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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啊-呸-服公告:“市县改革家”系列访谈之一:宋亚平,请你提问

本主题由 啊-呸-服! 于 2008-4-12 23:07 提升
我非常赞赏宋先生的改革勇气,和改革途径.湖北省乡镇机构改革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改革深入人心.但是,如果不从中央和整个社会都不得来改,这种改革的阻力就是很大的,而且成本也很高.中国只有从政治体制上实行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才会有一个好效果.把老宋调到中央去!
[face=黑体]每周特邀嘉宾评论(3)[/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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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宋的确不愧为改革家,许多观点真可谓一针见血,道出了目前阻碍地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许多"顽疾"!正如晏阳初所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有没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全部系于县一级领导班子身上!

    这里还是又说到"以钱养事"上来了,省制定的"养事"新政落实得并不好.可以说90%以上的县在落实政策时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偏差,有60%的县甚至偏差到令人难以忍受之地步,致使部分县级领导和基层官员也对省文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

  显然现今的局面与省的改革初衷以及中央的大政方针可谓背道而驰!省的养事新政想要的绝对不是现在这种结果!资金的疯狂挪用以及不明不白的糊涂帐不仅使公益性服务人员怨声载道,也把乡镇一级政府推到了风头浪尖,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今年的合同还能否顺利签下去!?今年的公益性事业还要不要搞?!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省里的政策也是好的!但到了地方总走样。洪湖戴家场的案例现今已如网络病毒般全省漫延,愈演愈烈!

  恳请宋主任向省领导真实反映情况,恳请省拿出强硬措施保障各项政策的落实!如此,将是全省长期扎根于生产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大幸,也是全省老百姓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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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了那些为“三农”服务的人啰。说了这么多,有谁在听呢。我们的宋先生没有深层次的分析问题,还在为自己歌功颂德。长篇大论,不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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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当然也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尚不在于政府财政供养能力的强弱,而是臃肿的机构、庞杂的冗员,加上陈旧的体制和僵化的机制,便形成了一堵又高又厚,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刻刻让你擦额头、碰鼻子的“钢铁幕墙”。对于公众来讲,多一个行政层次,就多一级权力台阶;多一个行政机构,就多一道审批关卡;多一个行政干部,就多一尊供奉的菩萨。不改革这些传统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不给社会生产力松绑,你怎么去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

干部队伍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实质上就是我们的执政能力。就各地而言,进机关当干部仍然是一股汹涌澎湃的社会浪潮。这种现象的经久不衰并不见得就是“官本位”思想的驱动,多数人“从政”不是为了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去寻求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政治舞台,而主要是为了就业和谋生。连农村的文盲都懂:一旦捧上“铁饭碗”,便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生是政府的人,死是政府的鬼。纵使海枯石烂、天诛地灭,亦可衣食无忧。于是,干部队伍泥沙俱下、日趋庞杂,思想道德良莠不分,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必然严重影响我们的整体执政效能。

记得省委副书记邓道坤同志在一次与基层干部的座谈会上曾经尖锐批评:如今有些县市区领导人党性原则不坚定,私心杂念严重,片面追求社会稳定,生怕触及矛盾问题,不望有功,但愿无过,扳着指头熬任期;干部队伍危机意识薄弱,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强,缺乏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内在动力,没有一种熊熊燃烧的工作激情,怎么去带领广大群众冲出目前的困境,去追求县域经济建设的超常规发展?我当时就在现场,大家听了无不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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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老人家早就教导过我们,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改革开放20多年了,市场经济的时代潮流一浪高过一浪。我在想,作为承担着领导县域经济发展重任的地方最高决策层,在执政的思想理念上、知识结构上、行为能力上如何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不断强化团队的整体素质,以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提升我们的执政水平,恐怕是我在咸安任职期间要做好的千头万绪的各项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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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字方针”

防汛结束之后,我决定召开区委全体扩大会议,顺便也按常规在全区干部眼里“亮个像”。人们以一种传统的模式与习惯的心态,在等待和猜测我这位新书记将发表一次充满豪言壮语的“就职宣誓”。包括区委副书记江仁春、人大常务副主任李永隆、政协主席陈良策等在内的一些老同志,也希望我能够借此机会在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上,提出几个宏伟的发展目标以激动人心、鼓舞士气,因为困难的咸安太需要希望、太需要信心了。

但是,经过一个多月来的深入细致地调查,征求了近百名各界人士的意见,自己也反复琢磨、分析、论证,觉得目前的咸安仍然处在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底子薄、环境差、思想观念保守、改革开放滞后、干群关系紧张、各种矛盾问题就像一堆乱麻,根本就不具备“大展宏图”的基本气候与客观条件。如果要硬着嗓门喊:经过努力,三到五年一定可以把咸安的工业“做大”、把农业“做强”、把城镇“做美”、把乡村“做富”,从而挤身入全省“十强县市区”行列等等,将这样的“高调子”唱响、“高标竿”树直、“高速度”跨越,实在具有“放卫星”和“吹牛皮”之嫌疑。我认为,这个目标不但本届党委和政府任期内做不到,在可预见的下一届恐怕也做不到。在我的处世哲学里,做不到的事情,打死我也不敢说。就算是蒙蒙胧胧地表达一下类似的意思,我亦坚决不讲。

