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

以下是引用老宋在2007-6-27 8:21:00的发言：

“官多”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在我们国家，几千年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观念并没有因为上世纪短暂的以“打倒孔家店”，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而得到根本动摇，也没有被一波接着一波的大革命浪潮所彻底摧毁。前不久，有一位在“商海”跌打滚爬了多年的同学对我说：“中国的经济学为什么要在前面冠以‘政治’两个字，变成政治经济学？就因为政府权力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让发财就你发财，不让发财你就垮台，纵有‘飞天’的本事，没有‘官’的社会背景，你什么都干不成！所以呀，当初大学毕业时还是选择当‘官’好”。我说：“你当初如果能够耐住寂寞，留在高校当一个老师也好呀”。他连连摇头，“不好，不好，当官只要不犯错误，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捧着‘铁饭碗’，到处前呼后拥，吃香的喝辣的，见人高三分”。

我一个师兄在我选择从政的时候鼓励我说，当官是中国的第一职业，这个选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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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还可以探索一种“政府买单、农民（农协）点菜”和“有限竞争，存量激活”的办法。

比如有些乡镇农技站，要么实际是商业化运营，要么濒于瘫痪或事实瘫痪，造成资源闲置。但是要把这些机构人员精简掉，困难太大，而且客观上农民也需要这些服务。在欠发达地方这些人一旦被精简，最大可能不是就地转为（基于市场机制的）为农服务者，而是外流到外地或其他领域。因此，可以考虑暂不涉及机构撤并、编制精简和身份转换，而是把相应的政府经费拨付农民（农协），专款专用，由农民（农协）拿这笔钱自行选聘农技站、农技人员为自己服务。整个过程无需发生实际的资金往来，只要建立一个记帐结算机制就可以了。为防止改革冲击过大，开始阶段可以限定在现有的机构、人员中进行选择，这就是“有限竞争，存量激活”。

      我虽然不同意这位朋友的看法，但许多客观的现实例子就摆在那里，不管我们怎么去教育和引导人们投身于经济建设或从事社会服务事业，在经济尚不发达、创业与就业相当艰难的中西部地区，仍然还是有很多人在“削尖脑袋”往党政机关钻，朝事业单位挤。这些年来，大凡有考录公务员和事业编制职工的单位，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热闹非常的。虽然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比较低，远远比不上那些个体工商户，甚至更比不上有些企业的“白领”阶层，却像具有强大磁力的磁场，紧紧地吸引着人们就业的注意力和兴奋点。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当官”并不是在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政治“舞台”，去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理想所作出的崇高选择。他们也多有自知之明，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去担当改造社会、拯救世界的英雄人物。他们仅仅只是想找一个“旱涝保收”的绝好就业形式，来设计谋求个人安逸生活的良好目标。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每月时间一到，薪水总能照发不误，养家活口的水准，比起社会上广大劳动群众来说还是要高出许多。找一个稳妥的工作，领一份合适的工薪，过着平安的日子，你能说这种思想意识不对吗？

好在我们的政府行政层次多，机构多，职能多，管理的事务多。既然建造了大量的“寺庙”，光有“方丈”肯定不行，还必须招收大量的“尼姑”和“和尚”，才能应付得了各路“施主”繁忙地烧香拜佛的各种事务。于是，以就业谋生为主要目标的大量社会劳动力，便如同潮水般地汹涌而来，进入到政府这些“森林”般林立的职能部门与管理机构中，成为政府日益庞杂的财政供养人口。

      目前，政府到底有多少财政供养人口，我至今找不到一个比较真实可信的数字。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东西属于保密的内容，而是我们国家财政供养人口的成份太复杂。在过去封建社会里，财政供养人口主要指政府的官员，即我们现在所谓的“国家干部”。但是，现在的“国家干部”的含义太笼统，范围也极为广泛，不仅仅涵盖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公、检、法、司等机关的公务员，还包括从大学、中学、小学到幼儿院的整个教师队伍和科学研究机构、卫生医疗机构、文化艺术团体的职工，直至乡镇“七所八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凡属于政府兴办和经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职工，都一律统称之为“国家干部”，均由政府以财政全额或者差额拨款的形式供养。

