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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镇长,一个县委书记,让大家看看各自的工作,也看看基层干部是怎么工作的,对县乡干部的认识会不会有点改变?

通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以“五保合一”为崭新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不敢说是“大功告成”了，但也称得上是一艘精心打造的帆船，总算可以承载我们的希望，披风破浪、昂首远航了。

最为拥护“五保合一”制度的社会群体，是那些已经及即将退休的干部职工和在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大批下岗的工人兄弟。过去，绝大多数单位都存在有拖欠基本的退休金和生活费的现象，医疗费的报销更几乎是望眼欲穿的奢求。推行新制度之后，咸安区所有参保单位的退休干部职工、所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全部转入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不仅依政策该获得的各项资金可以按时足额地发放，而且，原来各部门、各单位之间待遇悬殊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也均在“一夜之间”彻底变成了历史遗迹。2000年底，湖北省政府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各地务必做到“两个确保”，即确保退休干部职工的退休金、医疗费发放；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生活费发放。然而此时的咸安区，所有参保单位已经不欠上述人员的一分钱。财政局长边一山同志被要求在会议上作经验介绍，他扬眉吐气地说，“多年来我们老是‘挨批’，今天终于历史性地跨越了这个坎儿”。

个人认为，宋亚平的改革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而是由上级支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从所给资料看，咸安一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上级需要一个人来改，宋刚好进入决策层视野。

二、在三年内减掉4000人，也没有因得罪上级部门而无法干下去，可见必有上级支持，或者是默认。

三、既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宋为什么要走？有资料可知，它不是自己想走。那么只有两个答案，上级保护，或上级想铲掉这个不安定不安定因素。

总的看来，宋后面还是有比较强有力的靠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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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认为，老宋改革值得赞扬，但他改革的路子产生了一些偏差，据老宋提供的材料可知，影响咸安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三个不够”，但产生三个不够的原因不在乡镇，而在市直部门，应该大力精简、合并或撤销的应该是市直部门。改掉了市直部门，不仅能够减轻财政负担（无论从工资还是福利来讲市直总比乡镇高），最重要的是为乡镇工作减负，让乡镇人员能够从上级繁琐的任务当中解放出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以上为个人看法，请老宋或其他老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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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推行“强镇扩权”

解放日报2007-5-21 近日，浙江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在“十一五”期间重点培育141个省级中心镇，而相应举措就是赋予这些乡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一场“强镇扩权”的改革，由此拉开大幕。

　　不少专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举再次彰显了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也必将极大地释放基层政府的活力，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基于“强县扩权”

　　在浙江，“扩权”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1992年，浙江就开始“强县扩权”的试点，扩大经济强县在财政、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限。此后便一发不可收，迄今已先后推出了四轮“强县扩权”的改革。

　　扩权结果，就是浙江县域经济的强劲爆发。据了解，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浙江已连续三年上榜强县达到30个，位居全国各省市区之首。如排在百强县前列的义乌，就在去年经历了新一轮的扩权，被赋予472项原属地级市的权限，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

　　于是乎，当浙江省决定将扩权进行到底，推及至乡镇层面时，自然备受关注。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一直关注着浙江的扩权改革进程，并坦言很欣赏浙江的这一做法。他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部分发达地区向基层下放权力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而浙江领风气之先，堪称可贵。”

　　浙江省发改委城乡体改处处长洪荣喜，如此解释此轮乡镇扩权的背景。他说，“一镇一品”、“一镇一业”，是浙江块状经济的一个典型现象，像柳市的电器、濮院的羊毛衫、大唐的袜业等等，都是全国闻名的。而且，大批经济强镇的实力，足以比肩不少县市。但另一方面，受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制约，一些经济强镇在发展上频频遭遇瓶颈，因此对扩权的期待自然不言而喻。“小孩子成长太快，而衣服太小，跟不上了。”洪荣喜如此形容各强镇所面临的成长烦恼。

　　强镇扩权，因而成为强县扩权的一个自然延伸。据了解，在浙江省此次公布的首批141个省级中心镇中，杭州最多有19个，其次是宁波17个，温州和金华则各有15个入选。总的看来，入选乡镇大多集中在浙江的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环杭州湾经济带。“通过培育起一批经济实力较强的中心镇，从而形成示范效应，最终将带动其它较落后乡镇的发展”，有关官员表示。

　　绍兴先行试水

　　事实上，早在今年年初，绍兴县就已经先行一步，开始了“强镇扩权”的探索。虽然绍兴此举并非省里的统一部署，但浙江省发改委洪荣喜也表示：“绍兴的做法，为省里大规模推行强镇扩权提供了参考。”

