石破天惊之势。一方面提出对土地要素的高效利用，同时，也胸有成竹地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预设了出路。二、加快小城镇建设。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以三五个小城镇为外围的城市文明幅射网和农村人口转移的吸收网。这意味着现有的乡镇企业大部向现在城镇集中，将这些镇，逐步发展成小城市。这样对"村村冒烟"乡镇企业，即能享受集中的功能优势，又便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还能迅速将现在县域内生活的４０%人口集中在城市中。今后小城镇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发展，现有的大城中市难以吸收众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城市不但有利于第二产业的发展，更是第三产业拥有广泛发展空间的基地。城市中聚居的人群会产生中各种物质与精神及介乎二者之间的需要，应运而生各种分门别类的行业可以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找到自己发展空间，文明由此不断成长，而城市是未来文明成长的根基。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在２１世纪走向现代世界的一个大课题。张先生在《县域论》论中有很好的想法，特别是很有眼光地考虑到了超前设计，给未来发展留下空间。最难能可贵的是，多年来习惯了指责农民进城造成了礼崩乐坏局面的各种岐视进城农民的言行后，张先生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上积极评价了民工潮，指出了"'民工潮'作为获得行动自由的农民走向市场、实现自我的大胆尝试，它已不单单是农民迫于就业不足的一种'生存'需要，它实际上反映的是日益觉醒的农民对自身身份的解放和城市化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是解决温饱后的农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不安分的冲动，从本质上讲，'民工潮'形成的根源在于城市化尤其是农村城市化的滞后。"张先生看到了农民心中涌动着的走向现代化世界的积极性，他们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最主动的力量。说实话，我已久违现代中国精英层在农民问题上这种忠言谠论了。 　　三、县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改革 　　《县域论》作者积数年在县工作之经验，指出了目前县政是在很多方面政出多门，多人都管的结果实际上是无人负责。而庞大的机构和众多的冗员已使人民和财政都难以承受。"干部多到已经不是在做工作，而是在制造工作；机构多到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机关服务".及在县乡两级之间，在管理权限上上重下轻，出现了"看得见管得了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管不了"的局面。提出了精减机构，撤消副县长设置，乡镇各机构事权划一等一套措施。在计划生育上，作者提出了要立法。事实上，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落后，农民在传统的多子多福文化观念下有多生的愿望。这些年用政策调控，虽有一定成效，但弊病很多，立法又涉及是否设立计生法警、计生法庭等一批执法裁判系统。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除了法之外，政策和教育、文化观念、社会服务（包括养老保险）各种功能为计划生育更好地发挥效能还有多大空间，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从根本上说，降下来人口出生率国家必须大规模提高在农村的教育投入，加快农村社会的进步。在司法制度上，作者准确地把握住司法公平是国家机关保证社会正义最后一道关口，司法队伍是否称职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成败".但现在县一级司法队伍显然不能达到其职务要求，"保证司法公正和惩治司法腐败，是时代的呼声，人民的意愿！"而现在清一色的"乡军"，在中国这个人情大与王法的传统中，各种社会关系已使这支司法队伍功能大大弱化，流弊之大"害己，害人"，必须实行交流制和回避制度和有效的奖惩机制才能控制其颓势。作者特别提出了理顺检察院和法院关系，取消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权，使公安隶属检察院，并质疑不经法院审判公安部门自行决定的强制劳教权。作者还提出建立法院和法官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以防止县内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审判权的干涉。并且提出了由中央财政保证各级法院的经费。以改变目前"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依附于地方政府"，"司法机关本身的利益与地方团体的利益成为一个荣辱与共的同一体"的不能公正执法的状态。当然从文明史以往的经验看，如果司法机关这个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国家关口把不住，社会还有公众舆论可进行矫正，直至在人心向背的决定下，对"残贼之人"进行历史终审，但走到这一步社会各方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张先生在这里的思考再一次敲响了警世之钟！ 　　张先生在《县域论》中还提到为国者再不可熟视无睹的现象，即目前"全国有超过一半的县发生财政赤字，辽宁省８０%的县赤字".实际上有许多县不能按时发工资，其历史已近十年，不是新闻，能发工资的也多是朱熔基总理所说的吃饭财政，用于办公和各项公益事业的经费微不足道，有些甚至没有办公经费，有些县连水、电、电话费都付不起，不能办公，出现了公安局破案要受害人出经费的现象。而一些县（市）表面上是吃饭财政，实际上预算外收入几与预算内财政收入相当，这批钱的使用即使通过县人大监督也是徒有形式，在不经过预算的情况下，收取和使用上更是充满了任意性，窳病丛生。这种局面说得严重点，实际上中国现在不仅是一个城乡差别很大的二元社会，而且是一个国民不能享受统一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司法帮助）的二元的（或说是分裂）国家。国家的一部分在法律的管辖下，尽管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对这部分的公共服务质量不满，另一部分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没钱，不能提供正常服务，处在法律无法管辖，公民处在不能享受法律规定的服务与权利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后一部分的公共权力部门为了自养在法律之外设租寻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再加上缺乏监督的执政执法的腐败，这一部分地区的少数社会成员已经走向《县域论》中惊呼的"把'司法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私刑之路或组建反社会的黑社会。