经过与王玲同志反复商量之后,又同区“四大家”班子领导多次交换看法,统一思想。在这次区委全体扩大会议上,我代表新一届区委极为谨慎地推出了“化风险、打基础、求发展”的“九字方针”。消息一出,很多干部愕然。曾有人半是玩笑半是嘲讽地说:一个“求”字,便可看出宋亚平不是干大事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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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市场条件下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不应该去当生产队长,不应该去做推销员。而是创造条件让农村多出好的生产队长,好的推销员。

发现问题的真相远比说出疾苦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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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干部们的思想状况,我专门写了一篇解读性质的文章,署了一个笔名,让办公室通过《简报》的形式发给全区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我平心静气地向大家解释说,“九字方针”是一个完全符合咸安情况的实事求是的发展战略思路。“化风险”首先是要化解咸安区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风险,同时努力化解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为咸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打基础”则是着眼长远,夯实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体制基础、产业基础、社会基础等,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构造一个比较坚实的“工作平台”;“求发展”是通过做好前面的工作来争取发展的新局面。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也包括政治、文化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协调、健康发展。我特别强调,在“九字方针”里,化风险是必然前提,打基础是客观条件,发展就是努力相“求”的自然结果。如果不去化解风险、牢固基础,任何发展都必然是“镜中花、水中月”,只能想象而无法去实现。

      怎样贯彻落实“九字方针”呢?我斩钉截铁地提出:必须以改革总揽全局。我认为,咸安当前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决非哪一届领导班子工作不力所造成的,而是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的积累,是深层次的历史与社会诸方面问题交织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不独咸安存在,在湖北各县市区乃到整个广大中西部地区均具有普遍性。归根到底,是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问题。因此,在我看来,越是经济落后地区,越发强烈地显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以改革统揽全局,把改革作为各项工作的“突破口”,才能有效地解开制约经济发展的“死结”,使许多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矛盾与问题逐步地从根本上予以扫除。也只有建立起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为落后地区在新一轮发展高潮中赢得先机,争得主动,跃上“快车道”,从而迎头赶上并努力超越其他先进市县区。

我了一个例子:大家都强烈要求坚决制止政府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乱赞助、乱摊派”的“五乱”行为,以治理投资环境。从表象上看,这个问题的“症结”是政府财政困难,“皇粮”供给不足。但是,全区正科级机关多达129个,各主要职能局如建设局、水利局、林业局、农业局、教育局等,包括其下属的二级局、三级局在内,都在千人以上。财政局、人事局、环保局、经贸局、行管局等也都在100——300人之间。按照省政府编办的文件,这些职能局所核定的编制一般均只有20——22人。由于超编严重,编制无法具体落实到“人头”上,只好“湖水煮湖鱼”,大锅熬在一起。如果这些机构和人员统统由政府养起来的话,纵使财政是“金山银山”也必然“吃尽挖空”。既然“皇粮”吃不饱,那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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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失落的农村文化

2006-6-21 阅读2269次 本站网友李祥荣发表 李祥荣专栏 【字体: 】 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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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是中华民国开国元老、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长李书诚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乡,是中国著名文豪曹禺先生的故里。这里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鱼米之乡。在潜江这块热土从事基层文化工作,一直使我们引为骄傲。然而,也就是在这块热土上,农村基层文化却濒临失落。这不得不使我们这些农村基层文化人忧心忡忡、倍感辛酸。

上下齐心,潜江文化走向辉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叶,是全国农村文化的飞跃发展时期,也是潜江农村文化工作最鼎盛最辉煌的时段。当时以文化局陈元高局长、佘声华、徐森柏副局长、文化馆白崇彰、程崇尚馆长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干部,在乡镇文化站仅有一站一人一章,甚至有的还没有组建文化站的情况下,长期深入乡镇,吃住在乡下,调研发掘掌握文化资源,努力争取乡镇党委和政府对文化工作的支持,各个乡镇相继建成了影剧院、文化宫、图书室等文化基础设施,使文化站有了安身立命创业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文化局一班人精诚团结,上下争取,基本上解决了一站一人一编的问题,使乡镇文化人能够安心工作和创业。在那一段日子里,市镇两级文化人组织农村业余文艺骨干到市花鼓剧团跟班培训;组织书法能人下乡办班;组织美术培训学习;组织文学爱好者到文化馆培训、创作,进行实地教学、修改,对有实力有功底的同志大力向外推荐,让他们从乡下走向全省乃至全国;组织文化站长进行出版物鉴定、文化市场管理、文艺专长培训,使他们尽快成为触类旁通的专业型文化人才;组织并形成了庞大的业余文化人才网络,深入农村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向外推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深入村户调查、搜集民间文化习俗、遗物和遗产的同时,挖掘出土了龙湾古章华台遗址群,再现了熊口红军街贺龙军部等历史和革命文物;经常组织全市大型文艺调演汇演活动,通过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当地英模人物,充分展示了农村文化实力;文化局一班人时刻不忘向上向外推举、宣传农村文化,多次争取省财政厅、省文化厅领导来潜下乡调研检查工作,为乡镇文化的发展争取了大量的资金,由于文化局的辛勤工作,市领导也非常重视农村基层文化,全市经常召集乡镇分管文化的领导和文化站长开会,共议文化发展规划、落实工作任务,以现场会的形式表彰先进,用结硬帐的办法推进平衡。在文化局的精心培育下,浩口文化站被评为首批全国先进文化站,1990 年 10 月其站长李祥荣同志作为全省唯一的乡镇文化站代表赴北京参加了《全国先进文化馆站经验交流暨表彰会》,九十年代初期,潜江市荣膺了《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光荣称号。

