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宋先生，农村耕地撂荒现象该如何解释？又该如何解决？诚恳之问。

    2000年初，咸安区委、区政府作出了《关于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快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决定》，要求全区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进新时期领导农业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一是要彻底转变传统的重生产、轻流通的思想，牢固树立流通优先、市场第一的理念，把搞活流通作为第一道“工序”操作，认真按市场需求来指导农业生产活动；二是要紧密围绕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逐步建立和完善非政府组织性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三是坚决摈弃片面地追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的行为定式，学会运用现代企业经营的理念和方式来引领农业的发展，积极推动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进程。这些思想、政策与措施，在今天看来早已没有任何歧议，但当时则绝对属于一种“胆大包天”的冒进举动。

    为了清除干部群众对市场的畏难情绪和恐惧心理，我在乡镇农村到处奔走，上下游说，用极其通俗的语言和非常浅显的例子，耐心地讲解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道理。我说，农产品卖不出好价钱，从表象上看是产品不对路子，实际上是流通没搞顺畅。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市场总量从没有萎缩过，而且还不断地产生出新的需求增量。新疆奶、内蒙羊、广东鱼、河南肉、东北米、山东油、海南菜多年来为什么能够在“鱼米之乡”的荆楚大地上横冲直撞，久盛不衰？原因还不就是人家流通的功夫扎实！我们的关键问题在于：不能老是在“黑”处碰壁，而是要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使出浑身解数，通过搞活流通去寻找到真正的“亮”点。

    事实很快就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咸安农村盛产“红心苕”，过去只用来喂猪，没有想过能卖钱。2000年在担山乡政府的支持下，一批“二道贩子”小心翼翼地把它运进武汉三镇作“烤红薯”，没想到大受欢迎，成了飘香江城的抢手美食。2001年，他们又乘胜大举进攻南京、上海，结果更是捷报频传。为了履行浪涛一般滚滚而来的供销合同，担山乡漫山遍野地栽种起了这些昔日连狗都还愿意嗅一嗅的“苕货”。双溪桥镇的农民在打工干部的动员和帮助下，半信半疑地将廉价的西瓜不远千里拉到广州、深圳销售，不料卖价高了咸安两倍有余。就算刨去运费，仍然净赚了一大笔。古田乡出产一种野生苦菜，千百年来从不敢登市场“大雅之堂”。农民在女乡党委书记倪琴的率领下，斗胆将样品拿到武汉一些大宾馆酒店一试，才知道这纯正的绿色食品竟比猪肉还金贵。咸安区是楠竹之乡，省内楠竹市场过剩，给人当柴烧还嫌烟浓，石桥乡政府派干部带农民走出深山老林，将楠竹远销到河北、山东，手把手地教那里的人们用楠竹片做蔬菜温棚，市场一下子起死回生。

    我不敢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句话来形容咸安农业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但是，农产品流通领域确实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通过我们上上下下的艰苦努力，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流通搞活了，不仅使长期困扰我们的“卖难”问题得以迎刃而解，而且极大地带动了农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有效调整。过去我们“有心裁花花不发”，曾经为之千呼万唤、刻意追求却始终难觅尊容的“板块”和“特色”农业，如今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于无声处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2003年底，咸安农业生产的特色“板块”面积已达到60多万亩。其中纵横联接成片的项目有5万亩的花卉苗木，20万亩的速生丰产林，3万亩的苎麻，4万亩的茶叶，25万的楠竹，1万亩无公害蔬菜等专业化生产基地。至于那些规模虽然相对较小，但生产相对集中，并且产品在区域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种植、养殖项目，更是在短短的三、四年间迅速崛起，如繁星密布，数不胜数，有的则茁壮成长为在全国颇具名气的精英品牌。从前，千家万户一齐朗读粮、棉、油“老三篇”。现在劳燕分飞各展翅、自有天高任翱翔。程家华同志告诉我，全区专项纯收入在万元以上的大户已达到1474户，其中种植业大户233户、林特业278户、畜牧业274户、水产养殖业213户、营销业378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所做的桂花“文章”。咸安是闻名中华的“桂花之乡”。这里100年树龄以上的各个品种的桂花树有50多万棵，年产桂花120万斤。但昔日流通不畅，资源优势长期“待字闺中”。2001年，桂花苗木开始大规模走向全国，成为华中最大的苗木花卉市场,旋即又被国家林业部定为国家级苗木花卉基地。2003年10月，我到横沟桥镇李堡桥村春水塘组调研，发现这里的多数农民不仅将“粮田”改成圃园，而且连菜地都种上了丹桂、八月桂、四季桂、马褂木、杜樱、深山含笑、香樟、女贞、玉兰、栾树、红枫、紫微等苗木花卉。当时正值桂花盛开的“小阳春”季节，沁人肺腑的香味，一直飘到方圆十几里之外的地方，前来洽谈苗木花卉的人们络绎不绝。此情此景，让我悠悠地想起唐代诗豪孟浩然当年“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那种惬意来。

