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务农难赚钱，农民便成群结队地跑到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里去“打工”。当发现潮水般的“盲流”无法围追堵截之后，国家开始谨慎地放开城市“闸门”，允许农民离土离乡外出从事非农经济活动。于是，“农民工”的角色闪亮登场。不过，“盲流”改名“农民工”，并没有获得“翻身得解放”。一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下，他们无法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即使许多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二是由于现代教育的“阳光”没有很好地普照到农村，相当部份农民的自身素质比较差。就咸安而言，农村中“斗大的字不识一萝”的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比重仍占总数的8.5%，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4%，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7%，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则是凤毛麟角，微乎其微。因此，他们干的大多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苦活、累活、险活。不仅劳动条件很差，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几乎沾不上边，而且连很微薄的工资还经常出现克扣和拖欠现象，可以说是一个明显地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的弱势群体。对于城市来说，“农民工”绝大部分都只是“忽忽过客”，而无法构筑让他们留恋的家。

三是农村社会进步艰难。
    按照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管理体制，在城市，社会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主要由国家予以保障，绝大多数市民几乎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竟然还有“集资办学”、“集资修路”和每年必须承担30个“义务工、积累工”这个概念。但是，在广大农村，包括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关系到劳动力资源再生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各项社会事业投入，还有交通、通讯、水利、能源、信息等关系到生产发展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绝大部分都是要由老百姓自力更生。这种“农民的事情自己办，不给国家添麻烦”的典型经验，经常在报刊电视广播中被广泛宣传，以致连很多干部都觉得是天经地义。例如基础性义务教育投入中，过去中央政府只承担了2%，省政府为15%，县政府为9%，其余的７1％主要依靠农民兄弟们自己承担。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也是一样，国家的投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农村为什么缺医少药，农民为什么看不起病？就因为国家投入太少而农民又太穷。

    虽然国家规定了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是基层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绝大部分县、乡两级基层政府因财力窘迫而成为“泥菩萨渡江—自身难保”，根本就无法支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足够投入，便只好通过向农民进行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收费来筹资。这道“口子”一开，导致了后来极为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这一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但又是无可奈何的。税费改革前，经中央政策批准，乡镇政府对于农村基础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交通这五项公共事业所需经费可以向农民“统筹”；村委会用于发展本村社会事业和支持再生产的三项资金，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也可以向农民收取“提留”；本村内的公益服务项目的建设则由农民以“义务工”和“积累工”的形式来承担，这就是“三提五统”和“两工”的缘由。因此，说基层政府承担了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的责任，不如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农民自己掏“腰包”。

    过度的索取，使得农业、农村和农民处在极度“失血”和“贫血”的状态，也使之丧失了最基本的自我“造血”功能。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依靠贫穷的农民来自力更生，其投入的速度和力度必然十分有限。许多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非常薄弱，水土流失，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交通、通讯事业十分落后，农民因学返贫、因病致贫现象相当普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给我国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直接地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９０年代以来，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民增收举步维艰，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不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农村社会事业落后，公共服务太少。

    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步伐的缓慢，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差别的不断扩大，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健康协调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所以，“三农”问题逐步演化为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社会“焦点”和“热点”话题。很多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三农”问题不仅是我们国家当前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作为一个农民占人口总量70%以上的农业大国，如果农民不能富裕，农业不能繁荣，农村不能进步，这个国家的日子就无法过得顺当和安稳。若用形象来比喻的话，如果我们过不了“三农”问题这个“坎”，党中央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只能是海市蜃楼或者叫做是沙漠上堆砌的大厦，最终必然是一个虚的东西。

    因此，我到咸安之后，一直对“三农”问题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当时，区委分管农村工作的是江仁春副书记，政府分管农村工作的是程家华副区长。2001年江仁春当区政协任主席之后，程家华接任其副书记职务。这两位同志都是极其优秀的领导干才，对农村情况和农业经济非常熟悉，对农民的感情特别深厚，工作作风扎实，办事雷厉风行。我在咸安提出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思路和具体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向他们请教、同他们一起商量、一起研磨之后再拿到区委来讨论的。一旦形成决议，也都是通过他们深入第一线去贯彻落实的。

