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看了老宋的平静独白，感情上似乎贴近了些。驰骋风云的改革家，也有丰富的平民思想，也有牢骚，也有怨言。

他也是人，也有想干却干不了的事。

确实，老宋的娓娓道来的言辞让人亲近了不少，不愧为做思想工作的。
还是忍不住要问一下：咸安改革如果你有成功的收获，对改革的牺牲品你是否心头有愧？

一、初到咸安

 

     我的个人经历极为平凡：宋亚平，男，1957年11月9日出生于湖北省赤壁市。小学肆业，11岁给生产队放牛养鸭，后来到社办企业护林种茶。开过拖拉机，当过大厨师，还荣获过人民公社文化站举办的群众文艺小品创作一等奖。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86年项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旋即辞去公职，南下广州务工。

     也许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发现我有点不大“正常”。按照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正厅级巡视员的李传青同志的描述：宋亚平似乎有着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总是不按常规“出牌”。当许多人受“官”念驱使挤向党政机关的时候，正在“仕途”中一帆风顺的他却毅然辞职“下海”，孤身赴广东打工；当一些莘莘学子挡不住“外面世界真精彩”的诱惑而纷纷南下经商炒股的时候，他却“洗脚上岸”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面壁三年潜心攻读博士研究生；当房地产狂潮席卷天涯，大批“淘金者”携巨资抢渡琼州海峡的时候，他却接受了湖北省委的选调，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洋浦经济开发区，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贫穷落后的家乡。但是，赞赏李传青意见比较少，在更多人看来，我只是一个政治上很不成熟，社会生活经验非常少，性格有点古怪，而且还不知天高地厚的“二杆子”。

     1998年8月回湖北的第一站是任枣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报到的第一天就闹了个笑话，组织部接转关系的同志认定我的工资单绝对地搞错了：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几千元的月工资”？大家都知道，湖北省一般县市区的领导干部的月工资充其量只有1000元左右。电话挂到海南，那头的人半天搞不懂这头问题的意思。我1999年7月到咸安区任区委书记时，工资水平更低，仅为“前四项”基本工资，即使是把每个月50元的“下乡津贴”等钱加在一起也还不到800元。我扳着指头粗略一算，正好是海南省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所发工资的六分之一。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管工资的科长晚上回家将此事当成故事讲给他老婆听，老婆嘀咕着说：“这宋书记怕是神经有什么毛病吧”！

     似乎像是“下马威”，就在上任的前几天，咸安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并引发大洪灾，全区22个乡镇有2.8万间房屋倒塌，50多万人口中有近10万群众无家可归。齐腰深的正在扬花抽穗中的早籼稻，泡在汪洋一片的黄泥汤中。学习停课，商店关门，几乎所有的大小工厂都被“龙王爷”端了锅。区长王玲同志陪我打着赤脚，冒着瓢泼大雨到各灾区现场办公，安置和慰问灾民，发放救济物品。看到老百姓那一张张无奈而痛苦的面孔，本来就是湖北省38个贫困县中的不幸一员，如此“雪上加霜”，我连头皮都麻了。

俗话说，有祸不单行。继1998年长江大汛之后，1999年高位的“姊妹水”又接踵而至。7月10日，也就是我上任的第二天，省防汛指挥部直接点名要我按照每公里江堤400人的力量配置，率4000青壮劳动力驻守“四邑公堤”。所谓“四邑公堤”是北宋时代中央政府牵头，由当时的武昌（今江夏区）、蒲圻（今赤壁市）、嘉鱼、咸宁四县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的受益面积分摊修筑而成的长江大堤。这里处于武汉市的上游，落差约为3——4米。1998年的簰洲湾溃口，就在这“四邑公堤”的外侧。如果“四邑公堤”一旦出了问题，整个武昌城区将立马面临灭顶之灾。所以，保荆江大堤，保的是长江经北的汉口和汉阳，保“四邑公堤”则保的是长江以南的武昌。汉口、汉阳是工商业重镇，当然得力保。武昌是湖北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更是得死守。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只好与王玲同志分兵把关。她在家里主持工作，指导各乡镇开展生产自救，而我则带着4000名咸安子弟奔赴“四邑公堤”，日夜与洪水对峙，和涛声相伴。防汛是各级政府和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除了主要的防汛器材由政府购置之外，所有劳务活动都是义工性质，还要自带伙食。虽然老百姓也无怨无悔，但想起他们的土地房屋正在泡在黄泥之中，却咬紧牙关舍小家保大家，今年的日子怎么过？恐怕也是无言以对的伤心事。作为区委书记，如何尽到党委和政府的职责，有效地帮助他们度过眼下的难关，零乱的思绪亦随着长江那滔滔浊浪，整整煎熬了我30天，直到8月10日省防汛指挥部解除警戒。

