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枣阳市工作期间，曾搞过一次民意调查，竟有67%的投资者认为扼杀本地经济发展活力的“罪魁祸首”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利欲薰心、唯“钱”是问，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又乱办事的恶劣行为。到咸安之后，我多次深入民间进行“微服私访”，仔细征询，大量具体事实完全证实了咸安各类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个体户反映强烈的“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这个形象说法并非虚妄之言。所谓“一税”，是指国家税法与税率所规定的应缴税额；“二税”是指名目繁多的行政规费；“三税”则是指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赞助等“五乱”行为。他们普遍反映，依率计征的税赋并不沉重，也是我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但行政规费与“五乱”行为伸缩性很大，随意性很强，一年下来，杂七杂八，数额远远高于国家的税赋负担，成为不堪忍受之苦。

在淦河大道（咸安城区一条主要街道）旁一家个体户开办的只有四个“台面”（即饭桌）的小餐馆里，店主陈某架不住我的反复恳求，顾虑重重地将他1998年以来所缴纳的各种规费和罚款凭证，从锁得严严实实的抽屉中翻出。看到店主极端小心的态度，我可以想象，这家小餐馆肯定有执收执罚人员经常“光顾”，他不仅要十分妥善地保存着这些原始资料以备随时查验，而且还要格外谨慎地揣度来访之人的动机，以防误入圈套，遭遇打击报复。收费项目很杂，诸如工商局的工商行政管理费、商业局的餐饮行业管理费、卫生局的卫生管理费和从业人员身体检查费、环保局的环保与污水油烟治理费、派出所的社会治安管理费、城管部门的市容市貌管理费、环卫局的日常生活拉圾管理费、劳动局的劳动用工管理费、街道办事处的精神文明建设管理费、教育局的教育事业附加费等等。在这一大摞凭证中，既有盖着政府财政专用图章的标票，也有收费单位自己印制的收据，还有随便用张信笺、白纸甚至香烟硬壳签上单位名称或收费人名字的“白条”。我算了一下，各种费额已是年度税额的10倍多。这些钱到底是悉数进了单位的“金库”，还是部分装入了个人“腰包”？估计连鬼都不知道。一般情况下，收钱的人自然不说，交钱的人也知趣不问。大家都晓得为什么，却谁都不愿意吱声。临走的时候，主人一再拜托叮咛，希望不要将此事捅出来，否则，这小餐馆就没法立足了。

                              答    非     所    问

QUOTE:

以下是引用游侠在2007-10-18 18:45:00的发言：
                              答    非     所    问

关于三农的,将有一万多字的发上来,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赞助等“五乱”横行，屡禁不止、经久不衰，多年以来一直是为社会各界所强烈诟病的突出问题。但是，“五乱”多属于明显违法违纪行为，一般只能在比较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并且需要借助某种心理暗示才能得逞，很难摆到“阳光”之下来操作。行政规费则不同，一般都有国家相应的法规与政策作依据，可以高举行政“执收执罚”的旗帜公开地、理直气壮地来施展。即使被人投诉控告，也往往能以执法尺度不易准确把握的理由，搪塞上司的追查来化险为夷。而且，凡“五乱”行为一般都与行政规费的征罚或明或暗地“捆绑”在一起，至少是一块“摭羞布”，起着“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的局面。因此，在我看来，行政规费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环境所产生的杀伤性，要远远大于“五乱”行为，具有一种“污染源”的意义。

