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一段别人的话：

“在我们的体制中，如何保证政府部门和官员能够负责任地进行工作，这个问题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这涉及到权力的来源。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基层政治生态就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

来自：http://blog.cat898.com/boke.asp?19671116.showtopic.101037.html

QUOTE:

以下是引用老宋在2007-7-25 11:57:00的发言：

说实话，我内心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当时，中央没有“红头文件”，上级领导没有明确指示，周边地区没有遥相响应，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地方想要率先突破搞改革，都极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迟早会成为被淹没的“孤岛”。推行精简机构、分流冗员的改革，特别是搞这种摘人“帽子”、端人“饭碗”的改革，无疑是最富危险性的事情。前面提到的被纪检委开除党籍，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被法院判了“缓刑”的13名干部，尚且“有理由”强烈要求重新安排工作，倘若真把多余的干部从组织部的花名单上和财政局的工资册上“一笔钩销”了，那岂不是要翻江倒海、地动山摇！万一稍有闪失，轻则让你改革者粉身碎骨，重则搞得整个社会鸡犬不宁。

象当年的大宋朝。

这样的改革不妥

  

孙部长：您好！
我叫黄修荣，现年43岁，是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的农技员，来信找您，是想解决我们的身份问题，即恢复农技站的事业单位性质、组建公务员型的农技推广队伍。
我自1981年从农校毕业后，一直在乡镇做农技员，已有27年了，多年来，我热爱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也深受服务区内农民的好评，本人还获得了一项国家发明专利，但现实的身份和待遇，令我无比寒心。
从1992年实行乡镇财政切块后，我们没有一分钱的办公费，工资由100%逐渐降到2005年改革时的30%，到05年时人平年工资仅3800元，同时在政治上没有提拔的一丝希望，没有住房和住房公积金及其它所有福利待遇，这点工资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2005年，我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启动，我也认为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改革三年来，我的感受是非常寒心的，其主要问题是：
一、改革方法不妥，待遇得不到保障。
这次改革将农技站的事业单位改为民办单位，农技员的国家干部身份改为社会自然人，且不说削弱了农业科技推广的的作用，其农技员一夜之间被全部辞退，不符合劳动法规（第二十四至二十六条）的条件辞退。改革后，虽然省政府增加了对农业推广的财力倾斜，但我们工作不稳定、待遇得不到保障，具体表现为：
1、工作不稳：鄂发〔2005〕13号第11条为：公益性服务实行合同管理。……财政出钱,购买服务,……可以向转制后的企业或服务组织,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向有资质的各类服务实体和个人采取购买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政府可以把农技推广工作发包给我们，也可以不给，如果社会上技术差的人用低价来竞标，我们这些为党和人民干了几十年、有丰富经验的农技员也一定会落标，您说谁又能安心工作，有些农技推广项目是需要几年来完成的，换人后，是不是要中断，再者，这又怎么能吸引年轻的大学生到基层来工作，我们都40多岁了（我站30岁以下的没有一个），过了我们这一代，那就是一个断层了。
2、老无所靠：按改革的要求，所有人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在具体执行中，一是保险低，我是92年进中级职称的，但2006年只允许按每月730元的基数交，到退休时的待遇自然不会高，二是所交的费用均需个人交纳，也就是变相的降低了个人的工资额，如按原有的身份，个人是不承担任何费用的。
3、病无所养：鄂发〔2005〕13号第12条为“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 定岗不定人”也就是说，有事做、做了事才有钱，没事做、没能力做的人没有钱，我们农技员即要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和丰富经验指导农民，同时又要到田间调查、亲自操作示范来工作，体力劳动非常大，经常风里来、雨里去，还有很多人得了血吸虫等职业病，还有的人年纪大了后，视力减退，看不清虫子，这就意味着丧失了工作能力，按照上面的说法，因职业关系造成工作能力减退，就没有工作了，也就没有收入了。在60岁以前，一日不作，一日就没饭吃。我们单位有三个因病不能工作的，至今没有待遇标准和工资来源渠道。
再者，按照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按这一款，上面的文件与此相矛盾。
4、同工不同酬：虽然我们的工作量大、劳动强度高，但与同级公务员相比，少得可怜，我们的经费来源一种方式是由乡镇支配，按人每年5000-10000元定岗，这些钱还包含养老保险金等，另一种是由乡镇农业中心支配，除去刚性开支（退养病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费5000元/人、办公费），剩下的才是工资。人平10000-12000元，低于同级公务员的一半以上。
5、钱不定发：二年来，我们的经费经常是靠要，一般要到六七月份才能要到/2钱，其它的要到12月，要钱像讨饭的，农民工的工资都来得比我们快。
6、社会地位低人一等：职称无人评、调资时每人每年要交300元档案管理费，养老保险只能按最低工资标准交、各类保险金全部自己掏，具体问题无人管，如我站殷火林办理病退手续时互相推辞，三年了，至今还没解决。
二、改革不公平
按照鄂发〔2005〕13号要求，财政、经管、水利可保留事业编制，同时改革，为什么这些单位可保留？在改革过程中，土管、交通、林业、兽医、文化广播都收回了主管局，上述单位基本没有动，也没有一个停发工资的（有些单位走过场下了岗，照样上班拿工资），在现有改制的单位中，唯有农技和农机员（现合为农业中心）的国家干部身份改了，其他单位如计生人员、城建人员、乡企员本身就是招聘的合同工。下岗算断中，农技员算断的补偿金每年仅1000元左右，只有行政干部的1/3。
三是竞争上岗不规范，只考核，不考试。

