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曰改革。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没有那种高瞻远瞩的能量，也缺乏那种运筹帷幄的“大手笔”。搞教育改革的最早动机和原始目标，主要是为了化解严重的“普九”债务风险以舒缓燃眉之急。所以，最初的改革方案只是朝内使劲，精简机构、裁撤冗员。2000年初，我们把教育局机关的13个科室撤并为7个，对9个科室（包括两个二级单位）正职岗位全部拿出来实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一场激烈的比赛之后，共分流22人,占机关干部总数36.6%；二级单位分流16人，占后勤人员总数34%。虽然也算得上有所“斩获”，但我知道这个动作是一个“老套路”，毫无新鲜感，机关能够裁撤的人毕竟不多，而且大部份又重新回到了下面的学校，起不到降低财政供养水平的效果。于是又有人向我建议，如果能够坚决辞退全区现在岗位上的近1000名民办教师和临时代课教师，肯定可以节省一大笔开支。

    对急于减轻财政开支压力的我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诱惑的建议。按照省里规定的“师生比”要求，咸安区的教师队伍从整体上属于超编状态，减人减支的理由成立。但我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在广大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又是大量缺编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农村学校的条件比较艰苦，凡是有点“路子”的公办教师都在千方百计地托人找关系往城区学校里挤，导致城区学校“人满为患”，而农村学校特别是那些边远山区的学校则“门庭冷落”、一片萧条。为了解决农村学校教师缺人和教学水平不高的问题，我来咸安之前，教育局曾经明文规定，每一个城区学校的教师在其任教生涯中必须到农村学校“支教”两年。但这些好不容易进了城的同志因种种牵挂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很难安神于职守，两年期限一到，便立马像逃生一样溜之大吉。

    由于历史的原因，教师队伍原本就有公办、民办、临时代课教师的身份区别。公办教师过去叫“国家干部”，现在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职工，手里捧的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不管技能高低、成效如何，是否受学生欢迎，各种政策待遇一应俱全，从而在骨髓里生就了一种“你奈何我不得”的贵族基因。民办教师出身农民，虽然多数拥有国家认定的教师资格，但基本工资却比公办教师低出一大截，且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几乎毫不沾边。临时代课教师则是最为廉价的“打工仔”，缺人的时候招之即来，满员的时候挥之即去，有的按月付酬，有的按日算钱，三十天的工资不超过300元，活脱脱的一个“吉普赛人”群体。可以试想，在同一所农村学校里，三种教师身份的并存，天壤之别的待遇差距，就算是“四大皆空、六根干净”的修行和尚，也未必不产生“风动、幡动、心动”的哲学感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克服私心杂念，放弃相互攀比，形成团结合力，全身心地投入教书育人的事业，我估计比嫦娥奔月还难。就算换上党政机关的干部，也只能是短时间可以，长此以往绝对不灵。尽管如此，在广大农村学校中实际发挥着“主力军”作用的，或者说是支撑农村学校教学的“台柱子”，还是那些民办教师和临时代课教师。我想，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为什么老是提高不了，教师队伍的积极性长期处在一种几乎“冰点”的状态，恐怕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多年来，民办教师一直强烈要求“民办转公办”以改变自己的身份。面对这种合理的呼声，中央和省政府也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措施，分期分批地将一部份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教师。但是，到1999年止，咸安区仍然有524名民办教师被挡在政策“杠杠”的外面。此外，还有455名临时代课老师没有任何政策上的“保护伞”。这些人多为50岁左右，在农村学校服务了二、三十年，虽然文化学历不高，但教学经验丰富，属于农村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如果将他们全部辞退回家，农村教育事业的“大厦”便将顷刻坍塌。我与其中一些民办教师谈心，觉得他们并不是特别看重“公办”的身份，而是感到这种社会不公平正在消沉他们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并且认为这个代价尚不足以激发现有公办教师珍惜岗位、克难奋进的工作热情。

    我对陈恢根同志讲，看来，真正影响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还不完全是财政投入的无力和“普九”负债的拖累，而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与思想观念对教育系统所产生的病毒浸蚀。由于没有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生存环境，在总人数近5000名的庞大教职工队伍中，思想素质和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和尚撞钟”心态严重，责任感和积极性低迷不振。只简单地采取减人减支的措施，就一定会像李宗吾在《厚黑学》中所形容的那种“剪箭疗伤”之法，外面看不到创口，里面却在化脓。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即使没有“普九”债务，政府财政投入再多，农村基础教育也很难搞活。于是，我们一改初衷，开始致力于抓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创新。

    严格地讲，咸安教育改革创新的搞法不算时髦，因为我们没有完全选择当前最为流行的所谓“民营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路子，而主要是紧密围绕《教育法》的规定，贯彻落实基础教育“以县为主”的政策，积极实施用人制度改革，在教职工中全面推行选聘制，并签订聘任合同，建立起“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的人事管理制度，实现教职工队伍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所以，当时曾经有人笑我：都说宋亚平胆子大，其实连“卖”工厂和学校这种外地早已有之的“民营化”经验都不敢推广，真是空背了一个“改革家”的名声！

