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安区农民负担最重的一年是1999年。这一年的长江继1998年重创湖北城乡之后又爆发特大“姊妹水”，4000多咸安子弟在村组干部的率领下自带“粮草”日夜抗洪一月有余不说，冬天里紧接着便是持续数月大规模的修堤运动。10公里长的“四邑公堤”加固工程，前后投入了3000多万元，但国家当时仅给了2150万元，其余部份就只好通过“修好大堤，保家卫国”的正面宣传和依靠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去向广大干部群众集资解决了。我们区委班子集体带头每人出资1000千元，一般干部每人500元，农民每人10元，集资总额达到650多万元。这一年，咸安农民的负担为亩平179.5元，人平197.2元。

    当然，向农民所征收的各种税费也有相当的一部份作为预算外收入融进了各级政府的财政“笼子”，以保障各个社会层面“养人”经费的正常支付。
    “养人”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多余人”的供养，更不是指干部“公款吃喝”。当前，财政供养人口比较多，既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又是一个结构性矛盾，需要认真厘清责任边界和区分不同性质。如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养人”与“养事”经常同为一体，难以割裂。人们一谈起“官多民少”的话题，就往往莫名其妙地来气，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一通。如今言论自由，只要不直接指名道姓，不刻意含沙射影，骂也就骂了。但这对于许多社会层面上的管理者和劳动者来说，却是很不仗义，也很不公平。

老宋的互动性差啊，可不要拿领导架子，上面网友所提问题水平都很高，相互探讨才能进一步提高。

“农民负担”问题现阶段没必要过多解说。

现阶段就“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我们注重“道德”建设，其实这是很低级的，是本末倒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作为改革家你对“制度”建设有什么想法？

感谢网友的关注，所提及问题后面逐个进行解答，还是先继续前述吧。

    咸安区不算大县，共有行政村262个（仙桃市有653个，监利县有774个）。虽然没有任何法律和法规把行政村当成一级政府组织，也不承认行政村的领导人就是国家干部，但人们都知道行政村就是一级准政府组织，长期以来，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一直被称之为农村基层“干部”。村委会的日常事务颇为繁杂，主要是协助乡镇政府从事社会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征收国家钱粮税费、土地管理等工作。他们名义上是“干部”，实际上是农民，家里还承包有责任田。在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村委会的人往往成为“两头受气”的“夹心馍”。如果村委会的干部素质好，威信高，工作积极，农村的许多矛盾问题则可以迎刃而解。因此，没有人敢轻视他们的重要作用。为了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乡镇政府每年都会从所征收的“三提五统”中列支出专门款项，以“误工补贴”的形式，给这些基层干部发放“工资”。

    在行政村下面，还设置有村民小组，即原来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小队。咸安区共有村民小组2411个（仙桃市有4701个，监利县有近5000个）。村民小组属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延伸在农村最“末梢”的组织，小组“干部”便是政府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名符其实的“纽带”和“桥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走家串户，分工筹劳，各级政府关于农村的许多工作，纵有再多环节，归根到底还得必须依靠他们去具体贯彻落实。村民小组的“干部”义务多、权力小、利益少，干的尽是一些吃亏不大讨好的事情。所以，为他们的贡献付给予一定的“报酬”应是理所当然。虽然钱不可能多，但也不能太少，否则就没有几个人愿意出来当这个“组官”，去听你“么喝”。

    我算过一笔帐，以咸安全区262个行政村，平均每村7个干部，每个干部年补贴5000元；2411个村民小组，平均每组3个干部，每个干部年补贴2000元统计，一年共需2363万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按1997年咸安区农民“政策内六项负担”的总额4230.97万元来计算的话，村组两级干部的补贴约占到55%。如果按2001年“政策内六项负担”的总额3842.97万元来计算的话，则达到61%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轨变型的过渡时期，许多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一大批相关的旧有职能机构还没有来得及退出历史的舞台，市场经济催生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一大批崭新的职能机构又按照“上下对口、左右对称”的规定开始粉墨登场了。这是一个新旧交替、风云变幻、秩序中杂夹着混乱，混乱中杂夹着秩序的特殊年代，机构臃肿、人员繁多的现象便成了自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正逢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由中央“统收统支”转为地方“分灶吃饭”的时期。在“财政包干”的机制下，省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对于各县市区机构编制的严格管理逐渐放松，只要县市区财力宽余，多设置几个机构，多进些人员也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了，反正不找省财政“扯皮”要钱就行。所以，大约从80年代初起，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财政供养人口开始急剧膨胀。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96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口总数已经达到3673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82.3%。

某种意义上说，严格控制财政收支行为和财政供养人数，实行收入一律全额上缴，工资、费用全部由财政统一支付，比所谓的机构编制“三定”更重要。因为人员其实处于一种不断的变换当中，定与不定其实只是相对而言。而财政支出却是刚性的，不给钱就不可能增加人。

现在的湖北各县市，虽说机构编制和人员编制都已收归省管，据说还是只减不增。但事实上，每年通过选调、公务员招考进来的人员，远远多于退休的人员。 我不知道具体在统计人员编制的时候是如何操作的，但有权势、有关系的人，总是找得到渠道进来的。真正被“三定”和收归省管排挤出来的，一是内退人员，二是原来混编混岗的人员，三是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公务员登记的人员；这些人员虽没有公务员身份，但事实上仍属财政供养人员序列。

