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找不到表情啦？给我整哪里去啦？抗议！

右下角啊

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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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啊-呸-服！ 于 2008-4-11 08:58 发表
右下角啊

白天电脑上有，晚上没有，难道你整这玩意晚上休息？

可能是网速的问题，呵呵

ding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下面我就“三农”问题集中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记得有一首大家都会唱的老歌，名字叫做 “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词写得很好，曲调也特优美，每每听起来，都能够让我们这些当年出身于农村的子弟感到酣畅淋漓、热血沸腾。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家乡并不像歌中所描绘的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更不是那种令人心怡神往的人间天堂，而是比较封闭、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地方，有些甚至成为被城里人“遗忘了的角落”。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确呈现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绝大多数农民摆脱了旧社会那种饥寒交迫的窘境，逐步进入了温饱阶段。有些地区特别是城市周边的农村则率先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我到过自称“天下第一”的江苏省华西村，那里的土地上早已经不再种粮植棉，而是矗立着一片片整齐明亮的厂房。昔日的农民早已经“洗脚上岸”当上了“老板”，每天开着小车上下班。因为拥有自己的产业，干部群众都富得“流油”，家家户户住着一幢200——300平方米的“毫宅”，老老少少揣着最新款式的“全球通”，那潇潇洒洒的劲儿，连北京、上海等城里人都要眼热三分。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告诉我，城里的姑娘要想嫁到华西来当媳妇，还得看两条：一是不是大学生；二是模样长得漂亮不漂亮。老英雄的自豪之情，不仅写在脸上，而且溢于言中。

    但是， 我敢斗胆下一结论，诸如华西村这样的先进农村和富裕农民，在当今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绝对只是极少数。就普遍性而言，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农民的整体收入和生活质量还不怎么高，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的情况还相当差。在不少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陈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微弱，生产依靠“望天收”，饮水安全得不到保证，上学难、看病贵的现象严重。对于多数贫穷的农民来说，往往一个得大病，拖垮全家人。因此，“小病扛，大病拖，重病只有等阎罗”，成了农村妇孺皆知的黑色谚语。

    刚到咸安的那阵子，总感觉这里的农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居环境上虽然有一些变化，但同我20多年前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比较，似乎没有大太的区别。农民兄弟们对城乡之间的现实差别，仍然怀有着一种特别深刻的感慨，有人很幽默地说：如今好不容易吃上肉鱼了，城里人却又吃起了素食；好不容易有衣服穿了，城里人却开始光胳膊露大腿；好不容易可以用纸擦屁股了，城里人又开始用纸擦嘴巴；好不容易有钱娶媳妇了，城里人却又开始时兴闹离婚。我们农民怎么就老赶不上城里人呢？

　　应该说，中国的农村是落后的，但也是充满希望的，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村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强大了。
　　有人讲，减少农民，中国农村才能发展；我认为这种看法有些天真，农民没有多少甘心受穷受苦的，但在总体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参与社会竞争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农民要赶上城里人，必须有一个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农民要想取得居民的资格是极其艰难的。在我所认识的熟人圈子中，许多干部当年就因为利用职权违反政策为亲戚朋友“农转非”而犯过错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部电影叫《人生》，主人公高加林花了老牛鼻子劲搞了一个“商品粮”户口，结果还是被人告发后退回到农村。现在推行改革开放，一些地方特别是小城镇的户籍凭证就像当年的粮票、布票、肥皂票、火柴票一样成为了历史遗迹。但多数小城镇没有第二产业的支撑和第三产业的依托，无法容纳农民兄弟们在这里养家活口和落脚投生。大中城市则照旧壁垒重重、我行我素，包括基础性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国家对于城市居民的各种惠顾政策，还是仍然分得一清二楚，很难降临在这些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勤勤恳恳的“种田人”头上。

    为什么在同一片蓝天下，会出现“东边日头西边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导致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居民之间这样大的差别，甚至成为了一条很难逾越的“楚河汉界”呢？ 1998年底，中国改革研究院在海口举行了一次关于“三农”问题的研讨会。我当时任枣阳市常务副市长，为与还在海南的老婆孩子团聚，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有北京某部委的“官员”指出，中国“三农”困局之所以难以化解，主要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干部没有正确领会和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路线与政策的结果。我听了满肚子都是气。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是许许多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长期交织和逐步积累的结果。居高临下地把“屎盘子”全扣到我们这些“七品芝麻官”的头上，非但我们不能接受，许多专家也不赞同。就宏观而言，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晰：