    我在前面“聚焦工业”一章中曾经讲过，2000年的正月初九，我们就咸安的经济建设到底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走哪一条战略道路才能又快又好的问题，在“星星竹海”旅游局简陋的招待所，召开过一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联席会议。会议上，多数同志主张政府财政穷、干部工资低、农民口袋瘪的苦日子不能再煎熬下去了。必须尽快转换思路，改弦易辙，调整产业结构，跳出传统“三农”经济的旧圈子，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坚决走“大办工业、办大工业”和城镇化的路子。大家觉得这既是沿海地区很多县域由落后走向先进的成功经验。也是追求和实现咸安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实际上，在会前我与王玲、江仁春、程家华同志交换意见时就有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即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几千年来，农村是国家的社会基础，农民是国家的政治基础，农业则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台柱子”，也是国家财政岁收的主要源泉，支撑着整个社会政治、文化、艺术、军事等各个领域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转。历朝历代都把户籍管理、“劝民农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种粮植桑、发展农业等等，作为处在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县级政府最为主要的工作职能，也是考核县级官员们政绩优劣的主要内容。所以，县域经济的“DNA”中，天然地具有“三农”经济的遗传基因。县域的概念在人们的心里头，始终是地地道道的农村社会、完完全全的农业经济和确确实实的农民家园。

    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农村的资源、农业的积累、农民的剩余，在长期的奉献中被日益贫瘠化，自我发展的能力被极大地削弱，从而导致了城乡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这就是当代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困难多多，也是县域经济发展之所以“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胡锦涛同志后来曾经作过一次非常精辟的论述，说“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显然是从正面的角度提出的要求我们各地和各级领导干部认真总结的深刻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部份地区的县域经济正在随着快速发展而出现转型，特别是像沿海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方，现在的确有许多县域农业生产所创造的GDP在经济总量中已经越来越小，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步伐越来越快，农业劳动力中从事纯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越来越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跨越了传统的农业时代，并且开始进入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城镇化的建设阶段，这就是我们广大内地县市区的干部群众所津津乐道、并为之摩拳擦掌要奋起直追的经验。

    但是，沿海发达地区多数县域经济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繁荣昌盛的局面，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通过对生产力束缚的不断解放，才逐步“修成正果”、实现“功德圆满”的。就全国而言，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农村范围大、农民数量多、并以农业生产作为维持民生的主要收入渠道，县域经济很大程度上仍然还是“三农”经济的性质。因此，工业化也好，城镇化也好，都服从和服务于有效解决“三农”问题这个中心，而不能本末倒置地把“三农”放在从属的地位上。我们认为，咸安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还是应该坚持以“三农”经济为本的原则，致力于促进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农村进步。这恐怕是我们发展咸安经济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这次会议虽然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的决定》，并将2000年、2001年、2002年定为“工业发展年”和“招商引资年”，但我们一再强调，工业与农业绝对不是那种“你退我进”或者“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呼应、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工业发展年”的口号，不能被理解为我们已经跨越了“三农”问题的历史阶段。我提醒咸安的干部，对于“三农”困局，我们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还得要“外甥打灯笼”，照旧抓紧抓好。“招商引资年”则是一个经济发展全面开放的概念，不仅要招引工业、商业、城建、旅游项目，而且，农业领域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农业产业化建设等项目，更受欢迎、更受青睐，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享受区政府权力范围内的有关优惠政策。

    我记得，当时，中央对“三农”问题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性尚未给予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位。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和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包括紧密围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及时地调整有关的方针、路线，建立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制订财政转移支付向农村倾斜政策，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综合改革，创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都是在党的十六大之后才逐步突破的。我虽然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来判断中央有关“三农”政策的一些走向，但作为职权极为有限的县域党委和政府，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做的。我只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利用现有的权力，结合咸安的实际，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一些能够做和通过努力也做得成的事情。

