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与行政建制，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单元和管理层次。虽然县与县彼此之间大小不一、强弱参差、特色各异，横向看来散得像一袋子互不统属的“马铃薯”，但它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就像青藏高原载着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又托着珠穆朗马峰一样，筑铸成国家这个庞杂而高大的金字塔。所以，自古以来，历代封建王朝不论是万国来仪的盛唐时期，还是疆土广阔的前清年代，都极为重视县一级政权的社会地位。尽管县令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论级别远不如朝廷各大衙门内的办事员，论待遇不及皇亲国戚家中的仆人。然而，就这么个小小“七品芝麻官”，一直都是由皇帝亲自任命。为什么？因为一方福祸安危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就系在这个所谓“父母官”的身上。另外，县一级的行政级别虽然比较低，但行政建制和管理职能健全，面对的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触和所处理的都是一些具体而复杂的矛盾事务。所以，历朝历代选人用人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将军起于卒伍，宰相始于郡县”的原则。毛泽东他老人家也曾经讲过，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就能当好一个省委书记。由此可以想象，县一级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2001年，我有幸到中央学校参加第三期县委书记班的学习。同校的“地厅级”班上有在国务院一些委、部、办、局工作的领导干部。彼此之间来往多了便“混”得比较熟，说起话来也不像开始那样客套，甚至还可以相互开一些带刺儿的玩笑。我记得有一次在谈及中国当前的“三农”话题时，好几位司局长们似乎是异口同声地“骂”道，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从来都是正确的，问题就在于你们这帮“狗日”的县委书记没有贯彻落实好，才形成了今天这种困难局面。虽然说话的环境纯属“聊侃”，说话的人也未必是当真，但听话的人特别是作为县委书记的我，心里却是彻头彻尾的不服气。

在我们这个历史以来就坚守中央集权政治的国度里，县一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再怎么“胆大妄为”，也“犟”不过中央的统一号令，并只能在国家法律与政策允许的框架下行动。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为什么会出现政策在传递和执行过程中的走样失真？不能说在我们基层干部队伍中就没有“歪嘴和尚”，但问题恐怕更主要是出在上面。我们的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不说各省的情况千差万别，就一个县来讲，各乡镇之间的情况也往往很不一样。现在，绝大多数政策都是由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制定出台的，而且要全面覆盖960万平方公里以追求统一性。这样就必然会因为各地情况巨大差异而导致无法贯彻执行的局面。基层的同志因地制宜地变通一下，咋就成“歪嘴和尚”啦？如果是这样的原因，那就该你上级政府认真检讨一下这些“经”本身是不是“歪经”，不要老是骂下面的同志是“歪嘴和尚”。这话有些“大衙门”的领导也许不服气，那你就下来当一回县长试试！

有些“大衙门”的领导也许不服气，那你就下来当一回县长试试！

说得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7 21:55:54编辑过]

老宋当年遇到的问题应该不只是咸安的问题，比较普遍了的问题，多都知道根源就是不说的问题，这种现象至今处处存在，老宋的改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意思，儿子在外被强人欺侮找上门来，老宋还要打几下儿子给强人陪个笑脸，这打儿子就是老宋改的性质。

调侃几句，别当真，呵呵

看来老宋是个明白人:明白国情事理,明白乡规民俗,明白权威霸道,明白坏事都是"小瘌痢"干的通识.

但我就是不明白,你的改革成本为什么大多要本来就受委屈的县乡干部去承担?有没有出卖同僚,"哗"农民之"众","取"中央之"宠"的嫌疑?

呵呵，老宋，偶对县域经济的解释就是政府和公民进行交易的最小单位，所以县域绝非表面上看去的农村或者乡村那么简单。

既然是交易，当然要做到买卖公平，即公民对政府提供税收换取等值的公共品。最近正在反复看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其中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巴泽尔在分析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时，总结了地主和农民的合约选择，其中包括了工资合约、定额合约和分成合约，并指出这三种合约的方式是因为交易的双方受到不同的约束所致。对此，我想，政府和公民之间同样也是合约的关系，但是我们有没有可供选择的多种合约呢？现实中如何做到政府和公民有多种可以选择的合约呢？人们选择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选择合约。我们现实的合约体系到底如何改革呢？是人们没有看到可以的选择还是人们无法进行选择？

QUOTE:

以下是引用熟练工人在2007-3-9 11:00:00的发言：

既然是交易，当然要做到买卖公平，即公民对政府提供税收换取等值的公共品。最近正在反复看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其中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巴泽尔在分析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时，总结了地主和农民的合约选择，其中包括了工资合约、定额合约和分成合约，并指出这三种合约的方式是因为交易的双方受到不同的约束所致。对此，我想，政府和公民之间同样也是合约的关系，但是我们有没有可供选择的多种合约呢？现实中如何做到政府和公民有多种可以选择的合约呢？人们选择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选择合约。我们现实的合约体系到底如何改革呢？是人们没有看到可以的选择还是人们无法进行选择？

这个问题你自己都不可说,不能说,就别为难别人了.

