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国家当前的财税管理体制下，工业经济是最优质、最具增长潜力的发展领域，也是各级政府财源建设的重中之重。过去依靠农业积累来支持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政策是建国之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有利亦有弊，并导致了今天“三农”问题的积重难返，也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现代化协调、健康发展的整体进程，因此，这种局面是迟早要改变的。如果没有工业经济的发展创造出源源不断的财富，一旦中央对农业税费出台减免政策，我们地方政府的日子就会立马遭遇“饥寒交迫”的困局。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要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危机感，赶快下大决心，“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力兴办工业经济。

    实际上，咸安此时所确定的这种思路，并不是我和同事们的发明创造。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很多县域的领导人都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和“兴工强县、兴工强市”等口号在神洲大地上东行西渐、南来北往，遂成广大干部群众挂在嘴边上的时髦语言，便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的变化。当时，在各地党委、政府的强力推行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县、乡、村、组和个体户“五个轮子”一起转，“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在县域广大山乡农村构成了一道极为亮丽的“风景线”。一时间，各种工商业活动比学赶超，你方唱罢我登场，倍为全社会争相追捧的“宠儿”。只不过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难以支撑他们本来就患有先天性“营养不良”的孱弱身躯，才导致这场类似于1958年“大跃进”式的工业化运动在很多地方“疲惫”地转了一圈之后，又默默无闻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这是一个缴纳了巨额“学费”，或者说是付出了惨重代价而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恐怕再也没有人还会沿用“人民战争”的老办法来办工业了。但是，如今在传统的农业县域怎样兴办工业，怎样促进工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大家仍然存在很多模糊认识，甚至有人像在云里雾里找不到北。在讨论区委的决定时，不少基层的干部群众认为，咸安大办工业所面临的突出困难和现实的问题，就是资金、项目、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从哪里来？只要把这道“天堑”跨越了，工业经济就会一片坦途，宏伟目标的实现就能指日可待。

    对于这种看法，我一向持摇头态度。在我看来，要大力推进和有效地实现咸安工业经济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需解决的主要困难和关键矛盾，首先尚不是人们所普遍担心资金、项目、技术、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等问题，而是如何让我们的干部队伍尽快地完成 “素质转型”。我承认资金、项目、技术、市场等具体条件对于发展县域工业经济确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之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力量，还在于我们人的思想意识与主观能动性。武汉的“黄鹤楼”牌香烟有句广告词，叫“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有人不理解，我却认为极富哲学意义。副书记江仁春同志对我开玩笑，说这该不是当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吧！我说，这是另外一个概念。素质决定思想，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如果素质老态，思想枯竭，行为僵化，那便什么也做不成了。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曾经针对党内对于八路军、新四军当时人寡枪少的担忧情绪说过一句名言：只要路线方针正确，干部素质过硬，就一定会没人有人、没枪有枪。

    关于发展县域工业经济必须首先要过干部队伍“素质转型”这一关的观点，湖北省乃至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县市区的一些领导人不以为然。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县域经济工作研讨会”上，来自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的好几位县市委书记对我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主持人从中“和浠泥”，但我仍然不依不饶：干部素质转型的问题不解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代化工业就必然阻力重重。纵使资金再多，项目再好，技术再先进，到头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甚至演化为一个胁迫国有资产必须不断地“飞蛾扑火”的陷阱。我说，这种惨烈的教训过去在各个地方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信不信由你们！

    所谓“素质转型”，简而言之是由计划体制下的干部素质转向市场体制下的干部素质，从“农业型”干部素质转变为“工业型”干部素质。在内地县域，绝大多数干部都是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农业干部，“以粮为纲”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讲传统的农业生产，他们如同囊中探物、如数家珍，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经济的基本要领却知之甚微、形似陌客。开会讨论研究工业问题的时候，有的人要么一声不吭，要么乱说一通。一些干部虽然对许多时髦的市场经济新名词、新概念有所了解，但一碰到具体问题却总脱离不开计划体制下的条条框框，得心应手的办法还是传统的行政命令、传统的行政手段。在现代化的工业面前，他们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十八般武器”，无非还是领导农业生产的那一套旧东西。我在枣阳和咸安参加研究干部问题最有头痛的一件事，就是配一个能管好工业和经贸的局长非常难，找一个懂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则更难。

    根据我的观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干部，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以市场为本位，以效益为目的，讲究活力和效率，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干部，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以“乌纱帽”为本位，以完成任务为目的，不计经济成本，讲究“政治”关系，按“官场”规则出牌。两者虽然不是像“水火不容”那般尖锐对立，但至少也是水与油的关系，无法搅合到一起。因此，干部的素质转型是社会转型、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所以，按照我们的思路，咸安首先筹划的不是常规性的资金、项目、技术方面的准备，而是着手对领导现代工业经济工作的干部队伍在知识、思想、能力上的准备。选派干部外出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锻炼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种既针对现实需要又兼管长远发展的战略考虑。后来的实践效果证明，此事还真是“抓蛇握在七寸”（头部）上了。一大批过去从事农业经济领导工作的干部，在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最前沿的阵地上，在现代工商业活动最活跃的环境里，经过残酷竞争的生存训练和跌打滚爬的战斗洗礼，绝大多数领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种种“悲欢离合”，感受了现代工业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阴晴阳缺”，实现了由计划干部向市场干部、由农业干部向工业干部的素质转型。这些干部将沿海发达地区的许多成功经验移植回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成了咸安现代化工业经济建设的优秀领导者。

    干部准备的问题，我们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接下来要着力解决的矛盾，就是人们所普遍担忧的资金、项目、技术、市场等具体的生产要素从哪里来的问题。

