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创新，更需要摸索

    一，认识上的错误。发展工业经济和实现城镇化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渐进过程，属于是本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十月怀胎”的自然结果，而决不是凭我们“一腔热血”和强大的行政手段所能够在短时间内“推出一片新天地”来的。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但是，在一些县域，领导干部并害怕打基础的艰难过程，而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完成从计划体制下的干部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干部的素质转型，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甚至死心塌地的迷信传统的行政权力，认为政府通过强大的行政手段所产生的组织动员能力，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可以取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奇效果。在他们看来，只要开一个大会，发一份文件，签一份责任状，打一场“人民战争”，资金、项目、技术等生产要素就会滚滚而来，工业化的美好前景便指日可待。至于说低水平重复建设、环境污染、破坏耕地、扰乱税法、侵占农民利益等问题，与招商引资的成绩相比，只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二，目标上的偏差。我们发展县域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去追求老百姓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人居环境的不断美化、人与自然的不断融洽，以达到全面和谐的建设目标。这对于经常读书看报听广播的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但是，在一些县域，长期以来严重的入不敷出的财政窘迫，像大山一样压得领导人喘不过气来。干部职员要工资，机构运转要经费，公益事业要投入，扶贫济困要支付，样样都得“真金白银”。钱从哪里来，政府一不能偷二不能抢，只有把“赌注”压在通过招商引资尽快发展工业经济上。他们眼巴巴地期盼工业经济能够为本级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税收，以改变贫穷政府捉襟见肘的窘相。虽然这种片面地追求工业经济的结果往往导致了“引来一个项目，污染一方水土，制造一群失地农民，增加一批上访群众”的不良后果，但他们总觉得这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无法避免的社会代价。一旦政府富了，再回过头来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也不迟。

    三，操作上的失当。政府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只是通过制订政策和严格执法来营造环境、监管秩序、保护公平竞争的角色。招商引资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平台，以产业政策为导向，以要素聚集为核心来展开的一项经济法人之间的事情。按理讲，政府的官员们是应该知道这个道理的。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但条件的创造必须遵循科学规律，必须符合本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际，必须服从国家有关的政策法规。否则，就会好心办成了坏事，甚至酿造祸县殃民的恶果。但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市场手段太软弱无力，远不如行政手段来得坚决干脆而有效。在他们心目中，政府不该袖手旁观，干部必须激情勃发，这才叫“有所作为”。于是亲自过问、亲手操持、越俎代疱、不顾双方是否“般配”，居高临下地“乱点鸳鸯谱”。往往开始是拍脑袋决策，继之拍胸膛表态，最后出了问题则拍屁股了事。