一是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实事求是地讲，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国家的建设重点，一直就没有放在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上，而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去追求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当时，东西方列强正在对我们进行全面封锁，国家必须全力以赴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尽快强大起来以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安全。所以，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发展思路，应该说是充满苦衷又无可奈何的战略选择。但是，这种发展思路的实践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一种残酷掠夺农业资源和不断剥削农民剩余的过程。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农村的各种产品、人力、资金等资源呈现出向工业领域和城市“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从而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顽固机制和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剩余可言，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活动，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有种一直很流行的说法，即人多地少的矛盾是导致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经说过，我国有13亿多人口，耕地为14亿亩，人均1亩多。即使全部用来种植鸦片甚至生产海洛因，这点儿土地也未必能够让农民兄弟们发财致富。此话当然很有道理，但亦有些绝对。人众地寡的例子多啦！不说以色列、日本土地资源稀缺，就是我国的台湾省，人均耕地也少得可怜，人家农业经济不照样仍在突飞猛进！我个人认为，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很大程度上恐怕并不在耕地面积，而在于传统的增长方式。

    传统的增长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先是农业生产的资本构成和技术构成低，具有原始性。农业自古以来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很少有资本的含量与知识的贡献率。在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至今还是依靠人工和畜力，叫“三弓现象”，即弓着头耕田、弓着腿插秧、弓着腰割谷。不识文断字了无影响，只要不缺胳膊少腿就能务农。这与封建时代的耕种水平并没有多大实质性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特别是“种子革命”对粮食生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资本贫乏与科技落后的状况依然是有目共睹。在与现代工业经济的竞争中，就像当年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用弓箭长矛与欧洲人的来复枪抗争一样，这种“仗”根本就无法打！

    再是农业生产的经营模式问题。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一直推行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典型特征的自然经济模式。这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式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有利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增长，更是农民祖祖辈辈虽然非常勤劳却总也不能发财致富的制度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曾经为改变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作过很大的努力，包括大力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成立初级社、高级社，后来又发展到人民公社的形式，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但是，将生产单位由过去的家庭变成了现在的生产队，这种简单的合并在多数地方不等于生产规模的有效扩张和劳动分工的专业化。从80年代初开始，我们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又让农民回到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模式之中。因为生产规模太小，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普遍雷同，不能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必然导致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上的高成本和低效益的客观后果。而且，没有专业的经济组织合力，没有进步的科学技术支撑，没有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没有健全的服务体系配套，不能与千变万化的市场有效对接，整个儿“一盘散沙”。这种状态不改观，农村经济就只能是苟延残喘而无法发展。

二是农民收入增长乏力。
    中国是人口大国，“民以食为天”。过去，我们一直坚持“以粮为纲”的战略思想，把整个农业局限在粮食生产领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旱改水、扩大复种指数等等，都是围绕一个“粮”字做文章。虽然也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只鼓励粮食生产这一项，叫做“争过黄河”、“抢跨长江”。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既习惯于种粮，也只懂得种粮。实际上，粮食是一种保质期很短的产品，三年之后便为不能食用的“陈化粮”。即使丰年增产，多收三五斗，价格反而朝下降。自古即有“谷贱伤农”的说法，这是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在起作用，谁也不能抗拒。现在，国家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仍然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并给予一定的保护价政策。但这些年来，种子、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总在水涨船高，不断上扬，无情地挤占种粮的利润空间。人家农资企业原材料贵了，生产成本大了，当然要摊到产品销售之中。物价部门也得讲道理，岂能老压在“五指山”下不让动弹！

    农民依靠种粮增收的路子一波三折，极为艰辛，并且速度慢，效果差。地方政府只好另辟蹊径，号召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大力提倡和积极支持兴办乡镇企业搞深加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广大农村出现了一场“户户点火、村村冒烟”、“五个轮子一齐转”的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由于超越了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结果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变成了乡镇和村组一直沉荷在身、难以解脱的债务包袱。国土局长宋树清曾经当过高桥镇的书记，亲身经历过这次事件的整个过程，他诙谐地对我说，当时的情况好比一句老话，叫“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我说，也不尽然，大方向不错，小路径有误，总得有这么个探索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