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事我个人认为只是你一厢情愿。你要多到基层看看，不然又要受骗上当，让无辜人员吃亏。

精兵简政

   

1997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进修的时候，遇到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英国教授，这位金色头发、蓝色眼睛，年龄并不大的朋友问我，中国现在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回答说，最大的特色是人口特多，不仅老百姓多，干部也多。他再问，中国政府官员多，是不是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泛滥成灾的结果？我又回答说，有一定影响，但决不是主要原因。

我们政府的机构设置确实过于臃肿，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大，一直被社会公众所强烈批评。但是，我绝对相信，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一级政府愿意把自己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像韩信带兵那样搞得“多多益善”，而是机构越简单越好，人员越精干越好。因为，政府对于社会的管理必须讲究经济成本和办事效率。如果机构臃肿，人员冗杂，必然导致政府运行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成本太高，纳税人不能承负；效率太低，老百姓不能答应。两者都有“度量”的界限，超越了这个界限，势必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安全，这是一个路人皆知的非常明白的显规则。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凡事都有因果关系。政府机构之所以严重膨胀，财政供养人口之所以与日俱增，显然有着各种客观而现实的缘由。在过去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我们的政府把一切社会事务都揽到自己的手中，承担着“无所不包、无所不至、无所不管”无限责任。为了保证这种无限责任在贯彻落实过程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就必须建立起庞大而复杂的能够覆盖社会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甚至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包括干部的任免、职工的进退、家属的就业、子女的教育、结婚的审批、住房的分配、食品的供给、医疗的报销、各种矛盾的调解等生老病死的所有事务的管理体系。在这种管理体系下，政府层次繁多，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局面便是理所当然。

    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关系。即使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每一层面、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都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政府管理的巨大力量。可以想象，要达到政府管理力量的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孔不入的客观效果，没有一个纵横交错的组织体系，没有一大批上下呼应的行政机构，没有一支为数众多的干部队伍，无论如何都是绝对不可能承负起政府对于社会管理的无限责任的。

政府各种各样的职能部门和管理机构像雨后春笋一样地“茁壮成长”起来，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立，不是官场的“老膏子”，恐怕很难说得清，县一级政府到底有多少“衙门”？根据我的统计，不包括乡镇系统在内，光是正副科级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般都在80—100个左右，这里还不算有关部门下属的二级、三级机构。一位在北京中央某科研单位工作的院士曾经质问我：一个小小的县，到底有多少事情需要政府来管，你们为什么、凭什么要设置那么多的机构和单位？！在他看来，好象地方政府机构臃肿的“罪过”，都是我们这些“土八路”自己造的“孽”。实际上，县一级政府在机构的设置上并没有多少“胡作非为”的权力。任何一个科级以上单位的设立，包括机构名称、职能安排和领导职数、人员编制的核定，很大程度上都得依据中央或部委的“红头文件”。即使地方确实有特殊情况需要增设某个机构，至少也必须报经省一级政府批准，县区领导人就算吃了豹子胆，也是断然不敢擅自作主的。所以，把机构臃肿的责任推给下面县级政府，显然是一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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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上找了找,大多数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出来了,都是按国发[2006]30号文件执行的,不知湖北什么时候执行?

老宋：如果上级不干预，就让你硬碰硬参选，你能不能当选县委书记？

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管理层次一般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三级政府层次的不是很多。在我国，政府的设置有中央、省、市、县、乡五个正规的行政管理层次。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副省级的市，一大批副地（厅）级的县市区、副县级的乡镇和副乡级的行政村。如果加上五花八门的经济开发区，行政管理层次便是一团斩不断、理不清的乱麻。就说这正正规规的五级政府层次，所辖版土面积、人口成份、经济领域、社会事务等方面差距如同天壤之别，但在职能核定、机构设置、职务安排、行政行为等方面则基本一致，就像机械工厂中同型号的翻砂工件，都是按照统一的“模具”浇涛复制出来的。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个“十字架”的结构。从横向上看，主要表现为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与完整的“块块”，如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镇政府。在所划定的行政版图内，各级政府无论规模大小，内部的组织机构一应诸全，行使规定的管理权限，并依次向上级政府负责。“块块”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范围的性质。但是，各“块块”中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地域性特点往往是千差万别的，内容也是千变万化的。说白了，各级政府所面对的管理对象和社会事务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机构设置、职能分工、行政方式和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责任也应该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搞成“上下一体化”或者“左右一般齐”。因此，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的许多职能部门，在县级政府中并没有进行对口设置的客观必然性。