我们过去讲企业是理性的“经济人”，一切行为目标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政府的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也是由一个个有着物质利益渴望的自然人组成的。这些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并且每日经受着各种利益诱惑的人，如果没有坚强的党性、深沉的责任和大写的良心，不说难以坚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连“洁身自好”恐怕都不大容易。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在他们看来，依靠政府有限的财政预算拨款很难维持本单位的正常运转，更不可能指望籍此来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工资与福利待遇了，必须另辟蹊径，闯出一条创收之路。但是，党政机关又不准办公司，无法直接“赚钱”，怎么办？唯有手中所掌握的行政权力，或许就是可以充分开发利用的优势资源，这就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我让办公室的同志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在县市区一级，几乎绝大多数的行政职能部门和相当一部份的事业单位都依据国家相关的法规与政策，拥有各自的执收执罚权力。本来，拥有执收执罚的权力，是政府用以维护市场经济运行公平、公正、竞争的良好秩序，积极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强劲手段，但我们许多职能部门与事业单位并不是这样想和这样干，而是将执收执罚作为自己“创收”的利器，努力发挥到极致、极端的地步。在这种状态下，政府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越来越具有极为明显的“经济人”倾向：一切为了追求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最大化。一般情况下，部门利益的最大化，便意味着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京珠高速公路在咸宁有一段进出口联接线，当初是按照80公里的时速设计兴建的。后来交警发现，这条又直又宽的公路上尽管车水马龙，超速挨罚者并不多，达不到预期中的罚款效果。于是有人建议将限速标识改成每小时60公里。当时正值咸宁市与咸安区管理体制变更之际，区交警大队已经被决定上收到市局管理，但人财物尚未交接，市区两边都无暇顾及，直到我调走前夕，这段路的旧标识牌早已拆除，但新标识一直未树立起来。听说是因为市委某领导人严厉训斥交警心太“黑”，此方案最后才得以流产。有交警感到很委屈：这种事情并不是我们的知识产权，在湖南、江西、安徽等一些地方，路比我们还宽阔，却限时速40公里，有的甚至只20公里，超一次罚款200元，让你根本无法走路，那才真正叫做“黑”呢！

其实，我就被“黑”过好几回。有一次我去省城开会，在江夏被躲在路边的交警突然冲出来拦截，说是单行线，必须罚款200元。司机小张不肯就范，称我们一路过来并不见有任何标识提醒过往车辆此路段不能逆行。同时，交警本应该站在路口指示，倘若强行进入再罚款也不迟。否则，这便是乱罚款。交警勃然大怒：就凭这态度再罚200元、扣三分。你们不服？到上级那里告去！我想，在人家的地盘上，天又近黄昏，若真把车子给扣了，岂不是更麻烦！因此，我劝小张忍气吞声，赶快脱离险境，交钱走人。小张窝着一肚子火，觉得我应该坚持原则与这个交警“斗争”到底。我说，与一个人“斗争”容易，与其背后的体制机制“斗争”就难了，现在全国哪个地方不在巧立名目执收执罚！

我绝对相信县一级领导人都懂得“环境”在经济建设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关键作用，并且一定会以坚决的态度打击“五乱”行为。但是，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的政府机构与人员编制的膨胀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与财力供应的增长速度。在县市区一级，机构臃肿，冗员庞杂，旧人挥之不去，新人照例进来。转业干部、复员军人、组织部分来的选调生、长期分居的配偶、急缺的技术人才，还有一些具有特殊背景的关系户等等，按政策、照常理，哪一个单位敢说能够把“闸门”关死不再进人？然而，财政就那么大一个“饼子”，给你单位多掰了一块，别的单位就得少分一块。据我所知，许多县市区解决此难题的一般办法是：各单位财政预算经费实施“包干”政策，减人不减编不减钱，增人不增编不增钱，全由自己看着办。为了“养家糊口”，各单位不得不经常性地挺而走险，巧立名目搞“创收”，从而诱发出各种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本地的投资环境，也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种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也恨之入骨，尽管露头就打，决不轻饶，但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很难从根本上加以整治。

老宋作为一个改革的先行者，仅仅只是将看到的问题复述出来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搞清楚问题的成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宋主任:

有些道理我们本来是想在这儿和你说明白的.但是,这几天特别忙.下村回来晚了.还想关注一下十七大的新闻,所以就没有时间和你说了,因为明天还要下村,有时间了再向你学习、交流，请你到农业部农技推广论坛上去看一下，看看一些网友们在那上面发表的评论吧。

   雪里飘兄，你写的两篇文章上了中国农技推广网了，在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上。一篇是你写的湖北基层农技现状调查，一篇是你写的日记。呵呵，这样，看的人就多了，也说明全国农技中心的也有很多人在关注此事。

   老宋，你到这个论坛上去看一看。看了就知道你在人们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了。http://www.natesc.gov.cn/bbs/