体制转轨,农村文化濒临失落

随着体制的变革,县乡财政分灶吃饭,基层文化的人、财、物全部落在乡镇的掌控之中,加上部分领导重经济发展轻文化繁荣的因素,使得刚刚得到发展的农村基层文化立即雪上加霜。

1 、乡镇管理文化的体制加速了文化站的萧条

一方面,由于政府中心工作的"需要",本来就只有一人一章的文化站,大多被乡镇借去从政了,从而导致主业荒废,文不姓文。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和电视传媒的登陆,原来独领风骚的集镇电影文化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电影不放了,影剧院的维修却依然需要经费,由于乡镇财力的负增长或集镇统一规划的"需要",文化阵地设施在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有的拆了,有的卖了,即使是未拆未卖的也都成了危房,致使文化阵地严重缩水。有一点经济实力的文化站,某些领导则把它当企业对待,经常要钱要物,甚至下达创收交款指标,加速了文化站的萧条。

2、文化局对乡镇文化站的管理与辅导有力无处使

体制转轨以后,文化局对乡镇文化站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关系名存实亡。通知不到人、下乡找不到人的现象经常发生,从九十年代上中叶开始,涉及文化艺术门类的培训辅导活动处于停滞,文化局干部也不再下乡,市级群众艺术馆同乡镇文化站形同陌路,文化局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年召开一次文化站长年度工作总结表彰会,如此而已。

3 、十五期间,各级政府对文化站的经费投入几乎为零。除去人头经费以外,乡镇文化站本应得到的公益性事业费用完全没有,致使基层文化的生存更加艰难。

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乡镇文化站在夹缝中生存,设施建设出现负增长,文化活动呈现大滑坡。潜江虽然有着全国文化先进县市的光环,而实际上,整个农村文化已濒临失落。

乡镇改革 给农村文化一记闷棍

2005年3月17日,中共潜江市委、潜江市人民政府签发(2005)9号文件,宣布《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给了农村文化一记闷棍。

一、改革要求:

1、乡镇文化站整体转制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服务实体,走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路子。其名称改为“xx镇文化服务中心”。

2、转制后的单位人员全部退出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系列和财政供养序列,人事档案移交市人才交流中心。

3、转制后只承担经营服务职能,原行政管理职能并入“三办一所”,执法职能上收市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到民政部门登记后,按社会中介服务组织运行。

4、由财政负责,对乡镇事业单位原拨付的经费渠道、数量进行调查,锁定基数。

5、由乡镇政府与转制后的服务组织签定农村公益性事项服务合同,原财政拨付的资金额度不减,改过去的“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

二、改革的实质——取消乡镇文化站事业单位性质,将其转制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化服务实体。

三、转制后带来的问题:

1、文化站转制成为企业化服务实体,彻底否定了乡镇文化站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

2005年11月7日中办发2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不得企业化或变相企业化”,潜江市的这种做法明显与中央精神不符。我国农村自土地承包以来,农民一直从事着一家一户的分田单干,只有精神文化生活是集体性质的,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文化生活是维系农村群体存在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纽带。农村的文化是永远都不能搞包干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农村文化工作的最大成本是组织成本。面对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方位、多层面、多形式,农村文化工作必须由乡镇文化工作人员去承担、去组织、去联络、去辅导、去引领,这一切都要花费大量的辛勤劳动,这种劳动的结果,除了社会效益的彰显之外,经济上是没有任何索取和回报的。乡镇文化站一直是农村文化事业的主体,否定了这个主体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就等于否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合理性。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以钱养事”是以牺牲广大基层文化工作者的个人利益为代价的运作办法。

① 所谓“以钱养事”,就是把乡镇文化人原来的人头经费变成了养事经费。如果没有人,事如何养?如果把这点钱办了事,人又怎么生存?

② 所谓“额度不减”,就是不管经济如何发展,生活水平怎么提高,乡镇文化人从今后不再享受晋级调资的任何待遇。

2006年5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缓解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乡镇文化干部一直都是“弱势群体”,工资水平本就非常低下,改革后的以钱养事反而将这点少得可怜的工资待遇进行锁定,乡镇文化人今后再也享受不到社会进步和收入水平上调的利益了,乡镇文化人实际成了“全体人民”的“另类”。

③ 乡镇文化人的劳动报酬由原来的人事部门按政策晋级调资变成了文化订单合同结帐,实际上是把个人工资待遇由法制化、制度化变成了“人治”,变成了领导意识。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变成了领导对基层文化人的一种“施舍”。每年文化订单定多少内容,每个内容定多少报酬,完成工作好坏程度如何奖惩,都没有一个配套的、可供操作的、制度化的实施办法,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呢?还是历史的倒退!

