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大家都懂，教育事业不仅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前途，而且更是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的基础。优先选择和重点保证教育的发展，当然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正确决策。从客观效果看，这场大规模的“普九”运动确实使得咸安区基础教育事业的软硬件建设大踏步地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全区几乎所有的中小学都进行了大规模和较高标准的改建扩建,在广大农村中成为了唯一可与县城建筑比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咸安属全省38个贫困山区县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低,地方财政实力弱,加之连续几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对教育领域的投入本来就极为有限。三年中,区财政给教育的预算拨款共5738万元,年均1912.7万元,连维持教师的基本工资都不够，根本不可能保障对“普九”建设达标所规定的资金投入规模。因此，有人批评这场“普九”建设达标跨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然而，“马后炮”式批评已经无法改变庞大债务已经铁成的局面了。

    由于区政府财政无力作较大投入,上级部门也很少拨给专款,银行贷款则仅为680万元,占整个“普九”投入的4%。除了向农民征收集资费和教育费附加之外，其余大部分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各乡镇、行政村和各学校通过向民间高息借贷;二是通过承诺高额利息由工程建设单位垫资。据我在调查中得知的情况,由于“普九”标准高,时间紧,任务重,各乡镇、行政村和各学校为了争夺建设资金,导致借款利息相互攀比,一路飙升。月息一般在3分左右,有的甚至出现有月息5分的情况。

    债权人之所以敢借钱给地方盖学校，一在于高额利息的巨大诱惑；二在于每个学期有诸如学生学费、教育集资、教育费附加等现金收入；三在于兴办基础教育事业属于政府行为，纵使和尚跑了庙还在。所以，每到开学之时，八方债主便像赶集一样不约而同地拥向中小学校，坐镇收款台，眼巴巴地盯着那一双双稚嫩小手传递过来的尚含着他们体温的散票子和零角子，然后再扳着指头、唱着数儿敦促校长们还钱。但是，从1999年开始，因农民负担的不断沉重导致干群关系日益紧张，农村社会不安定现象明显加剧，国家不得不对农村教育领域进行严厉整治，乱收费、乱摊派行为逐步成为基层干部望而生畏的“高压线”，乡镇政府、村委会和学校的偿债能力也就随之大大弱化。

    “水紧鱼跳”的形势变化，等于熄灭了债主们心中的希望。他们气冲斗牛，纷纷进驻所在乡镇政府、村委会和学校“蹲点”讨债。许多乡镇、行政村、学校的领导人为了躲债,白天不敢到办公室上班,晚上不敢回家里睡觉,各项正常工作均受到严重干扰。在1999年到2000年间,因“普九”欠债,全区先后有马桥、高桥、永安、宝塔、官埠、甘棠等8个乡镇的40多所中小学被债主封门,有10位教育组长、69位中小学校长受到恐吓、殴打和扣押,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教学秩序难以维持,教师工资无法兑现,教育陷入空前困境。有人抱怨区委对那些“闹事”者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镇压”措施。实际上，我们对一些债主采取锁校门和干扰教学秩序的行为来追讨债务的做法一直持严厉谴责的态度，凡实施恐吓、扣押和殴打债务人的违法犯罪者，也几乎都遭到了法律的应有制裁。然而, “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乃为恒古之显规则。据我的调查，农村“普九”债务的债权人虽然有不少“大户”如建筑包工头等，但多数都是本地干部、教师、农民、工商业个体户、工人，还有下岗职工，绝大部分属于是一万元以下的“小户”。资金的性质可以说是老百姓多年积累下来的“血汗钱”，只因当时贪图高额利息而被“套死”在“普九”债务之中。这些债权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一日不还钱便让你24小时不安宁。在这种巨大压力之下，属于“凡人”本色的乡镇干部、村主任和学校负责人往往很容易不顾国家的三令五申,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地违规向学生继续以“普九”名义收取集资费和教育费附加，王玲骂这是“狗急了跳墙”。