过来辩论，哼哼！！

咸安区渔政局局长有一次带着人以渔政执法的名义上107国道拦截过往的车辆罚款，导致湖南省某公司运往北京的两车鲜活鳝鱼大量死亡。该公司一状告到农业部，农业部又将此事反映到国务院纠风办，国务院纠风办旋即派人到湖北追查责任。省政府领导对这种虽三令五申仍然我行我素地违法乱纪的行为十分恼怒，要求我们对当事人严惩不贷。区委经调查属实当然是毫不护短，立刻将渔政局长予以撤职处分。没想到一周之后，新任局长又带着人重上107国道“执法”。王玲同志肝都气炸了，把这个局长叫到她办公室“骂”了个狗血淋头。待区长训斥完了，局长却反问一句：渔政局干部职工60多人，已经半年多没有发放工资了，您说我们这日子该怎么过？

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和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本来应该是由财政全额拨款吃“皇粮”的，之所以规定其为财政差额预算或者是自收自支的性质，就因为这种单位一般都具有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收费和罚款的功能。如湖北省交通系统在各乡镇设置有一个事业性质的二级机构叫“交管站”，就是政府财政不给拨款的自收自支的单位。我在监利县指导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时候，全县的交管站共350人。我问汪桥镇交管站的站长：按照政策，运管费的使用范围有没有什么规定，他回答说，主要用于乡村公路的建设与管理。第二天，我找县交通局的领导了解近年来运管费用于乡村公路建设与管理的情况，他们一脸无奈地告诉我：监利县每年征收的运管费收入大约为700万元，人均2万元，仅仅只能满足发放干部职工工资和津补贴，基本上没有积累用来搞乡村公路的建设与管理。事实很清楚，这就是典型的“收费为了养人，养人为了收费”。

我刚到咸安的时候，发现城区机动车辆乱停乱放和商店占道经营的状况比较普遍，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经了解，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不是没有管理，也经常搞一些打击整治的活动，但“运动”一过，“涛声仍旧”，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境地。再深入探问，交警大队并不希望从根本上制止车辆的乱停乱放现象，城管部门亦巴不得有商店经常占道经营情况。为什么？交警和城管现在靠正规的财政拨款根本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多数情况下连基本工资中的很大一部份都得依靠罚款来补充。如果有朝一日真正地把车辆的乱停乱放和商店的占道经营状况给根治了，无疑等于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财路”。所以，分管公安的雷文同志和分管城建的王槐生同志与我谈起此事时，虽然对这两个部门的龌龊做法耿耿入怀甚至义愤填膺，但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问题太多，财力又有限，恼火归恼火，还得慢慢来。