④为基层文化积极工作了几十年,即将面临退休的人,待遇反而少了好几百元。同时达到退养年龄,财政、经管人员因为是保留的事业单位,可享受正常晋级调资,而文化工作人员工资已被锁定,没有晋级调资待遇;同时正式退休,都要到社保局去领养老金,财政、经管人员领取的养老金同按正式退休应领待遇的差额,可以由财政补齐发放到位,而文化工作人员因为“以钱养事”而失去了“原渠道”,就只能在社保局领到比按正式退休差好几百元的养老金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政府的公平原则和对老同志的人文关怀到哪里去了?说是“无情改革,有情操作”,我们的确看不到“情”在哪里?照此办理,还有谁敢再来钟爱文化工作?潜江市的这种做法显失公平。

3、“以钱养事”原则是通过“文化订单”来实现的,而文化订单恰恰又制约了农村的文化建设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桎梏。

首先,乡镇文化站作为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前哨阵地,它在一个地域内的职能覆盖几乎是文化的全领域,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多方位、多层面、多形式的,且文化活动的形式、群体、地域、时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作为专门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因势利导,更何况一个政府能从何处得知群众有哪些需要?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何种形式?加之,大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一般是先个性而后才形成共识成为共性,这需要文化工作者用心去捕捉、去引领,政府的文化订单是不可能全部设计进去和纳入进去的,那么,未纳入订单的部分,文化站可以不搞,而群众文化的需求和时代文化潮流的引领被无情搁置,这与我们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相背的,那么,这种订单是否就制约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不是就已经变成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桎梏呢?

其次,一个县市有很多乡镇,每个乡镇的文化基础各有不同,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文化订单来同各个文化站签约,则会出现工作的不平衡,如果以每一个乡镇的镇情来同文化站签约,则又会出现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文化建设和发展同文化工作者报酬的关系怎样处理才算得当呢?这有一个可供操作而又令人服气的实施办法吗?目前完全没有。

第三,在农村基层文化工作中,有些环节是需要政府以投入的形式去激活、以扶持的办法去支持、以政策倾斜的手段去解决的。比如,促建“文化中心户”和“文化大院”的问题,原来就是由文化站根据“交通方便,便于群众集聚;有文化基础,且又钟爱文化工作;有物质环境,能够容纳群众活动”这些条件去物色、去做具体工作,待落实之后,由政府找妇联或者企业、单位协商,给这些文化中心户送去资金,或者电脑,或者书柜,或者活动器材,还有牌匾等,通过种种办法去激活、去引领、去组织到位。文化站改制后,政府在文化订单中要求服务中心扶持组建1—2个农村文化中心户,而文化服务中心一无资金、二无权力,它用什么手段和办法去组建去落实呢?去落实吧,没有钱,如果不落实,最终把过错是记在服务中心呢,还是算在政府头上?倘若算在服务中心,则因为“以钱养事”,理应扣除其部分经费,这种行政手段是否具有合理性,难道不值得商榷吗?

第四,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在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过程中,如果出于钟爱文化和一种文化责任心态,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了很多订单中没有的有益工作,那么政府又会以什么办法和形式给服务中心以必要的报酬补偿呢?有一个可供操作的实施办法吗?没有!最终还是“人治”,以领导表态“施舍”为准,这与领导当时高兴抑或是不高兴的心态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并且与政府当时有钱或者无钱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当前的基层政府到处欠帐,有好多应该支付的资金表了态都不算数,更何况这种没有纳入订单可给可不给的资金呢?这种办法有利于农村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吗?

4、改革后,文化人身份不明

乡镇文化人在改革前其身份都是人事部门严格考核录用的“国家干部”、“招聘干部”。这次改革,所有文件都只是说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但文化站改制后,乡镇文化人究竟是个什么身份?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现在只是将文化服务中心定为“非企业民营性中介服务组织”,而文化人是什么身份,至今仍然是一本糊涂账。如果转变文化人的干部身份,政府理应出钱将其身份进行买断。

5、改制后,农村文化工作“河山依旧”。工作很出色的地方未见有什么优待,工作差甚至没干事的地方,“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

①农村文化工作从业人员年龄结构老化,有抱负、有专业的人才和大学生,由于农村文化工作“以钱养事”,待遇无保障、工作不稳定因素不愿到乡镇来干文化,且现有部分有专长的文化人也人心思走,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大瓶颈。

②在文化站干了几十年的一些老同志,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凄苦,这次改革在工资待遇上又使他们雪上加霜,他们空守着一大堆奖证和荣誉证书,却享受不到政府的人文关怀,可以说是伤透了心,这将给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③改制后,农村文化工作未见有任何新的起色,反而比原来更加萧条。即使是努力开展各项群众文化活动,工作颇有创新的地方,也并不是这次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活力,而是他们从中央的很多文件中看到了希望,也更是由于一种钟爱文化的情结在支撑着他们在那里苦熬苦撑,难道我们的政府就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有据可查,基层文化人能力不薄

