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不清晰，责任虚拟化，与人的自私天性相悖，不能激发出干部职工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责任感和创造性，并且对国有企业长期在阴阳界上“垂死挣扎”束手无策，这恐怕就是一些专家学者们所说的“改到深处是产权”，而极力主张民营化，甚至最好是实行私有化的客观依据。回想起来，咸安区经委主任但军民同志与我所谈的“心得体会”，绝非他自己的知识产权，很大程度只是这种社会思潮的侧面反映。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央“抓大放小”的方针路线已经确立，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探索开始风起云涌。如何民营化，大家都是“姑娘上花轿”或“和尚做新郎”——头回。当时，五花八门的改革、改造、改组经验，通过各种渠道满天飞舞，令人目不暇接，难辩真伪。在清晰产权的旗帜下，一些地方借势发力，最普遍、最主要的做法就是“一卖了之”。

这一段和一般的产权明晰是改造国有企业的灵丹妙药论调，不完全一样，有点意思，困怕工人要反对了

    说实话，我也一直认为在国有企业的诸多要素中，产权制度确实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东西，但是否就是必然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关系到“兴衰存亡”的核心因素？我看亦未必当真。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包括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仍然掌握着很多国有企业，有的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还相当地大，谁也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说国有企业的效率就肯定比民营企业、私人企业低。在中国当前的任何地方，既有困难的国有企业，也有困难的民营企业和私人企业。那些虽然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民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由于决策失误、管理无方、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还不是照样亏损、经常破产！凭什么就说国有企业只要产权一旦“民有”或“私有”之后，便肯定可以“起死回生”？

    从县域国有企业的情况看，产生其困境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的问题也有现实的问题，既有产权的问题也有经营的问题，既有内部的问题也有外部的问题，属于是许许多多矛盾事物的相互交织，是整个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都需要认真反思、精心会诊的疑难症。过去的一些改革措施虽然有病急乱投医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缺乏综合配套和系统性，但也不全都是“瞎掰”。即便治理效果不尽人意，也还有一个我们在贯彻落实各项改革政策的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要求规范操作到位的嫌疑。有的地方因为害怕“惹事”而不敢坚持原则，有的地方因为困难重重而浅尝辄止，有的地方则是弄虚作假走过场，结果煮了一锅夹生饭。这些情况我们却很少去作客观的总结分析，老是频繁地换“郎中”、改“处方”，一时吃“补药”，一时吃“泄药”，小恙治成大病，大病则越治越重。

    既然国有企业“久病不愈”，仍在继续恶化，于是有人又提出“冰棍”理论，说国有企业目前的处境是一根大热天里的冰棍，不被人吃掉也要自动化掉。与其自动化掉，还不如赶快卖给别人算了。卖了，政府不再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责任，还能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从“祖传”的家业变现中赚到一些财政收入以敷急用；卖了，政府不再为企业资金的筹措、产销的管理、干部的配备、职工的身份等问题操劳费神，眼不见心不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卖”就是搞“改革”促“发展”。因此，不仅困难的国企要卖，而且优质的国企也要卖，这叫“靓女先嫁”。“卖”既可以在群众大会上理直气壮地讲，也可以向上级汇报时毫不掩饰地说，还可以在总结成绩时浓墨重彩地写。此真乃一石三鸟，何乐不为！我估计，这极有可能就是许多县域的国有企业近年来之所以“卖风”盛行的思想根源。

    我承认，国有企业的脱困、新生、振兴，确实是一个令县域领导人想起来就头皮发麻、心口作痛的十分艰难的事情。但是，通过产权改革和“一卖了之”虽然在形式上“消灭”了国有企业，但在多数地方并没有带来经济上繁荣昌盛的广阔前景，也没有给政府带来社会上安定团结的和谐福音，反而产生了许多严重后果。如国有资产在改制中的大量流失；一些干部在“分肥”中腐败堕落；社会财富急剧向少数人集中；大量职工下岗快速走向贫困；政府“傍大款”现象日益突出，公平正义的力量明显弱化；一切“向钱看”几乎成了畅行无阻的道德准则等等。有一次，我在武汉遇到一位原华中工学院毕业的老乡，先是因所在国企推行“减人增效”而下岗，继之又因企业被香港老板收购而辞退。他满腹牢骚地问我：过去总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现在企业一改制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哀求老板“赏饭”的“叫花子”啦？