<p>宋主任:</p><p>我在上面说了,我们这一段时间比较忙,没有时间给说说明道理,看了你发的帖子,我没有时间给你说明白.我现在把在农技推广论坛上看到的给你转下来你看一下    湖北省的“以钱养事”改革坑死了乡镇事业单位人员 湖北省的乡镇机构改革方案是:原乡镇政府所管的乡镇事业单位除中小学、卫生院、财经所以及县延伸派驻机构外,其他各站所如农技站、农机站、水利管理站、特产站、畜牧兽医站、文化站、广播站、劳动的社会保障所、计生服务站、城建站、企管站等11个站所，整体转制为民办非企业组织或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原单位所承担的社会公益性职责实行“以钱养事”；强令全部人员退出事业编制，脱离财政供养，成为无保障的社会自然人。既不按国家政策对这些人员办理辞退手续，补发改革前所差欠工资，又不发放辞退补偿金。就连为这些人员购买养老保险也要千万百计抠门：其一，只认购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５年十年的养老保险，而９５年之前的工作时间仍作为悬案没有明确．其二，强行抹煞２００５年之前这些单位的事业性质，要求这些单位职工为这段时间按企业标准出钱买养老保险，是欺负这些单位人员的表现，因为按国家现行养老保险政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是不在购买养老保险序列的。其三，众所周知，按目前保障体制退休后拿养老保险金就远远不如拿退休工资的保障好！所说湖北省这次改革乡镇事业单位单位，不仅仅是剥夺了这些单位人员原有的政治待遇，在经济待遇方面也是极尽剥夺之能事，我们简直如同被强盗盗窃和抢劫过一般贫穷和伤心！我们作为乡镇基层工作人员，在从前工作的岁月里，平时工作辛苦，工资缺乏保障，连县以上单位人人都享有的房改待遇都没有，甚至我们被乡镇政府抽去作行政人员使用，也是干一样的活得不一样的待遇。我们自叹是这个社会的末等公民，我们活得低三下四，就如此我们也觉得满足了！现在社会经济是发展了，这也有我们几十年辛勤工作的一份功劳，理应提高我们的待遇，应象党中央所说的那样让我们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可是俞正声这个没在基层干过的狗杂种丝毫没有怜悯之心，他从心底瞧不起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总觉得我们是只事，可有可无，加上他急功近利图政绩的心里，于是政府一直用于我们吃饭和保障的钱就成了他动歪脑筋打坏主意的地方：何不将这笔钱拿来搞短期政绩工程呢？因而就有了“以钱养事”违法改革，并号称他一年拿了多少多少钱对农村搞“以钱养事”，又拿了多少多少钱用以补贴农民，还拿了多少多少钱给乡镇事业单位人员办理养老保险，这等等一切倒成了他的功劳！这些钱是从谁头上挪用来的？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可我们湖北省乡镇事业单位人员的心里在流血呀！ 湖北省的“以钱养事”改革坑死了乡镇事业单位人员 湖北省的乡镇机构改革方案是:原乡镇政府所管的乡镇事业单位除中小学、卫生院、财经所以及县延伸派驻机构外,其他各站所如农技站、农机站、水利管理站、特产站、畜牧兽医站、文化站、广播站、劳动的社会保障所、计生服务站、城建站、企管站等11个站所，整体转制为民办非企业组织或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原单位所承担的社会公益性职责实行“以钱养事”；强令全部人员退出事业编制，脱离财政供养，成为无保障的社会自然人。既不按国家政策对这些人员办理辞退手续，补发改革前所差欠工资，又不发放辞退补偿金。就连为这些人员购买养老保险也要千万百计抠门：其一，只认购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５年十年的养老保险，而９５年之前的工作时间仍作为悬案没有明确．其二，强行抹煞２００５年之前这些单位的事业性质，要求这些单位职工为这段时间按企业标准出钱买养老保险，是欺负这些单位人员的表现，因为按国家现行养老保险政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是不在购买养老保险序列的。其三，众所周知，按目前保障体制退休后拿养老保险金就远远不如拿退休工资的保障好！所说湖北省这次改革乡镇事业单位单位，不仅仅是剥夺了这些单位人员原有的政治待遇，在经济待遇方面也是极尽剥夺之能事，我们简直如同被强盗盗窃和抢劫过一般贫穷和伤心！我们作为乡镇基层工作人员，在从前工作的岁月里，平时工作辛苦，工资缺乏保障，连县以上单位人人都享有的房改待遇都没有，甚至我们被乡镇政府抽去作行政人员使用，也是干一样的活得不一样的待遇。我们自叹是这个社会的末等公民，我们活得低三下四，就如此我们也觉得满足了！现在社会经济是发展了，这也有我们几十年辛勤工作的一份功劳，理应提高我们的待遇，应象党中央所说的那样让我们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可是俞正声这个没在基层干过的狗杂种丝毫没有怜悯之心，他从心底瞧不起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总觉得我们是只事，可有可无，加上他急功近利图政绩的心里，于是政府一直用于我们吃饭和保障的钱就成了他动歪脑筋打坏主意的地方：何不将这笔钱拿来搞短期政绩工程呢？因而就有了“以钱养事”违法改革，并号称他一年拿了多少多少钱对农村搞“以钱养事”，又拿了多少多少钱用以补贴农民，还拿了多少多少钱给乡镇事业单位人员办理养老保险，这等等一切倒成了他的功劳！这些钱是从谁头上挪用来的？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可我们湖北省乡镇事业单位人员的心里在流血呀！  

宋主任:

