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啊

报道

    最近，我的一个小兄弟，通过“英妹儿”给我捎来了他在"县域经济论坛" www.xyjjlt.net 所收集的全国各地的读者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对“咸安政改”以及对我本人五花八门的一些看法和评价。说心里话，现在的社会虽然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但许多事情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并不能得到完整地、真实地传播。各种媒体出于自身利害的取舍，也不见得都是客观公正的报道。而且，由于各自的工作、生活经历不同，社会地位相异，人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和评价事物的标准也不尽一致，甚至呈现出天壤之别，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我在咸安工作期间，从没有就“咸安政改”的任何情况发表过自己的重要意见，包括在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与崔永元《实话实说》、同王志《面对面》时，大多都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因为涉及到我本人，说好话必生“王婆卖瓜”之嫌，说坏话则有违心负性之感。不完全是因为“官场”潜规则中十分信奉“言多必失”的忌讳，而是当年的咸安改革基本上是在中央没有“红头文件”、上级没有明确指示、左右没有现成经验的条件下，自个儿“硬着头皮”搞的一些探索。因此，称我“英雄”、骂我“草莽”，甚至谓我“借改革沽名钓誉”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我总是持着不理不采、一笑了之的态度。人们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你纵有帝王之威亦只能听之任之，更何况我一“七品芝麻官”！但是，我心中当然有数，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咸安改革中，既有侥幸成功的喜悦，又有不尽人意的遗憾，也有操作失误的内疚。我想，有适当的机会，一定将咸安改革的前因后果向社会作一次全面的交待。

咸安区位于湖北省东南部，背靠幕埠山脉，面临长江“黄金水道”，北距武汉80公里。京广铁路、京珠高速、107中道就象一个巨大的“川”字从全境纵贯穿过。早在明清时代起，这里便有“桂花之乡”、“楠竹之乡”的美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中，由叶挺将军指挥的著名的“汀泗桥战役”，至今仍然保存着相当完整的旧战场遗迹。

咸安区即是原来的咸宁县，具有1800多年的建制历史。1999年初，咸宁地区在该县所辖的温泉镇宣布“撤地建市”，咸宁县旋即被整体改为咸安区。全区国土面积为1501平方公里，耕地42万亩，山林108万亩。总人口46万，其中农业人口35万。下设12个乡镇（办事处），262个行政村。虽然此时的农村人口为了符合“撤地建市”的需要已于一夜之间“跑步”进入了城市居民的行列，但“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打渔的照样打渔，种粮的照样种粮”，农业县域的“庐山真面目”几乎没有一丁点儿变化。2002年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和省政府对县市区采取按统计上报的农村人口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咸安区因而每年少得国家补贴数百万元，干部群众大呼“吃亏”。

作为粮食主产区，咸安不仅在“以粮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市场经济时期，也一直遵循着上级政府的指示，尽心尽力地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责任。只要在县市区基层工作过的人们都知道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凡是农业大县（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县），往往也就是工业弱县、财政穷县。多年来，咸安区便是湖北省38个贫困县之一。1998年，咸安区本级可用财力仅为5374万元，而13，111名财政供养人口的前四项基本工资就得支出6708万元。每到月初，区委、区政府领导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就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借贷甚至“拆东墙补西墙”凑钱给干部发工资。许多省直机关提起咸安就头痛，就连下县市搞调研也像躲“瘟神”一样绕道走。

我是1999年7月8日从湖北枣阳市常务副市长的任上调到咸安区任区委书记的。当时，因种种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债务如同当年“愚公先生”门前的太行山和王屋山，昏天黑地的挡在咸安发展的道路上：农村合作基金会经营亏损3．68亿元；“普九”负债9400万元，粮食挂帐1．5亿元，党政机关办经济实体亏欠2．6亿元，财政赤字3800万元。窘迫的财政困境非但使得党政机关无法正常运转，而且不断诱发出各种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赞助“五乱”现象屡禁不绝、层出不穷，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国有金融机构视咸安为“高危地带”，投资业主则称咸安为“残废陷阱”。为追讨“血汗钱”，不少债务人在无可奈何之下经常围困区政府大门，堵107国道，甚至冲击京广铁路，连国务院领导都于万忙之中对咸安的社会安定问题作出了专门批示。