    由于经济落后，咸安的政府一直很贫穷，长期处在“吃饭财政”甚至“讨饭财政”的尴尬境地。区长王玲每个月最为伤心、最为烦恼的事情，就是到处奔走呼号，筹钱给干部发放工资。其实，政府即使有钱，也不可能再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去直接投资兴办工厂，何况日子过得如此寒酸、如此艰难！许多本该政府负责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只能在规划和设想中“画饼充饥”而无法付诸现实。

    这种状况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县域好比北方城市在春天里遭遇“沙尘暴”一样具有普遍性。兴办工业，发展经济，光放开嗓门喊不行，得有大笔资金往里投入才成。打几棵枣子还须扔块石头呢！国有商业银行此时正在忙着从县域裁撤网点和向上回收信贷权，民间金融活动在国家政策的严厉打压下一直倦伏在“地下”而不敢露面。针对建设资金严重匮乏的局面，怎么办？绝大多数县域的领导人被“逼上梁山”，几乎是毫无例外地在自己“山寨”的大门口，祭起了一面招商引资的“杏黄旗”。

    我是1998年从沿海地区回到内地的。所到之处，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就是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工作上的大比拚、大搏斗、大混战。如果说“改革开放”曾经是官方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那么，“招商引资”则是当前全社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最具争议的复杂行为。在这般似歌似舞、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势背后，经常可以发现一些让人难以理喻的“新观念”、“新思路”和令人眼花缭乱、甚至瞠目结舌的“新举措”、“新办法”。

    在内地多数县域，上到市区，下到乡村，绝大多数都设置有专门从事招商引资工作的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建立了严密无间的目标责任制和令人怦然心动的激励机制。招商引资的具体任务被一层又一层地分解到了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仅作为考核所在单位年度工作“一票否决”的“硬指标”，而且还与个人的评先进、选劳模、定工资、发奖金紧密挂钩，有的地方甚至更干脆更直白：招商引资成绩的优劣和干部提拔升迁即“乌纱帽”的大小相匹配。无论党政机关的干部，还是学校的教师或医院的大夫，只要是“吃财政饭”的人，就必须承担有招商引资的责任和义务。其强度、深度、广度，一点儿都不亚于文革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我走过许多地方，白墙、电杆、田埂、山坡之上，油漆刷写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打一场招商引资的人民战争”；“谁英雄、谁好汉，招商引资榜上见”等标语口号至今十分醒目，纵使日晒雨淋仍经久不褪颜色。

改革都一个调子，但是也讲究一个真字。是真改革，还是作秀？我们这里的改革多是作秀，改坏了一批人的心理，也改坏了一批人的心态，更改坏了部分干部的作风。

现在流传这样一句话，“改革就是少了几个领导，干部还不是一样多？

    招商引资工作本来应该是立足于本地区现有的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紧密围绕国家和地区性的产业政策，从一些规模适度、产销对路的项目起步，逐步有效地推动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但是，在“一票否决”的高压之下和政治“加分”的驱动之中，很多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实际上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呈现出极其盲目的混乱局面。为了完成任务，“捡到蓝子就是菜”；为了彰显政绩，“杀鸡取卵也成席”。人人都想立竿见影，个个都在急功近利。就像巴黎“红灯区”里那些倚着门窗引颈而望的妓女，一旦碰到男人，便非要想百法、设千计“逮”着不放。谁愿意来落户投资，谁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谁能够创造税收，谁就是颐指气使的“大爷”。只要能够“傍”住“大款”，引来“财神”，任何苛刻条件都敢答应，什么优惠待遇都敢承诺。到处踩中央政策“红线”，踏国家法律“雷区”，挖政府诚信“陷阱”，断失地群众“生路”。这种情形虽然比较极端，但也决不是少数。

    通过“全民”招商引资“运动”，大力推进工业建设的“快餐”模式，使得小化肥、小五金、小钢铁、小煤炭、小塑料、小纺织等各种“短、小、平、快”企业像雨后春笋，铺天盖地，在县域内城镇乡村落脚投生、四面开花。但是，这种以“短、小、平、快”项目为典型特征的工业化，使得各县域之间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呈现出高度的趋同性。他们到处争资金、抢原料、瓜分市场，相互之间恶性竞争，低水平重复建设、低效率惨淡运营、以及生态环境高度污染的现象十分普遍。你不让我活得舒服，我也不让你过得痛快。结果，特色经济反而越来越少，比较优势越来越弱，并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也越来越严重。

    我十分理解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县域领导人在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缺乏建设资金投入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希望尽快改变本地经济落后状况的这种“只争朝夕”的迫切心情，也十分敬佩他们充分利用极其有限的客观条件，硬着头皮、冒着风险为繁荣本地经济所作出的各种艰辛努力。我同时还承认，许多地方通过积极主动的招商引资活动，确实使得县域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呈现出了空前的增长速度。不过，尽管这种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而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为县域经济的转型“启蒙”，也有效促进了本地区经济总量的膨胀扩张。但是，这对于县域经济的协调、健康、持续发展非但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反而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隐患和更加复杂的障碍。因此，我又本能地从心底深处十二分地反感这种搞法。

    之所以不赞同这种变态性质的招商引资方法，并不是因为其中包含了某些县域领导人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有意识地参杂了许多急功近利的因素。如果是这样的原因，那主要责任应该记在现行干部管理体制的弊端上。也不是因为这种搞法在实践过程中导致了很多明显的负面效果，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早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得到了及时的纠正。我觉得，这种问题多多的招商引资现象为什么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改观，恐怕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

期待继续讲下去，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