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的落后，必然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瓶颈，这道理大家都懂。因此，把教育放在重点建设和优先发展的地位上完全正确。但是，任何领域的超前建设和优先发展都是有限度的。否则，就会形成孤军深入之势，最终因“粮草不济”和“援兵乏力”而遭遇失败。这也是一个大家都懂的简单道理。我国现在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政府财政还比较穷，广大干部群众的“腰包”还比较瘪，相当部份的农村人口还在为温饱生活苦苦挣扎。在这样一个客观条件下,教育事业扛什么旗，走什么路？我们应该有一个冷静的态度和客观的对策。

    然而，怒我直言，现在不顾具体国情、省情、市情和县情的许可，大力提倡“勒紧裤带办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倾其所有，发展教育”等看似豪情壮志，实则行而上学的口号，不仅被大书特书在墙壁上，而且还经常被写进党委、政府的有关文件之中。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至今在很多地方甚至在一些高层次的领导人心目中，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市场还大得很，也几乎没有多少人对其正确性提出过质疑。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在上世纪末从上至下出现一场气吞山河的“普九”运动？我们更无法解释，当基础教育领域因“普九”负债闹得我们焦头烂额的局面尚未好转的情况下，高等教育领域巨额负债的现象又开始浮出水面。省教育厅的朋友告诉我，仅武汉地区的高校，目前负债已经高达近200亿元。对于国家教育事业需要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要求来讲，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又一个“定时炸弹”？

    邓小平同志在世时曾自我批评说，这些年如果要讲有失误，那便是教育上的失误。教育行政职能部门于是借题发挥，大讲特讲教育事业的发展问题。其实，按我的理解，小平同志所讲的教育，并非专门涵盖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校教育事业当然要加快发展的步伐，教育领域必须为经济社会现代化提供强大智力支持的紧迫性我也十二分的理解。但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俭办教育的原则。无论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建设,都要提倡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人民群众所能承受的程度相适应,切忌搞不合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更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传统的行政动员能力，再来一次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在一夜之间挤入世界教育强国的宏伟理想。

    也许我很保守，忽视了人民群众对于教育发展的迫切愿望，低估了上级领导促进教育发展的坚强决心，漠视了教育部门推动教育发展的实际能力。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讲一句可能多余的话：教育事业的“大厦”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作坚实的“地基”支撑，而是一味地追求高、大、新、美的“建筑”效果，看起来很舒服，然而迟早一定会出毛病。倘若真的到了那一天，不仅会严重影响到整个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而且还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因此，我顽固地认为，艰苦奋斗、勤俭办教育，循序渐进、得陇再望蜀，应该是我们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

    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首先需要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人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不是说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就没有责任，但关键的关键还在开会时坐在“前三排”和“主席台”上的人们。我们县一级的同志虽然素质不高、悟性不强，却比较听话，你叫干啥就干啥。如果领导掌舵不准，急躁冒进，便势必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第二个问题，要不要积极调整国家对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现行政策。无论是《教育法》、《教师法》，还是《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都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国家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支持。各省也照本宣科地相继出台了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些“红头文件”。从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的宣传看，上上下下都在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更是议论的热点焦点。这本该也不是个问题，但我在县市区工作了这么多年，关于如何有效支持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叫喊声，似乎老给人有一种雷声大、雨点小，有时候甚至是干打雷、不下雨的感觉。直到我2003年离开咸安时，中央的政策还是既定的“进一步健全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除农村税费改革中因取消教育集资和教育费附加而给予了县乡两级政府以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算是中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扶持之外，其它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继续坚持基础教育“以县为主”的既定方针，是中央政府没有钱吗？或者说，是县一级政府撑得住吗？恐怕现在有很多人都不见得同意这个分析。自1994年实行分级分税制度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加大，而地方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自我平衡、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明显下降。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不仅基础教育这一块在制度上被明确规定必须由县一级地方政府完全承担，而且还要确保财政对教育事业的投入能够严格执行《教育法》所规定的“三个增长”。我估计，这些政策与法规的起草者、讨论者，大多都没有真正地在县市区基层扎实地工作过，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县级政府的财政日子如何在一种极其窘困的状态下煎熬。事实上，在当前绝大多数县市区，这两条都很难做得到。既然绝大多数地方都很难做得到，那么，你的法律也好，政策也罢，便不是实事求是的成果，而是拍脑袋瓜子的产物。

    我在前面已经列举过咸安区的情况，1999年，我们全口径投入教育的经费是2901万元，2000年投入的是3158万元。这在全区本级财力可用资金里面，对教育的投入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上级规定的35%，而达到了50%以上。尽管如此，仍然解决不了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再说极端一点，咸安1999年区本级的可用财力为5400万元，就算不吃不喝，全部交给教育局，照旧不能维持咸安区整个基础教育工作的正常运转。所以，必须依靠农民负担来办基础教育便成了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2002年开启的农村税费改革，大幅度地减轻了以缴纳各项“皇粮国税”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负担，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曾经相当紧张的农村干群关系开始明显缓解。但是，上级政府所给予的专门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远远不足以弥补被取消了的教育集资和教育费附加。如全区原来每年实际征收“教育集资”约为1850万元，现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补助仅为837万元。这个巨大的缺口由谁来“堵”？在“以县为主”的政策规定下，责任便无可奈何地落到了县级政府的头上了。