如果国家对县一级的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部门活动经费的短缺继续漫不经心，其社会后果是严重的。国家必须改革现有的财政制度，特别是应该学习联邦德国的成功经验。联邦德国也存在"穷州"和"富州"的差别，宪法（基本法）要求"联邦领土上生活条件的平等"和"维护司法和经济的统一"，宪法１０７条规定了"富裕州"向"贫穷州"转让部分财政收入的财政平衡制度。１９６９年后，把最穷州的税收通过财政转移提高到州平均税收的９５%.这样在德国境内所有的国民都能享受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和不致悬殊太大社会生存条件。 　　（５）张先生多年在县里工作，所见所闻显然没全部写在纸上，但他关于县政体和司法问题的思考，确实表现出了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希望当道者能当成"盛世危言"来听吧。 　　四、"治县大计：还权于民"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这些年，中国社会的开放度，比起７８年改革开放初期，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难以大步前进。８０年代国家决策层在反复权衡各种关系之后，决定从农村政治民主村民委员会选举，来开始让人民学习和运用行使自己的权利。１９９７年中共十五大上，高度肯定了这一形式，并显示出想由此出发，循序渐进，展开乡镇和街道一级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这种对农民有是非判断责任能力的肯定，无疑是一种正确而积极的立场。因为多年来，中国总有那么一些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的人，认为农民愚味，虚假地预设一旦把选举权交给农民就要天下大乱了。不错，当前农民受教育程度低，这是事实，但这不是农民的过错，而是多年来国家片面工业化战略对农民剩余劳动的过份提取（这一点《县域论》已有论述），给农民造成的不幸。今天，即使农民水平再低也不至于善恶不辩，混不讲理，不知道自己的直接利益在那里。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都是在不尊重农民意愿的恣意妄为中，被农民起义革掉了他们王冠上附应着的"天命"，不要忘了正是山东农民的小车把百万雄师送过了长江，是沂蒙山农民大嫂用乳汁哺育把子弟兵们送到了北京城！ 　　张先生提出：治县大计：还权于民的思路，无疑是代表着中国稳定和发展方向的大思路。 　　诚如张先生所说，中国人口中有７０%的农民，农民的生活是否稳定，是关系到中国社会是否稳定的大事。而村政能否良好运作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稳定。张先生认为"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委会组织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撑起了老百姓头上的天，无疑将开启中国人民在追求自由、民主道路上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光辉进程。"但是要想完成这一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过程，就目前的情况看，还有相当的阻力。 　　主要就是县乡两级认为村民自治后，老百姓难管理。实际上农民一旦在村政上行使了自己当家做主权利，就不能再任由上级"瞎吆喝"或者"吃、拿、卡、要"了。《县域论》明确指出当前县乡两级政府还不能在观念上把管理农民转变成为农民服务。因此在"推进村务公开、村民自治的过程中，真正的阻力就在乡镇一级干部。"张先生分析了当前村民自治几种类型中的各种矛盾，提出村委会的干部即"村官""吃皇粮"是解决村民自治中诸多矛盾的好方法。 　　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落后，许多传统的落后观念在农村还有市场，宗族、小集团利益帮派和因贫穷仰乡镇企业的鼻息等现象在村政中时常可见，因此，村干部吃皇粮可超脱于这些利益之外，又可无后顾之忧，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讨。此外是否可把视野放得更宽些，可由中央或省初级公务员或有经验的公务员交接班式轮流派驻一村或几村做巡视督导员，帮助和监督村民自治的过程，即可提高公务员对当前村政的了解，下情可上达，又可使农村正义的力量得到有力的支持以抗衡不健康的社会力量和行为。此外，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学校一直是农村社会进步的中心和堡垒，是先进文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的领导力量。这些可歌可泣的为农村现代化探寻道路的先趋者，给中国农村现代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我们这些后来者，应当认真借鉴。多年来，政府不但在资金上对农村教育投入不足，而且在师资力量配备和乡村教师待遇上说来让人齿冷。那些在困境中坚持传播文明之光的乡村教师是中国农村社会的良心，他们与部分有理想的县乡干部共同组成了中国大地上的社会精英。近二十年来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喊得响彻云霄，到实际生活中来，人们还是尊重握有权力的官员。国家应该从政策和制度上，把每一所设在乡村的学校都变成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灯塔，变成向一切落后的观念进行不懈战斗的坚强堡垒。村民自治虽在中国的最基层，但它是中国人民行使自己公民权利的重要一步，这一步一定要走好、走扎实。这是中国现代化大战略中极重要的一个步骤，它关系到近９亿农民能否高质量进入现代政治的生活，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文明昌盛。《县域论》对此的关注是十分有意义的。 　　以上所述乃自己读《县域论》感受荦荦大者，细心的读者一定能从获得更多的信息。这本书，在写作上我觉得还可更精炼一些，此外，作为一本学术性著作，应尽可能使用规范的学术语言，而不宜用带有宣传色彩的语言。我希望本书作者在今后的观察思考中，从本书关注的问题上，探讨有进一步发展，能不断地开拓进取。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５日于太原 　　注释：（１）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３７２-３８４页（２）葛剑雄《谭其骧先生的分省建议及其现实意义》《中国方域》１９９８第４期第２-５页（３）沈宗灵《美国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３７页（４）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８５页（５）《西欧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９-１１７页本文发表于《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2000-2001　All Rights Reserved思想的境界所选文章不代表本站立场，仅供学术交流之用；转贴传播请保持文章完整并注明出处。