为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一、恢复农技站的事业单位性质。
新农村建设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农技推广队伍，目前70%的农业新技术是靠基层农技站来推广完成的，农作物的重大病虫害的防治指导的90%工作量也是由农技站来完成的，农产品的安全生产也要靠农技员来完成，还有农产品的保鲜加工销售、农村能源、农民科技培训、农机推广等，都需要这支队伍来做，在乡镇基层工作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农技员、和农民接触最多的是农技员、农民最信赖的是农技员、工作条件最差的是农技员、工作最辛苦的也是农技员。
国家为了提升农产品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农民增收的需要，非常重视三农工作，大把的钱往农业上投入，为什么会希罕这几个编制呢？节约这几个小钱呢？
二、竞争上岗，组建公务员型的农技推广队伍
建议由政府牵头，组织人事、农业和乡镇政府等单位人员组成工作组，进行政治考核和业务考试，选拔出一支具有奉献精神、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的优秀农技推广队伍。
经录用的农技员以公益性服务为主，不再参与农资经营。使其工作性质得到稳定，有利于全身心的投入到农技推广中来，这样也有利于吸收大中专生，永保队伍活力。
对于算断人员，与国家公务员一样处理，同等待遇。
三、保障经费  要保障乡镇农技员的全额工资待遇，还要安排一定的办公、培训和新技术试验示范经费，并列入财政预算。
四、加强培训，提升服务质量  要对录用的乡镇农技员全部轮训一次，学习农业新技术、开展学术交流，不断更新知识，提高农技队伍的整体服务素质。
乡镇农技推广站还要配备电脑等设备和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达到信息化、机动化、高质量的社会化服务，适应新型农业生产的要求。
我为党和农民工作了这么多年，也还想继续为党和农民努力工作，过去待遇低的时候都没有去争，是想到老有所养，而现在的改革把我们的后路都断了，不得不打扰您，望能解决为感！


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农业中心   黄修荣
电话：0712-8386751  13871902701
邮箱:hxr8286751@sohu.com

【guest】 于 2007-7-18 10:23:32 发表

积极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

                 危朝安
             07-18 09:52:45
  月16日，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讲话时强调，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准确把握改革目标，找准改革立足点，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积极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
　　危朝安说，国务院《意见》下发后，农业部及时启动了各项工作，建立了改革联席会议制度，下发了贯彻落实意见，多次开展督导调研，加强对改革工作的指导。各地大都建立了改革工作协调机制，普遍开展了调查摸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目前，12个省市出台了贯彻实施意见或改革工作方案。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的贯彻落实工作与国务院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危朝安指出，各地要花大力气、下真功夫，把握好重点，找准切入点，抓住关键点。一是准确把握改革目标，找准改革立足点。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逐步构建起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的多元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当前，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改革和建设国家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上，立足于强化公益性职能，增强农技推广的活力和效率，提高农技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二是着力推动体制改革，构建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要以加强农业公共技术服务为目标，强化公益性职能，分离经营性服务，合理设置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理顺管理体制，解决好国家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职责定位问题。三是注重运行机制创新，增强农技推广活力。要通过完善人事管理制度、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创新推广方式方法、建立合作推广机制，逐步建立一套组织体系完整、职责任务分明、运作方式高效、绩效评价合理的农技推广管理制度。四是强化财政保障，提高农技推广能力。要认真研究解决农技推广投入的长效机制问题，明确县以上各级政府的保障责任，做到农技推广机构有手段谋事，有钱办事，提高履行公益性职能的能力。五是协调处理好深化改革与加强建设的关系、推进改革与保持稳定的关系、建设国家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与发育社会化农技服务组织的关系，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危朝安要求，各级农业部门要按照国务院《意见》今年底要基本完成改革任务的要求，去谋划、去部署、去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落实。要对改革加强指导，抓好督促落实。要积极争取财政、发展改革等部门的支持，整合现有项目资源，强化项目支持，形成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合力。 

