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我国的教育改革,真是要彻底改变教育的盲目性,提高教育的针对性了。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公民的就业能力，提高全民的素质。可是，当前我国就算大学毕业了，也不好就业，为什么呢？因为教育与就业脱节，不是因要用而学，而是要学而学，导致学而无用。一方面用工荒，而一方面还有将近600万的大学生没有就业。加上一些人因没有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勉强干些体力劳动的人，这个队伍将很庞大。因此，教育要改革。
一是要改变方向。要向增加公民的就业能力上变，要加强职业教育，多向社会输送能用的劳动力。（国家统计各行业要求的劳动力需求，学校就此培训人员）
二是要分类教育。国家需要各类人才，每一个人也都想当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社会精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分类、分层教育，增加教育的针对性。在县一级以下建立公平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免费教育，各级政府负担，不得办重点学校），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公平竞争的教育。在县一级建立普通中等教育学校（高中段）和职业教育学校（免费收费）。一个人完成了基础教育后，可以按照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教育方向，可以的就去读普通教育学校（可办重点高中学校，但不准高额收费）认为不行的就去读职业教育（政府与公司企业签订合同，可采用委培形式，政府负担一半、企业负担一半费用）。高等院校也可参照如此进行。

    我想，就算每个县市区“砸锅卖铁”集中优势教育资源建设的这一所重点高中没有“铜臭”的味道，穷人的孩子都能凭学习成绩进来读书，但规模也毕竟有限，覆盖率低，绝大多数初中毕业生仍然会被挡在外面。我在前面所讲的那个鄂北的县级市，是一个人口近百万的大县，每年初中毕业生约为3万人左右，全县3所高中仅仅只能够招3000多人。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的初中毕业生能够进入高中阶段继续学习。而且，按市长的介绍，全市最精锐的师资力量都被集中在这所重点学校了，则意味着其他两所普通高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学生的教学质量自然很难得到有效保证。在当前大学招生考试非常激烈，而职业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尚处在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如果进不了重点高中，就等于失去了高等教育和其他再教育的机会。失去了高等教育和其他再教育的机会，就意味着这个家庭今后很难再产生出依靠知识的力量来摆脱贫穷命运的先进“生产力”。

    二是大学阶段“市场化”。所谓市场化，给人们的直接感受实际上就是高收费。现在的大学不算太少，尤其是各种各样的“独立学院”如同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些学校的董事长们大多都是社会上一些财大气粗的“老板”。如果说他们不热爱教育事业恐怕是冤枉，但这种热爱更多的是出自于高等教育领域巨大利益回报的诱惑。据我的了解，这些以“社会力量办学”名义创办的大学，所依靠与利用的基本上都国家正规大学现成的师资力量。我本科时代的好几个同学及我所熟悉的一些大学朋友，现在都在独立学院兼课，原学校的工资照发，福利待遇照给。成本由国家大学承担，利润由民办大学分享，从而把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演绎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

    要想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严格分开是很困难的。原由很简单，许多国家正规的大学一直都在朝思暮想赚大钱，然而体制内的规则又不允许他们放开手脚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在改革创新的口号下，“产业化”和“市场化”让他们与社会上的那些“老板”们一拍即合，甚至形成了一种狼狈为奸的局面。因为按照有关政策的精神，如果属于是社会力量办学性质，各种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便可以相对自由得多。当然，现在不少国家正规的大学也不再是老老实实的“顺民”，只要监管部门稍有疏忽，高收费、乱收费、要钱不要脸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近年来，总有人讲中国的高校收费标准太低，不及欧美国家的几分之几。还有“专家”计算过：大学里培养一名大学生的真正成本约在20万元左右。弦外之音，无非是为抢劫老百姓的钱包制造理论依据。其实，即使按照现在大学的收费标准，各种费用杂七杂八加在一起一年需要数千上万元，已经导致很多的普通人民群众的孩子读不起大学了。农民供养一名大学生则需要几十年的积蓄。穷苦人家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不得不东挪西借、砸锅卖铁，搞得倾家荡产。虽然国家现在采取各种措施逐步加大了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整个社会的助学体系建设也正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因贫掇学的报道仍然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之中。