湖北省以钱养事体制弊端凸现、违法改革之路我们究竟还要走多远
                    宋主任看看你的以钱养事

   我们湖北省从2003年所谓的机构改革以来，不管是从基层、还是专家学者，对所谓的“以钱养事”机制的质疑之声从未间断，就象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对“以钱养事”调研时所说的那样，句句属实，可谓是一针见血。可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引起上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们湖北省的违法改革之路却是越走越远，他们（指省、县级领导）置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合法权益、和农民利益而不顾，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算人民的公仆，是不是还在践行“三个代表”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我们是鄂西北大山深处郧县最基层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对外面的信息我们自然知道的很少，可是，我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却能说明一切问题，我们了解农业，了解农村的真实性，我们了解农民需要什么，可是，我们现在却是显得力不从心，象现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使我们对未来感到失望，没有了原来那样的工作激情，有的只是消极应对各种各样的改革检查、验收。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湖北省的机构改革是不是达到了当时改革的目的。
    一、政府的改革初衷是减人、减事、减支。就以我们郧县为例，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达到了当时的改革目的。
1减人、郧县在改革前原有财政供养人员2003年时是117人，自收自支人员18人，合计135人。政府说我们超编，财政供养人员实行竟争上岗（自收自支人员不管），结果是，竟争落岗的28人有5人到了乡镇镇府，有5人到了财政所（另外财政所现在的临时工都还在），有5人到司法所，（这15个现在都是有编制的全额供养人员）有13人（和我们一样以钱养事）到乡镇劳动保障所，。我们这一批可以说是优秀的现在转成了什么民办非企业组织，可是，又有一部分在文化、计划生育、等岗位上落岗的又到了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来工作，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人是不是减了。
    二、减事。不可否认，事是减了，因为我们以前的工作是和现在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以前以直是尽心尽力的在工作着，可是我们现在就大不相同了，就象农业技术推广网上发表的我来引用一段：“农技推广体系在一些地方为什么不受欢迎？与一些人的工作不努力成正相关。所以不改革不行。要破除大锅饭，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这就要机制创新。但没有公共的推广体系肯定也不行，因为很多工作不能量化，要靠技术人员的自觉性甚至良心。衡量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一般分三等：知之，能之，乐之。知之，是有相关知识，但不一定能干；能之，是有相关能力，但不一定愿干；乐之，是能干又敬业。我们现在的队伍中，有一批连“知之”也够不上，不改怎么行？当然，是否“能”与“乐”，与当地的条件有关。但达到“乐”的人，肯定受欢迎。希望通过改革，多数人达到“乐”的级别。”就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不是我们现在不愿意干，而是我们现在根本就不能象以前那样一门心思的去工作了 。我们现在是朝不保夕，今年不能说明年，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又怎么能乐此不疲的去工作？我们现在能乐得起来吗？？？？？？  这样说来，事是减了，就象上面我已经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有的只是消极应对各种各样的改革检查、验收。只有一少部分是凭着良心在被动的工作着，因为他们坚信，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离不开我们，国家总有一天会需要我们的（我就是刚才所说后的这一类）。
   三、减支、按全县算总帐，就按现在的财政供养人员，全县被改的人员几个单位加起来不到300人，按300人计算，以2007年为例，我们全县农业人口49多万人，省里按人平10元给县里拨付养事经费全县大约490万，省里要求原来县里对这一块的预算经费不减，2005——2006年县里对我们的预算经费年人平8700元，全县这一块是261万，两项相加全县应该是750多万元用于“以钱养事”。按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该支付给我们工资大约人平年均16000元工资支出，还按300人算全县支付给我们的工资也就是才480万，按省里预算口径我们县每年平均每年多支出养事经费270多万元。这就是所谓的减支，
现在虽然养事经费增加了那么多，可是，县里给我们的养事经费却又少得可怜，县里每年按人平给我们核定养事经费人均年平大约16000元（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全县养事经费年支出约480万，只省补资金一块全县每年就还节余10万元左右，还不说省里要求原来财政预算的261万了。
   要有好的工作环境，第一要有一个好的体制，我们以前农业局一条边管的时候，职称有人管，工资有人管，我们只要好好工作就行了。现在我们是在民政局登记管理，农业局管不了，民政局管不好，这样，就造成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了，现在又有谁还愿意好好工作？自从1996年农技站四权下放以后，各乡镇农业上基本上没有进人，各乡镇与乡镇之间人员搭配及不合理，所学专业与乡镇所发展的产业不对口等等弊端显得十分突出。自1999年有限的调整了几个人以外，近10年就象是一潭死水，没有一点朝气，
    记得在1996年以前，每隔几年就会从各乡镇站抽调一些业务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去充实到农业局的各股站，从1996年以后，乡镇上没有进一个农业技术人员，农业局的二级股站也没有调进一个技术人员，96年最后调去的今年也已经50多岁了，农业局一些有识之士就曾经这样说：再过几年，农业上就会出现技术人员断档现象，这决不是没有依据的瞎说，现在，连学生都不愿意上农业院校，就是上了毕业后也不到基层农业系统上工作，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乡镇农业上很大一部分现在都已经是40多岁了，我说的决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我们的农民，他们现在的科技知识还相当缺乏，有一些现在连作物是病、还是虫危害都还不知道，治虫用多菌灵，柑橘保花保果用杀虫剂等等现象相当普遍。谈什么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啊  ！！！还不说要象基层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创新试点县考察指导活动报告里面提到的五有”（有独立的办公场所、有必要的仪器设备、有必须的试验示范基地、有必备的交通工具、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了，再有几年我们这儿要是还是这样的话，到那时候恐怕连人（农业技术人员）都没有了
    在此，我希望一些有识之士和上面的领导们，关注一下农业，关注一下我们这儿的违法改革。希望你们也能够象贺雪峰教授那样，能够深入一线，调查一下看各级政府给你们汇报的改革“成果”是不是都是真实的，我们这儿早几年都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你们下来看一下都知道这是对各种检查、汇报、验收最真实的写照。同时也希望国发30号文件的东风能够早一天吹进我们湖北、吹到我们郧县。
                            湖北省郧县一个在乡镇从事了二十多年推广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
                                                                                            2008年3月11日

    2000年，咸安区政府办公室按照过去的惯例，曾经制订出了一个招商引资任务分配表，并分解给了各个乡镇和区直各职能局、办、委，但实际上最后“无疾而终”，没有贯彻执行。一个很直接而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坚决反对把招商引资的业绩作为考核区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各乡镇工作的“硬指标”，更不能搞成“一票否决”的高压态势。我反复地对大家讲，我们千万不能重蹈覆辙，做祸及子孙、让后人唾骂的“混帐”事情。区委、政府绝大多数同志都很赞成我的意见，他们认为，“减压”之后，有利于政府“官员”转变工作作风，把主要精力和任务放在管理职能的有效转换上面，更好地为整个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