《县域论》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大问题 ------------------------------------------------------------- 赵诚 　　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从同光新政至今已近１４０年，中国的英精层从张骞办企业到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无不涉及农村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换问题。 　　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先是试图在苏联模式下完成工业化，为此付出了加剧城乡差别的代价，但成效有限，遇到较大挫折后，１９７８年在百废待兴下开始改革，经济和政治都有起色，之后又有人心仪东亚模式，但东亚模式的成功者在教育上的投入非中国可比，苏联的解体和东亚金融风暴，上述模式都失去其光彩。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未完成的课题，特别是中国农村走向现代社会的问题，更是横梗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一个不可逾越的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的导向下，乡镇企业的崛起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重新点燃了希望，特别是沿海和苏浙部分农村在经济上的快速成长，带动了一批新兴小城镇勃起，在现实的发展和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喊下，近年国家决策层明白地表示了对小城镇建设意义的理解和重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又在人口、教育、贫困、落后等问题缭绕的烟雾中隐约看到了希望。但时至今日，处在农村现代化一线的县级领导中，就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从行政的角度，于一线上观察并写成思考专著的人，还极少见，张春根先生也许算第一人吧。张先生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内陆市郊县清徐做县长，他近来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县域论》，该书引起了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葛剑雄先生的重视，并为之作序。这些年不少小有权力者，靠人捉刀，东拼西凑，也称著作，在这个曾经以科举制著称于世的文明古国里，想起来真让人汗颜。我读了此书，感到这不是一般的附庸风雅，而是思考者之作，希望关心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各位朋友能留心一下张先生的思考，并与之一同探讨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问题。 　　张先生的《县域论》从中国最传统的基层单元行政区一个县的视角上，在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吏治五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农村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观察和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政策和制度建议，在这里就此书的一些重要观点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中国行政区划的大问题提出新郡县制 　　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中央以下有省、市（含行署）、县、乡镇四级行政区，张春根先生提出减少行政层次，改为省-县-乡三个层次。同时将现行的３２个省改为５０-６０个省，每省４０-５０个县。中国现在省的区划基本上是沿袭元朝的行省制而来，它产生于农业社会中，适合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情况下，管理简单雷同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乡镇一级的政权建立则始于民国，为了适应中国现代化动员和管理的需要，先是由山西省督军闫锡山首先创建，当时称区，以后南京政府也逐渐在全国推行。（１）自中国向现代社会过渡以来，从民国开始，就一直在讨论缩省问题，这里面即涉及到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在管理上技术的需要，也涉及到如何在政治上让人民更好地参与国家的管理和地方的人民自治问题。毛泽东主席７０年代与斯诺谈话时也讲到联邦制的美国５０个州管理的很好，中国也可考虑借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决策层也试图探讨过此问题，谭其骧先生曾向中央正式建议过废省而划全国为５０个道的具体方案。（２）近年来，行政学界就此问题的讨论也见仁见志。地区行署（市）源于明清府（州、道），８０年代为了加强城市的辐射功能又试行撤行署，升县或县级市为地级市管县，以此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十多年实践后，学者仍也聚讼纷纭。与上述进程同步还出现了计划单列市，有论者认为在行政区划上事权不谐，弊病较多。这几年《中国方域》杂志是讨论上述经邦治国大问题的一片重要园地。张先生站在一个县行政领导的角度上，得出缩省-撤市-强县的新郡县制，减少行政环结，提高行政效率，高屋建瓴，确有独到之处。 　　实际上，中国幅员广大，一省人口可敌西欧一国，以法国５５万平方公里，５７８０万人口，设２２个大区，９６个省，德国３５。７万平方公里，８０２７万人口，设１６个州（一级行政区）来看，中国现行的一级行政区显然划得过大，由于省太大，一省之内各地自然条件、人文传统与经济利益差别过大，在省政上各地居民共同有兴趣的话题不一，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上都不利于人民自治原则的更好落实。但，是大规模缩减省的机构，将省变成中央派出机构，协调几个直接辖县的一级行政区为好，还是中央直接设６０-７０甚至更多的缩小的省为好，还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体结构中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和各自权限的问题，这是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中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国家应该在更深入地探讨后，果断地采取行动。 　　如果说当年汉武帝用"推恩令"强干弱枝，逐渐缩小封国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那么，今后无论怎样设置一、二、三级行政区，指导思想必须是有利于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协调各地区之间、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各种利益，能有利于整个国家内全体居民的共同繁荣昌盛。此外，都市是现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工业化的源头，有其独特的功能，而目前中国的县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的交错区，在如何确定城市概念和划定城市与乡村界线，认识和对对待大城市（如省会市）与新郡县制下县的功能上的差异，大城市和县级市及县域内镇级市三者之间的关系上，作者给自己和读者都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在我毕业论文里,有箱子的方案 1.划小省级行政区 2.取消地级行政区(地极市\地自治州\盟) 3.县市行政平级,实力分等