宋主任，请你看看你所推行所谓“以钱养事”的机构改革吧

                    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为什么错了

   2006年湖北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全省推开，期待通过转换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按照政府出钱、购买服务、合同管理、农民认可、考核兑现的要求，推进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乡镇事业单位的改革。 不过，改革的实际运转效果难如人意。鄂西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县长评价这项改革的后果是四句话，即“财政负担加重了，人员搞少了，感情搞生了，思想也搞乱了”。 从实践情况来看，乡镇综合改革中事业单位的改革，人员并没有调整。以前发工资的乡镇事业单位职工，现在变成了“民办非企业组织”的员工，政府并没有因为改制而依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大幅裁减人员。政府也没有理由裁员，一是这些事业单位的职工已经工作多年，他们有劳动的权利，二是如果不考虑以前事业单位职工的出路，他们就会上访。 改革也没有减少政府支出：政府通过合同拨付的养事钱，实际上仍然是财政按照改制前的人头拨付的经费。 换句话说，政府拔款的数量未变，同时以前所养的事业单位人员及数量也没有变。差异只是说法变了，改制前叫做“以钱养人”，改制后被称为“以钱养事”。 如果不能将以前事业单位的职工一脚踢开，而只能向以前事业单位改制过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购买服务，而没有其他竞争者的话，这样的市场行为就不完全。 更重要的是，政府购买的服务，其服务主体必须有专业从业资格。事业单位改制以后，各个以前的主管部门都给改制而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以专业资格证书。政府如果不找这些有专业证书从而有服务资格同时又不能一脚踢开的原事业单位职工服务的话，政府甚至无法为农民购买到服务。 事实上，由事业单位改制过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不仅仅有从业资格，而且有在乡镇通常处于垄断地位的专业设施和服务体系。比如广电服务中心的有线电视服务本身就是商业化的，且往往是垄断性的。市场化改革后果：公共服务质量下降 而且，这种改制带来的负面问题很严重。因为是“以钱养事”，是一年一签合同，基本上是可以数量化、标准化的具体服务，就使这些改制而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不再需要长远观点和长期规划，不需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而在乡镇一级，原来大部分事业单位所应提供的公共服务，恰恰正是那些市场不能提供、由市场提供不经济，以及市场难以衡量的服务。 举例来说，水利水产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水利服务，不仅要求水利服务具有专业化水准，而且要求水利服务中心对当地水利情况有透彻了解，对水利建设有长远安排与规划，对如何有效建设农村水利，改进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有主动的建议。在乡镇一级，不可能有两个对当地水利具有丰富具体知识和专业水准的水利服务中心来供政府购买服务时选择。 相反，因为“以钱养事”，水利服务中心有了临时观点，他们只办政府交办的具体事务，并且可以用专业化来应付政府的标准化检查。换句话说，水利服务中心完全可以不作为，而利用其垄断地位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拿政府最多的钱，却只提供极少有实质意义的服务，水利中心完全没有必要有服务农民和农业的主动精神和积极性。 乡镇工作具有强烈的非标准化、非专业化、临时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与当前中国乡村地域庞大，情况千差万别且农村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农村人财物的流出）的实际有关系。 传统的乡村工作方式是“下去—笼统，回来再分工”，一旦乡村有了中心工作，则乡村各级各部门都会一并来进行中心工作的突击，比如林权改革、合作医疗改革、抗旱救灾、农技推广、防疫、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等等，都在农村具有综合性、突发性、阶段性特点。 如果强调专业化和市场化，每项具体事业都要从市场上购买，则几乎不可能，不仅没有足够的潜在服务供给者，而且购买成本会极高。改革前的事业单位并非没有事情可做，改制的目的是要调动事业单位的积极性，但事实往往变成改制不仅没有调动积极性，也没有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变得形式上很市场，实质上无内容了。 调动事业单位积极性的方向，不是所谓“以钱养事”，因为“以钱养事”本身缺少基本的市场条件（市场主体多元化、服务标准化等），而是调动事业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要让事业单位有事业心和责任心，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规划方案，要让他们熟知当地乡情村情民情，有能力为政府提供建议，有能力为政府推进工作，有能力为农民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服务。 回顾一下中国的改革，往往都是一种大撤大建的方式，先变形式再变内容，变来变去，换汤不换药，却在变动中产生了巨大的伤痛。这是激进的改革方式。另外一种改革是不变形式而变内容，虽然看起来没有大的改革，却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从而产生出巨大的收益。这是保守但并非无效的改革。 在当前乡镇综合改革中，如何避免轰轰烈烈的大撤大建式的激进改革（这种改革往往是想象多于实践，理论脱离经验），而在承认现状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就不仅是一项智慧，而且是切切实实涉及到数百万乡镇事业单位职工利益，涉及到我们能为九亿中国农民提供什么样服务的大问题。 （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电子邮箱hexuefeng68@163.net）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80 ... t20080123_35281.htm