    反对把招商引资的业绩作为考核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硬指标”和“一票否决”的作法，并不等于是反对招商引资。我与王玲、熊棠芬等同志商量，兴工办厂，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加速工业的成长进程，包括一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还得依靠“借鸡下蛋”、走招商引资这条路的。如何避免前车之鉴，又要有效解决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的困难，这就要“想辙出招”做文章了。于是，我们提出了“眼睛向下，胳膊肘子朝里拐”的战略。

请关注一下我们山区农业、农村问题。最好能把此问题带进两会，能够引起中央领导们的高度重视。
现在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了各种物价上涨，归根结底是农产品匮乏使之价格上涨，但是，就目前而言，“高粮价”及各种补贴并没有能够激发农民的种粮、及畜、禽养殖积极性。我是湖北省最边远的山区县、郧县。我们这儿大部分都是以旱地为主，我来给你们算一下种粮的经济效益。
第一季种小麦，种子投入30元，请工牛耕地100元（含使牛师傅人工费），化肥（含追肥）85元，除草20元，收获含脱粒100元，综合投入335元。收小麦500斤，价格0.75元,亩收入375元,扣除投入335元,下余40元。第二季玉米，种子20元，耕地100元，化肥（含追肥）100元，除草20元，收获（含搓籽）100元，（注：我们这儿玉米基本上不用农药）综合投入340元。收获玉米600斤，收购价格0.78元,亩收入468元,扣除投入340元,下余128元,两季合计收入168元,加上粮食直补每亩12元,
一亩地一年下来也就是220元,一个劳动力按种三亩,年收入也就是600多元。一个在外边打工的，少说一年也是10000元左右的收入，在外面一年顶在家三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农民工外出、没有人种地的原因了。
  我是一个村级干部，任村干部十几年，农村我们比较了解，象现在的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国家反而不如用这笔钱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组级公路，小型拦水坝，小型泵站和平整土地等等，还有要增加我们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数量（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农业技术人员我们看到的比以前少了，据说是什么以钱养事使他们没有心思工作了），使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得到技术帮助。不要搞什么市、县级送科技下乡，他们来了就走了，我们需要不走的农业技术人员。我们山区种粮不是优势，我们应该发展特色产业，如药材、水果等，可是我们缺的是技术。建议国家改变以前的补贴方式，变输血为造血，加强基础设施投入和强化科技支撑。只有这样，我们山区农业、农民增收才有希望。

    所谓“眼睛向内，胳膊肘子朝里拐”，就是要充分发挥本地人民群众的潜力，让蕴藏在民间的社会资本来“唱响”兴工办厂、发展工业经济的“主旋律”。过去搞农村合作基金会，一下子从“地底”冒出了5个多亿的资金，足见民间资本闻风而动的“蚂蟥效应”。根据区人民银行廖行长的调查，在咸安，截止2000年，仅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便达到近15亿元，各种股票、基金、证券约为5亿元，社会现金流约为10亿元。虽然这个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就算打个七折亦还有近20亿元，足以说明咸安的经济建设并不缺乏资本资源。过去，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曾经是考核地方经济成绩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却认为，这么多的资金长期处于“冬眠”的状态，恰恰反映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我们缺乏一种“唤醒”和“激活”民间资本，促使其踊跃投入本地各行各业经济建设的“强心剂”。

    因此，我们必须扔掉只注重外来资本而轻视本地资本、只注重保护外来投资者权益而漠视本地投资者权益的“望远镜”，按照“眼睛向内，胳膊肘儿朝内拐”的原则，努力挖掘本地民间的资本潜力。我给区委宣传部长王胜红同志写了几句话：无论内资外资，都是依法严格保护的投资；不管公产私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所有国营民营，都要是独立自主地经营。政府追求公平正义，百姓追求发财致富。支持咸安的干部群众人人当“老板”、家家有产业。这些话既有外地的经验，也有我的创造。王胜红同志立即派人也印成标语，在国道、车站、商场和大街小巷里到处张贴。电视台则以公益广告的形式在许多重要节目中滚动插播。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多数人感觉到这些东西虽然文采不咋的，但有新意，也朗朗上口，容易记，好理解。