由于乡镇文化人是以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出色成绩先后赢得组织、人事和文化部门的考核录用所得来的干部身份,所以其独挡一面的工作能力是那些靠裙带关系上来的人所无法企及的。从潜江集体授奖的情况看,《全国先进文化站》、《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乡镇》、《全国亿万农民健身先进乡镇》、《全国农民体育先进乡镇》、《全国农村科教电影汇映月先进单位》等国家级荣誉和省级《农村文化工作建设先进集体》、《全省体育先进乡镇》、《全省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全省优质服务竞赛先进乡镇剧场》、《湖北省十优电影队、院》、《湖北省科教电影下乡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都可资证明,在市一级获奖的就更多了,诸如《全市文化先进乡镇》、全市《文明单位》、《最佳文明单位》、《先进党组织》、《全市文物保护先进单位》等等,个人受奖的有《湖北省专业户代表表彰大会》的奖章获得者、有《全省百名优秀文化站长》、《全省优秀文化站长》、《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的获得者,获得市委市政府表彰的《劳动模范》、《特等劳模》、《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工作者》更是层出不穷。此外,乡镇文化人作品获奖和各种比赛获奖难以尽书。

随着体制转轨,县乡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各乡镇为了把政府工作搞得更好,全市大多数文化人都被借调出去到政府的直属管理区(亦称指导组)担任总支书记或主任(行政一把手),或者到政府的办公室担任主要职务。这些人,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脚踏实地、积极工作,充分展示了在工作上的聪明才智,从能级原则上讲,很多市镇领导至今对这些文化人都称道不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奖杯奖牌,论荣誉证书,文化人永远都是强者。乡镇文化人是块“砖”,哪里困难哪里搬,乡镇文化人是块“金”,给点阳光就灿烂。
        
重心转移,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文化

全国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和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都已明确提出,全国的工作重心要向农村转移,重点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四个字,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农村文化建设,重点在村组,关键在乡镇。村级文化室、图书室的管理辅导离不开文化站,农村文化中心户的建设、引导、辅导工作离不开文化站,乡镇一级的文化市场管理、监控也离不开文化站,集镇大中型文化体育活动以及文化体育协会网络组织的管理与引导,不仅离不开文化站,而且还需要文化站去组织、去发展,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整个过程之中,乡镇文化站所面临和承担的工作是繁重而且复杂的。潜江要真正打造“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园林城市”如果离开了占全市人口和地域近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乡镇,其文化名市也是虚的,其文化先进县市也将是空中楼阁。所以,作为农村基层文化的前沿阵地——乡镇文化站,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和放弃。更不能改变乡镇文化站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是人的建设,是人的思想和灵魂的建设,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建设。没有新农民,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先进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担负着教育、凝聚、整合、同化、规范、引导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文化活动的开展,推动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社会风尚的形成,文化的这种作用和功能是其它任何社会要素所无法达到和替代的。我们只有确立了乡镇文化工作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性质,然后再按照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靠政府、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靠市场的思路去开展工作,才能促进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面对濒临失落的潜江文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从2005年起,针对农村文化工作,针对文化体制改革,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央发了很多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今年又专门强调:要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从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的角度上看,潜江市对乡镇文化的改革实践是极其错误的。从理论上讲,乡镇文化站作为农村公益性事业主体的位置是不可逆转的,这次的乡镇文化改革实践也已经从多方面证实了其弊大于利,因此,我们由衷地希望潜江的领导们也应该座下来冷静地作一些思考,从维护中央政令畅通方面、从农村基层文化工作的理论方面、从潜江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实践方面、从兼顾社会公平方面作一些全盘考虑。

笔者以为,作为地方政府,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首先要确立乡镇文化站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2、根据本地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现实,科学合理地设置乡镇文化岗位,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从业资格准入门槛,打破地域、行业、身份界限,采取公开招考、论文答辩、择优录用的形式,广泛吸纳钟爱文化工作的人才进入文化工作岗位工作。改变目前乡镇文化工作人员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老化的问题,给基层文化工作增添新的血液和活力。

3、坚持创新为主、业绩至上的工作理念,坚持德才兼备的考核评价标准,完善末位淘汰和能者上庸者下的人员进出机制,对文化工作人员不断进行跟踪考核、业绩评估、能力分析,对文化干部实行流动管理,营造一个职务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事管理机制。这个问题是农村文化工作能否创新、能否出实绩的关键。

4、不断加强文化工作者的岗位培训。增加专业学习时间,提高其文化和业务工作水平,逐步形成一个能够让基层文化工作者成长和发展的社会氛围,使农村文化工作不断有新的发展、新的飞跃。

5、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基层文化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有针对性地为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以宽松的生活环境留住人、以公平择优的机制选拔人、以培养学习的办法提高人、以奖勤罚懒和末位淘汰的机制激励人。

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我们基层文化工作者,也应该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到:

1、要站在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角度上,认真反思从参加文化工作以来,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

2、努力学习,更新知识,熟悉业务,使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具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人才,切不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3、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基层文化人切不可占着位子、住着房子、拿着工资,把自己本应搞好的文化工作当着副业、从业来搞,倘若如此,文化工作是永远都干不好的。

如果有了政府和基层文化工作者两头的积极性,笔者坚信振兴潜江文化是指日可待的,一个崭新的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高潮就在我们面前!