　　年初，绍兴县决定将杨汛桥、钱清、福全、兰亭、平水等5个镇作为权力下放的试点，绍兴县建设局、外经贸局、商贸局等6个部门，分别与5镇签订了“委托行使管理职能协议书”，将投资项目的核准、备案，建筑工程许可证核发等职权全部下放给这些镇。而且，5个镇还享受相对独立的财权，区域范围内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全部返还等，同时由镇党委书记兼任镇长，以提高行政效率。

　　扩权效果立竿见影。据统计，今年前四月，钱清镇工业性固定资产投资总计为3.34亿元，同比提高了24.6％，镇财政总收入达2.17亿元，同比提高了39.65％。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投入公共建设的资金也更充裕了。钱清镇党委书记谢兴长说：“去年全年，我们镇在公共建设上的投入也仅仅2000万元，而今年权力下放后，我们镇可支配的资金多了，迄今已在公共建设上投入了1.5亿元。换了以前，这真是想都不敢想的啊!”

　　当记者打电话到平水镇政府办公室联系采访镇党委书记高新华时，电话那头工作人员十分抱歉地说道：“高书记最近实在太忙了，恐怕没时间接受采访。”原来，自从绍兴县将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之后，平水镇就开始筹划成立“副城建设管委会”，准备将平水和临近两个镇的项目建设，统一交由该管委会审批。“如此一来，将形成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统一平台，加快绍兴县南部山区的城乡统筹发展”，该工作人员说道。

　　有了绍兴县的成功经验，浙江省的步子迈得也更大了。据了解，浙江此次赋予乡镇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涉及财政、规费、投入、用地、经济社会管理、投资、户籍改革、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农村集体资产、就业和社保等10个方面。对此，浙江省发改委有关人士说：“这轮放权，是依法下放，能放的基本上都放了。”

　　镇委书记的期盼

　　尽管还没有亲眼看到《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但嘉善县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的兴奋之情却溢于言表。当记者跟他提起强镇扩权一事，他竟一连说了两个“谢天谢地”。

　　显然，沈国强盼这天已经盼了很久了。他说，过去镇里因为在用地等方面的权限非常有限，但又要保护西塘古镇的原始风貌，因此公共服务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一直比较滞后，镇上最好的西塘宾馆也仅仅是准三星级的，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的需要。他说：“这些一直是我们的心头之痛！”

　　“等这次扩权政策落实到位后，我们就可以在古镇外另建一个新镇区，除了兴建宾馆等配套设施之外，还可吸引上海人到离古镇只有咫尺之遥的新镇安家落户，让西塘真正成为上海的后花园”，沈国强说，“这样一方面能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保护古镇，真正两全其美。”

　　在与西塘相隔不远的嘉兴南湖区新丰镇，镇党委书记潘培荣则有着自己的考虑。他告诉记者，新丰镇毗邻上海，这一区位优势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使镇里的财政状况相对比较优越，“所以，我们期望通过‘强镇扩权’，进一步缩小城乡距离，让更多农民享受到城乡一体化带来的便利，也让新丰镇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在镇委书记、镇长们满怀憧憬的同时，也有专家提醒道，“强镇扩权”的实质就是对于公共行政权力的重新分配，势必涉及到对于县市和乡镇利益的调整平衡，因此，如何使相应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这一改革办法值得借鉴

发这期的内参还有么？能否寄一本来存作纪念。

实行“五保合一”制度最大的边际效应，是无形之中打破了党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工人及其它劳动领域劳动者的身份界限。过去，很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之所以放不下“官架子”，扔不掉“官帽子”，即使灯红酒绿的“商海”经常抛给他们一些有着强烈诱惑力的“绣球”，大部份人最终仍“我自巍然不动”。这种“我拿青春赌明天”的个中原因，归根到底说起来，还是割舍不了“铁饭碗”背后在生、老、病、死上的经济利益，挣脱不开单位对于个人的那种传统的超政治强制的束缚。现在推行“五保合一”制度，无论你是书记、区长，还是普通公务员，也不管你是党政机关干部，还是企业工人，包括进城打工的农民，只要你按照统一的政策标准参加了“五保合一”，你就理所当然地平等地享受统一的保险待遇，不再存在身份上的差别。