    2001年春节前，我们就估计新学期开学时会照例有一场激烈的讨债“战斗”，于是开始派遣区委常委到各自挂点的乡镇着手协调与“普九”债主们的关系，要求乡镇政府、村委会、学校与债主们在新的条件下，本着切实可行的原则，平心静气地就分期分批偿还债务的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但由于债务数额太大，还款能力又极其为限，双方的谈判根本就尿不到一起，多数地方三两句话就给谈“崩”了。我问财政局长，区级财政能否调度一些资金“救急”？李建一脸苦相，说元旦与春节仅保四项基本工资尚存很大缺口，哪有财力顾及农村学校的“普九”债务！开学前一天，也就是2月7号，马桥、麻塘、桂花、官埠、横沟等乡镇一些中小学校便传来了大批债主即将集中逼讨“普九”建设工程债务的消息。虽然这种情况早就在预料之中，但我和王玲当时真的感觉到很无奈也很无助。

    “马桥事件”发生后，区委、区政府立即决定全面清退违规收取和超标缴纳的集资费、教育费附加，并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马桥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计大过的处分，撤销了马桥中心学校校长的职务。当天,一群处于绝望状态的债主强行冲进学校,围堵教师办公室和缠住校领导,情绪激昂地要求一次性偿还多年积欠的“普九”债务,并用两把大铁锁将学校大门牢牢锁死。马桥镇中心小学基建工程的包工头张木林甚至扬言要用炸药包炸掉教学楼。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学生和教师都被阻隔在学校外面而无法上课。经反复劝导，债主们才愤愤离去。2月10日，马桥中心学校恢复正常秩序。

    应该说，严厉禁止向学生违规收费是落实党的农村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的需要；严肃处分负有直接责任的乡镇干部和学校校长则是强化党纪政纪的需要。在咸宁市委、市政府的监督下，咸安区委、区政府对“马桥事件”的处理作法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处分基层干部包括学校校长实在有些残酷无情，仅仅依靠摘“乌纱帽”的办法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我曾经多次强烈呼吁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要正视“普九”债务这一客观现实，甚至还明确要求中央政府应该为当年的“普九”建设达标运动“买单”，只不过人微言轻，一直被当成是几句不知天高地厚的牢骚话。事情明摆着，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又不准乡镇学校集资收费，这还债所需的巨额资金岂能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连古代的大禹都知道，只“堵”不“疏”，最后结果必然迫使洪水漫堤溃口、自成汪洋。所以，“普九”债务风险已经成为一颗随时有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危及着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问题在于,从资金来源上来说,明明知道地方政府无力提供准公共品.需要中央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可是我们知道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效率其实并不高,这就带来一个悖论,如果要地方政府继续承担这些职能,农民负担反弹的可能性继续存在,如果要中央政府承担这部分财力,又无法保证其使用效果.

    因受当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掣肘，高标准大强度推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必然导致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个逻辑关系简单得像道“1加1等于2”的数学题。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上面所叙述的现象不仅仅只是咸安区有，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县市区都普遍性地存在。省教育厅厅长路钢告诉我，全省“普九”负债的总额大概达到了30个亿。1998年之后，这些地方都程度不同地陷入了债务缠身的困境，历届党委、政府无不为此费尽了心思、伤透了脑筋。在这种状况下，一些地方的教育局干部犹如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甚至成了谢罪天下的“牺牲品”。我刚到咸安的时候，王玲便告诉我，区教育局长佘才武同志早在1998年底的人大常委会上，就因人们对基础教育的诸多质询而未能获得任职通过，只好以教育局党组书记的身份暂时主持全面工作。我找他谈过一次心，发现他老是想不通一个问题：昨日还在欢欣庆祝的“普九”成绩，今天怎么突然间又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形象工程”了呢？而且，作为教育局长，他只不过是一个具体的执行者，为什么现在要把“罪过”都推到他的身上？无论我如何解释和开导，希望他振作精神，但那段时间，他心情十分郁闷，该管的事情也懒得管，遂使教育系统的工作局面更加混乱。