      我从网上看到过一个数据，说我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目前的实际人数已经达到了4500万人。这个数字与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相比，增加了20多倍。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渠道统计起来的，也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因为我在县市区工作那么长时间，深刻地体会过要把这个数字搞准确是相当相当困难的事情。就县级来说，事业单位既有全额财政预算单位，也有差额预算单位，还有自收自支单位，从财政口径算只能是一个大概的估计。如果从人事口径算也不行，许多事业单位里既有国家干部，也有全民所有制职工，还有合同制职工和临时工。就连大家公认的编制管理比较严格的党政机关，亦不见得“人头”就好数。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实行了财政包干以来，党政机关也搞活了。只要自有经费宽裕，在上级批准的编制之外，也可以灵活地进些干部职工，反正不找上级财政要钱就行。

又以咸安为例，1985年全区财政供养人口为4，200多人，到1999年，财政供养人口已经达到13，111人，整整翻了3倍多。如果以全区50万人口计算，大概每37人供养一个财政人口。再以监利县为例，1998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为30785人，经过1998年到2002年两轮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和冗员分流动之后，到2003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了32702人。如果以全县130万人口计算，大概是每33人供养一个财政人口。我想，这个比例在全国各地县域中恐怕还不算是最高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周青告诉我，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20多倍。这些钱干什么了，主要用在养人上。当然，也有物价上涨的因素。

如今，经常有文章批评政府人员太多，甚至拿历史上的汉、唐、明、清等封建朝代的政府规模和财政供养人口与现在作比较。我觉得这种简单的类比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因为，封建时代也好，民国社会也罢，那个时候政府所管理的理念与目标完全不一样，管理的对象与行为方式也很不相同，简单地用财政供养人口的多少或供养系数的大小来衡量我们现代政府的行政成本，并不能科学地说明问题。例如，在封建社会里，教育、卫生事业主要是由社会力量承办的，政府很少给予财政上的支持，甚至在省以下的政府机构中几乎不设置教育、卫生的主管部门，县级政府仅设置一个“学喻”的编制，用以管理本县的教育行政事务。现在不同了，各个县市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中，教师、医生、文化以及其它事业单位职工加在一起，将近占到整个财政供养人口的80%以上，经费支出将近占到整个财政开支的60%以上。所以，不具体分析财政供养人口的成份，很难搞清楚我们现在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无论怎么说，我们现在的政府确实严重地存在着机构臃肿和人员冗杂的问题，特别是机构设置混乱，职能交叉重叠，界限不清晰，相互扯皮、人浮于事的问题十分突出。这种情况极容易产生两个恶劣后果：一是财政供养必然不堪重负。机关干部也是过日子的人，吃不饱“皇粮”便会千方百计吃“民粮”，从而引发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赞助等各种违规违法行为；二是办事效率低，服务质量差，有权有利则相互争抢，无权无利则相互推诿，“槽中无食猪拱猪”，勾心斗角、内耗不断的情况经常发生。现在社会上流传说，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的人在干，三分之一的人在看，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捣乱。结果往往是“干的搞不赢看的，看的搞不赢捣乱的”。是不是“夸张”我不清楚，但确实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几十年来，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有一个久治不愈的“炎症”，就是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尽管平时可能毫无政绩可言，甚至毫无事情可做，但只要你不犯大的错误，那便“生是政府的人，死是政府的鬼”。谁也奈何你不得。我刚到咸安的时候，纪检委书记告诉我，1997年，全区因犯各种严重错误先被纪检委开除党籍，后又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被法院判决为“缓刑”的中层干部共13名，这些人需要重新安排工作。我听后大吃一惊，判了缓刑为什么不能开除公职？还要重新安排工作？纪检委书记说，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对此没有规定。我说，党纪国法既然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开除公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不反对开除公职。在区委常委会议上，大家同意了我的观点，将这13名干部开除了公职。但后来，这13人不仅经常找我“扯皮”，而且一直通过各种形式上访包括向上级纪检委申诉，要求区委纠正“明显违反常规”的错误做法，恢复他们的公职。直到我离开咸安之时，此事尚未了结，足见我们党政机关减人是多么艰难。

