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嘉力
文章来源：强国论坛
乌有之乡2007-4-21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牵扯了四分之一人类的注意力，直接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则人数更多）的国企职工下岗，是经验还是教训，是创举还是失误，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也许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准确回答的问题。本文只是记录一些现象和观点，算是立此存照。一切留待岁月评说。
【一】下岗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我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在工程技术领域里，任何事情要做之前先要进行可行性分析：有利条件、不利条件都有哪些，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它们的利弊各是什么，各有胜算几成，成本如何，预后如何，有无隐患。等等。不搞清这些就仓促上马草率开工，是工程领域中的大忌。国企职工下岗这一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数字还要庞大得多）的重大举措，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也没有类似听证会之类的举措，就在砸烂砸烂砸烂的呼叫中全面铺开了。
不下岗我们就走投无路了吗？历史注定我们必须搞下岗吗？下岗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办法吗？谁有权力决定让一千多万职工下岗？
我们等待历史的裁决。
【二】为什么是政府官员首先提出下岗？
减少失业率、增加就业机会，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责任，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改革开放的成败。奇怪的是，“下岗分流”这个口号不是由企业界提出来而是首先由政府官员提出的。站在企业的角度，实行下岗分流也许有自己充分的理由，而站在政府立场上则不但不能鼓吹反而要控制，必要时还要予以制裁。这是政府职能和责任所规定的。官员在此时似乎迷失了方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把自己当成了企业的黑高参。
【三】造成大面积国企职工下岗，谁之错、谁之罪？
关于下岗原因，流行的解释是由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所以职工下岗不可避免。可是，谁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在政企不分的年代，兴建什么厂，选址何处，投资多少，招工几人，安装什么设备，生产什么产品，销往哪里，价格定位，全都是政府行为。就是由于一些参与决策的官员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因此才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
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怎样追究？
【四】国企职工素质差所以才要下岗？
通过主流媒体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下岗职工素质差，缺乏活力，被养懒了，养娇了，丧失了竞争的斗志，下岗职工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是时代的弃儿，理应被淘汰，“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 真是这样吗？
那些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本应该为自己行为承担后果的官员，却轻飘飘地说一声“不找市长找市场”，一推六二五。到底是谁的素质差？
【五】官员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 --- 是给百姓指路吗？
官员，还有主流媒体，告诉下岗工要改变就业观念，要解放思想。官员和媒体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是：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而官员自己，官员的子女，以及媒体从业人员，没有一个愿意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官员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干嘛非得鼓动人家去干呢？
退一万步说，假如下岗职工全都解放了思想、改变了观念，全都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市场上岂能容纳和消化上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官员的“药方”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乱讲，是愚弄老百姓的欺人之谈。
让一些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掌握车、磨、铣、镗、钳、电等技术，熟练操作数控机床、精大稀设备的国企职工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乃至“返回乡村创业”，是值得歌颂的行为吗？是前进还是倒退？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吗？
【六】不减员就不能增效？
企业要增加效益，无非是开源和节流两大途径。减员可以减少工资支出，算是节流的招数。而国有企业可节之“流”正多，国企老总的“职务消费”就是一个无底洞。豪华办公室，豪华办公设备，坐豪车吃豪宴，出门住×星级以上宾馆，飞机轮船坐头等舱，甚至包机、包船，出入高档娱乐场所，除了（？）包小姐睡觉以外玩遍了所有的花头。这种“流”不但不节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其实，可以开源节流的办法很多，比如节能降耗，技术革新，改进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招待费和差旅费，合理调配资金，及时还贷，减少利息支出。加强工程预决算审计，节约工程费用。加大催款力度，降低债权风险。提高市场占有率，把蛋糕做大，以降低单件产品成本。等等。都是有效的办法。但是，无能的企业官僚们难以驾驭这些复杂的过程，又不敢承担风险，对这些平庸之辈，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官场老手来说，直接向下属职工开刀是最没有风险也是最容易产生效果的办法。一旦政府官员提出“减员、下岗”的口号，国企老总立即成为最热情最积极的一群。
【七】为什么“两会”没有4050的代表？
“两会”期间，媒体津津乐道地告诉公众，在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有多少“名人之后”，有多少院士，专家，有多少商界巨子，企业新贵，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却没有4050的代表，真正的下岗职工没有一个。话语权的不对称必然导致信息失真，根据失真信息制订的政策难免偏离现实。去年有消息说“中国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不负责任的乱说达到何等程度。
【八】曾记否，古人说“一人向隅，满座不欢”
“世界大同”是近代思想先驱追求的目标，“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的名言。其实，古人早就说过“一人向隅，满座不欢”的话。只要还有一个职工在下岗，我们的世界就不会完美，何况是一大批人（有近千万之巨）在下岗。官员的文治武功立即会打一个大大的折扣。面对官员的“政绩”， 人们心里难免会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九】为什么“竞争”迅速成为下岗的帮凶？
竞争和淘汰是伴随下岗而走红的高频词汇。从政府官员到企业老总，甚至商场柜台组长，都在热心地鼓吹竞争和淘汰。仔细想想也很奇怪，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主张“泛爱众而亲仁”，为什么一夜之间对竞争和淘汰表现了如此高涨的热情？如今民众对竞争和淘汰的认同就象文革中批斗走资派一样的普及而广泛，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回顾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既有四大发明，唐诗宋词元曲，也有战乱频仍，屠戮剿杀，而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相亲相爱如兄弟如手足，这样的时期真的少之又少。仇视和敌对，是隐伏在我们国民性中的沉疴。劳动力过剩、就业形势严峻，是导致竞争和淘汰的直接诱因，一经媒体鼓吹立即得到广泛响应，而且很快形成燎原之势，赤裸裸地演变为“丛林法则”。国民性的沉疴很容易被外因所激发，文革中批斗走资派是以“反修防修”为名义，如今的竞争和淘汰是以“改革”为名义，其同室操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则是一脉相承的。暗中助长并利用这类国民性的弱点，将其推向极致，这是官员们应该惭愧和反思的地方。