    在咸安，1985年全区共有部、委、办、局机构56个，到1999年，区直各部、委、办、局机构已经达到107个，数量将近翻了一倍。1985年全区财政供养人口为4，200多人，到1999年，财政供养人口已经达到13，111人，整整多出了3倍。再如监利县，1984年有部、委、办、局机构58个，到2003年，县直行政管理部门总数为116个，正好增加了一倍。1985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仅为10，470人，到了1998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已达到30785人。县级政府对于编制管理的约束力比较弱，导致财政供养人口居高不下，这不是哪一个县市区所特有，恐怕在全省乃至在全国都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所以，有统计说全国县一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超编60万人，我看这个数字只会多而不会少。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只是在县一级，目前各乡镇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也普遍性地严重超编。2004年我随俞正声同志到仙桃市调研，该市的三伏潭镇的党政机关公务员定编为41人，实有在职人员63人。杨林尾镇的公务员定编55人，实际在岗61人，此外还从学校等事业单位借调了15人（在党总支工作）、临聘4人、“非在岗”7人，总数达到87人。在豆河镇，属于事业性质的单位除省里垂直的和市里延伸的工商所、国税所、地税所、公安派出所、法庭的具体人数不详之外，其它“七所八站”的人数分别是：财政所36人，城建办15人，水管所15人，血防站20人，计生办13人，婚介所2人，农保所2人，福利院20人，兽医站16人，房管所8人，文化站2 人，广播站8人，司法办8人，农技种子站15人，交管站13人，土管站15人，经管站16人，文教办3人。按照仙桃市编办的说法，这些乡镇管辖的事业单位编制本来就十分宽松，但结果还是挂不住“砣”，仍然家家超编。

    我在监利搞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时，就曾发现过全县在编制管理方面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容城镇财政所原定编制数为62人，结果实有人数162人，整整超编100人，还有22个临时工，成为“楚天第一财政所”；二是在各乡镇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198名“专干”和56名分配在乡镇工作的党校毕业生在编制管理中找不到档案和表册。这些“人头”既不在县里的各职能局，也不在各乡镇党政机关，完全属于是一支干部“独立大队”，由各乡镇用自有经费供养。

    县乡两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财政供养人口的增长速度，就像高速公路上铆足了劲的跑车，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与财政增长的速度。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无法抵挡从各个方向伸来的用钱、要钱、讨钱的“手”。怎么办？只好给政策，给什么政策呀？无非就是收费的政策！这一时期中央有关文件也规定：“一切有条件组织收入的事业单位，都要积极挖掘潜力，扩大服务项目，合理地组织收入，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促进事业的发展”。有了这柄“尚方宝剑”，地方政府自然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大可放开手脚去贯彻执行。于是，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政策如“砣子雨”般倾盘而下，各种收费项目似狂风卷乌云铺天盖地而来。

哈哈,我们这里好些,3万多口人,30个行政村,298平方公里,行政事业编才58人.

各地政府冗员大相径庭，我镇冗员在54%以上…….。
     宋主任
   我觉得上面938楼说的非常正确，全国各地都差不多，问题是你改革是否正确、可行。要理清改革思路，不能把农民需要为他们服务的都不要了（我这样说你可能要说我说的不对，可事实就是如此），国家现在提倡要转变政府职能，把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可是现在我们湖北的改革却并非如此，把向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农业技术、计划生育、等等服务机构都撤销了。美其名说什么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试问：连机构都没有了有谁还有心思去为农民服务啊。在改革初期撤销机构时说什么是为了斩断向农民收费的黑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事实确实如此吗？

        就拿我们郧县的各乡镇为例，所有的收费单位如：土管所、林业站、等是向农民收费的，都没有撤销，只是把农技站、水保站、计生服务站、农业机械站等转成什么民办非企业机构。土管所是为农民批地的，只要是建房或是农民某些地方用地，关系好了1000元可以收100元，关系不好、也就是没有权、没有钱的老百姓100可以收1000元。再说林业站，除了退耕还林外，就是向木材运输户收费，放水养鱼，应该管的不管，树卖了在运输过程中收费，还有不管是哪个林业站都拥有退耕还林面积少则几十亩，多则几百亩。国家只知道这些钱给了老百姓，其实都进入了各级林业部门的腰包。

      现在再说说你改革是否公平；你在改革初期不是说什么改革要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吗。我们郧县的财政所所有的临时工到目前都还没有清退。林业站、文化站、企业管理站、（郧县是把文化、企业管理站人员的编制放在财政所里面）土管所和农业、计划生育、水利、等部门的职能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保留林业站、文化站、企业管理站、土管所等这些单位？

      现在再说说编制,以前说人员过多,财政困难不能养那么多的人,大家都可以理解,人人都说咱中国20多个人养一个财政供养人员,所以要精减人员,减轻财政支出。可是我们郧县现在又面向“社会”招录了60多个编制是全额事业单位的人员，其内情可想而知，其中不懂农业的进了农业局、不懂法律的进司法局，等等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为什么不能从乡镇上抽调一部分懂业务、工作经验丰富的充实到各个部门上呢？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思考吗？

宋主任：有时间了你可以拜读一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我想对你的政策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字数限制，我摘录一小段你可以看一下
    深入实施科技入户工程，加大重大技术推广支持力度，继续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切实加强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对国家政策规定必须确保的各项公益性服务，要抓紧健全相关机构和队伍，确保必要的经费。通过3到5年的建设，力争使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具备必要的办公场所、仪器设备和试验示范基地。国家可采取委托、招标等形式，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形成多元化农技推广网络。充分发挥气象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职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