机构臃肿、职能重叠、权责不清、相互磨擦、效率低下、内耗严重的问题，干部队伍庞杂，编制约束不严格，岗位职责混乱，人浮于事，“吃饭”财政不堪重负的局面，不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工作就没有公正和效率可言，而且还会极大地损害自己的社会形象，也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当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建立“五保合一”社会保障体系两大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我就计划乘风破浪地来一个精简机构、分流冗员的“动作”。有好心人劝我：这些年来，凡是能够给干部带来利益和好处的改革都搞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尽是一些得罪人的烂事儿，人家能够绕道走，你也可以绕道走，何必较真去当这个“冤家对头”！现在干部的任免要走民主推荐的程序，必须依靠有人在票上“划圈”才行，你老是干一些摘人“帽子”、端人“饭碗”的恶行，别人恨你都来不及，谁还会给你“划圈”？

一个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的心声

 

我是湖北省、郧县最基层的一名农业技术人员,从82年参加工作至今,在乡镇已经工作了25年,回想起在这2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所经过的风风雨雨,心里也是感慨万千,

   参加工作时,我们每月只有几十元的工资,可我们的工作确干得有声有色,推广两杂种子,我们风里来,雨里去,虽说是很忙,很辛苦，但是，我们开心而快乐的工作着,有时为了给农民指导一些农业技术,我们步行十几、有时甚至几十公里来回奔走在田间地头，我们心甘情愿，因为那时国家没有抛弃我们，当时我们的管理权在县农业局，是下派在乡镇政府，我们的待遇和乡里的干部是一样的，农民欢迎我们，国家重视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当时我记得一个最常见的说法是：你要是再不好好工作，把你调到叶大、叶滩（这两个乡镇是我们县最边远的乡镇）去，好象这样就是对工作不力的惩罚。

在后来的这几十年里，我们经历了收收放放，放放收收（收到农业局、下放到乡镇，管理），我们都是在被动的在接受这些所畏的改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只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服从组织安排,才能践行我入党时的誓言。可到了2005年，湖北省所畏税费改革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开始在我县实施，这一下，又把我们打入到了无底深渊，当时我们也想，国家实施某一项改革，从大的方面有它的好处，只要是公平、公正的对待我们，倒也无可厚非，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国家的改革政策是啥样的，当时县里就是有一个政策，被改革的单位统统转制，改成什么民办非企业机构，我们当时也是有想法，有顾虑，也从经上访到县、十堰市委、省委、国家信访局和农业部，目的是想引起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给我们出台一个符合农业、农村实际的改革政策。当时国家信访局的领导说你们回湖北省找你们省里解决，我记得是一个女领导接待的我们，还给我们出示了一个手续,让我们回湖北省找省委、省政府解决,当时我们认为我们这么远去了,就又到国家农业部信访接待处去咨询一下当时国家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改革政策,农业部信访接待处的领导告诉我们,全国别的省都好说,就你们湖北省不好搞,因为你们湖北省的书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我们也是拿他没办法,只有等到他走了(换届)以后再说。没办法,我们只好拿着国家信访局给的回执到了湖北省,省里说你们回去找你们十堰市,就这样踢来踢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郧县全农业(包括农机、水保、等改制单位)系统集体上访到十堰市委，要求给我们出台一个合理的改革方案，买断也行，我们当时也是心灰意冷，想起来我们也是受过教育，曾经也是国家干部，也有一双手，既然国家抛弃了我们，我们在哪儿也能生存啊，我们强烈要求参照企业改制方案（以前郧县烟厂改制7-8年工龄的一次性补10万元左右），给我们一次性买断，我们的死活与国家无关，我们在市委三天,没有任何结果,市、县两级领导都说：这是省里的改革方案，他们都是无能为力，我们十堰市只有参照省里的精神，按最有利于你们的改革方案执行，采取委托服务制，最后，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王铁军说：一旦上面的政策有好转，你们都还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你们回去吧，我们想，这也是不小的一个领导这样说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在层层强大的压力下，我们的领导（各乡镇的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被动的给县里签订了转制合同，当时不签不行啊，县、乡镇两级层层打压，他们（县、乡镇）是为了完成任务，要不是保不住他们的乌纱帽，省里的文件精神，他们也得被动的接受啊，就这样，在省里的高压政策的强大压力之下，我们的转制算是“圆满成功”。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次改革的“成功”之处吧,