   当年在广州务工经商的时候，我就曾经对企业的“减人增效”策略持有异议。企业固然以效益为生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企业也必须义不容辞地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即善待好自己的员工，给他们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充分发挥积极性的管理空间，并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起到周济民生、造福社会的作用。在我看来，只有坚定地承担起了这个社会责任，企业才能长治久安并受到职工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才能拥有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竞争力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作为国有企业，更应该牢记这种社会责任，而不能简单地挥舞“减人增效”的大旗，视职工为包袱，随意采取“炒鱿鱼”的办法，把他们赶向社会。

    政府支持和帮助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目的，决不仅仅只是为了培植税源、扩大税基，从而多收税费，让政府财大气粗、盘满缸溢、富到流油，而是要让众多企业成为城乡广大人民就业谋生、养家糊口的重要载体，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温馨“家园”。但是，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旦实现民营或私有之后，老板们紧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往往就是“减人增效”，炒一大批工人们的“鱿鱼”。就算是企业搞活了、老板赚钱了，政府也通过改革省心了、通过税收发财了，然而，一大批原来的干部职工随之下岗失业，沦为必须依靠政府救助的贫困群体，甚至对社会安定团结构成了严重隐患。这对于政府来说，无疑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所以，当国有企业遭遇到困难的时候，简单地采取“甩包袱”的办法“一卖了之”，绝对是一种割肉补疮、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

    有人一定会说，你宋亚平在咸安对国有企业不也是卖了个精光吗？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装扮“圣贤”，唇枪舌剑地批评人家流行的“冰棍”理论，又凭什么像王婆卖瓜一样，自我感觉咸安的国企改革经验就是“verygood”？

    我从来没有说过，咸安的国企改革只吊在“清晰产权”这一棵歪脖子树上，即便是产权向“关键少数人”倾斜的这一搞法，在咸安也未必就为人们所全盘接受，还有相当一部份企业并未被普遍推行开。国企改革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索，必然出现许多彼此不同的路径，而每一条路径都不平坦，充满了荆棘和危险。在这种左也难右也难，进亦难退更难的形势下，我唯一应该做也是可以做的事情，无非是在两利之间如何选其重，在两害之间又如何择其轻而已。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追求目标，就是既要努力把国企盘活，又不能让改制开启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方便之门”，并且尽量使广大职工群众能够充分共享改革与发展的胜利成果。

    咸安国企改革中有关清晰产权的实践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原来襄樊市市长罗辉同志“动态股权激励机制”理论的启发，并紧密结合县域国有企业规模相对小、历史相对短、家底相对明、人员相对少、政府掌控力度容易把握等实际情况，加上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创造，我认为，这种办法比较简便、操作性强，既兼顾了绝大多数干部职工的心理情绪和承受能力，也有助于企业、政府、银行三家“当事人”的眼前困难的解决与长远利益的维护，无论是形式、内容、还是效果上，都与许多地方“一卖了之”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我们没有搞“谁有钱，谁来买”那种看似公平合理，实则问题一大堆的习惯作法，而是将销售对象有条件地限定为本企业以经营管理层、工程技术层和市场营销层为核心的“关键少数人”。当时就有人批评这是与开放的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封闭式行为。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企业转制之后，在保持生产经营活动的连续性，稳定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确保干部职工的利益，理顺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方面，都要比外来投资的老板更为有利一些。有人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其实不然，那些“关键少数人”也都是本地原来的干部，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之间都有一种割扯不断的乡情、亲情、友情关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才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理念。

    其次，我们没有放弃对原国有企业中绝大多数干部与职工群众合理权益的保护。在产权制度改革中，虽然政策向他们倾斜不够，但通过一定比例的股份配置和拥有，有力地支持了这些“普通多数人”以“股东”的身份成为了咸安企业名符其实的主人。虽然真正“老板”从理论上讲是那些持有较大比例股权的“关键少数人”，但本质上却与沪深股市上专门“炒股”的散户绝对不一样。他们几乎是把仅有的一点积蓄以“股本”搁在自己每日辛勤劳动的企业里，看得见，摸得着，谁胆敢拿这些血汗钱、养命钱乱来“发泡”，我敢打赌，他们就绝对会同谁“玩命”。这种机制的形成，让“关键少数人”和“普遍多数人”更容易形成一种内在的利益链条，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和谐生存与发展。

