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谈谈对我国金融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我非常愿意探讨

楼主您得先谈大家才好续啊

就是工、农、中、建行吧。是国有的在全国银行业务量占比最高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商业银行。

70%的私有财产已经化为乌有

仅从技术上来看，中国的银行业已经破产?????zt 在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前景的诸种因素中，国内外一致不看好的当属金融业，而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想方设法想摆脱缠绕金融业的危机因素。就在前不久，中国银行表示将在今年十月前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寻求多达六个「战略投资者」。中国政府还表示，将再次动用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这两家国有银行分别注人二百五十亿美元的资金，减少坏帐比率，让这两家银行在海外上市时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不良资产率到底有多高？中国金融系统经营状况不善的主要标?矣辛教酰?一是坏帐比率，二是自有资本充足率。从前年开始，中国银行业一直向外发布各种利好消息，宣布通过银行上市、政府注资、坏账剥离等手段，银行业改革即将大功告成的消息。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率一直在下降，二OO二年第一季度，戴相龙多次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三。今年上八月底，中国银监会公布，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低於百分之二十。但这一说法甚至没有得到本国研究者的认同，不少研究者指出，百分之二十二点九这个资料具有不可比性。一是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没有包括已经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万五千上八百八十八亿不良资产，如果加上这一块，估计不良贷款率就需修正为百分之三十五；二是中国国有银行对贷款仍沿用「一逾（逾期贷款）二呆（呆账）」的办法，而非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办法，这也使得名义上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 至於国际金融界关於中国银行的坏帐比率更是众说纷纭，比中国政府公布的数位要高许多。国际债信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於二OO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让中国政府大为不快的评级报告，该报告全名为「中国金融服务业展望二OO四」报告。这个报告对中国政府颁布的利好消息给予了致命打击，第一，中国主要银行，包括被中国政府视为王牌的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十二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全为投机级，即BBB-以下；第二，标准普而估计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比例大概在百分之四十四到四十五。这与目前国内官方当时发布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相去甚远。 标准普尔维持四大国有银行低评级的主要依据是中国银行业的贷款不良率高、拨备不足；盈利能力弱；资本金不足这三条。对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标普的估计则与中国官方差别甚大。标普估计，二OO二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可能几乎占据贷款总额的一半。在说明中国不良资产比率估计为百分之四十四至四十五时，标普强调∶一，所采用的指标为不良资产率而非不良贷款率；二，百分之四十五的不良资产率是当前数位，并不包括一九九八年早已剥离的一万四千亿不良贷款。这一比率虽然较之标普以前百分之五十的估计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不仅与二OOO年世界前二十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资料的银行）百分之三点二七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於亚洲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的水平（东南亚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不超过百分之六）。 标准普尔还作出另一项预估∶登出中国银行体系的呆账以及银行再资木化的费用约六千五百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四十。

