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花镇党委书记镇权在一家生物高科技产业公司打工，他绘声绘色地告诉，这家公司能在5分钟之内，将国内外的有关信息和本部的生产指令准确地传递到全国各地县一级的产、供、销网点。什么叫市场经济竞争，什么叫现代化管理，我这个“井底之蛙”才算是真正开了眼界。虽然时间尚短，但我已经感受到这家著名公司挑战世界和未来的全新理念、博大精深的企业文化、现代科学的管理以及抢占先机的市场营销策略。今后回到咸安，这些都是我们政府工作人员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我的秘书张拥军在广州市番禺区政府办公室找了一份“雇员”的工作。这里的干部编制很少，对于各种属于政府不可推卸的需要对内对外提供微观服务的具体事务，政府一般不“养”人，而是采取“花钱购买劳务”的方法，通过社会化、企业化、市场化的途径来解决。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推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对农村社会的公益服务事业，全面推行新型的“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他非常拥护，到处宣传说，岂止是乡镇的“七站八所”要“拆庙赶和尚”，连区政府以事业单位形式设立的如接待宾馆、机关食堂、幼儿院、园林科、保安室，包括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局都应该坚决予以撤销，全部实行社会化、企业化、市场化的管理。
干部外出打工锻炼，对咸安人综合素质的改造、对咸安社会事业的进步、经济建设的发展所起到现实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历史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省委办公厅综合二处处长杨帮国同志原来曾经多次到过咸安，对过去这里的情况十分了解。2003年在深入调查之后很有感慨地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咸安人真是今非昔比了，思想观念与湖北省其它县市区相比，至少先进了五到十年。许多外来的投资者认为，咸安人的投资环境在周边地区可能是最好的。在这里，我们感觉到有很多部门的领导干部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上，跟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几乎在“仲伯”之间，没有蛮大的差别。
2005年，中央编办主任李铁林同志到咸安对以“两推一选”为主要形式的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和以“以钱养事”为主要内容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在前后三天的时间里，他深入到横沟、高桥等乡镇与基层干部和农村群众座谈，对咸安干部在一系列改革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颇有意外的感觉。他说自己长期从事组织人事工作，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县域，也算是锻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但像咸安干部队伍这般在思想观念上富有“前卫”性和操作能力上敢于“刺刀见红”的，还真称得上有点凤毛鳞角的味道。在他看来，咸安之所以在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等领域能够开创全国之先河，恐怕不是宋亚平这个“楞小子”运气好，让“瞎猫逮着了死老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出打工锻炼，给整个干部队伍在思想作风建设与工作作风建设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后面的各项改革只不过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直到今天，还有人对咸安选择45岁以下干部外出锻炼的办法有一个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即认为在当前内地的干部队伍中，真正需要思想解放、转换观念、提升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对象，尚不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而是那些年龄45岁以上，在各条战线上正处于主要领导岗位的干部，而咸安规定的外出打工锻炼的政策，恰恰没有覆盖到这部份人。他们通过新闻媒体或直接写信质询我：是怕得罪这些干部？还是有其他难言的苦衷？
这的确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其实，我们当初之所以选派45岁以下的干部外出打工锻炼，除了认为这部份干部比较年青，文化素质比较高，可塑性强，容易克服由“官”到“民”角色转换过程中心态失衡造成的精神障碍，便于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寻找“饭碗”和摸爬滚打，也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要还是从咸安干部队伍建设的长远目标着眼的。虽然这些中青年干部目前大多数不在主要领导岗位上，但今后领导各项事业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必然要落到他们的身上。如果仅仅把眼光盯在现任的“一把手”身上，而忽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规律性作用，等绝大多数中青年干部按部就班“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时候，他们便又成了新的一群思想老化、行为保守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预期的恶性循环，也是干部培养制度特别需要规避的短视行为。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往狼”。所以，必须咬紧牙关打一个“提前量”，让这些中青年干部闯过这一关。