 

【guest】 于 2007-5-9 21:50:01 请看湖北长阳一个技术人员在农技论坛上发表的

仰望苍天,心灰意冷

湖北省的农技推广系统改革根本不成功.基层干实事的技术员全退出了财政编制,工资待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均无着落,基层的农技推广机构已近似解体,完全瘫痪,人心涣散.既违背了国家政策.也给该省的农业增添了不安全因素.
   2006年全国暴发稻飞虱,但湖北省最严重,最后全国的稻飞虱都飞到了湖北,全国的敌敌畏也都运到了湖北,可谓防不胜防!最终导致江汉平原水稻严重减产,绝收田不计其数.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这一情况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可能这一年楚国就亡了.对于这一反常现象,不仅农民不理解,而且许多农业专家也不理解.最后归因于气候异常,自然现象.其实是基层的农技系统与上级完全脱钩,信息不畅造成的.我单位接到市紧急文件时,已是层层转发来的通知,离稻飞虱暴发时间已过13天.可想而知,这一紧急文件已毫无意义!当然基层的农技人员心不在农也导致了防治不力.只要药卖得出去,谁还管效果如何!?没有了生活保障,大家只得拼命挣口粮钱!其实敌敌畏真的那么有效吗?施药时机农民们把握好了吗?疯涨到15元一瓶的敌敌畏农民用得值吗?这其中又有多少是真品呢?
    如今回过头来看过去的2006年,觉得农技人员苦,但农民更苦!而农业的危机也依然存在.这不禁让我想起2004年湖北省乡镇农技站改革。
   湖北长阳的情况更糟糕,改革后一是农技推广队伍散了;二是原农技人员待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均无着落.管理没有章法,乡镇书记镇长随意扣减经费较为普遍
    湖北的农技改革,首先是对农技人员人格的损伤,在乡镇工作的农技人员,是最基层的, 风里来雨里去,作过极在的贡献,而这次改革,却把他们改了,我以为湖北农业的悲哀,是对法律的践踏.

2007年7月28日

 

乡镇事业单位路在何方？

中国乡镇体制走了50年，当年的乡公所变成了现在的一级人民政府，原本几个工作人员的乡镇政府演变成了现在的40人左右，有的地方超过了100人大关。行政、事业干部大家都吃着财政饭。随着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的减免，计划生育也不能再象从前那样牵猪、挑粮；农村人口劳动力转移也很大，农村能干事的人全部走出山村，留在家的只是“386199”。乡镇到了转变职能的关键时期，那么乡镇行政、事业人员又该何去何从？

一、各层的意见

乡镇领导干部说：我们的人员多了，现在只要几个行政干部和部份的事业技术人员就行了，用不了那么多人！再说了，现在的乡镇政府，没有收入，全依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人多了，工资哪儿来，工作经费哪儿来。我们宁愿我们的干部累点，但事业干部不能养得太多。

乡镇事业干部说：农村劳动力外出了，农村就更需要我们的技术，农村没有技术农业科技就上不去。国家之根本在于农业，不能没有事业技术干部。再说了，我们为了农村技术推广，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你们总不可能一句话就让我们离开这工作了几十年的乡镇人民政府吧。再说了，我们事业干部难道比行政干部要贱些，90年代没有公务员这个概念以前，大家都一样，没什么区别，现在到好，行政干部可以升官做乡长书记，事业单位不但不能升职，反而还要让我们背着被子走人，太不公平了。

农民说：现在很少看到有干部到我们村里来了，生产劳作都没有人来给我们指导，现在的病虫害又特别多，唉，哪段时间打什么农药我们都不知道！现在的干部呀！（他们说时都在摇头）。当我们问他们，你们是更欢迎政府的干部还是更欢迎技术人员。农民笑了：还用说，我们当然是更欢迎技术人员，不然，我们怎么致富，我们也想象别的村那样，搞点有特色的农产品，可是我们没技术呀。