    第三，我们规定，企业在改制方案的报批中，必须承诺不得借自主经营和减人增效的籍口随意辞退职工。实际上，老板对于那些已经成为股东的“普遍多数人”，一般情况下也很难“炒鱿鱼”。同时，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保费征缴不得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如有特殊情况，必须报政府严格监察，以保证“普通多数人”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政府的批复都要特别注明这两点，以约束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并便于职工们进行社会监督。实际经验证明，咸安的国企改制之后，绝大多数企业基本上没有出现职工大规模下岗的所谓“减人增效”情况，反而通过经济效益的迅速好转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张，使得不少企业的就业岗位大为增加，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我在咸安工作期间，不敢说工业经济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绩，但敢说我们关于工业经济建设与发展上的指导思想和决策是比较正确的，各项措施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办法是符合本地实际，而且也是富有成效的。尽管当时颇具争议，毁誉参差，我走之后，随着多数工业企业的不断兴旺和咸安综合经济优势的逐步显现，这些争议也慢慢地淡化为人们在饭后茶余“一笑了之”的聊资，久而久之，便像是落花无意水自成溪一样悄然远去。

说到私有化，那是谁都怕。对于产权的认识，中国人往往将其看做是一种策略，一种选择，而没有看到产权其实一种规律，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客观规律。产权的实质是在二人以上的世界里，由于受到他人的制约，个人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做出的选择。我们先不说国有化与私有化的是与非，我们先看看在极端情况下，人们是不是还可以做出选择。比如人民公社条件下，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的自留地的收成就是要比集体的地要好，按理说，在人民公社条件下，社员的一切都是公家的，不应该出现这种行为，可是现实告诉我们还是存在社员可以选择的约束。咱将自留地这个约束取消，全部都是公家的地，没有自留地，这时候更惨，因为社员可以选择偷工、怠工等行为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里面比比皆是。当然，任何组织都有其生命周期，不能因为企业也有“生老病死”将国有企业完蛋的原因也归咎于这个规律。同理，也不能将私营企业的完蛋归咎于这个原因。问题在于，在企业内部，组织和个人之间存在着监督成本的情况下，私营企业的效率确实要优于国有企业。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我说的自然规律。当然，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难题和争议，这也是事实。问题是我们现阶段确实很难找到一条比“一卖了之”更好的办法来处理国有企业。时下我也不否认确实存在着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可那些企业往往存在于垄断专营性的领域，就拿烟草来说吧，如果烟草专卖不存在，国有烟草企业第二天就关张。而那些制造假烟的行当可能因此名正言顺的登堂入室，改变烟草市场的行情。因为人家在极端的情况下依然活得很好，如果取消管制，那生存能力恐怕是国有企业所无法企及的。可是要改变这些政策，显然诚如老宋说的那样，确实很难，涉及的问题很多，尤其是政治上的损失必须仔细考量。可继续维系这些所谓的政策（制度），我们不得不在经济效率上付出代价。一旦这个代价高昂到我们无法支付，制度变迁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所以，我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制度的维护和运行也是要支付成本的，芸芸众生不过是现行制度下的“沧海一粟”而已。

引用:

原帖由 熟练工人 于 2008-4-10 11:54 发表
说到私有化，那是谁都怕。对于产权的认识，中国人往往将其看做是一种策略，一种选择，而没有看到产权其实一种规律，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客观规律。产权的实质是在二人以上的世界里，由于受到他人的制约，个人为了追

我的“咸安改革的前因后果” 在《市县领导参阅》上连载之后，听说刊物的读者加上每天登录“县域经济论坛”网站（www.xyjjlt.net）、点击此文章的读者数以万计，各种帖子如同雪花般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表示由衷赞赏，有人提出尖锐批评，社会反响非常强烈。坛主要我再写一篇文章，回应读者的关心，解答他们的质询。考虑了很久，决定就争议最大的几个问题谈一谈个人的看法。因为比较敏感，可能会更加招惹是非。但俗话说“死猪不怕开水烫”。要咒要恨，由他去了。