三，以合作经济为平台保障农民增入。
    过去，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活动，经营规模小，投入成本高，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加之信息渠道经常淤塞，无法与千变万化的统一大市场进行有效对接，这既是长期以来阻挡我们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一道“黄河天堑”，也是导致农业现代化严重“缺氧”的一座“青藏高原”，同时，又是迟滞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步伐的一段“软基路面”。不解决“一盘散沙”的问题，让单打独斗的农民“抱团”到一起，农业现代化便永远只能是“南柯一梦”。因此，我们采取“颈椎按摩”的办法，把工作重心和着力点，放在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围绕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创建和培育各种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穴位”上。

    之所以叫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因为他不再是过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合作社，更不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而是一种在保持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变的情况下，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民自主经营为主体，以自愿参加为原则，以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基础，以内在的经济利益关系为纽带，通过一定的契约形式所缔结而成的产供销“一股绳”的合作组织。建立和健全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及运行机制，让农民逐步摆脱传统的小生产状态，依靠群体团结的力量和现代经营的理念，来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2000年，我们出台专门的“红头文件”，大力提倡和坚决支持由农产品生产大户、运销大户和加工龙头企业牵头，创建多形式、多层次、超村组甚至跨乡镇的各种新型的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经济组织既可到工商部门注册，也可到民政部门登记，并依法依规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层既可由社员或会员民主选举产生，也可由生产大户、运销大户或加工龙头企业的领导人兼任。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是利益松散型，也可以是利益紧密型。我们在监管中只严格地把握一条底线，这就是必须努力为社员或会员提供正确的市场信息、优质的技术指导和合理的购销服务。一句话：长期处于贫弱境地的农民兄弟，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泄药”，凡坑农害农的勾当，坚决依法予以打击。

    汀泗桥镇历史上从不种植源于东南沿海的槟榔竽头，内地人也多不知道此属何方“神圣”。1999年，一位来镇上投资加油站的陈老板引进槟榔竽头的栽种，亩产达到3000—5000斤。当年市场价为每公斤0．9元，农民扳着指头一算帐，经济效益比种粮高出3--5倍以上，于是群起效法，纷纷将粮田改种槟榔竽头。记得正是翌年初春时节，我三下该村调查研究，走门串户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成立“槟榔竽头产销合作社”，并帮助他们起草《槟榔竽头产销合作社章程》。当时，很多农民疑心重重、裹足不前，只有12名党员及其亲戚响应。合作社挂牌之后，通过老陈的关系与福建一家槟榔竽头加工企业签订了从提供优良种苗、指导生产栽培、到回购包销等各个环节一体化的合同。10月，槟榔竽头大丰收，市场价格一落千丈。入社的农民因有保护价收购合同，家家户户赚了个“缸满罐溢”。悔不当初的许多老百姓发现合作社确实能够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便争先恐后地强烈要求参加合作社。2001年，该合作社的规模已经发展到近200户农民。