【十】从《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再看下岗
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什么是人权呢？世界上第一个将“人权”具体化的人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他在1941年向国会递交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人具有以下八项不言自明的权利：一是从事有关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权利；二是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三是一切农场主生产和销售产品足以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的权利；四是一切企业主，不分大小，在自由的环境中从事贸易，不受国内外垄断集团不公正竞争和控制的权利；五是一切家庭拥有体面的住宅的权利；六是享受充分的医疗照顾和机会获得并保持健康身体的权利；七是享受充分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八是获得良好的教育的权利。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人权”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不必照搬人家的人权观念，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权观。在“人权”写入宪法之后重新审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十一】怎样估计下岗给整个民族造成的内伤？
在下岗分流，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分配制度，乃至现在正进行的国企“改制、重组”过程中，国企老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嗟咄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职工的命运，下岗既不必经过劳动仲裁，也不在法律规范之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职工为了保住一份工作不得不曲意迎合，不得不委屈求全，趋炎附势，人身依附，出卖色相乃至人格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缺乏一种道德规范，没有一种精神力量的统驭，导致中伤、排挤、倾轧，人性中各种邪恶的丑恶的行为沉渣泛起，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缺乏诚信，缺乏同情和关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乎不复存在。--- 这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对国家元气的伤害，将是难以估量的。
【十二】重提补偿下岗职工以体现社会公正的话题
关于“补偿下岗职工 体现社会公正”的意见，再次重申如下：
这里说的补偿不是指下岗以后领取的最低生活费，也不是进入再就业中心经受培训，以及“一次性买断工龄”的那笔小额款子。我所说的补偿，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对为了社会发展而做出牺牲，承受了改革的阵痛，代替时代而受难的下岗职工们，给予适当的回报，以示感谢。好比一艘因风暴而濒于沉没的轮船，为了保住大多数人的性命，先是往海里扔货物，然后，有一些同样是活生生的人，或者出于自愿，或者是被统一安排，一个一个地跳进了惊涛骇浪之中。轮船负荷减轻了因此没有沉没，大多数人的性命保住了。当风暴停歇之后，轮船拉响汽笛，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足马力奔前程。这时候，那些在危急关头跳下大海的人，侥幸还没有被淹死，还在那里挣扎。船长、大副、二副、水手，以及乘客们，如果都是些高尚的人们，就应该立即地、毫不犹豫地，怀着虔诚的敬意，把这些殉难者迎上船来，献上食物，献上衣物，还有尊重和感谢。
我说的补偿，就是这个意思。
我所说的补偿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不是同情和怜悯，不是打发，不是春节前夕的慰问品和慰问金。而是体现社会公正的一种理智的规范的应该形成制度的运作，是对牺牲者的应有回报。在现阶段，是对下岗职工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支付，是对他们建立谋生手段的必要援助。在下一阶段，当社会进入全面小康，多数人成为“中产阶级”以后，社会应该一次性地帮助曾经下岗的职工进入“中产”行列，以示公正，以示良知，以示没有忘记。如果下岗职工已经过世，则应把社会的回报体现在他们的子女身上。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十三】“改革牺牲论”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
自从国有企业改革以来，改革就与“牺牲”和“付出代价”紧密联系在一起。职工下岗，当然也是舆论提倡的“牺牲”之一。细心的人们发现，凡是开口闭口“改革”，开口闭口说要“牺牲”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自己自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也没有做出过牺牲。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国企改革最力的人，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也从来没有做出过牺牲。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他们自己，只需要大把的捞进银子就行了，同时捞进的还有私家车、两套住宅房，以及别墅之类。还有呢，就是“改革家”的桂冠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美名。至于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之类“牺牲”，都由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低素质”的年龄偏大的职工们给包揽完了。—— 世界上还有这种道理？这算是什么逻辑？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过这种行径。
其实，“改革牺牲论”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是权力开道、行政命令铺路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产物。这种观念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已经格格不入。市场经济讲究的是重合同守信用，讲究的是互利互惠。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允许强令别人“牺牲”。所有的人是生而平等的，谁规定的某部分人必须“牺牲”？谁有权力要求别人必须“牺牲”？
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要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自从人权写入《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合理补偿原则写入《宪法》，根据新的《宪法》精神，“无协商即无改革，无补偿即无改革”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使是从大局出发要求公民必须做出让步和牺牲，也应该依法给予合理补偿。这是我们新的宪法精神所规定的原则。
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双赢的改革，是多赢的改革，那种一提改革就想要“牺牲”几千万人、就要求别人“付出代价”的主张，说轻一点是糊涂观念，说重一点是强盗逻辑。其实，只要换把椅子坐坐，换位思考一下，就不难看出此中的悖论。让那些声嘶力竭高喊“改革”和“牺牲”的人自己付出哪怕一丁点代价，他们也会跳起来。更不要说让他们下岗失业、流离失所。共产党的传统历来是“要求群众做到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到”，“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以此为标准进行判断，谁是真改革、谁是假改革，人们也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全社会共享改革成果”的主张，仿佛灯塔，驱散了笼罩在前进道路上的迷雾。又好比是指南针，为我们拨正了航向。我们的改革不是让少数人肥己的“小灶”，我们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切与此相背离、相抵触的主张都是谬论，必遭唾弃和鞭达。(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