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并不是傻子，他们深谙为官之道，深谙潜规则，但改变不了他们身败名裂的命运，改变不了家国大失败的命运。他们也曾力图对即有体制进行对抗和改革，这就不是个人的智慧和能力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
1、重文官轻武官是维护社会稳定之大计。试想，今天若让各大军区司令员身兼地方长官，军阀割据的局面是否会死灰复燃？
当时的重文轻武有两种后果，一种有利于统治者的安全，减少武力叛乱的机会；另一种不利于统治者的安全，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军事打击不堪一击，溃不成军。在远虑和近忧之间，统治者选择了近忧，最终仍然逃脱不了内忧外患中被消灭的宿命。
2、法治太细并无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那时县官掌管司法似乎是抓重放轻、抓大放小，命案是必破的，但邻里争执、鸡鸣狗盗之类的蒜皮，据说大多不太受理，由民间“耆老士绅”调解仲裁。这不仅确可大大降低统治成本，还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助和诣社会的形成。而现在，上法院成家常便饭，“过去不是事，现在都成事”，夫妻吵架也可能酿成大案要案。
所谓法制太粗太细是个伪命题。法律并未因此有效率，并未因此形成法制传统，社会也并未因此安定团结。
3、高薪养官还是必取之道。“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此理也是现实官僚机构及其大多官员的真实写照。政府各部门乱收费乱罚款，大多与财政供应经费不足有相当的关联。
明知俸禄－显性收入－低得成为一个笑话为什么不提高俸禄？这是一种儒家的治国理念：总是希望以德治国，以道德代替法制，以道德代替技术，这种儒家理念最终被证明破产。高薪养官还必须辅之以其它手段才能使养廉成为可能。官员们的实际合法收入远远超过他们的俸禄，但他们不可能满足于此。贪婪是人类的天性。
4、降低行政成本是统治之重要学问。“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家庭”，“抽派若干税民，各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几百年后的今天，此法仍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前些年免农业税的依据之一，也是收税成本入不敷出。现在对公务员的工薪收入征所得税似乎也算是劳民伤财。
不要以为朱元璋是个笨蛋，或者张居正是个笨蛋。行政成本高低常常并不是统治者考虑问题的唯一因素。黄仁宇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分析的，可以说这是黄仁宇的一个主要论点：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2000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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