一、减人、减事、减支

改革的初衷是减人、减事、减支，就拿我们农业系统来说吧，改前是130佘人，减下去的（2003年的第一次改革，也就是竞争上岗掉的）有的去了乡镇政府、有的去了财政所，留下我们这批优秀的，现在转成什么民办非企业机构，农业系统上的人是减下来了，可是财政支出没有减，省里每年向我们县支出所畏的花钱买服务的经费200多万，明年听说增加到500多万，可到我们手里的却是寥寥无几，乡镇政府缺编吗？地方财政所缺编吗？全县乡镇财政所现在大约还有临时工几十人都没有减出去，其它的我不想说的太明白。事是减了，因为这样不公平的改革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我们能象以前那样一门心思的为农民服务吗，人不为自己着想是不可能的，不管他（她）们的思想境界有多高。

二、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

我记得很早以前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言而喻，只要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知道，如果说没有人，不知道又有谁来为农业、农民服务。我们大家都知道,事要人办。把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改为什么民办非事业单位,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是企业、是事业 ？我们国家不管是哪个机构，都是为千千万万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不管是各级政府，还是公、检、法司等都不例外，不过是服务的方试与方法不同罢了，既然是这样那就应该是上起中央国家机关，下止地方乡镇政府，都应该是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国岂不是乱了套了。还讲什么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全都成了一句空话。

   湖北日报2007年6月24日第一版刊登的本报记者走基层寻找答案：如何聚集人才做好农技指导。里面提到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新的农技服务组织如何聚集人才做好农技指导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们也是通过调查公安、建始、潜江、黄梅、京山、松滋等县、市区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说明了我国的农业、农民还需要我们，他们非常渴望我们为他们服务。不管是记者调查得出的是用真情聚人、机制选人、磁场效应、待遇稳人等等各种方法与措施，归根结底是要稳住广大农业技术人员的心，象现在这样朝不保夕的机构，永远是留不住人的。

   我们渴望郧县能够严格按照国务院2006国发30号文件精神，确保公益性，放活经营性，（我们原来的农技站就有公益性和经营性之分），对公益性的恢复我们的事业单性质，定编、定岗、定人，，严格统一管理，使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我们才能象原来那样，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我们殷切的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

 

             郧县最基层一个农业技术员的肺腑之言

 

2007年7月6日

一个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无助与无奈

　　　　湖北省、郧县的改革“成果”

我是湖北省郧县最基层的一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从81年参加工作至今，一直在农业第一线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回想起这几十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心里也是感慨万端。

参加工作时，我们每月只有不到30元的工资，在那时，虽说是我们的工资很低，但我们却开心而快乐的工作着，推广两杂种子，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有时为了给农民指导一些农业技术，我们步行十几、有时甚至几十公里来回奔走在田间地头，我们心甘情愿，因为那时国家没有抛弃我们，当时我们的管理权在县农业局，是下派在乡镇政府，我们的待遇和乡里的干部是一样的，农民欢迎我们，国家重视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

在后来的这几十年里，我们经历了收收放放，放放收收（收到农业局、下放到乡镇，管理），我们都是在被动的在接受这些所畏的改革。我们想，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弱势群体，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权，有的只是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一颗炽热的心，只要是我们好好的埋头工作，我们想国家就不会抛弃我们，我国必定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十几亿人要吃饭，国家不会不重视农业、不重视粮食生产，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2005年所畏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使我们彻底感到了绝望，一下子把我们统统转成什么民办非企业机构，我们的单位性质变了，编制没了，使我们一下子感到无所适从，我们想，改革只要是公平、公正倒也可以，可是我们郧县的改革却是带有歧视性的，让我们来看看郧县这次改革的“成功”之处吧。

一、行政：1、党政一把手一肩挑，这样缺少监督。2四十多岁的领导退下来，工资照发，奖金照拿，长期不上班在外边做生意，3、五十岁左右的退休，不占编制，上面来检查了说减少了好多在编人员，可是，实际上财政支出一点也没有减少。