    这个信号引起了我的高度警惕。有一次视察农村中小学校，好几个新任乡镇党委书记也牢骚满腹地对我讲，“普九”是一次典型的前人请客，后人买单，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做法。我听了之后火冒三丈，立即给予了坚决的批评：什么寅吃卯粮？国家在教育事业上实施适度超前、优先发展的行为从大局看并没有错误！什么竭泽而渔？上级政府制定的战略发展方针和统一部署的各项任务，我们就得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如果当时换了你们在台上，我看狗日的你们哪个又敢说“普九”建设半个“不”字！敢不“勒紧裤带”去争取“达标”！现在放“马后炮”算什么本事！

    看到这几位乡镇书记一个个面红耳赤的样子，我发现批评有点过火了，赶快缓和语气说：当然，现在认真总结一下教训也应该，以后不能再犯类似错误了。但是，在既成事实面前，我们作为继任者，正确的态度是千万不能怨天尤人，消极地埋怨，被动地等待，任其泛滥成灾，而是要勇敢地面对挑战，站在讲政治，顾大局，保稳定的高度，努力想办法，拿措施，主动出击，克难奋进地去化解“普九”债务。

    乡镇书记们听了，一个个又连忙都点头称是。我从心里非常清楚，这些“诸侯”们对我的这几句话肯定是不以为然的，觉得不外乎也是“套话、官话”而已。但他们很快又发现，从1999年开始，咸安区委、区政府还真的本着这种思想原则，一直在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紧密围绕农村基础教育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开展了一系列的化债与改革工作。不过，许多人当时对此举到底能不能“扭转乾坤”就根本不抱希望，甚至对可否产生出一些缓解困难的效用也都表示怀疑。

    尽管人们不大相信我们的努力，尽管我们自己也知道这种努力并不能让基础教育能够彻底摆脱日益深重的危机，但既然为官一任，就得承担责任。我想，这恐怕亦是自古以来便流行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行为逻辑。无论别人信与不信，且不待最后结果如何，我们都得去做。

具体措施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曰清理。在过去“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下，对于乡镇与行政村兴建学校的事情，区政府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原因很简单，你区政府没有钱投，人家自己“找米下锅”，你凭什么去管？于是，“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负责”，便成了当然的传统管理理念。但是，由于“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失之于宽”，使得工程建设处在一种相对放任自流的状态，种种不当搞法甚至腐败现象趁机“脱颖而出”。1999年，区委、区政府成立了“普九”债务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将各乡镇、行政村对教育的投入由区审计局重新进行全面审计。特别是“普九”基建项目，一律严格按图纸、合同、质检情况进行决算，核减投资成本，降低基建投入，坚决打击在基建承包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同时，我们对“普九”债务进行分类，并主动与债权人协商，提出对当年那些相当离谱的高息借贷，一律实事求是地实行本息剥离，减息降息。许多贪图高额利息的债主们尽管怨声一片，反复呐喊经双方自愿签订的借款协议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仍应有效，但也发觉现在的形势的确非常严峻，不仅高息的获取断无希望，而且长此拖下去，连本金都可能耗损精光，只好“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同意统一换成新的借据，并按国家银行的同期存款利率，重新计算债务额度。我对新任教育局局长陈恢根说，减息降息的绝对值也许不很大，但如果计算今后每年由此产生的“利滚利”部份，那效果可就了不得。