宋主任，接着谈下去，对大家很有帮助哦。

    三是职业教育“空洞化”。现在的教育模式实质上还是应试教育，几乎所有的家长送孩子读书的目标都是今后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地方政府重视和支持教育事业，也是希望通过中小学阶段的不懈努力，能够在一年一度的高考中保持一个较高水平的升学率。于是，在应试教育的压迫之下，千军万马拥挤在考大学的“独木桥”上。然而，最后能冲刺成功进入大学深造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青年还得要回到农村或走向城镇谋生就业。尽管如此，许多地方的政府仍然“痴心不改”，把教育事业的重点一如既往地放为少数精英分子服务的应试教育上，而为多数普通青年提供专业劳动技能的职业教育却一直处在被漠视的状态。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也都讲过发展职业教育的事情，但往往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并且说归说，做归做，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是一件什么“不得了”或者“了不得”的大事情。我问过许多县市区的教育局长，他们都反映政府在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中，几乎找不到职业教育的财务科目，完全成了一个被人们遗忘了“角落”。我到咸安之后，曾多次与教育局、劳动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到过省里有关厅局去寻求支持，结果大多是无功而返，扫兴而归。不是说省里的领导不愿意帮忙，而是职业教育尚未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大家都觉得有点像狮子吃大象，无从下口。

    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被认为是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农民原本受教育就不多，小学与初中学的又都是一些远离现实的书本知识，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他们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各种各样的用工要求则更让他们无所适从，只能干些城里人不愿意干的粗活、苦活、脏活、险活。就算他们留在农村种田，今后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靠肩挑背扛，亦永远无法脱贫致富。职业教育的紧迫性不仅仅是针对我们的农民兄弟而言，绝大多数城镇里的居民照样存在。尽管他们生在城镇长在城镇，见多识广，也不见得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实际上比农民兄弟强不了多少。现在湖北省很多县市区的形势是，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城镇人口要就业，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劳动领域又招不到工，称之为“民工荒”。原因就在于职业教育的落后，导致劳动力结构性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所以，发展职业教育事业，大力开拓就业前的各种劳动技能培训，是我们政府当前刻不容缓的一件重要工作。

    第五个问题，我们教育事业的功能作用到底是什么？教育是一门科学，有着很多内在的客观规律和运行要求，以及蕴藏在其中的各种功能作用。我敢肯定，不仅我们基层干部很少考虑过这些很专业性的问题，就连那些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部份同志也未必都十分的清楚。老实讲，我对教育学科完全是“门外汉”，绝对不敢不懂装懂，妄发谬论，让人菲薄。但由于一直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对于地方政府如何正确承担教育的责任和有效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也积累有一些经验和经历过一些教训。因此，在教育事业功能作用的问题上，亦有些许的体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在绝大多数县市区，仍在继续流行一句已经流行了很多年并且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俏皮话：叫“素质教育年年喊，应试教育天天做；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在高考“指挥棒”的强力牵引下，政府、学生、老师和家长全部被牢牢地捆绑在高速行进的考试“战车”上。为了追求升学率，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办重点学校上，重点学校则把全部精力放在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上。如此一来，教育的本性被扭曲异化，任务被残暴肢解，内容被偷梁换柱，并呈现出农村教育城市化，城市教育应试化，应试教育全国化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格局。

    为什么素质教育千呼万唤而始终难以修成正果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埋下的祸根。目前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延续下来的一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所有教育发展计划、教育工作目标、教学任务计划等均置于国家统一指令之下，全国一盘棋，各地只能照本宣科、贯彻落实，不得因地制宜、随心所欲。结果自然是中小学教育培养模式千校一面，一本教材、一份讲义管960万平方公里，历经数代人而几乎毫无变化。为农村经济服务、为地方发展服务、为个人全面发展服务的宗旨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抛向九天云外。教育事业不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事情便成了理所当然，人的德育、体育、美育状况如何则更是无人问津。除了少数“精英”分子侥幸闯进大学之外，绝大多数学生则有可能被陷在“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做人无德”的尴尬境地。这绝对不能怪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和中小学校没有创造力，而是在现行体制下，哪个地方不这样搞，哪个地方的高考升学率就上不去，孩子们就吃亏。但我们也知道，这样搞的结果，最后是全社会都吃亏。

    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陈旧性，透射出来的实质上是我们长期以来对教育事业功能作用的根本观念。过去，我们总是把教育功能作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尤以“文革”十年教育领域的大动荡为甚。改革开放之后，教育事业开始从为政治服务转变为经济建设服务，强调教育对人力资源开发在现代经济建设中的功利价值。这对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实际需求来讲，当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是，我更赞赏有一位专家所讲的道理：现代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促进经济、科技发展，开发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同时，通过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具有促进社会凝聚和社会整合，促进人格养成、心智发展的重要价值。通过教育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使教育成为实现社会平等的主要途径。因此，教育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动机”、科学技术的“孵化器”，而且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平衡器”和“稳定器”。与前面两种物的功能作用相比较，我认为，后面人的功能作用更核心、更关键、更富有根本性。