还是理想化了。楼上。

我讲一个本人亲历的真实故事，请网友评说市该不该撤：一个市书记到一个县里检查工作中午到宾馆用餐宾馆的包房维修只得委屈书记到大厅书记刚刚入座周围在大厅用餐的人便纷纷过来敬酒大厅的客人至少有三十桌书记感到不解这里的人怎么都认得我我也怎么都认得这些人市委书记问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众人答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县委书记说某书记啊您不知道今天来的市里的客是少的平常比这更多市委书记好象明白了我这个市就管你们六个县市区你们的县又最大市里有机关要调查研究不往这里跑又往哪里跑呢

太不现实!

修远，如果这样，你干脆把省也撤了，把中央也撤了吧。调研是好事，至于为什么调研那么多，你该怪上边。是上边要求，要加强调查研究的力度。经常说，今年是个调研年。这能怪谁？我们这里，中央和省里来调研的更不得了呢。一个厅级检查组，起码三到五，你知道到直边镇里时，有多少人吗？起动五围台。如果没有省的调研检查，根本不会有这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很多都是应付省的和中央的任务。

多一个层次，老百姓就多一份负担。市一级纯属经济发展中无关紧要的一个层次。

如果真想动也不是没办法，不过不能一刀切，先搞试点再逐步推开，这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