 二、乡镇事业单位的路在何方 湖北的综合改革已经“结束”了，乡镇事业单位全部推向了市场，从此，乡镇再无行政、事业之争，但湖北改革后的成果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我只听说，湖北省搞这此改革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出了血本没关系，这是否有利于农村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是否有利于“三农”的发展。我们不得而知。

 阵痛，这是自然的，没有阵痛就没有改革的成果。那，我们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如何建设？依我看无非两条路。

1、是可能廷用现在的体制，并加以改进，完善考核办法，全面实施三年一聘及服务中心主任负责制度。如果用这种办法，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仍然是政府的内部机构，这些人员仍然是干部身份。

2、 严格按照国务院2006国发30号文件精神，强化公益性，放活经营性，坚持精干高效，科学设置机构，优化队伍结构，合理配置农业技术推广资源；坚持政府主导，支持多元化发展，有效履行政府公益性职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合理设置机构，理理顺顺管理体制，科学测算、合理确定并落实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编制。进一步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技术职称评定等有关政策，落实相关待遇，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不断提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整体素质，整合各行业专业站所，进一步提高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能力。

                                          2007年8月2日  （转发、有部分修改）

 

   老宋，你不是一个好官。

   你回过头来想想，你的作法妥吗？

   当然，从你个人来说，你是成功的。毕竟你因为改革升官了，但是你是以害几万人的生计、几千万农民的直接利益而获得的。如果你是一个真农民的儿子、一个有良心的人，那你下半生就应该在良心不安、谴责中度过。

   几千万人的唾沫会将一个人淹死，几千万人的诅咒会让一个人下地狱。

当然，即使有这种形势和机会，也不等于就具备了改革成功的必然性。由于机构调整、人员分流工作涉及面广，震动力大，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在推行这一改革时，我必须特别谨慎、特别小心。在我看来，整体设计、周密组织、精心操作，充分预计改革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矛盾与问题，并及时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才能努力地将风险压缩到最小的程度，去争取改革的最大收益。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咸安的干部群众灌输“小政府、大社会”的新理念。我每到一个地方和单位，都讲无限权力政府和无限责任政府往往是顶着铁锅唱戏，人吃了亏，戏却不好看。为什么？因为广大山乡农村、各个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社区等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只是各级政府的附属物和“应声虫”，他们对于管理社会和管理自己所应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政府大包大揽的执政方式所严重压抑，久而久之，也就逐步养成了一种无事靠政府、有事找政府的思想惰性和行为惰性。这种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实践结果，不仅使得政府的管理成本大的无以为继，而且导致整个社会严重缺乏生机与活力。

     这些显而易见、刻骨铭心的教训，值得我们扪心自问和认真地反思：到底哪些是政府“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哪些是政府“神圣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提醒说，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自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权力，其实并不是政府所应该拥有的权力。同样，那些被视之为政府“神圣不可推卸”的许多责任，其实也不是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党的十四大早已经确立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既然如此，政府就必须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无所不管和越俎代疱、自操自办的第一线，逐步退到主要是运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法制的手段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并通过科学配置各种资源来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第二线。

    怎么“退”呢？在我看来，个人、社会、政府既是不同的管理层面，又是互动的有机整体。政府对于社会服务包括一些微观性质的行政管理事务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凡是个人、家庭、家族能够依法自立自主的事情，社会就不要去管；凡单位、企业、团体、社区等社会组织能够依法自立自主的事情，政府就不要去管。政府的重要任务是充分培育、调动、发挥好个人和社会自己管理自己、服务自己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努力追求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即使必须由政府承担的社会服务责任，也应该按照“效率”的原则去寻找其他更好的实现形式。

   在一次有区直各职能局、办、委主要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上我提出，不要觉得政府往后退就是丧权辱责，就是放任自流不作为。古今中外的政府，从来就是有限责任政府和有限权力政府。其实，这种“退”是遵循行政管理内在规律的必要举措，是为了明晰政府的责权界线，厘清政府的管理职能，准确政府的角色定位。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政府的管理机构就会变得比较小，干部队伍的人数就会变得比较少，就有利于营造出一种让社会力量自主投资、自主创业、自主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制度环境，让各种健康的活力象火山一样猛烈激发出来，让社会财富在自由与和谐的氛围中象涌泉一样地流淌不绝。

    不敢说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我的思想在咸安的干部队伍里都是“知音”，但在“四大家”决策层，特别是王玲、江仁春、周家添、镇改新、边一山、程家华、熊棠芬等区委主要领导班子成员，都长期在基层第一线工作过，有着“当家方知柴米油盐贵”的经历，他们也非常希望冲破传统体制机制的羁绊，向往“统一、精干、效能”的新型政府建设。他们认为，早改革虽然困难多、阻力大，然而成本低、主动性强，晚改不如早改，长痛不如短痛。

