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至1998年，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为了稳定农村的土地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对于土地长期投入的积极性，中央要求各地开展为期30年的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但由于90年代以来不断增加的税费负担所导致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越来越低，承包土地不仅不能给农民带来致富的希望，反而成为了农民经济上不堪承受的沉重包袱。因此，土地的第二轮延包在绝大多数农村遭遇到了农民的强烈抵制。不少农户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态，纷纷抛荒远走它乡以逃避土地的约束。但土地承包不下去，税费任务就必然悬空。乡镇与村组干部便普遍采取强行摊派的办法，无论农民同意与否，也不管有人无人，干脆一律将第一轮承包的土地面积，原封不动地转为第二轮土地延包的责任。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做法，就是当时农村许多地方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之所以走过场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么去分析和解释，90年代越来越突出的农民负担问题，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难以节制的过度索取，甚至竭泽而渔的掠夺，使得农业、农村和农民处在极度“失血”和“贫血”的状态，也使之丧失了最基本的自我“造血”功能。许多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极为薄弱，水土流失，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交通、通讯事业十分落后，农民因学返贫、因病致贫现象相当普遍。可以说90年代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生产力发展速度缓慢，农业生产活动停滞不前，农民增收进程举步维艰，干群关系呈现空前紧张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与农民负担畸重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步伐的缓慢，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差别的不断扩大，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健康协调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信，大胆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客观现实，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深沉呐喊。所以，进入新世纪之后，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切线的“三农”问题，已经成了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社会“焦点”和“热点”话题。大家都明白，这决不仅仅是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更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作为一个农民占人口总量70%以上的农业大国，如果农民不能富裕，农业不能繁荣，农村不能进步，党中央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只能是幻觉中的海市蜃楼。

应该说，减轻农民负担，确实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但我们仍必须看到，由于农村的整体落后，农民依然是中国最贫困、最落后的群体，党和政府目前只是基本解决了他们的生存问题，而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投入不足、方法不多、措施偏软。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农民的话语权问题，他们只能得到自上而下、想当然的“恩惠”，无法决心本群体的命运，也无法改变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因为作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意志无法表达出来，更无法通过法律和法规体制出来。这个问题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会永远是问题。

    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确定湖北省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4月25日，省委、省政府在水果湖隆重召开动员大会，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税费改革，终于在荆楚大地鸣锣揭幕、震撼登台。

    我得申明一下，咸安区的农村税费改革，完完全全是严格按照中央、省、市政府所制订的各项政策和有关精神这一“规定动作”来具体贯彻落实的。因此，对于刚刚过去的这场气势恢宏、成效卓著的改革，各地的干部群众应该记忆深刻、历历在目，不需要我婆婆妈妈地作详细的叙述。在这里，我只是将咸安在农村税费改革中的有关重要数据作一些罗列。等到若干万年之后，我们这些“当事人”的骨头早已成灰，如果有后人愿意钻“故纸堆”，想通过“考古”发掘来探讨他们的祖宗当初搞的农村税费改革到底是个啥玩艺儿的时候，说不定这能为子孙的文化传承提供方便。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比较简明，就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项调整、两项改革”。即：取消乡统筹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涉及农民征收的政府性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改革共同生产费征收使用方法。目标很清楚，手段也干脆，希望通过“三下五除二”的办法，斩断四面八方伸向农民“荷包”的各种手指头，统一、规范农村的税费征收，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实行“休养生息”的战略方针。

    根据中央7号文件和《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精神，结合成安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在通过充分调查、深入摸底、反复测算、分析比较和广泛征求村组干部、农民代表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制定出了《成安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并经过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批准之后，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达给各乡镇具体组织贯彻实施。此刻正值秋收季节，又到了一年一度征收钱粮税费的时候，广大干部群众都在驻足引颈等待改革。在这个《方案》中，我们对几个重大政策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关于“两工”
    根据省政府税费改革方案的精神，考虑我区目前农业基础薄弱，建设任务重，全区决定用三年时间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具体步骤是：2002年每个劳动力每年承担积累工和义务工合计不得超过22个，2003年不得超过15个，2004年不得超过10个，2005年起全部取消。“两工”取消后，村内兴办农田水利、修路架桥、植树造林等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劳务，必须遵循“量力而行、群众受益、民主决策、上限控制”的原则进行。区里规定，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的劳务不得超过10个标准工日。除遇特大防洪、抢险、抗旱、森林防火等紧急任务，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临时动用农村劳动力外，任何乡镇和部门均不得无偿动用农村劳动力。

作为一个农民占人口总量70%以上的农业大国，如果农民不能富裕，农业不能繁荣，农村不能进步，党中央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只能是幻觉中的海市蜃楼
——————这个论断可能没人会否定。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富裕？如何才能繁荣？如何才能进步？