    前些年，安徽有一对夫妻作家写了本《中国农民调查》的书，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其中，还把我作为正面的典型以较长篇幅写到了湖北的农村改革。这本书很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有关农民负担的许多具体情况，为广大人们高度重视中国的“三农”问题，促进决策层推动中国农村的税费改革可以说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作家的生活与工作经历的局限性，他们没有更深入地透彻地去分析农民负担之所以日趋沉重的背后，有着许多不以基层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体制性、机制性的东西，而是十分武断地将责任如同倒拉圾一样几乎全部“泼”到了县乡两级政府和干部的身上。这本书给人们的强烈感受是，当年“南霸天”、黄世仁、胡汉山等土豪劣绅不仅没有断子绝孙，而且现在的基层干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们还要坏。按照作家的逻辑推理，因为基层干部极其恶劣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才导致了今天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剑拔弩张”的紧张。我觉得，这本书误导了广大读者，不利于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客观判断与正确分析。

    说到“三农”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恐怕连建筑工地的小包工头都能懂，这就是：农村是我们国家的社会基础；农业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农民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基础。作为一个农民占人口总量70%以上的农业大国，如果农民不能富裕，农业不能繁荣，农村不能进步，这个国家的日子就无法过得顺当和安稳。若用形象来比喻的话，如果我们过不了“三农”问题这个“坎”，县域经济也无法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大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只能是海市蜃楼或者叫做是沙漠上堆砌的大厦，最终必然是一个虚东西，和谐社会也无法和谐起来。

      “三农”问题与县域经济是一根筋上的两个“穴”，痛则连在一起痛，痒也是连在一起痒，谁也离不开谁。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中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县市区，他们实质上就是一体化的。如何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一靠国家宏观政策的积极调整，二靠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创新，三靠我们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埋头苦干。千万不要因为别人骂我们是“歪嘴和尚”和“土豪劣绅”就委屈、就泄气、就把自己的脚包成“三寸金莲”而不敢再挪动半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也是我们咸安政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

    现在，我们有些县市的同志经常跑到武汉，甚至跑到上海、北京的一些大学、研究院或什么中心去请那些经济学界所谓著名的专家学者来作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划与政策咨询，看起来好像在走科学决策的程序，实际上“做秀”的意义大于客观效用。我个人认为，不要去迷信那些经济学界的“精英分子”。我们国家的股市多年来一直遭受人们的唾骂，成为广大小股东伤心的“献血”地和某些社会阶层暴富的“金矿”区，事已至此，铁证如山了，不是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仍在拚命鼓吹吗！吴敬连老先生在经济学界显然属于另类，他的良心驱使他对中国股市说了一点直话，很多“精英分子”便“老虎屁股摸不得”，立即群起而攻之，甚至把“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的那一套办法重新端了出来，让我们对很多专家学者的权威性生出了些许的疑心。

    曾经有人问过我：咸安的改革比较系统，是不是事前已经做了充足的理论准备？我回答说：当然有，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拥有知识产权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此人不服，认为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用手摸不着石头了。我说，那好办，再找根竹竿继续探索不就得了么！“理论”这个东西并不只有城市和高层才能生产，也不是大专学校和研究院所里的那些教授、研究员们才能够拥有的专利产品。过去，我们基层干部一听“理论”两字便自惭形秽，肃然起敬，觉得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后来慢慢地发现，所谓理论其实就是对于社会事物的深入思考和对实践活动的理性总结。把它搞得那么复杂与深奥，多半是故弄玄虚来吓唬我们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的。现在看来，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并不是真本事，如果把复杂的理论简单化，让广大老百姓都够明白领会，那才叫做真正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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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并不是真本事，如果把复杂的理论简单化，让广大老百姓都够明白领会，那才叫做真正的本事

几乎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回答，多是自说自话。

我是非常佩服宋亚平的.对他主持的改革大多数也是赞成的,但主要还是因为他身体力行\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的勇气.