中国有句古话“穷则思变”。事物一旦走到了极端的地步便注定要发生逆转。1999年也是咸安区“四大家”换届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按照党中央的方针路线，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省、市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充分汲取外地经验教训，紧密联系当地实际，逐步推出了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改府职能、改变传统领导方式方法、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建立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内容的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根本目的是化解历史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为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的繁荣发展开辟道路。特别是2002开始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国内许多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密集报道。

从2003年到2006年期间，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中编办、农业部、计生委等中直单位和27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都先后专程来咸安考察“咸安政改”。全国各地市县区一级到咸安“学习经验”者更是不计其数。为此，省政府领导还专门拨款30万元，补贴咸安用于招待外省市来的客人。一时间，咸安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和“名胜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曾多次到咸安，深入乡村农户和“七站八所”，专门就“咸安政改”特别是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进行调研，倾听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2003年11月4日，省委、省政府以咸安改革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经验为蓝本，出台了《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鄂发[2003]17号)。2004年先在监利、洪湖、老河口、天门、麻城等7个县（市、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2005年又在省内全面铺开。2006年初，省委、省政府组成36个工作组，对全省各县市区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进行检查验收。至此，按照副省长刘友凡同志的说法：湖北的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改革的主要任务基本上完成。

    2003年底，我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这里工作环境十二分的优美，绿茵茵的大草坪，华盖一样的参天古树，鸟语花香中的办公楼，仿佛身处蓬莱仙阁。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问我适应不适应？我听了颇为恼火，问题问得太欠水平，那小孩儿都知道啃苹果比吃地瓜有滋味，这从基层转到大衙门还能不适应？除非有“贱骨头”的毛病！我们这里的工作很讲究程式化，如果不是出差的话，早上8点按时上班，下午5：30分听铃声下班，午间还可以安逸地在沙发上打个盹，睡它一个两眼蒙胧。周六与周日照例放假休息，一般情况下，你很难在办公室的走廊里遇到一个脚步匆匆的人。秘书处的同志启示我：这里是省直领导机构，遇到么事都不要急，纵使是老天坍塌下来了，也自然还有“高个子”顶着。

不管怎么说，这与我在基层工作时那种成年累月的琐碎繁忙和无时不在的巨大精神压力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然，省里与县里的管理层次不一样，对于工作人员在工作方式方法的要求上也不一样，加之专业化的分工，不能简单地认为不慌不忙就是赋闲。但是，生活节奏明显放慢，有许多时间可以用来读书、看报、查阅资料，从而有条件将自己过去在咸安改革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问题，财政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与投资体制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基础教育问题、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问题、民主政治建设与村民自治问题等等，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思考。

其实，此间全国各地正在贯彻中央关于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的方针路线，“咸安模式”已经逐步从湖北走向外省市，为许多地方所借鉴或移植。一些专家学者和政策部门的官员也开始对“咸安政改”展开研究和讨论，并向我提出要求，希望能够以“当事人”的身份，将当年咸安改革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系统的回忆和具体的描述，也有利于澄清某些一直在流传中的误会，为人们真实地了解这场具有开全国先河意义的农村乡镇改革活动的全貌，客观公正地予以分析和评价提供条件。

我在咸安工作期间就曾经声明过的一个态度：大家都是凡人而不是神，谁也不能保证搞改革不犯错误。如果这场改革出了成绩，促进了咸安的发展，当然是大伙儿共同努力奋斗的功劳；倘若我们今天看起来很成功的改革却为明天的改革与发展制造了障碍（而这种事情既是难以预料的也是经常发生的），作为区委书记，我将挺身而出去主动承担祸害咸安百姓的领导责任。香港《凤凰周刊》的记者玛雅小姐说我这是“耍滑头”。我说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最讲究“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也最忌讳事后被人们“戳脊梁骨”。更何况当初我还在咸安书记的任上，万一改革真的“砸了锅”，首先自然是我“吃不了，兜着走”的。现在，我早已离开咸安了，虽然仍有许多顾虑，但毕竟心境较以前宽松。对于咸安改革，赞赏也好，咒骂也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事情已经成为过去，是非任世人评说，成败让历史检验。