二，关于农业税
    将原农业税附加并入新的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以农村第二轮承包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确定。计税常年产量以1994年至1998年农作物的实际平均产量折合主粮为标准。新的农业税实行比例税率，统一按省政府方案规定的7％执行。主粮计税价格也统一确定为1.1元／公斤。

三，关于农业特产税
    按照中央和省农村税费改革精神，实行一个应税品目只在一个环节征税。对非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生产的农业特产品，继续征收农业特产税。对于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生产农业特产品只征收农业税，不征收农业特产税。严禁两税重征。

四，关于村提留
    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按省政府方案要求执行。对农业税按规定20％的比例征收附加，对生产环节征收的农业特产税(不含国有的以及有农业收入的机关、学校、企业)也按规定20％的比例征收附加。农业税附加和特产税附加只能用于村组干部工资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费用。

    改革村提留后，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筹资额实行上限控制，每人每年不得超过15元。对于不承包土地的务工经商农民，各地可以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经村民大会民主讨论确定，在原乡统筹费和新的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的负担水平内，由村委会收取一定数额的资金，纳入村内“一事一议”筹资款项统一管理和使用。

五，关于共同生产费
    原用于村内统一组织的抗旱排涝、防虫治病、恢复水毁工程等项开支的共同生产费，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用于农村抗旱排涝的水费和电费等，属于经营性收费项目，按照“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由受益农户据实承担。用于村组修复水毁工程所需资金，纳入“一事一议”范围内统一安排。

六，改革责任的落实
实行区、乡(镇)分级负责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乡镇必须按照区里的精神制订自己的实施方案，报经区审批之后，由乡镇迅速将改革后任务落实到村到组到户。
为了开展好、贯彻好、实现好农村税费改革，我们紧接着“一口气”又出台了10个配套文件：
1、成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精简乡镇机构压缩财政供养人员的实施方案。
2、中共成安区纪委、成安区监察局关于对违反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行为的党纪政纪处分的规定(试行)。
3、成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优化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的实施方案。
4、成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精简优化中小学教职工队伍的实施方案。
5、成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中小学收费和财务管理的实施方案。
6、成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完善乡镇财政体制的规定。
7、中共成安区委、成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若干规定。
8、成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的意见。
9、成安区人民政府关于村范围内筹资筹劳管理若干规定。
10、成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收费管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

    这10个文件里所展示的一些思想和出台的一些措施，则有许多我们自己所独特的东西。这是我们基于对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许多可预见的困难与问题的判断，以及对今后形势的发展做出的积极应对。2002年底、2003年初，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在全国率先推出包括农村基础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实际上就是这些思想的不断延伸和这些措施的深化跟进。在后面的篇幅中，我将向大家作一一交代。

    有人把农村税费改革比作是继1952年“土地改革”和1979年“分田到户”之后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大革命”。能否这样评价我说不清楚，但我可以作证：2002年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红头文件》之多、政策力度之大、领导规格之高、实施范围之广、态度之认真、作风之扎实、纪律之严明，乃为我参加工作以来所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当时，各级党委政府都成立了专门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省里是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省长任副组长，省里的大领导们都下到各个县市区“蹲点”，直接指导农村税费改革。咸安区也如法炮制，照葫芦画瓢，我自告奋勇当组长、王玲当副组长，“四大家”领导当组员。我和王玲反复强调，咱们每人分别把守一个乡镇，吃住都在农村，任务就是具体指导、监督各个乡镇贯彻落实中央和省里的改革精神，创造了佳绩便论功行赏，搞出了纰漏就追责问罪，不获胜不收兵。整个形势真可谓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折一场人民战争。

    毛主席老人家曾经说过，这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认认真真、风风火火的农村税费改革，如同一场摧枯拉朽的飓风，将多年来一直笼罩在农村大地上的牢骚怨气冲洗了个七零八落。最直接、最显著、最具震撼力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就是极大地减轻了压在农民身上苦不堪言的沉重负担。

    以咸安区改革前后农民负担的数字对比为例：
    2003年，全区应征农业税正税为1736.83万元，应征农业税附加为347.36万元，应征农业特产税及附加为36万元。 也就是说，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全区农民负担的总额为2120.19万元，亩平负担55.9元，人平负担60元。这与改革前的1997年“政策内”六项之和为4230.97万元的负担总额比，减少了2110.78万元，减幅为49.89％，亩平减少53元，人平减少56.7元；与1999年“政策内”六项之和的负担总额4566万元比，减少了2445.81万元，减幅为53.57％，亩平减少62.7元，人平减少70.35元；与2001年“政策内”六项之和的负担总额3842.97万元比，减少了1722.78万元，减幅44.83％，亩平减少45.4元，人平减少4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