(本文系根据潜江市乡镇文化站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讨论通过的一封尚未发出的写给中央领导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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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机关会如此臃肿?为什么各单位会超编那么多人?当然与机构审批和单位进人的“口子”把关不严有关系,但更与传统的政府职能设置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作方式方法直接相联系。我们政府机构的设置从来都是上下“对口”的原则。上面千根线,下面千根针,每一条线都要垂直对准属于本部门的那个“针眼”,你说机构怎么会不臃肿!而且,政府的职能从来就是什么都管,无所不包。每一个部门和单位均属一个独立的“大社会”体系,除了本职工作之外,从小区治保、门前“三包”、邻里纠纷调解,到防汛抗旱、扶贫济困、挂点小康建设等等,无不承担着无限责任。上级对下级工作的考核方法多少年几乎没有变化过,像社会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创建、计划生育、群众信访、招商引资等工作,一直实行的是“各家的孩子自己抱”的部门单位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要想不出差错,就必须从横向到纵向对各个“关口”分兵把守,你说人员如何不庞杂!所以,要从根本上制止“五乱”,治理投资环境,就必须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转换政府管理职能,改变领导方式方法,才能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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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改革,早已不是新鲜的名词。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的大门之后,在整个神州大地,从塞北到江南,从农村到城市,从学校到兵营,从经济到文化,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各项改革此伏彼起,一路高歌,如火如荼。无论男人女人,不管居民农民,饭前茶余聊天“唠壳儿”、摆“龙门阵”的主题,总是没完没了的“改革”故事。党政机关的工作报告,事业单位的工作总结,报刊杂志连篇累牍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是“改革”。改革成了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就连那些因改革而遭致利益巨大损失的人们,也会把内心的不满深藏起来,在公开场合举着双手高呼“改革”。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句著名的口号:“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现在的情形有点类似,谁不拥护改革,谁就是“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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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危朝安就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意见答问
2006-10-8 11: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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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就《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有关问题答中国政府网记者问

    日前,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发[2006]30号,以下简称《意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便于公众理解《意见》精神,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接受了中国政府网记者的采访。

    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台《意见》?

    答: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农机化、水利等方面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服务的组织,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组织推广了一大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为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农业的历史性跨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新的形势下,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职能定位不明、主体力量分散、管理体制不顺、经费保障不足、推广手段落后、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显得较为突出。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村改革不断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稳步推进,给农技推广体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迫切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从2002年至今,每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都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农业部等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开展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试点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总的来看,全面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

    问:《意见》提出农村经营管理系统不再列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意见》明确提出,农村经营管理系统不再列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等行政管理职能列入政府职责。这符合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职能性质,既有利于理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也有利于增强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权威性,促进政府转变职能和依法行政,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各地应将农村经营管理系统的行政管理职能列入政府职责,根据工作任务落实行政编制,明确承担机构,保障各项经费,并对乡镇政府履行职责情况实行目标考核。暂时难以落实行政编制的,也可设置相应的事业单位,按照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管理,保障所需的各项经费。


     问:这次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主要遵循什么原则?

    答:这次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坚持精干高效,科学设置机构;坚持政府主导,支持多元化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坚持统筹兼顾,与县乡机构改革衔接。通过明确职能、理顺体制、充实一线、创新机制等措施,逐步构建起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农业科研、教育等单位和涉农企业广泛参与,分工协作、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成效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有利于农技推广事业的发展,是否满足了农民对科技服务的需要,是否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问:这次改革将如何解决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存在的职能不清、体制不顺、保障不足等问题?

    答: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职能不清、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服务混为一体,一直是影响其作用发挥的重要问题。《意见》对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承担的公益性职能作出了规定,对分离经营性服务提出了要求。

    在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设置上,考虑到各地农业产业发展的不同情况,《意见》提出了四种可选择的方式:一是在整合乡镇范围有关机构的基础上综合设置;二是由县级农技推广机构向乡镇派出推广机构;三是跨乡镇设置区域推广机构;四是由县级农技推广机构向乡镇派出农技人员。同时,《意见》还要求建立健全有利于充分发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作用的管理体制。县级农技推广机构派到乡镇或按区域设置机构的人员和业务经费由县级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同时人员的调配、考评和晋升要充分听取所服务区域乡镇政府的意见。以乡镇政府管理为主的公益性推广机构的人员调配、考评和晋升,要充分听取县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服务。作出这样的规定,主要目的是强化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和乡镇政府对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管理责任,防止因条块分割、管人和管事分离而导致出现一线农技人员管理缺位、经费无保障、推广工作受影响等问题。

    建立稳定的农技推广投入保障体制是这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过去一些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既搞推广又搞经营,一方面是财政保障不足的压力所致,另一方面也给有关部门在财政上保障农技推广机构履行公益性职能带来了不便。因此,《意见》要求在区分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的前提下,由地方各级财政对公益性推广机构履行职能所需经费给予保障,并纳入财政预算。考虑到农技推广工作的特点和各地财政状况的差异,《意见》还提出,中央财政将对重大农技项目推广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技推广工作给予适当补助。为提高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服务能力,《意见》要求各地统筹规划,在整合现有资产设施的基础上,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层农技推广条件。