       同时感谢论坛上网友对我的提问，也感谢以下网友与我商榷一些问题，他们是：太平盛世 zzzgw 报国有路  mdk521mf浅草堂主 c1031  修远 DUQIANG gclc  欧阳中球 危楼居士，九品  DUQIANG  DUQIANG侧评  木头 狗尾巴草 杨立文，同此凉热 我不懂自己，chxi，小温 ，雪里飘158 熟练工人，农民实话实说，天下太平，游侠，朝阳柳生等等，不一一列举。

    按照这里坛主给我提供的问题，我想有必要分门别类的回应和解释当初改革的历程和思路。因为时间问题
，有时间就上来发一段。最近有很多网友回应了我的文章，看来大家等不及我逐步的回应，先写下这个，算对上面同志们的阶段性回应。



                          改革事业兴衰成败的密锁怎样开？

　　客观地讲，中西部地区县域今天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决非哪一届领导班子工作不力所酿成的祸端，而
是长期以来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逐渐积累，是传统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深层次障碍阻挠羁绊的必然
反映。对于我们这一代县市领导来说，如同大晴日里出行，恰巧碰到了一场透凉雨，不仅无处躲藏，而且
还得硬着头皮朝前走。

　　尽管前面列举了一些县域干部的毛病与缺点，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
传统中最具认同感和影响力的政治信条之一。我相信，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绝大多数领导人并不像某
些舆论“妖魔化”的那样鱼肉乡邻、搜括民财、贪赃枉法，也不是欺上瞒下、阿谀奉承，只搞“花架子”
，不干实事情的无耻政客。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或甘当“撞钟和尚”，而是在绞尽脑汁想办法，积极主动地
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去克难奋进，力图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将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航船”引导到百舸
争流的大江大海之中。

　　在我的朋友中，很多人都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非常清楚，要想摆脱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冲出现
在的重重困境，只能依靠改革创新去打拼出一个全新的局面。但是，改革创新属于一种没有现行经验可资
借鉴的风险活动，可能引发的变数太多，结局经常在意料之外。万一搞砸了，个人丢“乌纱帽”、掉“铁
饭碗”尚属事小（无非是不当官了，再换个“活法”而已），搅得社会不稳定，上级领导和下属干部受牵
连，对口部门敬而远之，各种资源支持枯竭，群众怨声载道，那麻烦就大了。因此，有人直言不讳地讲，
不改革是“等死”，搞改革则是“找死”。

　　“等死”和“找死”形成的两难选择，既是自相矛盾的悖论，又是恶性循环的怪圈。许多英雄好汉对
此手麻心怵，十分不舒服。一言以蔽之，主要还是求稳怕乱的思想幽灵在作祟。在我看来，改革、发展、
稳定的相互关系中，改革应该是第一位的元素。改革为促进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而良好的发展局面才能最
终实现和谐稳定。因此，改革、发展、稳定在整体上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改革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来暂时
性的社会不稳定，但这种阵痛是追求发展和实现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良好的愿望、积极的态度、苦干的作风，当然是改革者宝贵的品质，但不能自
动换来理想的结果。根据我在咸安的体会，一般情况下，改革事业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
层面上的组织能力与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历史上很多失败的改革，并不是改革本身缺乏成功的必
然性，而往往是因为改革者准备不足、组织不力、程序不当、操作失误引发出各种问题，从而导致改革半
途而废。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许多领域的改革活动如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性、整
体性，不能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结果相互冲突、相互抵消，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只有牢牢把握好了五条基本原则，或许可以破解“等死”
或“找死”这个两难选择，继而寻求“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机会，大胆地去试、大胆地去闯。

　　首先，你推行的改革决不是你自己头脑发热时随心所欲、想当然的主观产物，而必须是顺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时代大潮客观的、正确的反应。在这个不可抗拒的时代大潮面前，任何改革活动都将遵循“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规律。否则，你的改革就是“瞎掰”和“乱整”，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还会演
变成为明天改革与发展的新障碍。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咸安搞的一系列改革，虽然因各种要素的制约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尽管人
们因认识不同，而一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说法，但通过时间的检验并从整体上观察，改革的大方向并无错
误。许多领域的改革探索开启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先河，也为咸安后来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你的改革创新必须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既定的方针、路线、政策，符合省委、省政府有关改革
工作的基本精神。同时，还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符合本县域的具体实际，充分考虑到干部群众的承
受能力。这是一个地方的各项改革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群众的理解和上级支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政治保
证。

