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祖宗遗制”与当代中国宪法 读史偶得一皇帝出言：“朕闻成宪者，祖宗之遗制，功令者，国家之大经。”以此联想到当代国家大法“宪法”，发现两者有相似之处。某中央领导曾说：“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宋太祖曰：“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 “立宪”见于开国初年，国本既定，则设官分职百世不变。相比之下当代“宪法”与历代“祖宗遗制”有何异同，下作一文试论述之： 一、“宪法”及“祖宗遗制”在使政策具有连续性、政权具有稳定性，进而使整个社会保持了繁荣稳定。两者一般都是在立国初年设立，“祖宗遗制”不经改朝换代保持不变；宪法则随着立国方针变化经常发生变化，我国的宪法不到五十年就经过54、75、82年多次立宪，其中又有多次修订，其稳定性不及“祖宗遗制”。 二、“宪法”及“祖宗遗制”不是具体法，是对最高集权而设的治国方针。任何一部法对最高权力往往都没有约束力，因此只有借助于道德与习俗力。当最高行政长官的道德习俗意识缺乏往往“违宪”、“违制”。因此，宪法也是最不易执行的法、最没有法律效益的法，也没有道德习俗约束，神圣性不足；相比之下，“祖宗遗制”则是在传统道德习俗“孝道”的约束下，如子曰：“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历代帝皇甚至把“祖宗遗制”神圣化，把它放到与“天道”、“神权”的最高地位上，以祭祀等礼仪把它固定下来。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曾经明确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真宗即皇帝位，制书中强调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 三、做为根本大法，宪法的条理性重于“祖宗遗制”，而伦理、哲理性相对不足。当代中国宪法通篇充满对某种制度的“优越性”的描述，充满对“专制”思想的表述，很象是对人民的“说教”与“宣传”，而不是对最高集权的说教。其没有化风俗的条文，也没有多少哲理性。而“祖宗遗制”，则是吸取历代亡国教训，针对最高集权的说教。宋太祖对前朝亡国的乱政深有体会，说：“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因此，“祖宗遗制”不向人民表功，宣讲其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充满着警醒，告之新统治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要加强道德自律。其次，“祖宗遗制”历代圣贤治国方略基本一致，体现了其传承性。如尧禹就被历朝传为圣君，为道德之楷模。汉承秦制，满清又以《明律》稍作变更成为“太宗祖制”。 四、“宪法”与“祖宗遗制”立法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宪法”是为民而设，强调公民的权利、义务，对民间的说教性强；“祖宗遗制”为朝廷所设，说教方向是君王及官员。宪法虚多实少，如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虚制，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上的东西。而对实在的官吏制度提的少，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出现了与宪法相反的结果，如：《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许多地方就是虚置的。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与官制不完善有关系。“祖宗遗制”则一对一，虚的少、实的多，特别注重吏治、官制立宪。 五、实际执行起来不同：因为宪法虚多实少，所以很难落实，更有待于具体方案才能落实；而“祖宗遗制”则实多虚少、易觉易察。另外，违反宪法的往往是最高行政长官、有实权的部门，追究起来十分困难，一般根本无从追究。而“祖宗遗制”则不然，君主违制，大臣可以名正言顺的直谏其过失。如：“ 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宋太祖曾经说：“朕闻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视，以天下之耳而听，盖欲广闻见也。且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君。其变苟实，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虚，闻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谤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这说明，历代贤明的君主对广开言路极为重视。大臣常以“圣人之言”、“祖宗遗制”规劝君主实施仁政则能得善法。相反，我们在现实当中看不到一个“谏官”以“违宪”的名义犯颜直谏国家元首、有关部门，更没有违宪责任追究制。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代中国宪法不如历朝的“祖宗遗制”，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祖宗遗制”是为“家天下”而设，“宪法”是为“公天下”而制，“家天下”的帝王们能做好， “公天下” 为什么反而做不好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