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是怎么解决三农问题的！》一贴贴出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争议的焦点不是我提的“六则”，而是争议西周是不是个奴隶制社会。这个问题我已不想多说，因为我已经说的够多了。假设我们没有受到教材灌输马克思“五阶段说”，则不知“奴隶社会”是何物，不明白当代中国的执政者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历史都描写的这么黑暗！就拿一个人的发展来说，成人总不能把儿童说的蠢笨、无知、霸道，况且这是在说自己童年。儿童是单纯的、善良的、无邪的，无古不成今，思今宜鉴古，难道古代社会历史于今天就没有一点价值么？西周的历史能以一言蔽之：奴隶制黑暗无比么？ 其他不说，单从《周礼》这一部官制大宪法，林林总总到最卑微的小官“草人”、"稻人”（农技员、水利员）都以成文“大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周代的思维方式简洁，官制与历法结合，所列的官为一年之数三百六十。而今天，没有一个“官制大宪法”的约束，机构想怎么设就怎么设，官想怎么提就怎么提。卖官买官事件层出不穷，一个十来人的单位，不管事的领导就可以占去六七人。 据杭州日报9月8日报导，海南省工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马招德在担任省工商局局长期间共收受8名工商系统干部26笔贿赂，共计人民币47.9万元，美元1万元、港币1万元，这8人无一例外地得到提拔或重用。上行下效，叶东雄在万宁市工商局拉起了“叶家军”，把规定编制最多300人的县级市工商局扩编至近千人。吴岩则把屯昌县工商局办成了“吴氏公司”。“一手遮天”的叶东雄“胆气更壮”，万宁市仅50万人口，按编制市工商局干部职工应在300人以下，但叶东雄搞出了一个近千人的规模庞大的县级市工商局，还嫌乡镇工商所正、副所长“官位”太少，又开全国先河，在乡镇工商所设立了正、副指导员职位。方圆才三四平方公里的万城镇，人口仅4万多人，叶上任前已有2个工商所，叶上任后又增设2个工商所；市局原已有内设机构“经济检查股”，他又设立“经济检查队”；工商部门不是车辆的主管机关，却设置了“车管所”。“官位”渐多，叶东雄个人收益也颇丰。检察机关查明，叶在人员的提拔使用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31人送的人民币21.79万元。 吴岩则常说，“我为上级抓兔子（钱财），你们得为我赶兔子。要当所长，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嘛，我一句话就行了。”屯昌县14个乡镇工商所，吴任命了60多个正副所长；批准招聘了300多名临时工，据知情人揭露，这些临时工也是有价码的，从1万元到3000元不等。 贪官们是给纠出来了，问题还没有说到根本。谁给他们的权，可以随意任官？各级政府都有编委这一机构，“编委”又干什么去了？究其根源，问题还在于制度。我们拿《周礼》来比较，《周礼》定下来的官制，上至天子都不能变更，谁也不能想一个什么新鲜主意又设立一个什么机构，任命一个什么官员。事职也是通过这部大宪法定下来的，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都有定制。历代的官员都称“朝廷命官”也就是说，官员都是中央政府直命的。而今变成了“诸候命官”、“单位命官”各有各的一套，近水楼台先得月，谁的单位级别高、谁与组织部关系密切、谁与领导的关系好就提上来，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政府形象。 需要根除腐败要借鉴《周礼》，本着精简原则，确定政府管理的范围，建立全国统一的“官制大宪法”，包括国家领导人都不得随意变更。任何地方不得私设机构，官有定制事有专属；任何地方不得随意提拔官吏，县级官吏应中央直命，防止拉帮结伙卖官买官等用人上的腐败。

错误 中国需要反腐败法

楼主对于腐败的痛恨鄙人深深理解，但其关于“中国迫切需要一部官制大宪法”的观点值得商榷。对于中国的现状来讲，不是没有法律和制度来约束这些政府官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谁来保证执行这些法律和制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有法不行、权大过法、以权代法等等现象普遍存在。请问，象这样的一种社会状况下，制定再多的“官制大法”又能起到作用么？制定出来后，谁来保证它的执行呢？ 中国的法律在某一方面来说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象土地管理法，在农民种地亏损的情况下，竟然没有不种的权利。

“官制大宪法”不是执不执行的问题，而是定制的问题。如果“大宪法”不能实现，它的问题一定出在习俗上，因为“宪法”是没有人能管，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自觉性。历代强调的“君权神授”应该说“神权”是对“君权”的最好约束，周代以天象命官，定职定数就是其中一例。历代“官制”一般是在立朝之初设立，祖宗遗制不变，宪法就稳定。 官制关系天象，故此制不可乱。也是国运“气数”。“官制”混乱，二君一臣，则“气数”尽矣！当今中国马哲的意思形态能加入宪法，而官制却没有加入宪法，大误！ 腐败问题不出在其他地方，就是出自官制，为什么有的权力没有约束？这不是官制的问题么？

正是“君权神授”，所以君王也是靠自我道德约束，也就是等于没有约束。君王是神的代表，所以君就是神，神就是君。

并非如此，君之上有神，不仅君王要敬天，大臣也要敬天。天道是可以说服君王的天下之公器。以天道，则君主为私之心少，为天下之心多。以天道则大臣谏诤可入君主之耳，以亡天下则善政可劝。 侮吝无常，一君不能自择其国运，也必祭天。故不可谓君与神为一人。

神真的约束了君么？还是君自律呢？

古代的外来的，只要是好的，有利于推进社会进步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都可以借鉴。

中国现在不是没有法律。如果没有法律，那个人也不会最终受到制裁。中国缺少的是如何能够执行法律。所以无需再制定什么官制大宪法，中国已有的宪法本来就不错。但我们落实我们现有的宪法了吗？在没有把已有的宪法和法律切实落实之前，其他的先别急着做。要知道，制定的法律越多，执行那些法律越少，法律就越失去严肃性和权威性。

中国的法制不健全，这并不是制定法律或者不制定法律所能解决的。如明白先生所言，关键还是看其能否执行。中国的法制难以执行，突出表现在对公权力和执政官员的约束上。对老百姓的法律从来没有执行不下去的。然而，以限制公权力为内容，以各级执政官员为执行对象的法律，是无法依靠执政者良心发现来实施的，没有人自愿出让自身利益，除非情非得已。所以，我认为要加强法制，健全法律是必须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启发民智，激发民意，让大家来共同维护法制的尊严，共同抵制潜规则。我想，这也是吴思先生所著《潜规则》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