    向阳湖原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文革期间的1968年，国家文化部在此创办“五七干校”，冯雪峰、周巍峙、沈从文、冰心、郭小川、张天翼、陈白尘等一大批著名文豪和6000多名文化各界的“臭老九”在这里接受为期四年的“劳动改造”。1979年，当年的文化部副部长，也曾在向阳湖干校“战天斗地”过的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旧地重游，感慨系之，当即拨款建立了一个存栏量为500头的国营奶牛场。18年之后，奶牛场“涛声依旧”，总数还是500头。1997年，奶牛场参照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将奶牛分给23个农户散养。但由于配套服务欠缺，市场信息不灵，交易成本高，经营收入低，奶牛养殖濒临绝境。2000年12月，我亲自出马协调，把23户农民、奶牛场兽医站、乳品加工厂和作为债主的信用社等各方通过股份“捆绑”成一家“奶牛合作社”。奶牛合作社对社员实行统一购买和出售奶牛，统一饲料供应，统一鲜奶收购，统一疫病防治，统一技术培训，统一提供资金支持等全面配套的服务，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民主管理的新型关系。此后，该合作社就像吃了“催肥剂”，一直在不断地膨胀，社员发展到200多户，奶牛2400多头，人均年收入由1998年的2080元增加到5980元，增长了1.9倍，户均每年获得二次返还利润4500元。

    桂花苗木成为致富门路之后，“照葫芦画瓢”的人越来越多，全区栽种10亩以上的专业户有1200多家，5万株以上的种植大户超过100户。但桂花苗木栽种技术要求高，而且销售市场秩序混乱，“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农户经常上演相互“杀价”的闹剧。2002年，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生师智敏回到家乡，在横沟桥镇租下425亩荒山创办示范园。镇政府热诚支持他牵头组建咸安区苗木花卉果业协会，为农民提供桂花、桔柑等品种的栽培技术、虫害防治、贮运销售等多项服务。协会内部实行市场统一销售价格，正确引导业内农民进行良性竞争。几年下来，协会无偿培训农民2000多人，推广良种良法建园5000多亩。会员很快发展到204人，经济收入每年提高50%以上。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省委副书记陈训秋，省纪委书记宋育英，副省长周坚卫、刘友凡，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等各级领导都曾先后参观过师智敏创办的协会。《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农民日报》、湖北电视台等十几家省级以上新闻媒体都做了专题报道。师智敏也先后荣获2003年度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标兵，2004年度湖北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2005年度全国服务农村青年增收成才奖，2006年度湖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我的率先垂范，带动了区委、政府其他领导人。他们也“八仙过海”，在各自“挂点”的乡镇农村积极开展提高农民组织化的工作。按照要求，区直各单位都相继把过去“驻村工作队”的职能由传统的“催种催收”，切实转换到帮助农民兄弟搞“大合唱”、“小合唱”，创办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这个中心上来。2003年，咸安各类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已达56个，各类学会、协会等中介组织达27个，联系农户23000多户。这些合作社与协会大多形成了经济实体，对外是一个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组织”，谈判、签约、诉讼、维权等功能一应俱全，按俗话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内则是一所技术培训的学校、一支分工协作的团队、一个服务齐全的体系、一堵遮风避雨的墙壁。2003年，全区农业生产的增加值中，合作经济组织的贡献率约占46%，仅此一项，农民便人均增加现金收入超过200元。

四、以加工企业为龙头锻造农业产业链条
    现在，大多数农村中真正种田的人被戏称为“386199部队”。“38”者妇女也，“61”谓之儿童，“99”则为老人。反正人均土地原本就不多，加之传统的种植模式技术含量低，妇孺老幼皆可成为劳动力，何况比较效益太差，与其都“窝”在家里，还不如到出去闯荡闯荡，找条活路！所以，绝大多数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属于是农民增收缺乏长期稳定有效机制的真实反映，实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如此一来，传统农业越发显现出“老态龙钟”和无可奈何的衰败，绝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更加艰难。