    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进一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我认为这应该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方针，并应该根据这样一个根本观念，来改革创新我们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从而让教育事业正确的功能作用得到复位。我觉得，当前我们各级政府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要努力阻击教育片面追求“民营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行为倾向，厘正教育的公益性质。同时，坚决反对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和由此带来的对于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经济效益即所谓“教育GDP”的盲目冲动。正确承担起政府的责任，搞清楚哪些需要国家管理，哪些要靠社会来解决，哪些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属于政府的责任，即使财政再怎么困难，也应该挺直腰椎扛起来。

老宋：我感觉你比我还理想化。

正确承担起政府的责任，搞清楚哪些需要国家管理，哪些要靠社会来解决，哪些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属于政府的责任，即使财政再怎么困难，也应该挺直腰椎扛起来。

我绝对赞同。

    教育事业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保持教育的功利价值和非功利价值的平衡，防止“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看不仅仅是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服务，更不是为少数精英分子升学服务，而是为全面提高绝大多数人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服务。无论是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也不管是在校的学生还是社会成年人，教育都是他们谋求知识、认识社会、增长才干、提升道德水平以获得终身益处的手段，而不是简单地为升入高一级学校才读书和获得生活的一技之长而学习。因此，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义务教育阶段，也不止是普通学校事情，而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全方位的、系统的、终身的服务。

    前不久，我听朋友讲一真实故事，说荆州某县一贫困农民家庭，父母为供养两个正在北大、清华读研究生的儿子，先后累成绝症，最后还要挣扎到医院卖血，以保障孩子们的伙食费。我听了十分震惊。作为政府，当然有责任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作为父母，为孩子的前程舍命“护犊”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作为子女，为什么就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卖血却能够平心静气地继续攻读“圣贤之书”，则切实使我不寒而栗。此类只顾自己的前程而不从孝道、不讲亲情，甚至敢于牺牲父母生命的“莘莘学子”，即使培养出来了，将来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又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就不能在本科毕业早点就业，为父母分忧，给贫困减压？这样的故事我在广播电视中经常看到，不知道这种宣传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反正我一见就心烦，并坚决反对给这种人捐款。我老婆说我心太硬，我讲，不是我心硬，这样搞下去，教育尽早要出大问题。

有责任感，有理想，官场容不下你啊。悲哀！

看到这里再一次敬佩。有责任感、有理想的人是不适应官场的，这是我从自身得来的体会。官场的游戏规则，是几百年几千年沉淀，理想主义挑战官场，你想改变咸宁，改变也是暂时的，你走后我想咸宁会回到原来的咸宁，而你失去了权力。

接下来谈谈农村税费改革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关注。

    现在，人们大多都相信“政策就是生产力”这么一说，因为历来党和国家的许多政策的确能够起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我们记忆犹新的事实，应首推1979年实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像火山一样被突然喷发，农村经济随即出现空前未有的翻天覆地变化。就湖北省而言，到1997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78年增长了53%，棉花总产比1978年增长了58%，油料总产比1978年增长7.2倍，肉类总产比1978年增长，5.18倍蛋，类总产比1978年增长1.95倍。由于人均农产品占有量的大幅度提升，长期以来供应短缺导致人们不得不“勒紧裤带干革命”的局面得以彻底扭转，流行了多年的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蛋票、豆腐票、水果票等五花八门的各种票证，几乎在城乡人们毫不经意之间，悄然无声地成为了一段历史的遗迹和一个时代的记忆。

    曾经作为国家不可动摇的方针、路线，农业生产“以粮为纲”在连续多年大丰收，并数次遭遇“卖粮难”的尴尬之后也逐步“落幕卸妆”，退出了基本国策的传统舞台。许多农民不再拥挤堵塞在种粮植棉的“独木桥”上，而是哼着“月亮走我也走”的小曲，驾驭着随时可以灵活调头的扁舟，让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自由穿行在市场供求潮起潮落的河道里。什么紧俏我就种什么，哪个值钱我就卖哪个，只要自己愿意的事情，“天王老子”谁也管不着！生产效率与效益的提升，使得广大农民干瘪的荷包逐渐积累起了些许的重量。1997年，湖北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2102元，比1978年的110元增长了18倍。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路径中，日子虽然比不得城里人那般富裕殷实，但多数农户已经温饱有余，不少勤劳智慧的农民开始步入小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