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出台了一项新规定，今后，无论是北京的建筑企业还是外地的建筑企业，只要是恶意拖欠民工工资，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就有权以一票否决制把这些企业逐出北京建筑市场，不许它们继续经营。此举措有望有效遏制拖欠民工工资问题。 　　拖欠民工工资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每到岁末，平日里唱惯了主旋律的各路媒体，都会无一例外地对此大做文章，作伸张正义状。然而细细思忖，这样的现象当真是有些奇怪的，一幕幕悲凉的故事重演如昨，甚至重演还在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比我们经常重演各种错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些错误本身所蕴涵着的并不复杂的逻辑陷阱。 　　全社会都在声讨欠账者，然而欠账者却并未因此而少一些；全社会都在声援民工，然而每到春节无钱回家的民工却有增无减；全社会都在谴责这种不良现象，然而管理者的监管措施又有多少能切中要害。 　　一个蹩脚的经济理论是：任何人类活动都是有成本和收益的。而事实上，也正是这两者的消长关系决定着事物的发展趋向。 　　在目前的市场状况和监督体制下，我们看到，拖欠民工工资的成本是很低的，因为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即便有，也多属隔靴痛痒，另一方面，拖欠工资的收益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由于现有的工程层层转包等不规范操作导致很多承包商无法从开发商那里准时获得工程款项，但若以此作为拒绝支付工人工资的借口，恐怕是站不住脚的，市场活动中的任何主体都应该有预见和防范经营风险的能力。更何况，有些承包商还能利用民工急于讨钱的心态煽动民工给开发商施压，从而掉转矛头，转嫁风险，试图让自己置身事外。在这样的成本收益比面前，欠账的老板们即便不是出于本意，也至少在意识上没有立即停止这种活动的迫切感。 　　不过，我们应该原谅他们，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错。作为经济社会的一员，我们坚信，没有人可以拒绝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且风险极低的活动，尤其是对于那些资本的狂热追逐者而言。当然，与规则相对应的还有道德，这同样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笔者怀着一颗无比善良并且热爱美好事物的心态揣测，这些欠账者在赖账的时候心里是应该有一些愧疚的。 　　与欠账者赖账的微小成本相比，民工们讨债的成本却是大得远远超出他们承受能力的，究其原因，无非是怕索钱不成反被老板炒了鱿鱼，钱没有要到，反丢了好不容易找到的饭碗。如果忍气吞声，说不定还能指望老板良心发现给一些残羹冷炙，若一不小心惹急了，老板来个携款潜逃，那可真是哭天不应，叫地不灵了。道义上的胜利和社会的支持毕竟是不可以当饭吃的，最要紧的是有钱回家过年。 　　所以，我们同样不应该抱怨民工的懦弱和懒惰，从事一项付出远远大于收获的“非理性”活动，对这些手无寸铁的民工来说，确实是要求过高了。 　　一方是侵占是别人的利益，长期的低成本行为让他们以为免费的误餐也可以成为家常便饭；一方是维护自己的利益，长期的血本无归却让他们觉得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奢望。 　　由此，改变欠账和讨债活动的成本收益比是纠正这种角色错位的不二法门。我们欣慰地看到，北京市的这项措施正是这种做法的有益尝试，把赖账的成本提高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地步，也许那时，拖欠民工工资会成为一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话题。 　　但愿，这不仅仅是笔者一相情愿的猜测。

请克成斑竹发表高见

除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外，还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吧。另外，也不排除的确有一些老板是没有钱，只能拖工资的情况。我们现在的信用情况不好，有些老板做了工程，但就是拿不到钱。毕竟现在工程少，承包者众多。一些老板是垫资搞工程，但工程完成了，就是拿不到钱。这些事社会上也很普遍。

原来我注册的公司用的是“发财”是“发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贪财”。做了栋好大的建筑。欠点民工款算什么啊？一票否决？！没问题。下次叫我的弟兄“贪钱”再注册一个公司就是啦，新公司就叫做“坑人房地产有限公司”好了。原来欠民工的钱，关我新什么事？不准我进入？告死你！