我们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既不是你所说的收养路费的,也不是上路乱罚款的交警,更不是你上面所说的:诸如工商局的工商行政管理费、商业局的餐饮行业管理费、卫生局的卫生管理费和从业人员身体检查费、环保局的环保与污水油烟治理费、派出所的社会治安管理费、城管部门的市容市貌管理费、环卫局的日常生活拉圾管理费、劳动局的劳动用工管理费、街道办事处的精神文明建设管理费、教育局的教育事业附加费等等（这是你所说的淦河大道咸安城区一条主要街道旁一家个体户所有的收据）。而我们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一心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基层农业技术人员，而你所说的这些收费、罚款的这些机构在这次机构改革中，都没有改制，照样罚款，照样是事业单位，你这次改革，是不是象你上面说的那样：政府职能部门利欲薰心、唯“钱”是问，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又乱办事（因为县里把养事经费乱用、如好多个单位原来都是自收自支的人员都纳入养事经费支出）的恶劣行为。现在我们这儿改革后就一个字：乱。财政所的临时工照样上班拿工资，文化站、乡镇企业管理站的人员编制放在财政所，对省里说是改了，唯独改的就是我们这些既没有钱、也没有权、只是为农民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宋主任，我也拜读了你的一些文章，我认为，在有些方面你所说的问题是有很多别的领导既不敢说、也不敢做的事情，但是，你说了，而且有好多你说的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是，宋主任，我在这里深情的向你问一声，你作为省政府机构改革政策研究的高层领导，你凭着良心说一句，对于我们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你这样的改革，公平吗，公正吗，是合情、合理、还是合法。

 

必须站在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上看待中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



　　在上一个星期之前，关注中国政治态势的人，基本上可以说，都把着眼点关注到了十七大召开这个过程上。在工作报告出来之后，每一个人的具体认识及感受，我想会有千差万别的，这也是前一周强国论坛必然要通过各自不同的形式要表现出来的。在参与这个论述过程中，自然向前先生多次写文章提示我说，还是多写点自己比较熟悉“三农”方面的帖子。

　　从个人来说，因为情感上的牵连，因为过去生活的感受，加之于多年来长久在具体的社会调查中关注着中国农村在具体方面的变化，对于中国农村、农民、农业这三个方面，有一点基础性的认识，在强国论坛上也表述过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可是，在十七大召开这个期间，围绕着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没有认同的观点，至少是从自己的内心中难以绕过去的，不得不通过力所能及的表述形式，去说明自己的看法。自然向前网友提示时，我说得等上三五天之后，我回在自己有着一定生活体验基础上，继续论述自己的观点。这其中有很多观点，其实过去已经论述过，今后论述过程中，依然还是会有重复性的方面包含在这其中，也会从包含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感触。今后谈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话题，是依然会很多的，今天，我个人就接着继续谈。

　　前一段时间的LUP老先生也好，郭兴邦先生也好，其他去华西村的网友也好，还是强国论坛上其他网友，单纯就围绕华西村及牵涉到的小岗村所谈论的中国农民、农业及农村问题的时候，坦诚地说，虽然这个过程很有一些技术分量，特别是郭兴邦先生，可是所有分析这个过程的人，在论述自己观点的时候，都缺乏围绕着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核心问题，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局部的方面，去表述自己对历史（过去那个二十七年，特别是随后的二十年）和现实（后三十年）的感受和看法。

　　那么，站在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上，中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粮食的战略安全问题，一个是中国的国家政治安定问题。

　　现在，我们就围绕着这个核心，去分析一下，前后两个历史事情，是谁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做得最好。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大约是一点三亿吨，刚解放的时候，全国人口大约是五亿到五点五亿人口这样样子。那么，经过了二十七年之后，人口大约是八点五亿，粮食总产量在三点一亿吨。以一点一三亿吨为对比量，则粮食增长到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八。而人口的增长幅度，按照五点三亿计算（取其中间值），则增长到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人均粮食拥有量是245公斤，而二十七年之后，人均粮食拥有量是364公斤，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五。

　　去年粮食总产量报的数字是四点九亿吨，全国总人口大致在十三点五亿左右，我们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三十年的成绩。

　　人均粮食为363公斤，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粮食总量相比，增长到了百分之百分之一百五十八。

　　通过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说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之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人均消费的需求上，是没有增长的。

　　那么，人们现在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感觉粮食方面供应比过去充足，这是由这几个因素来表现的。

　　第一个，是现在人们的劳动的体力劳动强度来说，是普遍降低。表现在农村，最为明显的是没有大量持续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表现在城市，主要是人们现在的工作方面的体力强度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直接的粮食消耗水平在降低。其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小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以及成人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极大降低，这样的一些很现实的具体细微之处，难道在思考中国粮食问题的时候，不值得考虑吗？