    问:《意见》对优化队伍结构、创新运行机制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优化队伍结构,提高人员素质,创新运行机制,是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内容。《意见》要求根据职能和任务,合理确定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保证公益性职能的履行。《意见》强调,在一线工作的农技人员不得低于全县农技人员总编制的2/3,专业农技人员占总编制的比例不得低于80%,并要注意保持各种专业人员之间的合理比例。同时,《意见》提出,要改革用人机制,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实现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公开招聘、竞聘上岗、择优聘用的方式,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推广队伍。要切实搞好农技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完善农技人员技术职务评聘制度,不断提高农技推广队伍的整体素质。

    创新农技推广运行机制,是保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活力的关键。为此,《意见》提出,要完善考评制度,将农技人员的工作量和进村入户推广技术的实绩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将农民群众对农技人员的评价作为主要考核内容。要改革分配制度,将农技人员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挂钩,落实对县以下农技人员的工资待遇倾斜政策。同时,积极创新农技推广的方式方法,实行基层农技人员包村联户制度,形成科技入户新机制;推动产学研、科工贸结合,完善合作推广机制。通过这些措施,真正建立起农技推广责任制度,提高农技推广服务水平。

    问:《意见》对促进社会化农技服务组织发展提出了什么要求?

    答:培育多元化服务组织,放活经营性服务,是这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满足农民多样性技术需求、构建多元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重要方面。《意见》强调,在改革过程中,要大力发展各类社会化农技服务组织,培育多元化农技推广主体;积极支持农业科研和教育机构、涉农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参与农技推广服务。为促进社会化服务组织发育,各级政府设立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要实行项目招标制,公益性推广机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各类服务实体一律平等参与竞标。

    《意见》还指出,要积极稳妥地将农资供应、动物疾病诊疗以及农产品产后加工、营销等服务,从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中分离出来,按市场化方式运作。同时,鼓励其他经济实体依法进入农技服务行业和领域,参与基层经营性推广服务实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积极探索公益性农技服务的多种实现形式,动员各类推广服务组织参与一般性的公共农技推广服务。

    问:《意见》对妥善做好分流人员安置工作提出了哪些措施?

    答:妥善做好改革中富余农技人员的安置工作,既关系到农技人员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局。《意见》要求积极稳妥地做好有关人员的分流安置工作。在鼓励和支持富余人员自主创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多种分流安置渠道,帮助他们重新就业。为依法维护分流人员的权利,《意见》规定,要清理原农技推广机构人员的聘用合同和劳动合同关系,依法办理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等手续,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分流人员落实经济补偿金,并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及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等手续,做好各项社会保险的衔接工作。要把安置富余人员同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结合起来,为他们自主创业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富余人员创办经营实体,为他们从事经营性服务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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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不心存偏见,就会承认改革给我们的国家确实带来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绩,也给我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国家强大的综合实力;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人民幸福的安康日子。所以,胡锦涛同志曾经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经过25年来的实践,我们大家对这一点都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没有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来羸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实在的科学总结。


    但是,经过20多年的连续“征战”,很多人似乎都或多或少地对改革有一种或明或暗的“疲惫感”。加之改革又是一种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创新活动,难免经常地出些令当事人和旁观都始料未及的问题。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某些行政权力市场化的腐败劣变、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社会成员贫富差距的分化显著、不同利益群体的裂痕不断扩大、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难以遏止等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正在日益凸现。这些矛盾虽然都属于是发展中的问题,却在现阶段影响或阻碍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健康、快速、和谐地发展,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彷徨、犹豫的心态。


    恐怕不能说有段时间社会上出现颇为强烈的“反思改革”的论调就简单地认定它是一种时代的逆潮,然而却也充分反映了某些人对于我们过去改革的“负效应”所引发而来的担忧和不安。这种担忧与不安,在一些地方演化成了对改革的厌倦,进而又升级为对从事改革活动者的怀疑甚至某种恐惧。决不排除我们有一些地方干部在短期行为的驱使下,为获取“政绩”而“草船借箭”搞改革的现象。但这并不代表绝大多数真正推行改革举措的改革者的普遍形象。我们说改革是时代的主潮流,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发展方向,核心的根据就在于改革能够解放生产力,最终极大地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进步。虽然改革的成功不能指望一日一月一年之功,需要我们着眼长远,不折不挠、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去争取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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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越是落后地区,越发强烈地显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有人并不赞同我的观点,反而认为落后地区的干部在发展经济上没有本事,只好转过头来搞改革。在他们看来,落后地区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穷折腾”和“瞎胡闹”。如果说这是出于对落后地区改革艰巨性的担忧也就罢了,问题则在于:他们往往是理直气壮地认定县乡基层干部素质差,水平低,搞改革的动机无非出于“政绩工程”的一己私利,能够吸引社会眼球,容易从中沽名钓誉。这些人大多都是大中城市里的“秀才”,天天读报看电视,自以为很了解县乡情况,其实并不知道基层工作的错综复杂,更不理解基层干部的艰辛疾苦,往往凭据某些报刊或网络上不全面甚至不真实的传闻,随便怀疑县乡基层干部的党性真诚,任意践踏县乡基层干部的道德人格,恶意诽谤县乡基层干部为改变落后贫困现状所付出的努力。听起来他们好象是在“为民作主”,讨伐不义,实际上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甚至是类似古代罗马“角斗场”外观看奴隶们血肉撕杀的一群典型的“冷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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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说了这么多,其实没有多少可用的实质上的东西,就目前而言,你到过湖北各地的哪些县、镇,了解过改革后的真实情况吗?你又和哪些基层人员接触过吗?能否将他们的通讯地址在网上公布,让大家也了解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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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长篇大论,是在为自己推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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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主任语:我们政府机构的设置从来都是上下对口的原则。上面千根线,下面千根针,每一条线都要垂直对准属于本部门的那个针眼,你说机构怎么会不臃肿!