    如何破解“三农”难题呢？我们认准了一个“死理”，即一切工作都要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只有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地提升了，农业经济的繁荣、农民生活的富裕、农村社会的进步，才能出现“水到渠成”的自然效果。我与王玲、江仁春、程家华等同志商量，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工作，必须紧密围绕“推进农业现代化”来做文章。在我们看来，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其主体应该是多元化，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行为是组织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说得通俗一点，农业现代化就是资本投入量大、科技装备先进、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齐全、多样性经营、企业化管理、农民素质高、产品质量好、市场竞争强、经济效益优、生态环境美。有了这种现代化农业的强大支撑，长期困惑我们的“三农”窘局必定会迎刃而解。当然，饭得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我们决定先从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以制度改革为动力转换政府职能。
    我们过去也一直把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当成头等大事抓，但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总是不断地在阻碍、消耗、损失我们的努力。例如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便扼杀了农村经济多少年来的发展活力！不改变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与之相伴生的运行机制，农村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农业现代化就始终只能在“雄关漫道”中苦苦挣扎而难以快捷行进。因此，咸安从2000年至2003年间，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包括机构的设立、职能的安排、人员的配置、领导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其中，下从撤村并组、村务公开、完善村民自治，上到县乡两级政府职能转换、干部“两推一选”、农村税费减免、乡财区管、农村基础教育体制改革、土地二轮延包等等，都“胆大妄为”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特别咸安首开先河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对湖北省乃至对全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当然，这里面也遇到许多的麻烦和困难，并引发出了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关于这些被称之为“咸安模式”的改革及其各种纷争，我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展开专门的叙述。

二，以搞活流通为抓手促进结构调整。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农产品“地区性、结构性、阶段性”的相对过剩，原来许多于城里十分紧俏的东西，在买方市场中逐渐无人问津。市场因素日益成为制约农业生产与农民增收的“拦路虎”。我初到咸安时曾经作过专门调查，发现多数农户的农产品商品率只有30％左右，有近30％的农户甚至退到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农产品“卖难”的直接后果是农业与市场的距离越来越远，乡村与城市的隔阂越来越深，农民虽然粗茶淡饭无忧，但人情世故缺钱。农村中凡盖有新房子或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非农产业的劳动者，而很少是老实巴脚种“死”田的庄稼汉。

    说实话，多年来我们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包括政府使用行政手段推广新产品的种植或养殖，采取财政补贴办法实施所谓的特色农业“板块”建设，但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流通问题，导致生产越集中，产品越难卖。农民吃亏之后，往往对政府行政主导的结构调整形成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有一次，我到南川乡农村调研，询问政府倡导的结构调整为什么得不到群众的积极回应。憨厚的农民从言谈举止中判断我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粮贩子”，便悄悄地告诉我：千万不要相信政府的调整，他说种什么就什么卖不动；他说养什么就什么不值钱。

    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我们搞结构调整所依据的，只是本地现有的资源条件和既成的规模优势，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因素和流通的作用。这就很容易误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流通领域不活，市场信息得不到及时的传递和准确的反馈，农业生产与结构调整就会象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找不到正确的航行方向。因此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哪些要调整，怎么去调整，既不以农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亦不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而是听命于市场需求这一根“指挥棒”。资源条件也好，规模优势也罢，最后都必须通过流通领域的客观检验，来实现“惊险一跳”方能证明你的调整有效，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谁不服气谁倒霉。

引用:

原帖由 老宋 于 2008-5-6 09:19 发表
    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我们搞结构调整所依据的，只是本地现有的资源条件和既成的规模优势，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因素和流通的作用。这就很容易误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流通

精辟！市场是生产的总原动力，有了需求才会有供应。城市听不见鸡粪的叫卖声，在农村却成为抢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