　　第二个，是中国这几十年来，存在大量进口粮食等农业作物，在相当程度上，非常阴性地掩藏了中国粮食的安全问题。而在过去那个年代，因为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及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粮食供应困难时刻无人相助的痛苦经历，使得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在后来的国家行为中，是下了大力气在给中国人民在力所能及的能力范围内储藏战备粮。看看七十年代武汉供应的大米，直接从外观上看，基本上可以说，这些粮食差不多都储藏了两年以上，这样的一个大的客观现实，说明了领袖对于中国人民的未来，是多么希望通过全体人民一同过艰苦的日子，给子孙们留足必要的战备之粮。就这样的一个苦心，我们后来的人，怎么能可以放肆地胡说八道呢？在这期间，还不包含为了支持反帝争取独立国家的粮食等物质的支援。后来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有一个良好的外交局面，难道就是简单凭嘴去说出来的吗？

　　中国人口就保持在一个缓慢增长的时候，就像这十几年来如此糟践土地资源的情况持续发展下去，中国有什么能力能保障国家的粮食战略安全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土面积并不是非常辽阔，人均土地资源又如此稀少，过着这样浮华的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今后给子孙们积攒点什么？不要说城市了，就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三农”问题，除了给那里的百姓在九十年代制造出来的严重痛苦之外的问题之外，哪里有什么能力去给未来的子孙们垫点家底。

　　中国的粮食战略安全问题，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要严重面对的一个具体现实重大问题，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未来历史责任问题，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

　　第二个方面，说说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国家政治安定问题。

　　可以坦诚地说，过去那个二十七年，中国的农民是有组织的农民，中国的农村是政治安定的农村，国家基层政权基本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正常运转。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无法比拟的。

　　现在中国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基本上可以说，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以形式上的方式存在着。而运转于中国农村的基层国家政权机构，这些年所表现出来的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在以依靠国家财政支持中以寄生的方式存在着。经济决定国家的政治方式，这点在中国农村基层政权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散、乱、差是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基本特征。这一些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可是因为经济基础的缘故，根本问题依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解决。

　　大家可以想想，在国家面对突然性的政治危机及战争危机的时候，国家有多大的能力还能组织起来农民？这样的一个现实，作为国家的政治领导者，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险峻恶劣的世界环境中，想不思考这个问题，恐怕是不行吧？

　　过去那个二十七年，中国农民苦不苦，比较苦，日子过得并不是那么轻松，也不是那么随便。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满足国家领导者的个人私利吗？在一个国家工业基础几乎等于零的状况中，在一个不断需要去面对各种挑战与困难的时候，通过二十七年的时间，建立起来了一套基本完善的基础工业，容易吗？

　　那个二十七年，人民共和国的日子，从上到下，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过着艰苦的生活，这是实情，没有什么需要为这个过程说谎话。可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关联到农民、农业和农村等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根本性地扭转了极其危险的粮食战略安全问题，不存在国家政治安定问题。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国家的政治是什么，难道就是在狂燥中完成了吃喝嫖赌的时候去给自己唱赞歌吗？

　　当有的人连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可以不顾地说“就是连续两三年大的自然灾害无所谓”的时候，哪里还有心思去认真解决中国的粮食战略安全问题及国家的政治安定问题。从二零零三年开始，国家每年花三五千亿的财政资金来缓解中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其中的良苦用心的背后，难道不是在为过去国家的政治失误在擦屁股吗？是人，在这样的一个具体政策行为过程，除了需要讲点良心之外，也应该看到这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才是。

　　好话，谁不想说，可是，说大量好听的话，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中国粮食战略安全的重大问题吗？能够使得国家的政治得到安定吗？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如果真的是在坦诚中去认真希望做好这件国家系统工程，其所有的一切政策行为，都必须始终在围绕着中国的粮食战略安全及中国农村的安定问题来进行思考，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式。我今天所谈的，只是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须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前提，随后所谈的那些具体的技术性措施，必然是实现不了的。

   老宋不懂农业，在这与他辩论是对牛弹琴。他把农业部门与其他收费部门相提并论，一看就知道是个外行。

   还好，他的靠山俞棒子走了，他的好日子也要到头了。估计大学教书是他的最好归宿。

   一个不懂中国国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