　　与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保持高度一致，这是我们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的政治纪律。把国家的政策同本
地实际紧密结合，则是基层工作富有创造性的本质特征。既要对上级负责，又要对群众负责，这看似“鱼
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在我看来，只要你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便一定会“逢凶化吉
、遇难呈祥”。

　　其三，改革的指导思想、政策措施和操作方案必须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千万不能“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搞那种单兵突进、孤军深入式的改革，衍生“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的后患，务求
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效果。整个过程必须精心策划、精心组织、精心操作，这叫
“成事在于善谋”“细节决定结局”。

　　安徽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朋友告诉我，该省有一位县委书记带着组织部长、人事局长来咸安考察之
后，心情十分激动，回去便开会决定立马对乡镇的“七站八所”实行全面改制。但结果并不理想：“以钱
养事”的经费拨下来，签了服务合同的人员要领取，没有签服务合同的人员也要领取，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第二次他又带人来咸安取经，强力推行乡镇站所工作人员的身份置换，结果酿成职工集体上访。不得已
，他第三次到咸安，细心造访作为改革对象的干部职工，这才恍然大悟，发现“摘要式”搞“以钱养事”
的改革根本就行不通，还必须有一系列综合配套的措施，方能水到渠成。

　　其四，改革的根本动机、追求的目标与最终的结果，必须并且能够使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在根本利益上
得到实惠，这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干部群众关心改革、参与改革、保护改革最重要的基础。凡是不遵照
“以人为本”的原则，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趁机甩财政包袱、捞部门利益的行为，必然得不到干部群众的
拥护而注定会惹出乱子来。

　　这方面的教训很多。近年来，社会上出现颇为强烈的“反思改革”的舆论，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于过去
某些改革的“负效应”所引发的担忧与不安。例如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就显得比较毛糙，资
产大量流失，职工大量下岗，贫富不均，甚至是贫富悬殊现象严重。有些领域的改革把政府本该承担的社
会责任给改掉了，许多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也借改革之机削弱了。如教育、卫生事业产业化、市场
化的改革，就导致了多数干部群众的不满。相当一部分人觉得，改革也好、发展也好，自己没有真正地或
者说是没有充分地享受到其成果，于是对改革产生了“疲劳”和“厌烦”情绪，并提出了质疑和怀疑。
　
　其五，推行改革的领导干部个人品质必须廉洁、正派、公道、无私和敢于牺牲、敢于奉献。自己的“
屁股”干净，心态便自然正，就能够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给任何反对改革的人以任何攻击改革的借
口。同时，如果社会条件不成熟，改革就不要急躁冒进。因为改革不是某个人或部分群体的事情，需要大
家参与才能成功，这便需要有耐心。

　　我不敢“王婆卖瓜”，断定自己上面的五条体会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作为“过来人”
实实在在的经验之谈，对于那些仍然在为既不想“等死”、又不愿“找死”这个两难选择而困扰的县市领
导来说，至少可以产生某种借鉴作用，或者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待续

续上


                    改革者的是非曲直如何看？


　　坛主告诉我，让我回应一下近段时间大家的回应，他们也想以“回头看”为名目，组织一批实践经验丰富的党政官员和专业研究精深的学界人士，在广泛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对已经过去了多年的历史陈迹———咸安改革努力作一总结。

　　其实，历史上有许多东西是很难“盖棺定论”的。因为，任何社会事物都不可能是简单生成、孤立存在、静止不变并让人一目了然，而必然是时空交织、因果相联、正负共生、从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矛盾性。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同的工作经历和不同的生活体验，加之不同的利益诉求，往往导致人们对于同样一件事情的审视，产生出截然不同的评价与看法。你觉得完全正确的东西，我会找到一大堆问题；彼地彼时合乎逻辑的事情，此地此时则不一定有道理，对与不对，似乎多在一念之间。作为前所未有的开拓创新为基本特质的改革活动，本是一个既得权利再分配、现行秩序再调整的激烈博弈，更容易引发方方面面的争论与非议。在这种“得益者快、受损者仇”的对立状态下，我估计要真正做到客观公正绝对不容易。