在海南参加一个研讨会时,农业部的一位领导反对他的事业单位以钱养事的作法.我是旗帜鲜明地认为以钱养事的思路是对的,政府服务引进市场机制,是政府与群众良性互动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我认为不仅是事业单位要如此,今后对政府的考核评价都应由农民说了算.要创造更完善\更具有操作性的制度规范.

但咸安的改革由于是个别精英的强权推动,缺乏理论支撑和民主讨论,有三个致命的缺陷:

一是集权产生的问题靠加倍集权来解决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人员为什么膨胀?是权力的自我复制!超编的人都是有权的人拉进来的.权力得不到限制,即使把现有超编的全部清出去,新一轮的超编随即就会开始,不过它会换一种方式,会进到县里来,甚至进到行政单位来。办企业为什么亏损二个多亿?因为随意决策,因为财政滥用!而党政一肩T将使这种权力滥用更加突出！我所了解的情况，由于乡委书记独享绝对权力，部分书记在公推副职和乡镇换届中党同伐异的现象相当突出。我以为，咸安改革党政一肩T是个败着，起了负面的示范作用。

二是缺乏安置的强制性人员分流是让政府的财政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必将会形成倍增效应，对社会稳定将构成极大的危害。人员膨胀突出的是中部地区，因为中部地区缺乏就业机会。不解决分们的生活出路，靠五千元钱是不可能打发他们的，他们挤进事业单位时所花的成本恐怕就超过五千元。超编人员也要吃饭，也要生存。更何况，县级、市级、省级事业单位超编更严重，各级国家机关也是人浮于事，个别有权的人一餐就要吃掉五千元，凭什么用几千元就要一次性端掉他们的饭碗呢？这种思考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大局稳定的需要。这也是很多地方的乡镇改革中人员分流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

三是乡镇职能缺乏总体的定位，改革之后的乡镇政权仍然是随着上级的指挥棒转，仍然缺乏为群众办事的能力、动力和压力，仍然不能有效满足群众需要。这其中主要的问题不是因为乡镇内部的争斗，而是因为来自上面的剥夺。当然，这不是作为区委书记的宋亚平所能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乡镇改革应放到国家总体政治改革的全局中考量，才可能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只有当各级之间权责明确，党政之间界限清楚，群众对乡镇主要干部的升降荣辱具有真正的决定权的时候，乡镇改革才称得上成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10 1:24:48编辑过]

感谢大家的回应，我是忙里偷闲，先把不上网写出来的贴上来，大家的问题我会在回答中说说，有没有回答的问题，我将单独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最后写，感谢大家的关注

对于我们工作在县一级领导岗位上的同志来说，县域经济的情况非常复杂，既有带普遍性的东西，也有很多各自的特殊性，千万不要指望别人能够给你一个现成的包医百病的“药方”。我们长期工作在基层，对县域情况有着极为深刻的了解，这是绝大多数从事理论工作的专家学者们所无法拥有的巨大优势。如今的县一级领导同志一般都经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只要下了真功夫，就会山不转水转，路不转云转，“再远的路程，也能走出那道弯”来。所以，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心。我个人的体会是，即使是专家学者的意见，或抑是外地行之有效的经验，也必须紧密结合本县域的实际，自己思考，自己琢磨，走自己看准了的路子。记得当年在发展县域经济的问题上曾经有两种模式，一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地位的“苏南模式”，一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通过国家主流媒体的宣扬而被各地所广泛学习，温州模式则因为“不合时宜”而遭遇普遍抵制。结果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温州模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形成“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时代大潮。

咸安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对破解当前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难题提供了某种借鉴作用，因而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和移植其经验的过程中把它称之为“咸安模式”。说实话，我不大喜欢动不动就称“模式”，这并不是说县域的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就不存在一些带普遍性质的活动现象和具有规律性的一些东西，而是中国之大，县域之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即使在咸安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并不见得在其他县域就能够生根、开花、结果。所以，一个地方到底怎么改革才好，绝对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办法，而是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紧密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来决定。在这本文章中，我主要是针对咸安的改革情况，尝试对“三农”问题和县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作一些思考和总结。由于智商不怎么发达，加之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毕竟十分有限，不敢说也不能说这些散发在文字中的思考和总结都是正确的，更不敢也不能说在理论上有什么高度和建树，只能作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提供给仍在县市区工作第一线的同志们和那些对县域经济和农村问题研究有兴趣的同仁们作为参考资料，希望能够得到社会上善意的批评和指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