    领导层的思想高度统一之后，改革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1999年10月，区委决定让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长胡夕泉组成了一个工作专班。他们极负责任，兢兢业业，不知通过什么手段与途径，居然收集了各地有关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大量资料，里面既有令人鼓舞的经验，也有令人沮丧的教训。在此基础上，他们紧密结合咸安的实际，于12月提出了机构改革和干部分流的初步方案。我们围绕这个方案，多次召开书记办公会、 区委常委会、“四大家”领导联席会议，专题进行可行性分析评估。

    我们认为，机构臃肿、职能重叠、权责不清、相互磨擦的问题固然十分突出，但转换职能、精简机构很容易引发与上级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矛盾冲突，对我们形成巨大压力，稍有不慎即可能导致我们的改革尚未起步即“胎死腹中”。因此，在机构的问题上我们采取了“吃柿子”的策略——拣软的挑。先将那些管理职能明显重叠或基本近似的机构进行调整。如将建委、规划局、城管局、房产局、环卫局等相互平行的单位合并成规划建设局；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新闻出版局、文化局、体委合并成文体局；将原来分设在劳动局、人事局、卫生局、民政局和机关事业单位保险办公室的专门从事社会保障的机构，组建成统一的咸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其次，将那些名存实亡的商业局、二轻局、机械工业局、纺织工业局、建材工业局、化学工业局，一律改为留守性“总公司”，行政级别不变，现有人员实行竞争上岗，全部由财政供养，只出不进、自然消亡。第三，将那些具有微观服务功能和经营条件的事业单位剥离出来，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招待所、机关幼儿园、食堂、水电维修队，旅游局的旅游服务中心，建设局的园林局和规划设计院，劳动局的劳动培训中心等，全部实行企业化改革，今后凡承担政府委托的微观服务活动时，一律由财政局按项目合同实行“以钱养事”的新机制。

    初步方案出来后，有同志主张要保密，不给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以“作案”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为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和王玲及大部份区委常委们都坚持走民主决策的道路。大禹治水那会会儿就知道靠堵是堵不住的，现在民主的时代，不给人们一个公开的渠道讲话，无疑是一个不智的办法。让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中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把在改革过程中迟早会必然爆发的一些思想情绪和反对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讲，并通过广泛的讨论去引导干部群众了解情况，明辩是非，化解各种误会和成见，绝对是利多弊少。而且也能集思广益，使蕴藏在下面一些好的政策性建议和解决矛盾问题的有效办法传递上来。用规范的政治术语讲，这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当时正值春节前夕，为了不影响人们的情绪，让广大干部群众喜度传统佳节，我们没有公开任何消息。元宵节一过，即以区委、区政府《关于在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进行人员分流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印发至区直各战线、各部门、各单位，发动全体干部职工就此项改革进行公开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在前后历时3个月的时间里，有2000多条不同的疑问、质询、建议、办法通过各种渠道被传递到区委，其中有110多条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受到采纳。方案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地修改了许多遍，先后十易其稿才最终确定成“红头文件”。2000年3月1日，区委、区政府召开了动员大会，区“四大家”领导、区直务部、办、委、局副局级以上干部共1000余人参加。有关人员分流的政策、原则、操作程序与具体办法等规定，借助各种形式的大力宣传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为了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区委、区政府专门成立了“人员分流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从组织部、纪委、人事局、编办、财政局等单位抽调了10名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员联合办公，负责全区改革的日常指导、协调、监督工作，包括审批各单位上报的改革方案和检查各单位改革的具体执行状况。各战线、部门和单位也纷纷如法泡制，相应地成立了专班，以一把手为主要责任人亲自抓,一级对一级负责,从横向到纵向，形成了一个立体型的组织保证系统。

 按照全区总体方案，我们确定了人员分流的比例：行政机关按编制内人数15%的比例分流，事业单位按现有人数25%的比例分流。严格地讲，如同一辆严重超员的旅客列车，到处都是相互拥挤的人群，这个不大的比例并不能起到真正地“减肥消肿”的作用。为什么规定这么个比例？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咸安区政府财力薄弱，支付不起巨大的改革成本，只能用分期分批分流的办法来“稀释”压力。加之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就业机会少，干部职工安置的确面临许多实际困难。而且，财政供养人口的庞杂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属于渐渐积累而成的历史问题，需要有一个逐步消化的过程。就像一座严重超越警戒水位的水库，倘若泄洪的口子太大，流速太急，坝外势必浊浪翻腾、一片汪洋，造成灾难性后果。