    事情很清楚，目前推行的“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单纯依靠县级政府有限的力量是绝对不能保障基础教育事业健康、顺利、快速发展的。这就需要国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时俱进地积极调整现行的一些显然不合时宜的政策。有人讲，中央财政不说富得流油，至少也是缸满钵溢，每年呈现大几千亿元的递增幅度，从中拿出一到二个百分点，恐怕不应该有太大的难处，完全有能力将农村基础教育“包”起来。我想，“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中央政府如今虽然财源广进，收入颇丰，然而家大业大，花钱的事情也多。不一定非要把农村基础教育全“包”了，但改变过去“以县为主”的政策，实行“以中央为主”的办法，应该还是切实可行的事情。我敢肯定，如果不调整现行的宏观政策，任我们基层政府再怎么努力“折腾”，农村基础教育也是难以找到一条根本脱困的路径的。

老宋的意思是要中央将地方财政至少在教育这一块“包”下来，请问：中央如何知道地方需要多少钱？就算知道了，如何保证地方政府做到“专款专用”？

    其实，我问过许多县市区的领导人，他们都赞成“以中央为主”的政策调整方向。也有人质疑：这样一来，县市区一级政府是不是会把矛盾和责任上移，从此可以“甩手”不管了。我说肯定不会。教育是最主要的民生事业之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而且“盯”得政府最紧的社会焦点问题。过去，各个地方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地区之间教育资源的要素配置呈现出很大差别，孩子们享受不到公平的良好的教育机会，老百姓尚可以谅解本县市区的政府。现在由中央掏钱，要素配置公平合理了，给本地政府搭建出一个赶超先进、追求发展的舞台。在这种条件下，你那里却因为操作不当和管理不善，导致基础教育事业还是处在一如既往的落后状态，县市区的政府就无法再向老百姓交待。

    第三个问题，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到底走不走得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动用市场的手段去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是多年来从“红头文件”到领导讲话都反复强调的事情。所以，按照人们正常的理解，教育走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也属于其中应有之义，自然没有问题。

    记得刚到咸安的时候，就有人对我讲过：现在搞改革开放，传统的体制机制正在被打破，凡是政府逐步开放的一些领域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因此，很多社会事务包括兴办基础教育事业，并不是非要由政府包起来，而是可以采取调动和发挥社会各种力量的积极性来解决。还有人建议：既然国有企业可以“一卖了之”，学校当然也可以“如法炮制”。这样的话，不仅政府卸了责任、甩了包袱，而且亦为学校做大做强提供了机遇。其实，我岂不知道，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领域都开始积极探索着一条所谓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路子。说它是一种“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也好，或者说它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发展模式也罢，似乎质疑的人不多，反对的人更少。这里面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扛“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的旗号。不管白猫黑猫，逮得到老鼠就是好猫；无论这道理那道理，繁荣发展了就是硬道理，这在当今中国乃属于妇孺老幼皆深信不疑的事情。二是为政府分忧排难。提供教育服务虽然被认为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政府财政长期困难窘迫，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独立支撑教育发展的巨大投入，只好让学校另辟蹊径，自力更生。三是满足市场日益旺盛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部分人的逐渐富裕，他们要求自己子女能够接受更好层次、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于是，“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各种思潮与社会实践便如同一匹匹脱缰之马，从旧有的教育体制与运行机制中越圈而出。

    无需隐讳，咸安也搞过此类的探索。2000年，我们根据《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关于“薄弱学校、国有企业所属中小学和政府新建的学校等，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按照民办学校机制运行的改革试验”的精神，对三所薄弱学校（分别是负债216万元的南门中学、负债385万元的西门小学、负债313万元的南门小学）和一所负债为700万元的实验中小学进行了办学体制改革试验。当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努力突破单一的办学格局，建立基础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社会力量办学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办学体制，拉动民间资本对教育的投入。采取的具体办法是：通过资产评估，将这几所已经负债累累的学校以卖断债务、租赁资产、出售或承包办学经营权的方式交给社会上的私人投资者。在区委、政府讨论教育局提交的申请报告的联席会议上，很多同志都持坚决赞同的意见，认为这样一来，政府不仅可以甩掉巨额的“普九”债务，而且还能够不再承担这四所学校此后的任何投入。说实话，我对实施此方案有诸多顾虑，觉得教育特别基础教育是政府必须保证供应的公共产品，也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如果仅仅着眼于政府自身的困难，抱着甩财政包袱的动机去搞改革创新，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新矛盾，甚至招引无穷的后患。但是，咸安财政的状态和教育的境况太遭糟糕，我实在没有回旋的余地去做其他更好的选择。这些学校改制之后，立即理所当然地提高了学费、杂费的各项标准，尽管在企业化管理的机制下，教师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都有明显增强，但很多城区的干部群众一直不“苟同”政府的行为，并多次向省教育厅“告状”，要求我们更正“错误”。省教育厅的领导也知道此类事情不仅仅是咸安独有，其他地方亦比比皆是，已经演化为一个全国性的普遍存在的问题。