*四大银行坏帐每年增加六千亿　中国金融状况一直不被看好的另一个原困是银行自有资产占总资产比率远远低於国际标准。用以规范国际金融业的《巴塞尔协定》规定∶各国银行自有资产的比率不得低於银行总资产的百分之八，如低於此数，则应该视为银行破产。而中国银行的自有资本率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於下降状态，至一九九五年，中国各大银行自有资产已经下降至总资产比率的百分之三。此後中国政府虽然努力用国家注资的方式帮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改善资本充足率，但由於积弊甚深，新的不良贷款还在不断增加，这一努力未见成效。据此，国际金融业的一些专家早在若干年前就指出∶如果撇开中国银行业是国有银行这一点，仅从技术上来看，中国的银行业已经破产。 近几年，中国政府一直想赶在「入世」以前整顿金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充足自有资本率。从一九九八年以来，中国政府曾三次由中国政府向中国、工商、建设、农业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注资。第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向这四大国有银行注入了三百三十亿美元，以改善银行资本充足率；第二次是一九九九年又从四大银行的账目上剥离了一千上八百九十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转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第三次则是二OO三年继续向四大国有银行注入资本，规模据称达四百亿美元左右。 但是中国的银行由於内部腐败、监管不力以及浪费等体制性弊端积重难返，上述改革并未带来大的转机，不良资产继续增加。一位金融界人士分析，成立时间不太久的银监会在监管方面虽然以降低「两大不良」为目标----所谓「两大不良」一是近三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二是每年要处置近五千亿到六千亿元的不良贷款日日但以实际情况看，成效甚微。旧债刚去，新债又生，一九九九年的银行不良资产为二万多亿，这年由政府注资「剥离」掉一点四万亿不良资产，但至二OO二年，四大国有银行体系内又新增一点七万亿不良资产，意味著每年新尝不良贷款为五千到六千亿。政府注入的钜额资本等於将水浇在沙滩上。中国政府使用的这些注入资金是中国民众的银行储蓄，也就是说是中国百姓掏钱填了四大国有银行一年不良贷款的窟窿。这些不良贷款的出现，完全是银行系统腐败，大量违规放贷引致。 今年对「经济过热」实施所谓「宏观调控」，其实就是对几个过度投资行业的降温。据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截至二月末，电解铝、钢铁、水泥三大行业投资专案中，百分之四十二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这三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上。钢铁等三大行业与中国国有银行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预示著这轮宏观调控，必将导致银行形成新的坏帐。

*图以中银海外上市补充资本金　从各种局部资和看，中国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处於「前清後欠」状态，基本上是旧债末清，新债又添。所以中国政府虽然宣布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在逐年下降，但从未对不良资产比率如何下降这一过程作过让人信服的说明。鉴於中国政府习惯性地资料造假，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业的状态并不乐观，一致评估为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即使在中国内部，尽管政府言禁严厉，但银行的经营状况也时常成为一些专业人士质疑的主题，早在前年就有人提出疑问∶四大银行不良贷款下降并不真实，二OO三年初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政府也正式承认不良贷款是前清後增，总量还在增加。 对於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不佳，且已经丧失了依赖自身积累补充资水金的可能性这一点，国内专业人士其实早有共识，因此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补充资本金只能依赖外部注资。如前所述，政府已经数次注资但无效果。况且中央财政隐性债务压力巨大，按照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对中国政府的金融状况所作估算，在政府的财务平衡表的债务栏内，有国家财政所欠债务，相当於GDP的百分之二十，这包括国债以及政府强迫国家银行贷款支持的非商业用途贷款。此外，政府债务还包括国家银行的坏帐，中国政府已经承认的银行呆帐、坏帐数额是一点二万亿元人民币，相当於GDP的百分之十五。拉迪估计，银行呆帐坏帐的真实数额是中国政府承认数位的一倍。 除了以上两大项外，政府债务还包括未来侍付的钜额退休金，支付城市职工退休金的责任已经从国有企业转移给了政府，政府欠下的退休金债务相当与GDP的百分之五十。合在一起，中国政府的债务约等於中国的GDP总额。这种财政状况表明，国有银行依靠政府财政继续注资几乎没有多大可能。另一条途径是通过国内股市补充资本金，但一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容量太小，二来中国股市已经被过度投机折腾得一路走熊，没有多大潜力。所以只剩下一条唯一途径，即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来注资，这已经成了中国政府摆脱金融危机唯一的希望所在。前一向中国政府倾尽全力争取所谓「市场经济地位」，说穿了，也就是希望通过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後，中国政府能够为四大银行的信用「背书」，达到在华尔街上市并向外转嫁金融风险的目的。 但中国金融业要实现大规模海外上市，除了具备三个前提∶一是海外根本不了解中国金融系统的状况，但现在看来这一前提不存在；二是批准中国海外（尤其是华尔街）入市的关键人物们对中国金融系统状态的评估与大多数专业人士不一致；三是即使了解中国的金融业风险也愿意冒险「吃河豚」。 但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梦能够早日实现，毕竟这又能够让中国政府维持几年「稳定」局面，而且为这「稳定」买单的又不是中国人自己，很符合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理想。