　　我也看过一些网站及报刊上关于咸安改革的许多讨论，其中包括一些对于我个人指名道姓的叫骂批评。我想，除了前面讲的改革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之外，这里还有两大原因：一是我个人能力素养上的欠缺。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不可能像如来佛那般道行高超，修至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的境界，做的事儿尽是些功德无量、令世人顶礼膜拜，千秋万口皆碑的伟业。作为一个生活在人间烟火之中的凡夫俗子，我无法脱离五行之内而跳出三界之外，故在咸安主政期间必然因各种条件的局限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诸如决策失误、执行乏力、引导无方、监督不严等问题。针对于这些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我一律心悦诚服地加以接受。即使有些不甚全面、不尽客观的言辞，我亦能表示理解和尊重。二是社会舆论中的含沙射影。多年来，社会各界对于咸安改革的关心和关注，包括支持和反对，不管出于何种心态和采取什么方式，其实都并非只是简单地针对我宋亚平，而是由此引发出的国人对于当前改革开放的复杂心声，坦露着他们判断社会事物的不同标准。尽管也有一些明显属于“人身攻击”的偏激看法，但明眼人亦清楚，这多半属指桑骂槐、借题发挥的弦外之音。挨骂的虽然是作为咸安区委书记的宋亚平，真正被指责的却极有可能就是他们本地的政府或者其上级的某某领导人。

　　尽管如此，许多对改革者的说法和诽谤还是让我难以忍受，就像鱼刺梗在喉咙之中不吐不快。我觉得，这些别有用心的针对改革者的狠毒指责，虽然不代表社会舆论的主流，但如果不及时加以坚决反击，必然损害超越个人恩怨的社会公平正义，瓦解干部群众的信心，并逐渐形成如蚁附膻的负面效应。到头来，受伤的不仅是某个具体的改革当事人，而定将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事业。

　　一直有人认为，落后地区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穷折腾”。经济搞不上去，只好另辟蹊径“炒”改革，动机无非出于“政绩工程”的一己私利，能够吸引社会眼球，容易从中沽名钓誉。这些拥有一定话语权的所谓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根本不了解县域工作的错综复杂，更不理解基层干部的艰辛疾苦，往往凭据某些并不真实的传闻，随便怀疑县乡基层干部的党性真诚，任意践踏县乡基层干部的道德人格，恶意诽谤县乡基层干部为改变落后贫困现状所付出的努力。听起来他们好像是在“为民做主”，讨伐不义，实际上是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缺乏保护改革的有效机制。“改革”是天底下最难做的事情。不仅要突破传统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更要对既得权力与利益关系进行再分配。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们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与各种不适应，甚至招致某些部门、某些阶层由于权力受损所形成的愤慨与仇恨，从而很容易对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产生负面影响。改革越动真格，这种风险就越大。一旦稍有不慎惹出点事儿来，今天群体上访，明日抱团拦路，接着还有那些你无法预料、无休无止、层出不穷的各种乱象。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气候下，改革者极易成为“谢罪天下”的祭品。

　　无庸讳言，现在，许多地方领导人都程度不同地存有一种“求稳怕乱”的潜意识，害怕下面的干部“冒险”搞改革给自己捅娄子。即使没有惹出大的麻烦，亦往往从此对这个干部不敢掉以轻心，一般很难再委以重用。从表面上看，这个干部可能上了一个台阶，其政治生命却犹如“一锤子买卖”便算是彻底“玩完”了。所以，凡搞改革的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我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各种经验教训见得多了。事情明摆着：不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真诚情感所在，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支撑，谁也不会傻乎乎地去当这个“冤大头”！