驳:宋主任的意思是说我国机构臃肿是在基层,是基层为了和上级对口,上面有什么,下面也跟着设什么!从而造成基层人员过多!

但我要反问老宋一个问题:“这些所谓的上面设的机构的主要工作是什么?这些工作是要靠谁去完成的?”按老宋的逻辑,这些机构下面不需要对口设机构,也就是不需要下面的人去完成工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脱离基层、浮在上面说说废话罢了!那么这个所谓的上面的机构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们在埋怨基层机构臃肿、基层人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是上面机构臃肿,上面人多了。假如一个机构完全脱离基层而存在,脱离群众而存在,而又没有什么实质的工作需要基层去完成,那么绝对可以砍掉!

以农技推广系统而言,老宋的意思是说只要中央、省、市、县有农技推广部门就行了,基层是多余的,应当改革,应当砍掉!但是假如农技推广工作不需要基层的千千万万农技人员去完成,那么,说明县以上的这些机构每年的工作目标、工作安排、工作计划,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因为没有具体的人去做啊!那我不明白还要上面这些机构干嘛呢?所以可以一并改掉,一并市场化,没有必要中央、省、市、县上千人的队伍领导这么个“虚无”!上面年年月月日日地唱高调,下面却没有兵去实施!

不知老宋当过兵没有?“军师旅团营,连排工兵挖地雷”说明了什么?说明一切工作都是下面去实施的,工兵当然是最苦的,做的事也是最多的。军师旅团营连排下达的一切任务都要靠工兵去完成。按老宋的意思,不需要对口,只要排以上就行了。总之,上面的机构都是很有存在的必要的,下面的机构是可有可无的。晕!这是什么逻辑??!!

说实话,真的要想精简机构,减人减支的话,在市以上做文章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中央的政策和文件完全可以从中央直达县一级党委政府,然后由县级去安排实施就够了。事实也是如此,市以上许多机构不仅天天坐办公室,吹空调机,喝茶看报侃大山,中央来个文件,下个通知,这些机构也就只是在中间向县一级转发一下而已,说些“请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分步实施”之类重复了无数回的官话套话空话,然后过段时间下来检查验收就行了。如去年全省暴发的稻飞虱,省里先下文件到市,市再下文件到县,县再转发到各乡镇,等到我们乡镇时,早“水过三秋”了,高峰期已过了5天,这种无意义的文件完全是浪费纸张,浪费纳税人的血汗!这种突发性流行性病虫害为何要层层转发?为何中间要历经那么多机构?为何不能一步直达基层??那么多文件为何要“一级一级往下念,一级一级念完之后进饭店”?这中间增加了多少行政成本?浪费了多少时间?这中间的"一级一级"为何不能简化为一步到位?

无数的事实证明,机构臃肿在中间层,基层是无数工作的实施者,落实者,落脚处!弱化基层的搞法,就如同漫画“六指整形手术”中那样———把有用的大拇指截去了,倒把那该截去的怪指给留下了!

但从来改革基层最受伤!因为它没有话语权,没有参与权,没有主动权!只能是眼睁睁地等着别人来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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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些先锋派改革家妄言乡镇一级完全可以都砍去,县以下只留几个办事处就够了!但我可以打一个赌,这样做的后果是农村社会更乱、农村经济更落后、农民更穷,离共产党的执政结束也就不远了!最好是以湖北为试点来做个实验就好了!湖北省不是喜欢改革吗?最好这样改得彻底一些!纯粹一些!

弱化基层是对中国国情的无知!有着9亿农民的农村需要大量有奉献精神的扎根型人才去建设、去服务!现今的中国农村可以说是百业待兴,农业生产力的落后、农民增收的乏力、农民素质的偏低、农村文化的缺失、小城镇建设的提速、农村生态的保护、村民自治机制的亟待完善、道德法制的急需强化、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有识之士到基层去逐步解决。只有这一切解决好了,全面小康就不远了,否则只能如“镜花水月”一般永远遥不可及!

有着9亿农民的农村是地球上一个特殊的地带,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这个地带的矛盾更多、隐患更大,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就是这个地带的问题,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其它的一切都好办。

当下的中国应当形成千军万马下基层的良风,而不是下了基层的人人自危,无法安心乐业;没有下基层的视下基层为畏途,宁愿在城市乞讨都不下基层。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减支而减人,这是一种畸形病态的改革观,严重脱离中国国情,也严重影响了年轻一代到基层奉献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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