【质疑国有银行整体上市】

　　随着中国人寿在香港与纽约同时上市巨大成功，四大国有银行上市更是心急火燎，这不，早在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四大国有银行一致推崇的“整体上市”，目前又有所变化了。据报道，数天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的一套“分拆上市”方案，已向国务院高层及国有商业银行领导负责人作了专门汇报，而且姜的思路也得到中央的认可，四大银行上市可以“一行一策”。分立式重组也成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重要方式，　　如果按照既有的方案，四大国有银行“整体上市”早已形成了共识，并且早就计划将有一到两家银行优先试点。按照这种思路，四大国有银行改革应该是：一是打破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国有独资局面，全面实行产权多元化或银行股份制改造，完善国有银行的企业治理结构，实现国有独资银行整体上市，从而建立中国现代银行制度。即四大国有银行改革分三步走(即先按国有独资银行模式进行公司制改造，然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及其他股东变成股份制银行，最后再上市)。对此，我曾多次指出，就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规模与运作机制来看，这种思路能否成功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因为，从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企业制度都在于如何选择较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创新，都在于存在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轨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制度转轨的内在必然性，这种企业制度变革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在转轨经济中，当一种计划经济下的大企业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大企业的转变时，这种企业制度变革的内在必然性在哪里？是来自于企业及市场内在发展之逻辑，还是仅来自于各种政策的强制性、外来力量的控制性，以及某些特殊的政策诱导性。　　如果是后者，企业形式上的变化容易达成，但是与实质上的改革则相距很远。这么多年来国内企业改革的实践表明，为什么国有大中企业的制度创新成功率极低，而且多处于困境中难以自拔，即使有些大企业近年来出现了好的成绩，但多是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或优惠政策的结果，而非改制之结果。何也？问题就在于计划经济下的大企业向市场经济的大企业转制并没有直接跳跃的内在逻辑。如果仅仅依靠政策待遇或特殊的外来力量的支持来改制，那么这种改制就不存在内在逻辑基础，其成功可能性也不会太大。因为，计划经济下的大企业，不仅其产权机制不合理，而且内部生产资源也不合理。如果不进行资源重组，产权重组也很难实现。而且中国的情况是这样，欧美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比如，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银行业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银行重组和兼并事件此起彼落。在美国，1975年至2001年间美国的商业银行14384家下降了8315家，下降了40%以上。而且到2001年，美国最大25家银行所持有的资产占整个银行业的资产62%。也就是说，国际银行业的发展都经过大量的银行重组与兼并中进行的，而且这种发展多以是从小到大扩张性重组或兼并，是金融资源向少数银行集中。但是，毫无疑问，都是通过资源重组得以进行的。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目前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适应于四大国有银行业的改革吗？如果适应，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基础、约束条件及运作方式是什么？如果不适应，其问题又出在哪里？我们可以从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的界定来理解。根据科斯的理论，企业的边界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交易在企业内进行比在市场进行更有效率时，企业倾向于扩张。反之，企业则会缩小其边界，更多地诉诸市场。也就是说，企业大小的最优边界就在于企业组织内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市场完成同一笔交易的费用的均衡点上。　　哈佛大学的哈特教授则从资产的性质来看来企业边界。在他看来，哪一种所有权结构好，只要计算出各种不同产权安排的总盈余就十分明白了。而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只要它使两者之一的收益增加，而不同时使另一方的收益减少，这种变化就是好的。