    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安排上的高度统一性，对于坚决贯彻中央政府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维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纵向看，中央政府对于许多重大的地方行政事务管理权似乎又没有完整地交给地方政府，而是由国家各部、委、办通过统一对口设置在各级地方政府中的职能部门来直接操作的。这些为数众多的职能部门虽然属于本级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必须服从本级政府的领导，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上级政府对口职能部门的管理。从而形成了具有某种垂直性质的“条条”格局。

 

    既有“块块”，又有“条条”，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制度遗产。作为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组织保证，当年，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有三个重要的着力点：一是表现在政府机构设置的统一性上，从中央到乡镇，各级政府的每一个职能部门，不仅上下要对口，左右要对应，而且机构要对号、级别要对称；二是表现在思想意识和组织纪律的认同上，通过不断强化的教育与灌输，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一种下级政府服从上级政府，地方服从中央政府的自觉意识和纪律观念；三是表现在充分运用“条条”的渠道来配置各种资源，使各级地方政府紧密围绕资源的争夺来增强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和向心率。

天，才注意到了，真有ID叫“散打”

我在咸安区工作的五年间，省委、省政府真正召集各县市区党政“一把手”会议的次数很少，大量的是由省直各职能部门召开的专门会议，再由对口的区政府职能部门的局长们回来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然后部署如何在咸安贯彻落实各项具体工作。根据我的体会，“块块”与“条条”的关系在许多方面十分复杂，表面上看是以“块块”为主，但到了县一级基层，实质上是以“条条”为主。过去我们经常讲“条”与“块”相结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往往是“条”与“块”相分割。因为，在这种体制与机制下，“条条”在行政区划内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是非常容易“喧宾夺主”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各职能部门特别是那些手中掌握着重要资源的行政审批部门的地位，事实上是越来越显赫，权力越来越大，许多事情甚至可以“一竿子插到底”，成为上级政府的政策代言人和本级政府行政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块块”的地方政府，越到基层，权力越小，虽然肩负着本区划内社会事务管理的责任，但实际上这种责任与权力极不对称，义务与条件不相匹配，似乎只是担当着一个“协调人”的角色。

就竟什么样的干部是好干部？按照宋先生的做法，出去打工能挣到钱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现在如果把全国所有的县委书记都赶下海，把一年时间给他们找工作（不准利手自己的职权去找工作），有几个能找到与自己现职位基本相称的工作？我真是怀疑！包括你宋先生在内。如果找不到难倒就是不称职！

QUOTE:

以下是宋亚平先生的简历和相关报道

　　宋亚平，1957年生，湖北省赤壁市人

　　1986年，获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

　　1988年，辞去公职，到南方务工经商

　　1993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专业博士学位

　　1999年，出任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陆续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两推一选、干部打工等十四项改革措施

　　2004年1月，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中央政府决定将原来至少在形式上属于本级地方政府组成部门的人民银行、工商局、税务局、技术监督局、药品监督局、土地管理局等采取由省一级政府垂直管理的办法予以上收之后，基层政府的整体统一性被明显肢解，“块块”在县一级几乎属于是名存实亡。这种体制虽然对维护中央集权的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更导致了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进一步弱化，并且严重挫伤了县一级基层政府灵活处理地方社会事务特别在地方经济建设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宋是个官场英雄是可以肯定的。成果怎么样，我们没有了解 ，但是现阶段的官场是需要一点这样的激情。一个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者才能更好的谋划和创造

异数

这样改,我认为是捞政绩,不少人都知道是假的,但不能违背领导意愿,大会小会,到处宣传,这搞的"好".可能是为了要政绩吧.

不改是不是更能捞政绩?

不改是不是更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