探讨越来越深入了，大家继续，昨天和老宋通话，他根据大家的的问题做全面的回顾之后，把需要一对一的问题，他将做具体的回答。感谢老宋

    在区委、区政府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的决定》、《关于推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的奖励暂行办法》、《关于盘活闲置资产奖励暂行办法》、《关于争资金争项目奖励暂行办法》等文件中，上述思想里抽象出来的一些基本原则，都先后得到了体现。我们的政策明确规定：凡属于国有资产的“招、拍、挂”和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同等条件下，咸安人可以享受优先权。

   《湖北日报》驻咸宁记者站站长李金球问我为什么要出台“支持咸安的干部群众人人当老板、家家有产业”这么个有争议的政策精神？我说，政府发展经济的根本目标是什么？不能仅仅只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让政府富起来有钱办大事，而更主要的是“以人为本”，让所有老百姓，包括党政机关的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都富裕起来。过去总说“大河无水小河干”。其实错了，小河无水，大河岂能不干！只有老百姓大家的“口袋”鼓了，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高了，有什么事情都能够自己办了，你政府才能太平安定，消遥自在了。所以，我们鼓励和支持咸安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挺身而出，积极参与国有资产的认购和民营性质的工商业活动，让他们家家有产业，人人当“老板”，这不正是我们追求的小康社会的理想境界吗！

《湖北日报》可真他妈落后。

    当然，按照有关规定，党政机关的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是不能投资办企业的。区委班子成员中很多人有顾虑。但我觉得，县域属于社会基层，区直与乡镇干部属于“七品”以下的“小萝卜头儿”。不能因为有地方出了“官煤勾结”的腐败，我们就连合法的投资都不敢沾边了。过去，干部不准“炒股票”，但投资与炒股你分得清、禁得住吗？我认为解决“官煤窑”和以权谋私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政策的正确引导和政府的严格监管。只要我们的干部不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干扰和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在不影响正常的本职工作，把本不富裕的一点积蓄以自愿入股的形式参与工商业活动，既带动民众投资，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在自己菲薄的工薪之外增加一些合法收入，从大方向上看符合“以民为本”的基本国策，不会出个什么蛮大的问题。

    同时，“唤醒”和“激活”本地的民间投资，虽然在上级政府对咸安的考核中一般不计算为招商引资的成果，更不能抵扣招商引资中“美元”的指标，但这对于充分调动长期处于“睡眠”状态的咸安民间资本力量来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业经济建设，比挖空心思拚优惠政策甚至弄虚作假地搞对外进行招商引资的效果要快得多、好得多、也实在得多。我对王玲、熊棠芬同志讲，你们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出不了“大漏勺子”。万一追究责任，你们只是执行者，天塌下来由我一人“扛着”。我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无非是不戴这顶“乌纱帽”了。

    “眼睛向内，胳膊肘子朝里拐”的战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大量民间资本被唤醒激活，许多社会闲散资金被牵引转向，不少已经流往证券市场和发达地区的钱又被调动回来。在2000年到2003年间，咸安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中，有近80%的部份属于是本地民间资本。浮山办事处有一个叫邹仲华的人，当过干部，做过小本生意，有一点原始积累。受政策放开与环境宽松的鼓励，觉得现在把钱存到银行里，利率实际上是负值。炒股票、买基金风险又太大，不如投资办一家实业，虽然也有风险，但钱花在本乡本土，自己经营管理，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在他的鼓动下，有6个干部和朋友“入伙”，筹资500万元建立了一家丝网印花厂。2003年，该厂壮大到上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成为年上缴税收近500万元的企业，股东绝大部分是浮山一带的干部和乡亲。高桥镇一批在广东“打工”的农民，在政策的感召下“回归”故里办起了10家皮革厂，老板和工人也尽是本地人。

    当我离开咸安的时候，全区民营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817个。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69家；工业增加值为50916万元，年均递增13.20%；产品销售收入为145064万元，年均递增16.96 %；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安排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1万多人；实现工业税收5618万元，年均递增17.62%。加上商业税收，2003年咸安民营企业的两税收入已经达到1.16亿元，年均递增率为44.12%。这个速度虽然比不得沿海发达地区那种一日千里的水平，但对于基础差、低子薄的咸安来说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情。2001、2002年，咸安区连续两年获咸宁市综合考核第一名，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经济效益先进县（市、区）称号。2003年，全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咸安前10年的总和。

    在发展工业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遭遇到了一个在全国各地都带普遍性的巨大难题，即县域国有企业怎样改革、如何脱困、路在哪里？当时，中央的方针是“抓大放小”，省里的路线是“民营化”，市州的精神是“看着办”，而绝大多数县市区的实际搞法则是“一卖了之”。形势很清楚，对于困扰了我们多少年的国有企业问题，上级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规定，任你在下面“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不管采取什么措施，能够把“死马”医活、把存量盘大就行。

政府也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