     然而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回应,我慢慢道来

一般来说，上面自作主张的决策，特别是改革性的动作，多为自我考虑。即便是打着宏观调控的幌子，承担决策成本的主要也是他们的下属。这一点老宋感受特别深，因为你经常当冤大头的买单者。那么你的改革主张，是否也让你的下属“冤”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11 15:20:46编辑过]

我1999年7月到咸安区任区委书记时，工资水平更低，仅为“前四项”基本工资，即使是把每个月50元的“下乡津贴”等钱加在一起也还不到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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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那年我在乡镇，到手八百多点。

    然而，更令人揪心的还不止是肆虐的洪水。我带着秘书张拥军，推着自行车走遍了咸安的山乡农村。在调查中还了解到：咸安经济基础脆弱，总量块头小，运行质量低；工业腿短，农业落后；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捉襟见肘；地方可用财力仅5374万元，而13，111名财政供养人口的前四项基本工资就得支出6708万元。同时，历史遗留债务累累：农村基金会欠款3．68亿元，“普九”负债9400万元，粮食亏损挂帐1．5亿元，党政机关办经济实体亏欠2．6亿元，财政赤字3800多万元。区政府作为“被告”一直“官司”不断，各个法院的传票像雪片一样纷飞，王玲几乎不敢出门，小车数次被省高院扣押。为追讨“血汗钱”，建筑包工头经常到学校教室锁门，到镇长家里“蹲点”，闹的学生不能正常上课，干部不能正常上班。特别是那些无法得到兑付存款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储户，更三天一小访，五天一大访，经常围省市政府，堵107国道，甚至冲击京广铁路，成为全省闻名的社会秩序不稳定的“重灾区”。

                          待续

敢想敢做的英才，无愧于书记的岗位，是称职的基层干部。改革是阵痛，是灵魂的革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由于财政窘迫，入不敷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又不能像美国那样没有钱时可以“关门大吉”。干部要工资，办公要经费，逢年过节还得多多少少给点津贴。吃不饱“官粮”怎么办？有些机关、单位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充分利用各种职能权力和附属资源“刮地皮”，千方百计“吃民粮”。工商局局长带队上国道拦车，没料到为几个不知苦楚的记者逮了个正着，旋即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渔政局局长也如法炮制，在国道上截住湖南某公司运往北京的几车鳝鱼，结果被捅到中央纪委，连“乌纱帽”都丢了；某派出所所长为完成罚款任务，让手下干警日夜跟踪辖区内的企业老板，一旦发现稍有情况便立马“现场搞定”；经贸口的主管单位则不断地组织各种各样的升级达标活动，无论最后结果如何，钱可一分也不能少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收到强烈批评投资环境恶劣的“告状信”1000多封。有位浙江温州的投资者在信中说：“咸安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乱拉赞助、乱摊派现象已经到了我们外来投资者无利可图和无法忍受的地步，如果这种‘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做法还不悬崖勒马的话，我们11家浙商将集体抽资退出咸安”。 待续

看完的感受真实、平和，遵行的是解决问题的原则。

难得

d

顶，快点发啊 ，老宋。由此展开，写他20万，出一本书，保证火!

“咸安”的确是"经济基础脆弱，总量块头小，运行质量低；工业腿短，农业落后"。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16 15:34:05编辑过]

初来乍到，没有一个干部群众认识我。人们凭着想象私下议论：目前湖北省市县区委书记中，像宋亚平这样具有博士学历和教授职称的人不多，按照专业对口和用其所长的原则，应该让他到大学里教书育人。也有干部公开宣称：咸安的困难局面犹如晚期癌症病人－－“没法治”。前面几任书记均可谓“神农试百草”，“中药西药”用遍了，但最后都显得有些无可奈何，你宋亚平难道就是“华佗”再世不成？许多乡镇干部与群众则忧虑，说这个宋书记一直在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还先后到很多国家考察学习过，“洋话”说得一串儿一串儿的，适不适应我们内地的县域环境，能不能够与我们“泥巴腿子”打成一片？咱们还真要“骑着驴子看剧本”－－走着瞧。

     紧接着，有两件事儿弄得我哭笑不得：

有味道了。

接着整。

紧接着，有两件事儿弄得我哭笑不得：

一是鄂南地区属于特别方言区（我的家乡赤壁市离咸安仅40公里，半小时车程，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语言天地。赤壁人听不懂咸安本地话，而绝大多数咸安人也听不懂赤壁话），我要求干部在工作中必须逐步学会和使用普通话，认为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问题，也不是简单地为了工作方便的问题，而是反映一个地方改革开放态度与环境的问题。但是，我的倡议遭遇到了许多基层干部的抵制。按照这里的传统的理解，说普通话就是在打“官腔”。他们相互鼓励并互相告诫：“毛主席他老人家革命几十年，官至顶峰，至死仍然还是一口地道的家乡话，从来就不打官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