在县乡两级基层党委和政府，45岁以上的干部属于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工农分子，他们长期受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和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薰陶。思想上虽然有些僵化保守，但政治上绝对真诚可靠；方式方法上虽然缺乏灵活应变性，但重大原则上大都能够坚持公道正派；文化水平虽然相对比较低，年龄也普遍偏大，但宗旨观念强，群众感情深，仍然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宝贵财富。现在县市区一级的领导同志，多是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青年干部，与这些绝大多数把一辈子的心血与汗水贡献给了地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干部群体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有一定的“代沟”，甚至有一些很难交流、不敢碰撞的价值“禁区”和思想“雷区”。但我们一定要本着尊重、关心、爱护的心态去对待他们，注重他们的优势，积极调动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千万不可认为他们是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的“拦路虎”和“绊脚石”，而是要真诚地帮助他们尽可能地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我们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分期分批送到省、市、县三级党校去学习培训，请沿海发达地区的机关干部、企业界人士、专家学者来作一些针对性很强的形势报告或专题讲座，开阔他们的眼界，启迪他们的思路，以逐步地提升他们的领导水平。
在这里，我还需要作一个特别的交待，即一直有人问我：当年咸安干部打工这一曾经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后来这些干部究竟怎么样了？感谢大家对咸安政改的关心、理解和支持！我于2003年12月31日调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之前，咸安第一批、第二批外出打工干部都已经到期。区委举行了比他们外出时更加隆重、更高规格的欢迎仪式，欢迎这些历经两年的艰辛而圆满地学成归来的咸安子弟为家乡建设服务。当时，外出打工的干部除了本身全面素质的锻炼任务之外，还承担有四项具体任务：一是努力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二是谨慎地交结一批企业界的朋友，三是尽量带回一批招商引资的建设项目，四是务必将周围咸安籍的打工农民团结起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根据原先已经确定的政策，组织部通过长期的跟踪考核，对那些在打工锻炼期间优秀的干部，按照干部任免条例的精神大多得到了提拔或者被调整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在家的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对此十分拥护，认为这是区委竭诚守信的结果，也是打工干部理所当然应该获得的勉励。
另外，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干部逾期滞留在南方没有回来。这些干部有的采取了正式调动的办法，将全部档案关系转到了现在的打工单位，成了其正式员工；有的另立门户，办起了属于自己的全资工厂、商店和公司；有的则通过向区委组织部申请，要求延长两年时间，继续在沿海地区打工锻炼。对于这些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回来的干部。我们一律予以理解和支持，就象国家对待海外学子和华侨的政策一样，任其“来去自由”。
有人说，咸安干部外出打工锻炼，实际上是把一些优秀干部“拱手”送给了沿海发达地区，而那些本事不蛮大、能力不很强的人，才会在两年之后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咸安。我不同意并且十分反对这种说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与能力的地方，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自然流动是极为正常的现象。武汉、宜昌、襄樊等大中城市比我们咸安的经济、社会包括人居环境要好得多，还不是经常出现人才的“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么！打工锻炼回来的干部并不所说的那种本事不大、能力不强的人，在两年的打工实践活动中，他们的综合素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大都站稳了脚跟，争取到了一个远比咸安的经济待遇好几倍的职业。他们之所以如期归来，绝大多数是抱着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现代化建设倾一腔热血、尽一份责任的心态。至于那些留在南方的子弟，作为咸安人，家乡会永远在他们心中。我相信他们会始终关注咸安的改革与发展，并以各种方式支持家乡的建设。
我调走之后，咸安区委继续沿用了这个办法，于2004年、2005年又选派了两批干部外出打工锻炼，使整个咸安的干部队伍在外打工的人数累计达到了1000多人。45岁以下的干部基本都具有外出打工锻炼的经历。到2005年，通过外出打工干部的牵线搭桥，先后带动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从事务工经商的咸安城乡劳动者已经达到8万余人。按照区委的要求及组织部制定的管理办法，由打工干部为核心，各地都成立了体系完整、制度健全的“打工仔”党总支和党支部。绝大多数咸安人在当地务工经商都能够“找”到这些党的组织，并紧密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当他们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很快就能够通过这些党的组织与当地党委、政府的协调，获得有效的回应。过去，人口流动大，有序管理难，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无保障的局面，被咸安干部外出打工锻炼制度冲开了一个无形的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