    我想，突破这个困局的选择恐怕只有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一是通过搞活流通虽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产品“卖难”的问题，但也只能算作价廉物美的原材料供给，在价格“剪刀差”的作用下，几乎没有多少利润空间可言。倘若把加工业嫁接起来，相当部份的附加值才可能转化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财增长的不竭源泉。二是城市与农村长期“划地为牢”、居民与农民从来“泾渭分明”，根子就在于工商业与农业的功能分工。即便国家实行“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政策，但只要经济功能上的“楚河汉界”还存在，中间的“鸿沟”就很难填平。如果把贸工农“揉搓”到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纵联横”关系，城乡才能真正一体化，农业才能由弱转强，农民才能摆脱遭受“歧视”的命运。三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是历史的包袱和现实的国情，再过一千年也恐怕无法缓解。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确需要转移，但如果农业能够逐渐冲出传统的束缚，将产业化的链条拉长拉宽，必定会改变其现有的增长方式，使它所容纳的劳动力出现一个巨大的新空间。因此，实行农业产业化便成了“不二法门”。

    “农业产业化”的口号最早是山东人提出的。1995年12月，《人民日报》总结潍坊市的经验，发表《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从而引发了各地的热烈追捧。在我看来，所谓农业产业化，就是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诸环节整合成一个整体，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经营。这些年，各地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创造的经验多如牛毛，报刊杂志经常连篇累牍，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品来，其模式无非是“销售公司+农户”、“加工企业+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三种。至于还有一种“基地+农户”的搞法，我一向不大认同。因为基地一般都不是经济实体和法人单位，没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多是一种“板块”性质的生产方式。

    在上述三种模式中，我认为最关键和最有效的是以加工企业为“龙头”带动一定区域范围内农民生产经营的办法。之所以称“龙头”，就是说他在整个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不仅是一根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的“链条”，而且本身就是一个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龙头”舞活了，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就会在城乡之间川流不息，形成产销有机衔接，市场持续活跃的局面。同时，随着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种要素的逐步聚集，优良品种的引进和开发，产品的精深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种植养殖业的科技教育与服务等各种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也必然不断地延伸，从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健康和快速发展。

    按照这个思路去贯彻落实，2000年到2003年间，咸安区龙头企业的建设呈现出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势头。许多本来是默默无闻的乡镇小作坊、小工厂，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很快脱颖而出。一些国有企业则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和招商引资的手段率先成长壮大。我离开咸安时，区级龙头企业已达到32家，省级龙头企业2家，市级龙头企业11家，年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带动农户3.4万户，网络各种生产基地60余万亩。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本性的龙头企业并非完全“听命”于政府，更不是学习雷锋精神投资慈善事业，而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不断地向农民靠拢，朝农村扎根。因此，他们亦十分乐意与农民缔结规范的契约关系，明确规定各方应当享受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以防范市场风险。虽然双方在利益分配的问题上也经常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但总的来说还是“双赢”的理念占上风。经政府的诚心“撮合”和合理协调，他们并肩携手地走到了一起。

    巨宁公司年生产能力由1998年的3万立方米发展到2002年的16万立方米之后，年均要消耗木材25万立方米，变为了真正的“木老虎”。为解决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问题，公司投入巨资在官埠桥镇和向阳湖镇建设“第一车间”，按“企业掏钱、农民栽树、收益分成、定价统购”模式，带动3000余农户共同开发速生意杨林。双溪精华麻纺公司2003年引进先进的FA系列纺织设备，开发出麻棉4大系列18个型号产品，年消耗苧麻原料达1万余吨，惹得湖北、湖南两省苎麻市场急剧动荡。为了稳定麻源，该公司将“喇叭”掉过头来吹，与双溪镇、担山乡、横沟桥镇的农民签订合作协议，除了提供优质麻种和栽培技术服务之外，还采取年初先预付部份生产周转金，年中再从保护价收购款中扣回的办法，让农民放心种麻。腾飞薯类加工厂、向阳湖牛奶公司、神童牧业公司、桂花食品饮料厂等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也纷纷如法泡制，以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服务为承诺，将周边农民“召安”到自己麾下。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兄弟们也觉得：紧紧地“依傍”这些本乡本土的龙头企业，走“按合同种、照合同养”之路，市场风险小，服务力度大，经济收益高。面对此等找上门来的好事情，绝大多数农民群众无不欢喜雀跃，山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