　　亦有人说，你宋亚平不正是通过“咸安改革”而一举成名天下知，并且还升了官吗！其实，湖北省委1998年从海南选调我回来之前，我已在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征地拆迁办公室主任、社会发展局长、开发区管理局和工委办公室主任等正处级干部的岗位干了很多年，曾连续五年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公务员荣誉。正当海南省委准备提拔我副厅职的时候，我觉得回湖北省当县委书记是一个可以更好地为百姓做事、为社会造福的舞台，便义无反顾地回来了。我在咸安区委书记任上曾经设想不拿工资（我下海务工经商有些积累，吃饭不成问题），但考虑此举不合国情，更容易导致隔阂，孤立自己，故在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胡永继的劝说下放弃了。但我通过十分苛刻的自律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是我不怕得罪人、敢于面对矛盾、大胆实施改革的重要原因。所以，2002年，湖北省委评定我为全省（六个）勤政廉政模范典型之一，我自认为是问心无愧的。

　　我给咸安的干部群众留下了一句很有争议的话，说自己当年舍弃在海南升迁的机会回湖北省甘当区委书记这一“七品芝麻官”的动机就是为了“过把瘾”。尽管县域经济社会的确极端困难，然而一茬接一茬的干部还不是照样腾挪升迁！不客气地讲，做“老好人”，当“太平官”，不望有功，但愿无过，扳着指头熬任期的事儿我也能干，但这不是我追求“过瘾”的性格。我在咸安推行改革，说得好听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冲动；说得不好听，则是一次不甘平庸而胆大妄为的冒险行为。人们并不知道，我从到咸安的那天起就有一个思想准备，如果改革搞砸了，我将主动辞职以谢天下，重新下海务工经商，大不了继续当一个普通老百姓。有人骂我是“政客”，搞改革是为升官“捞政绩”，真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当然，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改革者不是没有缺点，所推行的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不是说改革就不能被批评，但动机必须是善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改革者更好地推动改革。胡锦涛同志讲过：“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没有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来赢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因此，搞改革正是抓根本、顾大局、图长远的事情，应该是衡量政绩的重要内容。如果当官的特别是“一把手”不抓改革，不把着力点放在制度建设上，而是简单地片面地抓一些招商引资，以求GDP一时的增长，遇到体制性矛盾就绕道走，那就不是“政客”，而是一个“好官”了吗？

　　我们的改革评价体系应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应该支持、鼓励和保护改革者，让干事儿的人放开手脚去创新，这个社会才会有活力，各种矛盾与困难才有可能被不断地突破，改革、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如果片面地去理解和追求稳定，生怕起用有闯劲的干部“捅娄子”“惹麻烦”，特别是当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刻意攻击改革者的时候，舆论与制度都对此表示出一种沉默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引导大家恐惧改革、躲避改革，这个局面就只能永远死气沉沉了。

　　这个论调虽然有些悲观，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脊梁精神，从来就没有“断子绝孙”过。现在，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好际遇。作为县域领导干部敢不敢大胆进行改革创新，能不能带领群众冲破困境去赶超发达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有没有条件与机会的问题，而关键在于有没有一种不怕丢“乌纱帽”的民本精神，有没有一种抢抓机遇的风险意识，有没有一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冲动，有没有一种对人生不甘平庸的事业追求，有没有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敢于献身的坚强党性。我相信，如果坚持公平正义的评价标准，营造和谐宽松的改革环境，完善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加大各种支持帮助的政策力度，绝对会有一大批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茁壮成长。

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是非常赞成和佩服老宋的咸安改革的，毕竟老宋的确突破了诸多体制的弊端。尤其是在基层政府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敢于大破大锅饭，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敢于动真家伙，令人肃然起敬。还记得在这个帖子中有人对老宋提出质疑么？那些很多都是我们农经系统的干部，是我从农经论坛上拉过来的网友。这次乡镇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农经系统可谓“死得最惨”的部门了，个人观点，不怪改革，而是我们这个系统确实缺乏勇于创新的精神，尤其是从来不对现实进行理性的反思，得过且过，错过了改革自身职能从而适应改革的需要的最好时机。所以，要说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我个人也是其中之一。但我知道改革的大潮不可逆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无足轻重。同样，在老宋介绍他的经验的过程中，个人认为，虽然进行了破釜沉舟式的改革，但必须看到，改革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对政府职能乃至县域经济的准确定位上还存在误差，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今天在这里我对产权的阐述无非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利益的正确认识，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地去看待利益问题，特别是“老宋们”更应该摒弃意识形态上的桎梏，充分重视当代理论研究的成果，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对改革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