如果不同的资产具有互补性，那么其资产在同一组织中交易费用较低，因为这时当事人会选择低成本的合约来配置所有权；反之，如果不同的资产没有互补性，其资产在同一组织内运作收益是递减的，因此，在哈特看来，决定企业边界的力量在于：企业的收益递增是在于协调互补性资产得到的好处，而收益递减在于集中控制的低效率。因此，为了提高资产运作的效率，资产的分立使用也就在所难免(这也与哈耶克的分散化决策思想相吻合)。　　也就是说，企业的分立式重组既在于市场的竞争结构，也在于激励机制的变化。当资源的重组而导致一种有效的企业产权结构出现时，就会增加每一个人当事人的边际投资收益及福利水平，从而产生对当事人的正向激励。反之，当企业资源不进行重组时，有效产权结构产生是不可能的，必将降低对当事人的激励。可见，如果我们不把企业规模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范畴，而看成是一个可以不断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而调整的变量时，企业规模的大小并不会成为企业改制和发展的瓶颈。　　刘小玄的研究表明，在企业的扩张性重组或分立式重组上，由于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从而导致了政策上的误区。事实上，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扩张性重组的失败率特别高，相反，分立式重组却具有蓬勃生命力。因为，分立式重组打破了企业产权改制的瓶颈，通过企业边界的重新选择和规模的重新调整，突破了原先对其发展和改革的根本性制约，从而获得了新发展动力和源泉。　　根据上述理论，四大国有银行作为一种商业企业，它的规模与范围在哪里？它的重组或兼并是从小到大，还是从大到小应该是显而易见了。但是，为什么国内银行业改革了20多年，人们还是认不清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四大国有银行改革要整体而为呢？表面上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从国际银行业改革的趋势来看，从小到大的银行重组是国际银行业改革的基本潮流，因此，如果四大国有银行改革分立式重组是与国际潮流相悖的，是削弱了四大国有银行与国外银行竞争的实力。二是四大国有银行担负着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和维护经济稳定的社会责任，如果四大国有银行分立式重组与对外开放一定会增加国内经济的不稳定等。正如姜建清所言，中国工商银行整体上市，保住工行5万亿资产规模盘子，“有利于培植国家核心竞争力”。　　但是，从国际银行的重组实质来看，基本上是先是资源重组然后才是产权重组，而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则是以产权重组为核心。一方面这种重组要达到上市市场所规定的标准并非易事(除非为了上市恶性包装)，另一方面这种重组由于是政府或外在力量推动而为，这样既无法找到国有银行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无法改善国有银行发展的内在运作机制。如果这样，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有效激励问题依然如故。国有银行重组后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还有，从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现状来看，四大国有银行之所以大，并非在于其资产的互补性，四大国有银行之间、分行与分行之间、分支行与分支行之间，在产品、服务、市场及信息等方面都具有完全的类同性。而这种类同性并非市场的结果，而完全是以往计划经济的使然。因此，这种量上的“大”一进入市场，种种弊端都显现出来。如国有银行决策的指令无法直接传送给最需要者，也让国有银行内的当事人无法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大国有银行分立式重组化解这些弊端是最优良方。而分立式重组则要诉诸于市场的交易法则。　　可见，分立式重组就是四大国有银行根据其实际情况从大到小的重组，是通过对现有的规模过大、垄断过高的银行体制实行有机的分解和重组，化大为小、化整为零的重组。这种重组是在四大国有银行现有的约束条件下，源于四大国有银行本身内在发展逻辑，依赖于市场法则来实现，而不是由外来的力量来推动。　　这种分立式重组不仅可以打破了国有银行改制的产权瓶颈、意识形态障碍，通过国有银行边界、规模的重新选择，突破政府对国有银行改制的根本性制约，从而形成银行体制内的市场有效竞争，并为国内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真正的动力和源泉。　　为了完成整个四大国有银行的分立式重组，可以先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改制为金融控股公司，然后根据业务、资产、机构等情况来组成资产结构各异的股份制公司，并且让一些资产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股份制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股票上市。四大国有银行的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调整。当然，这种分立式重组并非是单纯的切块，而是有机的分解组合。如果仅是资产组合的重新配置，而无相应的优化产权结构，这种重组是无效的。如以往的不少国有上市公司那样。　　总之，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分立式重组可能是最有效率最易操作的方式，而不是整体上市。中国经济时报2003/12/24