    我并不反对“民营化”，只是觉得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与工商企业那种纯粹的经济活动不同。政府不是市场的主体，经济活动完全可以交给社会去做。但教育是社会最主要的公共产品之一，而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不能因为政府目前财政困难，无力作必要的投入，我们就打着改革的旗号把它甩给社会，从而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这样的话，改革便成了一块掩人耳目的“遮羞布”和巧取豪夺的“方便门”。

    我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在“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下，贫穷的乡镇政府与行政村实际上早已承受不起农村基础教育的重大压力。国家颁布的《教育法》虽然对“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规定没有作出根本的改变，但明确要求农村基础教育“以县为主”的提法，也算是对乡镇和行政村责任的一种解脱。我们区委、政府的同志反复讨论研究，觉得还是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这副千斤重担自己挑起来。当然，县一级政府的财政亦极为困难，同样是“泥菩萨过江”，托不住农村基础教育的这艘大航船。不过，俗话说，馊死的骆驼比马大，怎么讲都比乡镇政府和行政村回旋的余地大得多。所以，从2000年起，我们规定今后对于基础教育这一块的资金投入，包括法定的工资、办公经费和正当的津补贴，完全由区政府承担，即使砸锅卖铁，也不再作为目标任务而硬要乡镇和行政村去筹钱了。

    2002年，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实行了教育财政的综合预算，全区教育系统中九年义务制教育阶段的所有中小学包括边远地区的各个教学点，统统与原来的“婆婆”——乡镇政府和行政村脱钩，人、财、物全部收归到区教育局直接管理，各项支出和各项收入一律纳入区财政局的统收统支。凡学校的建设项目，一律报经区政府审批并按照量力而行的原则由区财政拨款方可动工。教师工资实行全区统筹，财政统管，银行代发，直达教师个人帐户。教师工资、办公经费和正当的津补贴发放，终于走出了过去传统的“借贷发工资，收费还贷款”的怪圈。

    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整个教师队伍的积极性，也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优秀民办教师、临时代课教师的合理权益，我们采取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搞法，即打破教师队伍传统的城乡、地域和身份的界限，全区所有教师不分公办、民办和临时代课的身份差别，一律严格地遵照“按生定编，按需设岗，按岗选人”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竞争、择优的程序重新“洗牌”，实施教职工全员聘任制。凡在竞争中胜出并受学校聘用上岗者，你就是教师，并比照统一的标准领取工资和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凡在竞争中落选者，不管你是民办、公办教师，还是临时代课教师，即使具有国家认定的教师资格，没有学校聘用，无岗可上，你也就不能再操教师的职业了，而得在“五保合一”的保障体制下进入社会其它劳动领域，去干你自己认为能干的事情。这一招在教育系统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很多人讥讽为“毒招”。全区共分流教职工1609人，其中2000年913人，2001年405人，2002年83人，2003年208人。就在分流不称职教师的同时，针对教师结构性缺编的矛盾，我们又面向社会定向报考，定向招聘。全区共有786名具有相应教师资质和学段资格条件的人员参加了公开招聘，410名走上教师岗位，“逢进必考”的用人机制全面启动。由于城区学校的教师超编严重，竞争上岗激烈，迫使很多教师主动地向缺编的农村学校转移，城区与农村学校教育资源长期以来一直非平衡配置的老大难问题亦随之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过去的分配制度有两大特征：一是“铁饭碗”，工资水平虽然不高，但绝对旱涝保收；二是“平均主义”，不管干多干少，都要强调人人有份，这叫“一碗水端平”。久而久之，便必然滋生出一种出工不出力的严重惰性。教师队伍重新“洗牌”之后，我们随即推行结构工资制，即按照定编数，依据档案工资标准，逐校核定工资总额，作为各校进行再分配的基数。教职工工资由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三块构成。全校工资总额中三部分的分配比例为5:3.5:1.5。基础工资按个人档案工资的50％计算，岗位工资根据不同工作岗位的职责来计算，同时也考虑教师任教科目和任教年级、职称、能力等因素。绩效工资按教学质量和其他各项工作完成情况的综合评估等次来确定。基础工资、岗位工资按月发放，绩效工资则按学期或学年度发放。这样一来，饭碗虽然还是“铁”的，但容量已经大大缩水。平均主义也迅速“退出江湖”，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成了各个学校的领导们在工资、奖金、津贴分配过程中最为理直气壮的语言。我在双溪桥镇中学查看会计帐本，发现该校教职工绩效工资的差距还比较大，每学期约在600元至1200元之间。课时多、效果好的优秀教师，年度奖金这一块的差距竟达到1600多元。校长告诉我，实行结构工资制后，该校优秀教师流失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过。

    紧接着，我们又将全区所有乡镇中学和中心小学校长的工作岗位，拿出来公开竞争择优选拔。既然教育局局长和内设机构领导人都是面向社会公开竞争上岗的，中小学校的校长便理所当然地可以“如法炮制”。以前，乡镇农村学校校长的“乌纱帽”都是乡镇教育组领导“赏赐”的，对于教育组交待的许多事情，下达的各项任务，包括人、财、物的调配安排，无论对与不对，合理不合理，校长都只能唯唯喏喏，从不敢吐半个“不”字。现在搞公开竞选，教育组的“帽子工厂”被迫关门，就算教育局想推销自己的“产品”也不行。在规定的考核过程中，全校教师和农民代表的认同程度对于谁能最终胜出具有极其重要的直接作用。