    谈“咸安政改”，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改革问题，而必须紧密联系县域经济、县域政治、县域社会的具体实际来有机地展开。能不能真正地理解咸安的一系列改革活动，为什么要搞这样改革？改革的目标和动力何在？改革的主体是谁？受益者是哪个群体？受损者又是哪些阶层？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矛盾与问题？等等，都需要具有一定的县域工作的经历与经验，至少知道一些县域工作的酸甜苦辣，否则就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两边再怎么声嘶力竭对话，也总归扯不到一起。在此次给我的众多提问之中，便有明显不懂县域社会基本常识，甚至坐在书斋里凭想当然后拍案而起的对县乡两级基层干部的“正义讨伐”。

拜读老宋的自述，感觉更为亲切可信。本人过去从媒体了解宋书记的咸安改政不是很全面和细致，沽名钓誉从没想过，但对于老宋是英雄还是草莽倒是思考过。地方长官的一些非常之举，大多是现实逼的。现在有这个面对面的机会，不知老宋能否告诉我们：你的咸安改政，自我感觉顺利的有哪些？艰难的有哪些？成功的有哪些？失败的有哪些？

    谢谢老宋能敞开心扉在这里和我们娓娓道来他的所思所想.这样的交流更能让我们了解、更重要的是理解很多县乡主要领导干部在时代变革过程中所受到的各方面的挑战和压力,尤其是想干些事情的领导,面对的问题和压力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几十年的改革过去了，大改有大的失误，小改有小的失误，到了今天各种矛盾叠加在一起，放大在基层，是坐在大机关里所不能体验的。我想知道的是，现在的老宋已经离开基层几年了，俗话说得好，站在哪山唱哪歌，你回过头来再看，站在你目前的位置上，假设不是你在领导咸安，你怎样看待咸安的改革。

还有吗?

感觉意犹未尽,能不能正面回答"老鬼"的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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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老宋在2007-3-5 23:44:00的发言：

......  在此次给我的众多提问之中，便有明显不懂县域社会基本常识(这个判断也许比较准确,比如我提问的"咸安改革有没有促进咸安的发展"就属于不懂之列)，甚至坐在书斋里凭想当然后拍案而起的对县乡两级基层干部的“正义讨伐”(如果是这种"正义的讨伐"确实讨人嫌,但是这次提问的多是县乡基层干部,又怎么理解?)。

QUOTE:

以下是引用老宋在2007-3-5 23:36:00的发言：

    2003年底，我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这里工作环境十二分的优美，绿茵茵的大草坪，华盖一样的参天古树，鸟语花香中的办公楼，仿佛身处蓬莱仙阁。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问我适应不适应？我听了颇为恼火，问题问得太欠水平，那小孩儿都知道啃苹果比吃地瓜有滋味，这从基层转到大衙门还能不适应？除非有“贱骨头”的毛病！

呵呵，早上匆忙浏览之间提了个很早就想问宋书记的问题，而且确是出于善意，危楼一强调，倒使我感到似乎有咄咄逼人之嫌。现在重读老宋之心语，总的感觉不错，但觉得上面这段话说得真有点“欠水平”。俗语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无论在官场的哪个阶层，从鸡头到凤尾好象都少不了一个“适应”过程——而且，这个适应大多不是能力上的适应，而是心理上的适应。当然，一句“贱骨头”，让人觉得老宋对基层工作似乎有了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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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危楼居士在2007-3-6 12:01:00的发言：