    作为长期在第一线直接操作的当事人，我十分清楚，无论“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原因陈诉如何理直气壮，也不管“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效果如何灿烂辉煌，在明眼人看来，其主要动机和直接目的，不外乎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扩大教育资源，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凡属推进“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学校，实际兴奋点、着力点和所有的敏感神经，无不高度集中在教育收费、经营创收这个上面。所以，咸安的干部群众对城区的学校改制多持批评态度，我认为是必然结果。

    有钱人要求自己的子弟能够享受高质量、优条件的教育，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我想，作为政府的责任来说，教育事业不仅要努力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不同教育层次的需要，在当前包括我们普通工薪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并不太富裕的客观情况下，更为核心、更为关键的是要讲究教育的公平性。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公平教育的机会，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机会，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人平等的起点。没有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的公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因教育不公被剥夺了学有所教的平等权利，那么，他后来就很难再有什么机会平等和收入公平可言。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人们获得基本能力的最主要的手段。一般情况下，其受教育的程度构成了他在劳动力市场中收益和绩效的幅度。同时，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机会不平等。而且，收入较高居民的后代所获得的教育水平一般会高于收入水平较低居民的后代所获得的教育水平，从而产生出类似于遗传性的代际效应，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顺着子子孙孙永远继续扩大下去。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代代打地洞”法则。因此，实现教育公平，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实在是社会建设中维护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素质、防止贫富悬殊的最重大、最根本的民生问题。

    当然，一切社会公平从来都是相对的。我们过去总是习惯于追求“结果公平”，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往往是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差距反而越追越大。实践证明，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追求结果公平的做法，去努力追求程序公平、机会公平和起点公平。程序的公平靠法律，机会的公平靠制度，而起点的公平则主要靠教育。人们常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意思就是要保证孩子接受公平教育的机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实践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某些活力，然而，却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子弟挡在优质教育资源的外头，使得教育公平这一核心的原则在效率的牵引下渐行渐远，甚至南辕北辙。

    第四个问题，抓教育事业的发展，要不要坚持统筹兼顾的基本方法，防止各个链条相互脱节。可以说，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个问题。但是，现行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实际上是“警察”模式：交通警各分一段，户籍警各管一片。我们县一级政府的职责是主管农村基础教育，简单地说就是管中小学校的普通教育，其他方面基本不管，也没有手段和办法去管。但是，在县市区独立的行政区划里，教育事业不单单只是基础教育，更不仅仅只是农村的基础教育。就算是普通的学校教育，也分别有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虽然内涵不同，但性质无异并且相互紧密联系的多个层次。每一个环节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一处受伤，浑身感染。同时，教育是社会民生最基本、最核心的事情之一，牵扯到千家万户“过日子”的兴衰成败。许多现实的社会矛盾虽然不是教育的责任，但从根子上是由教育“惹”出来的，你地方政府管还是不管？

    在县市区一级地方，普通的学校教育明显地存有三个比较大的毛病：一是高中教育“精英化”。我曾经带领咸安教育局的同志到鄂北某县级市的第一中学参观，这所中学前后筹资2亿元建成，占地近1000亩。从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到教工宿舍到学生宿舍，其排场劲儿一点都不亚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只是规模小一些而已。市长自豪地告诉我们，这所学校集中了全市最精锐的师资力量，连食堂的厨师都是从武汉大宾馆里高薪聘请来的。当我们正在赞叹不已的时候，该市委招待所的一位主任悄悄对我讲：你们千万别学我们市的搞法！我大惊失色地问为什么？他说，这所中学每年可招新生2000人，但由于负债太多，学校只好划了一条很高的分数线，全市仅有200个考生入围。其余1800个名额则按每差1分必须缴纳1000元的标准进行招录。学生进去之后，后勤服务也社会化了。宿舍里不仅有单独的洗漱间，还装有电话、热水器和空调设备。一年下来，光住宿费这一块就得2000多元。所以，招待所主任认定，这是一所“贵族子弟”的天堂，不仅穷人孩子进不了这个学校，就连我们一般干部职工的子弟也读不起。去年我到湖南和河北省出差，发现所到的县市区，绝大多数也都有这样一所名义上为全体人民造福，实际上只能是为富裕人家子弟服务的重点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