    2001年，中小学校长的公开选拔震憾开锣，所有中小学的校长由任命制转为聘任制，采取竞争聘任和选举聘任方式产生。41名候选人竞争20个初中校长职位，原任校长落选5人；118名候选人竞争64个高小完小校长职位，原任校长落选11人；237名候选人竞争172个初小校长职位，原任校长落选45人。一批年轻有为的中层干部、骨干教师通过竞选走上了校长岗位之后，绝大部分血气方刚、底气十足，如何为教师谋利益、为学校创品牌、为农家子弟寻方便，怎样降低运行成本、化解“普九”债务、提高办学质量、维护教学秩序等等，成了新校长履行职责最主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喊了多年却一直未能完善的校长负责制，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教师工资全区统一直接发放、所有中小学校的财务活动集中管理、校长负责制的进一步强化，使得区教育局的派出机构——乡镇教育组，实际上成了一个完全“多余”的环节。因此，我们决定适时地拆掉这个一直让人烧香供佛却又很难为地方造福的“寺庙”。2001年，全区22个乡镇教育组被“一锅端”。教育组撤销之后，其所有债权债务和财产，在区教育局的协调监督下，全部移交给该乡镇中学。职能则从两头延伸中妥善转移。即行政管理职能收归区教育局和乡镇人民政府，教学服务职能下放给基层学校。我们在每个乡镇政府的职务系列中设置一名乡镇教育管理员，负责管理全乡教育工作。说是管理，实际上只是起个协调、监督、联络、统计和信息传递的作用。鉴于教育组的干部多为教师出身，我们动员他们全体“下山还俗”，参与教师队伍的竞争上岗，重新回到教学育人的工作岗位上去。竞争失败者，则按照党政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分流的政策进行自由择业。

    由于我们的政策十分明确，操作过程非常阳光，大家一事同仁，完全凭自己的能力水平竞争，加之有县乡两级党政机关干部的分流在前面做榜样，又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后盾，虽然有些人内心深处极不舒服，甚至对区委的决定痛恨得咬牙切齿，也无法摆到桌面上来反对。我承认，当周边地区仍在按照传统管理办法运作的情况下，这项超前的改革对于咸安许多公办教师的既得利益肯定是一种伤害。我对咸宁市教委主任华应生讲，在政府的强势改革面前，作为个人来说确实很弱势、很被动，往往只能忍辱负重地“认命”。从情理的角度来讲，改革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还真是有点罪大恶极的味道。华应生一笑，说教师队伍中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情况早就是众人所知的弊病，清理门户、创新机制、激发活力也是迟早的事情。咸安只是顺势而为，带了一个头，市教委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

    省委办公厅综合二处的调研报告也为我们的改革撑腰。他们认为，咸安教育改革的意义尚不在于分流了多少人，减轻了多少财政负担，而是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界限和“铁饭碗”造就的沉闷局面，解放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束缚，彰显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极大地调动教师队伍教学育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形成了一片生机与活力的态势。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路钢同志曾经多次到过咸安从事专门的调查研究，亦高度肯定我们所作出的探索。在他看来，打破公办、民办和代课教师之间的身份界线，在竞争择优的基础上实行全员聘用制，为教师队伍提供“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撤销乡镇教育组等等这几大举措，绝对属于开创全国先河的第一流活儿。他还告诉我，他曾经就此事专门到北京作过汇报，国家教育部的一些领导人也表示赞赏咸安的做法，并向各省批发过一期简报材料。后来，全国有很多地方借鉴和推广了这一经验。

    虽然我们咸安在为教育解困作出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我亦清楚地知道，在县市区一级，农村基础教育仍然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历史遗留的包袱，也有现实矛盾的产物；既有精神层面上的折射，也有物质层面上的因素；既体现了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又反映了作风建设方面的不足；既有一些地方的特殊性，也有全省全国的普遍性。2003年9月，也就是我离开咸安前夕，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农村教育在教育工作中“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提出了西部攻坚、巩固提高和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三大目标和深化改革、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并要求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推动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全面发展与提高的责任。但实事求是地讲，在当前的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下，要解决农村教育现存的问题，仅靠我们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自己“折腾”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必须要从中央开始，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各方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才能开创出一个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农村基础教育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之所以说我们解决不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当前教育领域形形色色的许多流行观点和打着“改革创新”旗号的一些实践做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昨天还是经验之谈，今天又成众矢之的。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此类讨论和争鸣，往往持一种不置可否的沉默态度。只要不是捅了大“娄子”，逼上梁山，一般都会以“外交辞令”委以周旋。我们对此也非常迷惑，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借此机会，我像电视剧《渴望》中的主题歌一样，期盼“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在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坚持艰苦奋斗和勤俭办教育的基本原则。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一直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本该不是个问题。但从当前许多地方抓教育发展的实践活动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难以思量的大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