这次提问的多是县乡基层干部

还有很多<市县领导参阅>读者的提问,通过邮件的提问,没有发到论坛上

可能有人会认为，没吃过猪肉岂没看过猪走路！县域是个什么玩艺，还不就是山乡农村么！我却要奉劝这些大城市里的专家学者和“大衙门”的长官们：千万不可小视这个“县”。县不仅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域基础，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社会基础。在“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经济境况之中，县域往往就是他们生活秩序中拆不散的“篱笆墙”，知县大人则是为他们当家作主的“父母官”。即使有能力走出家门、闯荡江湖，无论升官发财，还是漂泊海外，直到今天，人们的心目中也多以“县域”为故乡。我们平常讲籍贯、认老乡，包括风土人情、方言语种和饮食习惯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几乎都是“县”的概念。在中国的各种制度建设和文化传承中，县既是地域的范畴，又是亲缘的范畴，更是社会的范畴。研究县制的演化、分析县域经济和政治的嬗变、了解和掌握那些繁衍生息在县域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生活，对于进一步推动当前的改革和开放，贯彻落实新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也许能够起到某种见微知著的作用。

    在中国，县域所平均拥有的国土面积约为4000多平方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简单地讲，目前世界上将近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其版图面积只相当于甚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县那么大。我有一次到新加坡，与几个朋友吃完晚饭后兜风，出租车带着我们沿着边境跑一圈，手中的矿泉水还没有喝完就从东北国门“逛”到了西南国门。司机见我们游兴未尽并且很扫兴的样子，便知趣地拍了拍方向盘说：“Sorry，不好意思！这里可不是你们地大物博的中国，我们新加坡的全部领土只有400平方公里”。我们听了只好友好地付之一笑，400平方公里，不就等于我们县下面一个普通的乡镇么！

中国的县不仅地盘大，而且人口多。 以我们湖北为例，人口超过100万的县，全省便有10个之多。其中，天门以176．3万人为“大哥大”，仙桃160万人，监利144．6万人，麻城116．3万人，枣阳109．9万人，公安107．6万人，汉川106．8万人，钟祥103．5万人，浠水1024．9万人，潜江101．3万人。湖北省县均人口为63．25万人，这个规模在全国尚只能排位“老六”，因为县均人口高出湖北的省份还有江苏（91.73万人）、安徽（76.94万人）、河南（73.75万人）、广东（73.48万人）、山东省（71.81万人），如此众多的县域人口，不说是象梵蒂岗那样针尖大的国家所无法比拟，就连太平洋上许多岛国也是不敢与之相提并论的。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现在共有2030个县和县级市。如果包括那些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地改市”而配套设置的但在经济成份上仍然是农业为主体的“县改区”的话，全国的县、市、区则总数达到2547个。人口规模为9．47亿，占总人口的73．3%。县均人口为45.64万人；国土面积更是占到全国总面积的96%；2005年，县域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9．1万亿元，加上其它相关领域的贡献率，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60%。可以说，县域经济占据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我们现在追求工业化与城市化，如果没有县域制度体系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县域经济发展，恐怕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6 21:24:1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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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行政管理体系看，县是我们国家政权结构中最为基本的一个层次，尽管下面还辖有乡镇一级政府，但国家许多现行的政策与法律明确规定，诸如工商、税务、土地、技术监督、劳动人事、交通等等，包括计划生育工作的执法主体都不在乡镇而在县。所以，县的管理层次虽然比较低，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务和社会责任在这里都有着集中的表现。我曾经在海南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那里的人们常常在饭后茶余“吹牛”的时候拿海口市的企业老板“开涮”，说某天树上突然掉下一个椰子，竟砸伤了9个总经理。实际上，我们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要比企业老板多得多，若到了北京的“大衙门”里办事，基本上没有“科长”这一层，甚至连处长也不能算是“官”而只能算是办事员。但是，中国的干部队伍从上到下都有相对统一的行政级别和工薪待遇，处长与县长属于同等级别的“官员”，没有大小的分界。不过，一个县纵横几千平方公里，少则几十万人，多则上百万人，工、农、兵、学、商等各个阶层无所不有，穷人、富人和不穷不富的人们杂混其间，好事、坏事、怪事每日都在不断地发生，就像重庆的“麻辣火锅”，酸甜苦咸应有尽有，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最为完整的基础社会体系，其承负的社会责任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远不是那些机关里的处长们所能够简单地类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