但是，实际上被分流的人员远远不止这个比例。因为多年来，我们的编制管理形同虚设，“入口”几无遮拦，只要有点关系，都能想方设法以借调、聘用、合同工、临时工等的身份侧身挤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来。通过调查，全区共有此类人员560人。同时，由于城乡条件的巨大差别，迫使许多教师都“削尖脑袋”往城镇学校钻，导致一些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校师资力量严重短缺。“春耕无水牛，牧童自当犁”，无奈之下只好大量使用临时代课教师以解燃眉之急。2000年，全区代课教师达到346名。公安局也有聘用合同制民警的惯例，三年五载之后，这些人便变成了不“非转正”组织上即负有“无情无义”责任的压迫因素。这些人员长期游离在编制之外，属于“肿”在体外的一块。在这次改革中我们规定，各单位凡属于借调、聘用人员和超编制配备的勤杂工，一律全部清退，与单位彻底脱钩，解除工资和身份关系。

真的很厉害啊，佩服，敬佩

宋主任:    我这是原文转发的汉川市.新河镇一名农业技术员给温总理写的一封信.你可以心平气和的把她所说的看看

 

温总理：您好！

我叫黄修荣，现年43岁，是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的农技员，来信找您，是想解决我们的身份问题，即恢复农技站的事业单位性质、组建公务员型的农技推广队伍。

我自1981年从农校毕业后，一直在乡镇做农技员，已有27年了，多年来，我热爱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也深受服务区内农民的好评，本人还获得了一项国家发明专利，但现实的身份和待遇，令我无比寒心。

从1992年实行乡镇财政切块后，我们没有一分钱的办公费，工资由100%逐渐降到2005年改革时的30%，到05年时人平年工资仅3800元，同时在政治上没有提拔的一丝希望，没有住房和住房公积金及其它所有福利待遇，这点工资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2005年，我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启动，我也认为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改革三年来，我的感受是非常寒心的，其主要问题是：

一、改革方法不妥，待遇得不到保障。

这次改革将农技站的事业单位改为民办单位，农技员的国家干部身份改为社会自然人，且不说削弱了农业科技推广的的作用，其农技员一夜之间被全部辞退，不符合劳动法规（第二十四至二十六条）的条件辞退。改革后，虽然省政府增加了对农业推广的财力倾斜，但我们工作不稳定、待遇得不到保障，具体表现为：

1、工作不稳：鄂发〔2005〕13号第11条为：公益性服务实行合同管理。……财政出钱,购买服务,……可以向转制后的企业或服务组织,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向有资质的各类服务实体和个人采取购买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政府可以把农技推广工作发包给我们，也可以不给，如果社会上技术差的人用低价来竞标，我们这些为党和人民干了几十年、有丰富经验的农技员也一定会落标，您说谁又能安心工作，有些农技推广项目是需要几年来完成的，换人后，是不是要中断，再者，这又怎么能吸引年轻的大学生到基层来工作，我们都40多岁了（我站30岁以下的没有一个），过了我们这一代，那就是一个断层了。

2、老无所靠：按改革的要求，所有人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在具体执行中，一是保险低，我是92年进中级职称的，但2006年只允许按每月730元的基数交，到退休时的待遇自然不会高，二是所交的费用均需个人交纳，也就是变相的降低了个人的工资额，如按原有的身份，个人是不承担任何费用的。

3、病无所养：鄂发〔2005〕13号第12条为“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
   定岗不定人”也就是说，有事做、做了事才有钱，没事做、没能力做的人没有钱，我们农技员即要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和丰富经验指导农民，同时又要到田间调查、亲自操作示范来工作，体力劳动非常大，经常风里来、雨里去，还有很多人得了血吸虫等职业病，还有的人年纪大了后，视力减退，看不清虫子，这就意味着丧失了工作能力，按照上面的说法，因职业关系造成工作能力减退，就没有工作了，也就没有收入了。在60岁以前，一日不作，一日就没饭吃。我们单位有三个因病不能工作的，至今没有待遇标准和工资来源渠道。

再者，按照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按这一款，上面的文件与此相矛盾。

4、同工不同酬：虽然我们的工作量大、劳动强度高，但与同级公务员相比，少得可怜，我们的经费来源一种方式是由乡镇支配，按人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