二、全县财政系统现在还有临时工40多个在照样上班拿工资、发奖金。

三、林业部门原有的50多个自收自支人员现在全部是在财政拿工资。郧县不给不行啊，如果不解决这一部分人员的问题，退耕还林的项目，免谈。

四、全县乡镇计生服务站原有的50多个自收自支人员全部纳入花钱买服务，农业上还有不到20个人是自收自支县里是一点也不管。

五、2003年改下去的人员，（竟争上岗掉的），包括农业、农机、畜牧、计生、等下岗人员，现在有5个是政府公务员，还有几个在财政所是全额事业编制，留下我们这批优秀的，现在改成什么民办非企业机构，这就是郧县“成功”的改革。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改革后的情况吧。2006年我们每人全 年的经费是15000多元，扣除保险，就只有11000多元了，这就是我们全年的工资，现在我们没有编制，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只知道说工作，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吗，年轻的有的都跑了，有的还在观望，只剩下我们这些40岁左右的，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整天忙什么税费改革检查，做假等等，没有办法呀。县里叫怎样，我们只能依县里，上一次因为医疗保险的事我们找到县配改办的刘培林（财政局的副局长，兼配改办主任），他说你们现在已经转制了，县里只要是把钱给你们了，别的县里一概不管，你们就是找到中央，回来还是我们郧县说了算。请各位领导听听，这就是县一级领导这样说的话。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官“大”压死人。我们现在是没有医保，没有档案工资，没有编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农业主管部门：农业部是不是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不知道能不能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向国家总理反映，我们现在真的觉得是无助与无奈。我们不知道国务院的２００６国发３０号文件是不是能在我们郧县执行，不知道郧县还是不是还受国务院领导。

郧县最基层的一个农业技术员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５日

当前乡镇改革的突出问题

 作者：蔡永飞

说的很有道理.这都是乡镇的实情

一位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朋友则从另一角度启发我：精简机构、分流干部的改革也可以搞，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怎么去掌握？在许多县市区，一些职能部门和管理机构一会儿被合并，一会儿又分开；一会儿被撤销，一会儿又重建，这都叫改革。有的单位一会儿被下放，一会儿又垂直，如此反反复复搞了好多次，这也叫改革。但不管怎么改，每回都必须能够平稳地“鸣金收兵”。要做到这一点，核心的核心，就在于机构的关、停、并、转，千万不要真正地去触及到干部个人的切身利益，顶多是让他们通过所谓的“精简”换一个领取工资的地方，甚至让有些党政机关在名义上变成事业单位之后的经济待遇还可能比原来要高要优。这种“改革”可以导致一种完美的结果：领导赚了名声，干部得了实惠，双方形成了“共赢”。

说实话，我内心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当时，中央没有“红头文件”，上级领导没有明确指示，周边地区没有遥相响应，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地方想要率先突破搞改革，都极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迟早会成为被淹没的“孤岛”。推行精简机构、分流冗员的改革，特别是搞这种摘人“帽子”、端人“饭碗”的改革，无疑是最富危险性的事情。前面提到的被纪检委开除党籍，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被法院判了“缓刑”的13名干部，尚且“有理由”强烈要求重新安排工作，倘若真把多余的干部从组织部的花名单上和财政局的工资册上“一笔钩销”了，那岂不是要翻江倒海、地动山摇！万一稍有闪失，轻则让你改革者粉身碎骨，重则搞得整个社会鸡犬不宁。

碰到困难决不绕道走，这是我的性格。就算本届党委、政府根治不了这个“痼疾”，也要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尽量为后届班子彻底解决问题创造一些条件。通过对利与弊、得与失的反复权衡，最后我还是决心“冒天下之大不讳”，捅一捅这个“马蜂窝”。不过，我非常清醒：真刀实枪地进行一次机构精简和冗员分流，这绝对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攻坚战，必然引发各种利益的尖锐碰撞，并产生出许多可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矛盾冲突。其意义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失败了，咸安的各项改革极有可能会嘎然而止；如果成功了，咸安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将会出现一个顺利、健康、快速发展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