    二曰管理。我在调查中发现，各乡镇的“普九”负债虽然非常严重，但实际数额也并不象他们上报的那么多，因为没有严格执行会计制度，财务项目管理上极为混乱，许多本不该列入“普九”范围的开支，也被他们一古脑都算上了。这叫“普九是个框，都往里面装”。像有些学校按国家政策搞教师集资盖宿舍楼的事情，与当时的“普九”达标并无直接关系。这种拥有土地所有权证和房产权证的个人住房建设项目，即使资金不够需要借贷，也必须由住房者偿还而断然不能摊到“普九”债务的身上。还有学校正常的水电开支、党报党刊的征订、教师津贴的发放、临时用工人员的工资等等，更不是因为“普九”才冒出来的经费项目。你什么都往“普九”靠，明显地属于是弄虚作假、趁火打劫。

    区教育局新的领导班子调整之后，立即与财政局、审计局联手，严格会计制度，规范财务项目管理，认真清理那些不合理、不合规的财务活动，凡是应该由于个人承担的债务，一律从学校的待收帐上直接划分到个人，并限期回收；凡是属于学校正常运行的项目经费开支，一律从“普九”债务中退出来，由学校自己另案处理，不得再有“赶马混骡子”的现象。接着，教育系统实行政务公开和校务公开，全面推行教育经费与学生数额挂钩包干制度，重申“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和“勤俭办教育”的原则，坚决反对“贪大求洋”的铺张浪费的行为，杜绝一切不合理的开支。2000年，全区教育系统所有干部和教师的工资包括津贴，改为由财政局以一人一卡的方式直接发放。各中小学的公共财务活动一律实行教育局会计委派制。2002年，区教育局又成立财务服务中心，将全区所有中小学校的财务活动集中到该中心进行统一管理。至此，教育领域财务混乱的局面宣告结束。

    三曰调整。农村基础教育运行成本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布点散、数量多、规模小”。有城里的专家建议：你可以将农村基础教育的布局进行调整，采取寄宿的办法，把适龄儿童们都集中到乡镇的学校里来。这样的话，学校基本硬件的重复建设、各科教师的不合理配置、管理人员的低效率安排、公用经费的分散支出等等矛盾问题，岂不都可在规模化的条件下迎刃而解了！我说，您的这个办法好是好，但一个乡镇的版图面积一般都在几十上百平方公里，大的在一、二百平方公里，让一个六、七岁或上十岁的孩子大清早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泥路去镇里上学，搁到您这个当父母亲的身上，您放得下心吗？就算实行寄宿制，那早起晚睡、洗衣叠被，甚至连屙屎撒尿都无法自理的孩儿们，学校还得另外雇人为他们提供服务。钱从哪里来？当然要由家长掏腰包。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再加住宿费，又有多少农民能够负担得起呢？如此一来，必然有许多农家子弟进不了学校读不起书，义务教育便成空话。

    因此，我们在全区基础教育的布局调整上，始终没有简单地去追求所谓的办学低成本与运转高效率，而是坚持以孩子为本的原则，尽量照顾少年儿童能够就近入学，方便食宿，并让家长放心。虽然初小由原来的193所调整为 172所，减少了21所，但针对边远农村孩子们设置的教学点，却由原来的20个增加到44个。在“高小适度集中”的问题上，我们也一直十分谨慎，因为这一阶段的学生都是10——12岁的孩子。所以，全区仅仅压缩了2所高小和8所完小。为了改善小学的办学条件，又不至于增加农民的负担，政府财政为此每年还多支出200多万元。按照教育局长陈恢根的说法，小学布局的调整，政府做的是“亏本”生意。这种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欢迎。“初中形成规模”的问题不大，主要是针对不足1万人的乡镇，实行联乡办初中的办法。到2001年，高级中学基本实现了向城区汇集的目标。

    通过上述“普九”工程审计核减、教育管理节支、清收应收欠款、拍卖闲置资产、剥息降息、教师房改、争取上级拨款和社会捐资等种种手段，应该做的、能够做的工作，我们基本上都做了。到2003年底我离开咸安的时候，全区先后已化解“普九”负债4701万元。我可以毫不谦逊地说，一场严重影响农村基础教育和社会安定秩序的危机，在全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从刀光剑影的紧张状态中逐步走向了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