有了“无论人在哪里干，各项保险接着算”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作坚强后盾，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解除了，工作单位对个人的超强制束缚力也就不复存在了。电影《天下无贼》中那个“很生气”的黎叔有句台词，说现在形势变了，“队伍不好带了”。现实生活里许多事情也变了，“生是单位的人，死是单位的鬼”的传统思维和“铁饭碗”观念在健全完善的保障制度面前将越来越淡薄。人们不再迷恋“铁饭碗”了，敢想、敢闯、敢干的胆子也就逐渐大了起来。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咸安区共有3400多名干部义无反顾地走出机关，闯入市场自谋职业。更多的企业职工主动离开单位，寻找新岗位，寻求新发展。原来人才流动“一潭死水”的局面，现在已被搅得人气腾腾、热浪滚滚。

实践结果证明，“五保合一”制度的“降压阀”和“减震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许多过去的改革措施所带来的风险和发展过程形成的一些矛盾，往往在“于无声处”逢凶化吉、破险为夷、迎刃而解。咸安区各领域在岗干部与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各路“诸侯”们在本领域大胆改革、放开手脚创新的信心和决心。

分管工业的副区长熊棠芬是一位堪称德才兼备的专家式的领导干部。多年从事工业企业管理的丰富经验使他深刻认识到，在当前的国有企业的改制中，最大的“拦路虎”尚不是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的资金不足，而是缺乏有效的再就业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问题不解决，改制便是“死路一条”。在熊区长看来，再就业问题虽然很重要，但多数工人属于“40、50”人员，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再就业本已十分困难。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让绝大多数下岗职工的日子过得比较“凑合”而长治久安，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他们去力所能及地重新创业。在他的操持下，咸安区的国有企业充分利用“五保合一”的平台，迅速加快了改制的步伐，2002年，基本上实行了民营化的目标。周边县市的领导有点纳闷，咸安的国企改制怎么像“鬼子进村”一样，不显山不露水，三下五除二，说完就完了？

教委主任陈恢根一直是力主改革促发展的“方面军司令员”。在他“掌印”的全区教育系统，共有退休干部和教师近1000人，为了“伺候”好这些老同志，教委不得不设置一个老同志工作机构，并安排一名副主任专门分管这项工作（在区直许多单位，此种情况比比皆是）。加入“五保合一”之后，虽然每年按照统一费率要缴纳近900万元的保费，但所有退休干部、教师的养老金发放和全部教师的医疗费报销，都全部实行社会化。于是，教委“趁势发力”，搞了“两大改革”：一是精简机构，压缩行政管理成本。除撤销上述的“老干部工作科”之外，还在全国率先撤销了乡镇教育管理组；二是清理整顿教师队伍，对素质水平明显地参差不齐的教师按照规定的师生比率实施全员竞争上岗。这两项改革，先后共分流下来1079名干部与教师。根据社保政策，所有被改革分流或经竞争淘汰了的干部职工，在没有找到新的职业之前，每月由社保局发放210元的“失业救济金”。医疗、工伤的保障待遇也同在职干部完全一样，统统由社保局负责。这样算下来，教委不仅在财务上没有多花一分钱，而且大刀阔斧地开创了全省第一流的工作局面。陈主任诙谐地说，“一下子砸了那么多的‘铁饭碗’，如果不是‘五保合一’制度，恐怕早已经是人仰马翻，惊天动地了”。

继续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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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的“五保合一”是在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本地政府财政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大胆的创造和探索。尽管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了省委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但我在一片掌声中却是“瞎子吃汤元，心中有数”，头脑非常清醒。我知道，说这项制度建设现在已经“炉火纯青”、放之四海而皆准了，那绝对是瞎扯。我认为，就像一个先天性发育不足的“早产儿”，咸安的“五保合一”从一出世就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有些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直到我调走的时候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是“五保合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合法性。咸安1999年创建“五保合一”的时候，几乎找不到国家对此领域的法规性文件和政策性依据，很大程度上完全属于是我们“自作主张”搞的一种冒险活动。虽然2000年国务院发了个42号文件，确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总目标是建立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提出“已经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的地区，要继续完善和规范”。但这“两张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能不能合二为一？如何完善与规范？仍使我们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因此，“五保合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一直为人们所质疑。

二是“五保合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封闭性。国家统一的劳动保障网，主体是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全民合同制工人。如果地方网发生支付困难，国家可以名正言顺地给予资金支持。由于咸安的“五保合一”缺乏合法性，参保者很多是属于财政全额供养的党政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管理体制，中央与省级政府基本上没有“补贴”一说。这样就给我们一个县级区域的“小网”建设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一旦收支不能平衡，出现较大亏损，立马就面临“崩盘”的严重危机。即使我们谨慎小心地做到了正常运转，也会因为“五保合一”的区域性和封闭性，使得参保者不能有效融入开放性的大市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便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