经济风云浏览：国有银行这面大旗还能扛多久 [杨凡天] 国有银行这面大旗还能扛多久（上）银行资本结构的变化使国有银行已非国有在中国“一大堆”的所谓国有企业中，国有银行可以说是“开得最灿烂的那一株”，同时，也可以说是存在问题最多、最令投资人头痛的那一株。 说它是“开得最灿烂”，是因为它靠着国家投资的那相对“小小”的资本金，却扛着国有这个金字招牌，去吸引了相对大大的社会资本，做成了令人垂涎的“大蛋糕”。 说它是存在问题最多、最令包括国家及社会投资人头痛，就是滥用国有这个金字招牌，而做出了一个大大的，却因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或呆坏帐的、而已经“坏”得令人心惊的“大蛋糕”。 到底是什么原因，给所谓的国有银行带来如此反差巨大的荣辱呢？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在体制上、在观念上的这个“国有”，即帮了它——即“名正言顺”的多多益善地借，也害了它——即“名正言顺”的不花白不花地贷。 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那一天起；从中国开始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而“飞向”市场经济的那一天起；从所谓国有企业投资由财政拨款，转变为银行借贷——即所谓的“拨改贷”——的那一天起；从社会储蓄开始大踏步地超过国有银行的所谓资本金的那一天起，中国国有银行就已经“注定”要承受这样的荣辱的“洗礼”了。而所谓国有银行的这个国有的性质，也就悄然但却是实质地发生变化了。 在今天看来，对于所谓国有银行的这个“国有”二字，就像是对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所谓国有企业的这个“国有”二字一样，值得令人怀疑。假如说，这个所谓的国有银行的资本，的的确确地是主要由国有资本投资构成；假如说，这个所谓的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完全可以“不折不扣”地承担起巨额的社会储蓄的投资风险，那么，可以说我们对这个所谓的国有银行的“国有”二字的诸多怀疑，是多余的、无稽的和“别有用心”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国家不断地以国家、政府的信用作“抵押”，来向公众举债，以补充所谓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和降低其不良资产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国家不得不用巨额的、由社会公众创造出来的国家储备，以补充所谓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和降低其不良资产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不得不把所谓的国有银行，推向资本市场去“吸收”低成本的，不需要国家、政府以及银行承担法定责任的公众资本，以补充所谓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和降低其不良资产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认为，我们的怀疑绝非空穴来风，更非捏造国有银行的是是非非。 事实上，从银行业的资本结构来讲，所谓的资本金，充其量不过是其银行所谓金融杠杆作用的一个支点，而真正充当银行金融杠杆作用的这个杠杆，则是由远远大于所谓资本金的社会储蓄——即使它并非是决定银行属性或性质的决定或核心因素。因此，从银行资本结构的实质因素而言，社会储蓄才是构成银行资本整个结构，及其资本质量与价值的主力因素。就这一点而言，仅凭少量的银行的所谓资本金，就把银行完全“定性”为国有银行，是说不过去的——反过来讲，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的所谓私有银行，其国家、政府同样也可以或甚至必然利用政府注资及国有化手段，来化解并承担其银行破产所造成的、一定的金融危机与风险。 再者说来，所谓的国有银行的国有资本金，其实质还是为社会公众所有。因此，我们本应当像对待公众的社会储蓄一样；像对待公众银行的私有资本一样，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一部分银行资本的投资，及其经营、管理的得失、成败，岂能等而下之的给予对待呢？！ 所以，对于当前中国的所谓国有银行的改革来讲，首先要从理念或观念上，剔除“国有”这二字在其银行经营、管理中的泛滥，而真正、切实地树立起为社会公众投资者——不管是资本金的所有者，还是储蓄资金的所有者——服务、谋利的银行经营、管理的理念或观念。这样，才能从思想上转变中国国有——甚至公众商业银行业的经营、管理作风与行为，从而为国有银行的实质性改革，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一旦其他金融业有比储蓄更好的金融产品就会使银行存款下降，而巨大的就业压力会加速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